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中华文明的质疑
作者：王明兵
一万日元的福泽谕吉头像
对中华文明的质疑与“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这一儒家崇拜主义心理的动摇，早在日本江户中期的徂徕学派和国学家本居宣长的笔下显露端倪。尔后的西周，亦对儒教的虚学成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有“东方伏尔泰”之誉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则几乎习惯于对中华文明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洋文明的全盘肯定。中华文明的横遭贬斥甚至秋扇见捐，其标志之一就是福泽的极端性命题——“脱亚入欧”论的和盘托出。
在福泽的众多论集中，能够支撑起“脱亚”论的乃是被世人奉为圭皋、亦能够代表福泽思想精粹的《文明论概略》。福泽以为，文明的目的和标志，乃是国家的独立。易言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福泽对中华文明滋养日本2000余年、深深地影响并征服了日本人的事实，无疑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与今日欧洲相比，中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显然已落伍于时代。惟此，“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起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在这个用以衡量文明、半开化、野蛮的西洋天平上，中华文明昔日的光辉耀彩顿逝，而只堪与日本同位于半开化国家行列。
“利害得失”功利基准的导入，使得浸润日本恒久的中华文明主干精神——仁义道德和礼仪法度，自然难以免于被否定的命运。福泽的批评是：“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就举行群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不宁惟是，福泽对维系中华文明精神一系的儒教孔子亦是挞伐有加：“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的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解构和诘难，对儒家礼教的质疑和批评，使中国固有的“礼义之邦”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了福泽的矛头指向：“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近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当上述中华批判和蔑视走向极至时，《脱亚论》于是乎出笼。在被众多学者目为代表福泽中国观和亚洲认识的这篇鸿文中，他的一个基调性的发言是：“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且“今之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惟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恶邻于心念也”。福泽在西洋文明的镜鉴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滋养过日本的中华文明，从日本的历史文化中悉弃。事实上，进入近代时中国的落后性，人所共睹，这一点，连中国自己亦从不讳言。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书上之所以称魏源、林则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和孙文等人为“有识之士”，表明中国文化当中并不缺乏这种反省。甚至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曾反复多次地以正面形象进入过这类反省当中，如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等不一。但是，如果说福泽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批判言论尚有其激励价值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对华诟骂甚至兵戎相加，却无论如何无法让人相信，他的说教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所谓道德的正当性和国际关系的正义性。
本文摘自《古代文明》2008年第04期 原题：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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