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南泥湾--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

(最后二章)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
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
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
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
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
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
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
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
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
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
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
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
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
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
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
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
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
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
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
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
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
《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
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
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
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
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
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
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
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
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
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
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
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
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
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
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
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
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
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
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 举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
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
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
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
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
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
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
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
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
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
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
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
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
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
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
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
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
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
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
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
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
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
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
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
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
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
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