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批张国焘为何心中不服

来源: 千里于 2012-04-05 12:33:5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7123 bytes)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批张国焘为何心中不服

1969年开九大，毛主席在大组召集人的会上讲到这段历史，赞扬了彭德怀和叶剑英。尽管彭德怀早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如果叶剑英不及时把张国焘的‘密电’送来，我们都成了俘虏了。”毛主席在冷落其他“二月逆流”的老帅时，还是安排叶剑英当了政治局委员

老高按：我今天想推荐的文章，是《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的第五章：“红军两大主力分裂”。
程光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将军的儿子。这部著作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父子问答的方式，让邱会作口述从14岁参加革命，到“文革”前夕批罗瑞卿的40年间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前一段时间，经本书作者授权，明镜历史网（http://www.mingjinglishi.com）从他这部著作中选载了第五、第十六两章（第十六章的题目是“调到北京工作”）。并预定从《新史記》双月刊下一期起，选载第三章“‘左’倾路线下的瑞金”和第十七章“新军委成立”。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本书作者程光，又名邱承光，1946年生。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这里选载的该书第五章，讲述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从欣喜若狂地会师，到在诡异戒备的气氛中分手、险险乎兵戎相见的经过。前几天我曾经在博文中简短地介绍了关于长征途中张国焘是否真的发了要“武力解決”中央那封密电的争论，邱会作在这篇口述历史中，也涉及这一问题。他通过大量的细节，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到兩大主力的官兵之间如何猜忌、防范，几次酿出事端。
关于两大主力红军分手的经过，从“文革”前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丛书中许多篇章，到“文革”后许多老帅老将（尤其是徐向前）的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任何人的记忆和讲述，都不能保证绝对符合历史真实；邱会作对儿子讲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抵近的观察点和鲜活的现场感，是一份难得的参考史料。

红军两大主力分裂

程光，《历史的回顾》第五章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汇合

子：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由江西出发，最初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发展。是什么时候想和红四方面军汇合的？
父：红军长征越过湘江后，想到湘西去的意图就被敌人发现了。红军受强力的阻挡进入了敌情略弱的贵州，想建立根据地，由于敌人追来了，敌情严重，我们退出遵义向北前进，要到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
子：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没有南下接应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错失机会。
父：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提前南渡长江迎击红军，同时蒋介石“中央军”追击逼近了。中革军委决定不与川军硬拼，回师贵州北部，再向黔滇川交界处敌人薄弱地区前进，后来向北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大雪山，终于在1935年6月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两河口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子：史料说，红军汇合时，红一方面军不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
父：我们这边人数只比这个少，他们要比这个多，当时没有严格的统计。我们长征到这儿，走了八个多月了，一直在敌人围堵追击之中，疲惫不堪，东西丢的差不多了，而他们刚离川北根据地不久，装备好，粮充足，遇到的敌情少，部队很整齐。
红军两军汇合，力量增大了，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得难以形容。军委直属队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会合时，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兴奋得手舞足蹈。那天，我们比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到得晚，但我们的住处已被他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到，他们就把做好了的饭（面做的饼）和肉菜大盆大盆地送过来，两边的人一起会餐。晚上，大家聚在一块说笑，到深夜也不肯散去。红军汇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从我们负责接待看，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
子：那次会上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的战略是集中主力向北前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父：之后红军并没有行动，张国焘等人与党中央在发展方向上有矛盾，他们不愿意北上，双方的关系很微妙。
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很少上我们的门了。我们去，也不如以前那样热情，来往减少，感情疏远了。其次，他们对我们不礼貌，不断发生摩擦。例如，我们警卫营上山搞到的粮食，还没拿回来就被他们夺去了，我们忍让才没有冲突。再有，他们说一些讽刺话，“红一方面军穿得破破烂烂，像要饭的，哪里像军队。”“一方面军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干部连的女同志）“再打仗，谁的兵多谁就为主指挥。”对这些话，我以为是他们的作风问题，我向刘伯承参谋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这些，他说：“你懂得什么叫军阀主义吧，我们共产党里难道就没有？”刘参谋长向来说话随和，他这时态度很严肃，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子：两支红军汇合后，重新进行了组合，1935年8月初，红军分成了右路军和左路军。
父：这里有作战上的考虑，也是为了团结。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过来任右路军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等组成，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过去，和新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共事。中央直属队跟着朱德到左路军的人不算少，而我们留在右路军的则很高兴。
红军要继续北上，中革军委制定了松藩战役计划。张国焘公开不反对，但行动迟缓，结果贻误了战机，红军未曾打松藩。红军分为右、左两路军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编在一起，接触多了，分歧渐渐明显。
子：这样的分歧主要在体现在什么上？
父：最初，是底下议论。我和四方面军干部交往时常听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论，指责中央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过去听‘洋人’（李德）的，现在听‘秀才’（毛泽东）的。”“你们从江西逃到这里，还要向哪儿逃？”“南下好，北上没有出路。”一方面军的干部反驳他们，主要的人物也说了话，在我们这边的人中间流传。彭德怀敢做敢言，公开反驳：“你们说毛泽东不高明？你张国焘还比不上老毛呢！”林彪说：“毛泽东的高明，我看见了！你张国焘的高明我还没有见过。”为了照顾大局，党中央对张国焘耐心说服，甚至有些迁就。由于两军貌合神离，红军由两河口到松藩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蒋介石完成了追击堵截的部署，发出“要把红军消灭在川西”的狂言。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红军内部不团结的气氛一时被掩盖了。

红军的重大分裂

子：什么时候，分裂又酝酿了起来？
父：上面的内情我不清楚，从外表上看还是正常的。中央纵队过草地以后在巴西住下，右路军总指挥部住在附近一个自然村里。第二天，参谋长叶剑英叫我去交代了三点：1、在这要住一个时期休整，恢复体力；2、加紧筹粮。如有困难，可以找三军团帮忙（一军团离这里远），其他部队不要去找；3、要恢复军队生活制度，不能再像过草地那样散漫了。
右路军在巴西住了段时间，吃得饱，休息又好，人们就有些闲情逸致，三科成了一些人聊天的地方，常来的有林伯渠、邓发、李克农、黄克诚……三科吃的东西多，只要这些人来了，我就叫人做饭做菜，边吃边聊，一坐就是大半天。李克农、黄克诚把我当成了“小老弟”，很亲切。张国焘不愿北上是经常谈论的话题，大家对张国焘意见很大，却没人在嘴上说破，但我心里明白，而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双方的巨大矛盾。比如，中央纵队和右路军总指挥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间有一块二十几亩快要成熟的麦地，叶剑英叫我派人偷偷把麦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军的人抢割了去。我叫警卫营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时一夜割完，收获二千多斤，一点也不给四方面军。由此可见，双方不仅成见很深，彼此还存在戒心。
子：可是这种互相的戒备，突然暴发了。你当时正在中央纵队，之前没有迹象？
父：1935年9月9日，叶剑英参谋长匆匆地从司令部那边到我们这儿来了，没多久，各位中央领导人被叫到毛主席那里，像是开会议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到这儿休整后很少有把所有领导人都叫去的。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通讯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的肖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地呆坐着在那儿。
会议开始后林伯渠说，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涉。他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态度非常强硬。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徐、陈会执行张国焘的命令。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北上；2、行动前绝对保密，对外说是明天上山打粮，先不告诉红四方面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过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的行动，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强迫、打骂；4、我们现在就秘密做准备，凌晨三时准时出发。
子：从你的职务来说，中央纵队准备开拔，别人可以暂时保密，到时候说走就可以走，而你有很多具体的事要作。
父：我返回后立即召集三科开会，布置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紧张的样子我历历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胁要立刻离去的紧急措施。有人发现这是大搬家的样子，对明天“上山打粮”怀疑，在瞎猜乱问。我制止了，要大家坚决执行命令。准备之中，曾希圣找我商量，说他的通信部门要晚些时候才能收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问时间这么紧迫，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要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一起走。
大概在晚上10时左右，曾希圣按事先的约定，向右路军司令部叶参谋长打去了电话，称“中央纵队这边的通讯设备发生故障了”，请他立即过来处理。
后来叶剑英对我说过，那天他回去就向徐向前、陈昌浩汇报了中央纵队明天“上山打粮”的布置，他想到右路军只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他派吕冀熙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偷拿到手。晚上，叶剑英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说，要去察看通讯设备的故障，脱身了。
子：叶剑英安全地来了，你们出发顺利吗？
父：开始很顺利，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嘛！
中央纵队9月10日凌晨二时半出发了，黎明时到了红军大学附近，他们还没有吹起床号。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随着毛主席先走，不声不响地过了红军大学，在一个小山坡上坐下等大部队。毛主席叫我去把三军团的人找到这儿来。那天，彭德怀派了红三军团一个团的部队在红军大学附近隐蔽，如果红军大学和三十军捣乱不让我们走，这个团就全力保卫中央纵队。但彭德怀不放心，又率三军团主力赶到了。我找到彭德怀，叫他到毛主席那儿去一下。
天蒙蒙亮时，中央纵队的行动被发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出校门来查看，李特原来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大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四方面军的，因此李特在那儿说了算数（四方面军部队是一方面军的三倍，红大的学员也是这个比例）。李特手持驳壳枪，气势汹汹地出来，在校部门口卫兵站岗处和彭德怀相遇，李特对着彭德怀骂：你们这伙不要脸的逃跑主义！从江西逃到这里还不够，还要逃。你们不知道打仗，只知道逃跑，你们要带部队到哪里去？
子：彭德怀那个暴躁脾气，还能任听李特这么说？
父：彭德怀骂李特：我们执行中央的决定，北上抗日，你们要到荒无人烟的川西去，你们才是机会主义！
李特说：像你们这点战斗力，还能抗日？你们是去当俄国人的走狗！
彭德怀发火骂了：你他妈放屁！就懂得搞分裂，搞军阀主义……
李特下命令要司号员吹集合号，准备战斗，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持枪上来了。只要李特发令，他们就动手。彭德怀见状立即拔出手枪指着李特说：我的部队就在你们周围，谁敢开枪，老子就先枪毙他！
李特对彭德怀的火暴脾气了解，不那样凶了。此时，学校里有个挎着短枪的人急忙跑出来向李特报告说，一方面军的学员都走了，附近发现了大量红三军团的部队。一听此话，李特态度就软了。
毛主席休息的小山坡离争吵的地方不远，他向前走了几步，对李特大声说：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你是知道的，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一定要先执行。我们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我们会团结起来的。
叶剑英赶来向毛主席说，中央纵队过去了。毛主席挥手叫彭德怀不要理睬李特，去带好自己的部队。
子：这是你这里的情况，其他地方没有发生阻拦吗？双方这么大的分歧，这么多人行动，少不了发生摩擦。
父：后来听说，那天凌晨我们过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就发现中央纵队有行动，单独北上了。四方面军有人曾主张用武力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徐向前说了关键的话，是他重大的功绩，被载入了史册!
离开了红军大学，毛主席一路与叶剑英步行，边走边说向前赶中央纵队本部。以我观察，毛主席是既沉痛又庆幸。沉痛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代价，实现了红军会合，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分裂了。庆幸的是，这次没有造成流血。毛主席原来从不当众公开说张国焘什么，此时他说了，他说建党之初就认识张国焘。张貌似虚心，实际很霸道。四方面军农民思想浓厚，这在自己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对更大的斗争就有局限性。
子：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这么少的人在大部队后面走，不怕有人追上来？
父：我们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尾随而来，像是有什么行动，我们带的警卫人数少，我很担心。
毛主席看了看说，别管他，我们走我们的。但那支部队跟着不放，喊话一问，是红四方面军军事法院的。毛主席就地坐下来休息，要我去请他们领头的人过来。我稍微靠近，他们立即子弹上膛，准备战斗。我向法院院长（名字佚失，是个双腿残疾的人）说明来意之后，他命令部队保持战斗姿态，自己坐在一乘轿子上，在四个持枪战士保护之下过来了。
毛主席和蔼地问他，院长板着面孔说，红四方面军法院在两军汇合后划归中央纵队指挥，他们是按昨天下午的通知跟过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走是违命，怕被消灭；走，也不行，他们不愿意离开四方面军。
毛主席说，我们北上抗日，张总政委不愿去，那你们就回他那儿去吧。
院长听到很吃惊，迟疑了一会儿，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对张主席（张国焘）说？
毛主席说，四方面军的人谁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诉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你们将来还是会北上的。我们先走一步，等待你们来。
子：毛泽东的这句预言后来实现了。
父：一年后红四方军第二次和中央会合了。巧的是，我在陕北保安县吴旗镇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长，我迎接了他们并且布置宿营和发粮食。那个院长于抗日战争中在山东牺牲了。
中央纵队经过两天的行程到了俄盖。先行到这里的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走出了十几里来迎接我们。他们以迎接“凯旋英雄”的样子迎接党中央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搞了联欢和会餐。林彪请中央领导和机关人员一起席地会餐。吃的青稞面做的饼子和少量肉同野菜煮的汤菜，非常热闹。
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公开批评了张国焘。他还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民抗战才是出路，我们党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快一年了，深感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我们可以北上建立新根据地。我们还有革命的“本钱”，北上的部队有百战百胜的红一军团和三军团，有优秀的军事家彭德怀、林彪同志，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子：毛泽东别人没提，就是提了彭德怀、林彪？
父：是的，是高度赞扬呀。
子：这次红军分裂中帮助毛泽东度过难关，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的作用大了。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相继成为了最初的三位国防部长，是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人。
父：我想毛主席一直记得他们这一功劳。1969年开九大了，毛主席在大组召集人的会上讲到这段历史，赞扬了彭德怀和叶剑英。尽管彭德怀早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他还是强调了他们的功劳。毛主席还引宋太宗的话说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如果叶剑英不及时把张国焘的‘密电’送来，我们都成了俘虏了。”毛主席在冷落其他“二月逆流”的老帅时，还是安排叶剑英当了政治局委员。
子：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这在史料上是公开的，对张国焘进行了严厉谴责。
父：哪只是嘴上说说他了，我们已经没有力量和他斗了。
北上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只有四千多人了，合编为“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军团部队编为一纵队，林彪兼司令，辖二个师，一师师长刘亚楼、二师师长陈光。红三军团部队编为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因为兵少，下面就没有师了。中央和军委机关编在一起，又叫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我在叶司令员领导下管理三纵队行政生活。叶剑英是客家人，在瑞金我们就认识，长征中他对我熟悉了，以后我们关系一直密切。
中央率陕甘支队向北继续前进，行前开了动员大会，由周恩来讲话。周恩来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曾是中央最高权力“三人团”之一。长征过了雪山后周恩来病了，睡在担架上不能视事，到了俄盖才好些。这时党内发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大会上讲话，体现了中央北上的决心。
周恩来主要是讲了北上抗日，并且批判了张国焘。当时，毛泽东的地位远不如今天人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么高，周恩来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能这样反对张国焘，是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

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

子：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经历了三过草地的波折之后，终于和事先汇合的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了，到达了陕北。红军三大主力汇合了。
父：对此毛主席早有预料。我记得他说过其中的道理：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前途。刘湘（四川省主席）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视蒋为敌。现在四方面军回去，刘湘积极反对他们才能生存。如果刘湘对付不了，蒋介石一定借反共为由进川。刘湘只好和蒋介石一起反对四方面军，不许他们呆在四川。四方面军最后还会北上。
子：后来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和批判，这在党史和军史上是大书特书的。
父：从我的实际体会来说，效果并非如官史上说的那样，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这是不服的。
子：你是指多年前，是毛泽东去世后？
父：不，就是当时。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是在1937年我上抗大时。
我进入抗大二期学习，其中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我所在的二队学员近百人，都是团以上干部，其中四方面军的约占三分之一。他们精神压抑，很少说话。中央进行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他们认为是整他们，来学习就是来挨整。
子：你们在一起的生活中也能体现这种矛盾？
父：从我们学员来说，是团结的。我在二队被编在第三组，和同组的余秋里（来自二方面军）、伍书普（来自四方面军）三人一间窑洞。余秋里战斗负伤去掉了一只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学习期间不许带警卫员，招呼他的事，吃饭、打水、洗脸等，就由我和伍书普帮助。至于出公差、打扫卫生、整理内务，也由我俩代劳。我们来自红军三个不同的方面军，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睡一炕，亲如兄弟。
大家虽然感情亲密，可是在学习中，一遇到那个问题，或是影射到了，矛盾就来了。
二队在学习中曾就一件实例进行讨论。是一个连指导员（原一方面军的）讲政治课时提问一个原四方面军的战士，“是毛主席好还是张主席好？”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主席好！”战士忠厚朴实讲心里话，受到了惩罚。讨论中，一、二方面军的人认为战士非常错误，而四方面军的人对于用这样的实例进行教学很愤怒，多数人不吭气，也有反抗的。伍书普就说：“张主席总有好的时候嘛！”
二队队长倪志亮和支部书记谢富治的意见不一致。谢讲张国焘坏，而倪闭嘴不说，实在憋不住就吼一声：“都光杆儿了，还有什么军阀主义！”这句话被支委会抓住了。倪是四方面军参谋长，谢是师政委，倪的下级，他对倪不批评，而我们几个支部委员指责倪志亮，可他双眼一闭，不理睬。
子：在我看来，谢富治不只因为曾是倪志亮的下级才那样，他心里会有看法，是一种不表态的表态。
父：倪志亮越是被说成是军阀主义，越要给大家一点颜色看。1937年2月很冷的一天早上，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紧急集合把全队带到操场训话两小时，学员们没有准备穿得不多，冻得哆嗦，冻病了好几个。事后支委会指责倪是故意整人，并向校部报告要对他斗争，教育长罗瑞卿批准了。全队斗争了倪一整天，要把他的队长反掉。倪见形势不妙，向朱老总求救。朱德来了，讲三个方面军的干部要团结，劝大家把事情过去算了。在朱德的压力下，倪志亮做了检查，虽然是应付，但他怕了，以后什么事也不过问。哪他还是不同意中央反张国焘的某些作法嘛。
子：除了学员中的这种争议，当时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想要“劫持张国焘出走”事件，是一些重要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所为。
父：为了揭破这件谋划，我还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1937年春，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少数人曾参与要劫持张国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们的活动校保卫处早有所闻，以为是少数人想结伙出走，并不知道要搞走张国焘。为了侦破该案，保卫处的科长陈福生到二队来学习，在学员中组织了侦察小组，有一队张元寿、二队的我和黄克功、三队李某（名字记不起了）共五人，陈福生是组长。
我们侦察小组听了情况介绍，一队学员许世友（四方面军军长）、洪学智（军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张国焘搞到陕南去另外组织红军，有二十余人参与。从这可以看出，中央对四方面军干部的政策很有问题，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很有威望。
子：他们的谋划，很快就发现了？
父：起初侦察毫无进展。一天，我和黄克功等人在延安北门的城墙上玩，无意中发现了二队学员徐长勋（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四局局长）、三队学员张大华（原四方面军营长）等七、八个人由城墙脚下的水洞里出来，见了我们就慌张地走了。我们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约一米五高，一米多宽，是雨季时城里向外排水的通道。洞里有烟头、花生皮等杂物，可以判断那儿有过多次活动。我们向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汇报了。
第二天周兴召集侦察小组开了会，他说，此前已经有人举报了他们的活动。这次的新发现更证实了情报，上级决定拘留张大华进行审讯。
张大华被捕后供出一些情况：几个月以前，他们传达了张国焘的指示，再创造一支红军和根据地，四方面军多数人会来投奔，先要秘密准备。他们最近开了会，分工和谋划如何走，已对延安城的地形进行过侦察，城的一边是延河，西边是凤凰山，其余是城墙，只有那个水洞可以秘密出城。行动时在城内的钟楼放火，乘着混乱出城，然后直奔陕南。走的人都要带好自己的枪，带上警卫员，子弹准备要充足。
那时，干部的枪支由自己保存，有的人有几支枪。他们几十个人有相当的战斗力，少数部队很难拦阻。案件正在破获的时候，我患病发高烧休息了几天，行动没再参加。后来的事，如逮捕许世友等人，毛主席释放了他们等情况，多有文章记载，你可以找来看看，我就不赘述了。
子：你不再说了，可是别人却一直在说。你的老邻居、老朋友王树声大将的大儿子，和我是从小一起上学长大的朋友，可谓无话不说。至今，他们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后代子弟，对此一直在说。红四方面军原主要领导也在说——是徐向前、李先念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是国家主席呀！
父：他们主要说些什么？
子：是抓住了那个电报，说是根本没有张国焘那个电报。那个时期的电报都在档案中完整地保留着，中间查不到那个电报。他们说是张国焘没那样发“密电”，发的电报是别的内容。我们的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是军史研究的权威机构，也分成了两派。坚持“有那个密电的”是叶剑英原来的秘书为首的学派。
父：人们过去常把怨恨记在叶剑英偷出来的那个“密电”上了，争辩它的有无，其实人们的怨恨应该记在日后整人的错误政策上。如果没有因为张国焘而过分地整了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更多考虑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在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那个“密电”的有或无，就不会这么“较真”了。现在我担心的是，在人为的“路线斗争”和宗派观念的驱使下，会把历史上真实的东西扭曲，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