越南, 一場牌局，四名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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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牌局，四名玩家

作者：黎猛雄（ Lê Mạnh Hùng )


   1975年4月，中國副總理李先念於北京舉行慶賀共產黨在南越取得勝利的宴會。故意視河內代表團為“透明” ﹐李先念於會上宣稱中國曾準備遣派一艘裝滿藥品、食物和各種必需品等的船只隨時在南越解放後便駛入峴港或西貢港口。

   越南南方共和政府（指當時之南越共產黨政府，譯者注）代表團團長張如趟 ( Trương Như Tảng ) 對李之說話後來敘述說：

   在宴會上的每個人皆明白李說話中所暗示之意。我們在北京停留期間，中國對我們的態度比對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的熱情得多。顯然他們值此機會來表示其不滿於河內傾向蘇聯的態度並對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暗示中國隨時支持一個獨立於河內的政府。


北京之行


   可是，若北京期望南越共產黨內的某一派可以執行一套獨立於河內的政策的話，那麼他們卻大大失望了。就是自1975年的6月起，河內就急促地執行了一場清除那些存意推行與河內不同政策的人了。南越共產黨政府的掌權人完全落入來自北方的人。

   儘管如此， 1975年9月22日，黎筍和李清毅（ Lê Thanh Nghị）副總理率領代表團前往北京尋求援助。

    此是黎筍首次在越南統一後以國家領袖的身份訪問北京。

   這也是一次對中越雙方來說皆為失望的會晤。黎筍所見的對手是鄧小平 --- 一個曾被軟禁四年後剛恢復職位的中共領導人。

   在宴會致詞中，鄧小平提出強調霸權主義的危險的字眼並呼籲黎筍與中國共同反蘇。

   在回答鄧時，黎筍宣稱﹐若沒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的支持，越南是萬萬不能取得勝利的。換言之，黎筍拒絕了中國共同反蘇的提議。

   雖然如此，黎筍仍然向北京求助，期望可得到有如1973年之前的援助額。當然北京不會答應。

   1973年，當周恩來要求黎筍在以後的幾年裡停止南越的戰鬥之時，周還答允河內將會繼續在未來的五年中獲得正如1973年援助數量。可是這次黎筍重提周的諾言時，中方直接地拒絕。在9月24日會見黎筍時，毛澤東坦言對黎說：

   阮文紹政府留下了極大數量的武器、飛機、戰艦和倉庫等。現在你們不是最窮的國家。我們才算最窮的國家。我們有八億人要吃飯。

   那時周恩來正病重，國家日常事務則由鄧小平一手包辦。與周恩來的不同，鄧對越南沒有甚麼個人的緊密關係，例如周恩來與胡志明那樣。正因為如此，鄧對越南的態度比其他中國領導人顯得更為強硬。




海島主權問題


   於9月24日的會晤中，當談到黃沙和長沙群島（中國稱為西沙和南沙群島）時，鄧黎兩人已發生了意見衝撞。

   1958年，當中國宣布其擁有的領土包括黃沙、長沙群島時，河內並沒有反對。相反，范文同在致周恩來的信函中寫道越南民主共和國“承認” 和支持中國關於領土領海的公報並 “尊重 ”此決定。

    1974年，當中國從南越西貢政權的手上攻取下黃沙群島之時﹐ 河內當局卻保持沉默，沒有任何的反應。可是在取得南越後，河內曾公開宣布擁有該兩群島的主權。

   在9月29日與黎筍會面時，鄧小平曾大發雷霆，對河內的報刊渲染反華的言論而指責黎筍：

   我們一點也不歡愉當看到那些報刊。你們只強調來自北方的威脅。對於我們北方的威脅是蘇聯在我們北方邊界的重軍駐兵，而對於你們是意指中國。

   顯然自那一刻起，鄧小平對河內當局懷有極大的憎恨，鄧稱它為 “忘恩負義 ”。

   黎筍離開北京前，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黎亦沒有對主人家作答謝宴便揮袖而去 --- 在外交慣例中一種極不尋常的行為。河內和北京已經向世界公開他們之間的分歧。




印度支那的 “特殊 ”關係


   1975年11月，河內為統一南北的問題而舉辦了全國協商會議，同時還把寮國和柬埔寨拉入由越南領導的特殊關係圈裡。

   1976年2月，寮共總書記凱山-豐衛漢（ Kaysone Phomvihane）訪問河內。2月12日凱山-豐衛漢和黎筍簽訂了越寮友好合作的特殊關係條約並宣佈對 “帝國主義和反對派採取共同的行動 ”。

   該聯合公報還稱將增強 “寮、柬和越南之間的友誼關係 ”。對於波爾布特來說，該公報表明了河內對金邊的警告：越南不允許柬埔寨與中國結盟來反越。

   1976年初周恩來和九月毛澤東相繼去世後，中國高層陷入了動蕩的爭權奪位的狀況。

   1976年10月華國鋒 “清算 ”了四人幫後，跟著便亦發生了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權力爭奪戰。

   在那個時期，中越關係正懸於半空的狀況。兩國仍保持外交關係，中國仍對越有所援助，但數量顯然比以前少了許多。而在邊界上的衝突卻日益增加。

對美國的試探

   那時，被夾在兩位大兄的爭執中，也認識到蘇中兩國對自己的援助有所減少，河內設法與各西方國家聯繫，尤其是美國。

   占美-卡特在1976年的總統選舉中勝出﹐對河內來說是大有希望可獲得美國的援助 --- 尼克松在巴黎協議中所曾作出的承諾。可是， 1977年初理查德 -何布克（ Richard Holbrooke ）和潘賢（ Phan Hiền）於巴黎的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毫無進展，河內因勝利衝昏了頭腦，仍然堅持美國必須作出戰爭賠償後雙方才實行外交關係。

   與此同時，河內與金邊的關係日愈惡化。赤柬已經殺害和驅趕在柬生活的越南人並且 “清算 ”黨內的親越分子，從1977年4月起，赤柬的武裝力量跨境攻擊越南。

   那時，一場冷氣候襲擊北越地區，導致稻田大面積的糧食失收。河內呼籲聯合國和各友好國家伸手援助，但各方的反應則十分冷淡。

   河內急促地合併南、北兩方和把前西貢政權有關聯的人員集中帶往 “學習改造 ”的政策皆使到西方國家要遠離河內當局。




跟隨蘇聯


   1977年6月，越南共產黨中央會議決定轉向。對內，河內推出在南方實現工農業集體化的計劃。在外交方面上，河內決定緊跟蘇聯和準備攻打柬埔寨。

   1977年10月，黎筍飛往莫斯科。他與勃列日涅夫達到一份新的協議：蘇聯對越南提供兩艘潛艇、一艘驅逐艦、數艘巡邏艇和四架米格21型飛機。相應地﹐河內把從南越獲取美國留下的武器運往蘇聯的新兄弟國家埃塞奧比亞 ( Éthiopie )。

   離開莫斯科十日後，黎筍飛往北京，期望說服北京放棄支持赤柬。可是雙方的會面變成一場指桑罵槐的爭拗。

   在歡迎黎筍的宴會上，華國鋒宣布：中國堅決與受帝國主義者和掩飾在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帝國主義者干涉、威脅或者侵略的其他國家結盟，并且將成立廣泛的統一陣線來共同反對霸權主義。

   黎筍在致詞中也宣告：越南一定不允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力量侵犯越南的獨立和自由。

   兩國披著美麗的外交大衣卻日愈被撕開。

   黎筍的北京之行所導致的後果是使北京決心全面傾向波爾布特一方，而在四人幫倒臺後不久﹐中國亦曾一時意想疏遠赤柬。




明顯的衝突


   邁入1978年，中越關係日趨變得緊張。

   3月20日，河內開始展開鎮壓越南華人的戰役。以打擊買辦資產階級為借口，逾千名的武裝公安人員和軍人包圍了西貢的華人聚集區堤岸，逐家逐戶搜索黃金和登記他們的財產。

   在南越的反資本工商的行動打出了河內對北京公開衝突的信號彈。

   在後來的日子裡，成千上萬的華人開始受到壓力要離開越南。從1978年夏日起，在南越多個省份的公安人員開始組織並放手讓華人（和一些自認為華裔的越南人）乘船出海離越，因此變成為一場巨大的移民浪潮，而在頭兩年中﹐已有近一百萬人離開越南。

   正如一場希臘悲劇的演出，越南、中國和柬埔寨日愈更走近戰爭而各方心底裡皆不十分愿意看到。

   諷刺的是，正是此刻﹐美國 --- 以前北京和河內加強結盟為驅逐它出印度支那 --- 而今又重新被中越兩國 “邀請 ”返回該舞場。


   7月5日，美中於北京碰頭，討論雙方的國家關係正常化問題。

   7月7日，河內提出於華盛頓展開美越談判，並正式放棄要求美國戰爭賠償作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

   九月份，越南外長阮基石（Nguyễn Cơ Thạch ）飛往紐約並求見理查德-何布克。在那次會面中，阮不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要求美國同意發表聯合公報表示兩國將建立外交關係。

   此時，美國政府內主張與越南親善的一派斯洛司-萬斯 ( Cyrus Vance ) 、理查德-何布克和贊同傾向中國的布爾澤金斯基( Brzezinski ) 發生爭執。最終，卡特聽取布爾澤金斯基, 美越關係正常化被擱置一邊。

   失敗於華盛頓後，河內決心更靠近莫斯科。

   1978年11月3日，黎筍與勃列日涅夫簽訂25年長之兩國經濟和軍事合作條約，並且越南加入東歐經濟互助會。

   12月15日，卡特宣布與中國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

   12月25日，越南發動侵略柬埔寨戰役。

   中國所意料不到的是，赤柬的武裝力量在河內的進攻下迅速潰散。

   在短短的兩週內， 1979年1月7日，金邊失守。面對上述的情況，中國派遣一代表團前往泰國開會討論為赤柬打氣，提供援助讓赤柬繼續展開游擊戰抵抗越南。

   同時，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訪美，與卡特會晤。

   在卡特的默許下， 2月17日，中國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開啟了越中關係的另一新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