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泽东为何“批邓”：有人要算文革的账

1975年毛泽东为何“批邓”：有人要算文革的账   

    核心提示：这样，“批邓”就从开“打招呼”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清华大 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本文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九大到十大期间，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形成了对外关系的新格局。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十分严峻。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在南越的美军达到五十多万人。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常常侵入中国的领空 和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次都提出警告。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武装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六小时内占领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事给中国刺激很大，更使中国把苏联的军事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的重点来考虑。
    
    就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夜，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原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 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连。”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23页。它历来都由黑龙江 省虎林县管辖。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大批苏联军人乘坐装甲车和汽车分两路侵入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打死打伤多人。中国边 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十五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射程炮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 防部队三次打退了对方的猛烈进攻。这件事震动了世界。
    
    九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委托长期靠边站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向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当时，最迫切 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中美、中苏之间会不会发生大战？二是苏美两国比较起来，谁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更大？三是对打开这种局面有什么新的设想？
    
    这四位老帅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进行了六次讨论，由熊向晖记录并整理出向中央报告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经周恩来 报送毛泽东。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还不大。”它判断：“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 理由是：（一）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加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 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二）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于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 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三）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 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报告还作出一个重要判断：“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 大顾虑和困难。”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85、186页。
    
    当时从国际关系的全局来看，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 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到处伸手。而美国先是深陷于侵越的泥潭之中，后来又为侵越战争的‘后遗症’所困扰。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韩念龙主编《当代 中国外交》，第214页。这种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新态势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状况。苏联当局确曾有过对中国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设想，而美苏之间的矛盾超过了美 中之间的矛盾。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 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 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的重视。他那时接触实际很少。在他看来，毛远新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在八月间和十月间给毛泽东两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 题。信是通过邓小平转送的。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人。
    
    这一点触动了毛泽东晚年最敏感的问题。他曾多次说过：这一生中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后来也 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他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而且“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九年了，所以他提出“要安定团 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支持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并且批评江青等人；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异常关 注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毛远新的 话，刘冰等的信，恰好触动他内心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所以会突然发生逆转的原因所在。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 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他所说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他认为刘冰 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 刘冰。”
    
    毛泽东要求由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他还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在内心充满矛盾：不是要打倒邓小平，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 大革命”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 认识，使其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难以再唱反调；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使他“有个转弯”的机会，但邓小平却以“我是桃花源中人（指他被打倒六年， 脱离运动），不了解”为词，委婉地拒绝主持作这个决议。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 ‘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 最后原则。”
    
    这样，“批邓”就从开“打招呼”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 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 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是，邓小平一年来主持的整顿工作深得人心，各地、各单位的绝大多数人对这场“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抱着不满和应付的态度，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原来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去浙江和上海的情况下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 的，这时王洪文回到北京，邓小平在十一月十五日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工作。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可见，毛泽东此刻的心情仍陷于难以摆脱的矛盾 之中，而且对王洪文已经失望，不愿将权力交到他和“四人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