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陈无能、丧师辱命——西路军事件的“新旧版本”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5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即西路军。1937年3月失败，几近全军覆没。1937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失败做出决议：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毛泽东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也谈道：“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注释写道：“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⑴
毛泽东的谈话和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是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观点。
198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决议，遭到了颠覆。这个颠覆并没有形成中央决议，而是以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为代表的与西路军有着直接关系的领导人，进行了颠覆。——１９９１年６月，《毛泽东选集》的有关注释被修改为：“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达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２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 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关于西路军的内容，在李先念的压迫下，也进行了修改，于2002年10月重新出版。重点在于：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不承认是“奉军委命令”过河；李先念发火下，2002年10月重新出版时，写明“奉军委命令”。
江泽民总书记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会议上讲话时，讲道：“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笔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江泽民总书记只讲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而不谈“过河”奉谁的命令。
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毛泽东中央的颠覆，在中共最高层和党史学界，也是难以被接受的。当历史资料逐渐公开流传于民间时，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争论，成了历史爱好者的一个热门焦点。这个“焦点”表现出一道“风景”：公开刊物上，颠覆毛泽东中央决议的文字大行其事，相反的观点则难以露面；网络上却表现出另一番情景：为张国焘翻案的，几近过街老鼠。
一、“草地会师”与分裂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草地会师”。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数次会议，做出了“北上”的决议。决议得到了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成。尤其是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从战略的角度认为，“北上”是正确的。但是，张国焘因为权力欲望的不满足，不久后便开始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中央政治局以及徐向前、陈昌浩数次对张国焘给予劝说；随张国焘一起行动的朱德等，也对张国焘给予规劝和督促。也就是说，在中共中央高层以及军事领导人高层，除了张国焘外，都是赞成“北上”的，只有张国焘个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1936年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内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被叶剑英首先拿到，并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前去劝说陈昌浩、徐向前，遭到拒绝。10日凌晨，毛泽东率红一、红三军团和中央总部毅然北上。毛泽东等做出单独北上的决策，是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鼓噪下，与中央已经形成了某种对立，稍有不慎，即会酿成严重的武装内讧。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着张国焘说道：“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是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承认的一个共识。
徐向前等不承认“草地密电”的存在，因而，“草地密电”也在颠覆之列。毋庸讳言，这种颠覆对徐向前及其不利。“草地密电”如果存在，则草地分裂的责任就是张国焘的。这种责任归结并不排除中央高层的“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⑵，因为毛泽东当时就痛斥了张闻天等人的这些作为。如果否认“草地密电”的存在，则分裂的责任基本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
首先，没有“草地密电”，也就是没有张国焘“强令”右路军（草地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大部与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行动；余部则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为“右路军”，随中央行动）“南下”的事情在。被拿来当作“密电”替代品的“陈谈右路军南下令”的9月9日的张国焘的电报，是发给中央和徐陈的，而非仅仅发给徐、陈的。全部电文如下：（电文略）
这个电报清晰的显示：电报是发给徐陈和中央的，而且，张国焘并非“强令”，而是“立候示遵”的商请。徐向前回忆“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⑶。也就是在张国焘与中央还在“立候示遵”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打定主意要“南下”了。即连张国焘都不知道徐、陈已经决定南下了，还以为徐陈依然支持北上呢！也就是说，是徐、陈破坏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而非张国焘：张国焘有不同意见，属于正常，但并未见诸于行动，而徐、陈则直接决定南下。
其次，徐、陈明确知道中央坚决北上、不会南下，又自我改变态度决定南下，而且，到中央红军“北上”这个期间，按照徐向前的回忆，中间徐陈与张国焘之间再无别的电报往来。这样的情况下，不跟中央商讨也就罢了，却也不向张国焘汇报，就匪夷所思了。徐、陈是在“坐等”中央改变北上的决策？显然不可能，因为徐陈明确知道中央决不可能改变北上的决议。
那么，徐、陈是在“坐等”什么结果？徐、陈自顾自的“坐等”，北上的道路必然给国军堵死，这无疑是徐、陈“坐等”的目的。中央决议北上，徐陈不听指挥，等“熬到”北上之路被国军堵死时，中央也就北上不成了。——这种手法，在西路军时期再次重复运用（后文详细叙述）。
再次，徐、陈当时的态度，决定着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统一和分裂。张国焘即使在“左路军”高层，南下的主张也是孤立的，朱德、刘伯承等高层领导人都在督促张国焘执行中央决议，徐、陈如果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议，张国焘本人则不敢强行南下而导致分裂。换句话说，即徐、陈缺乏党性，用“枪杆子”迫使了红军的分裂。
当毛泽东亲自前去询问徐向前时，徐向前所表现的态度，还不如张国焘。张国焘的“立候示遵”的电报，强调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不宜再分开：“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决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⑷徐向前则向毛泽东强调红四方面军不能分开：“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⑸
徐、陈改变态度决定南下后，就与中央之间的问题是否有过商议和对策？从常理上讲，无疑有过探讨：中央肯定不会同意南下，怎么办？徐、陈即使不曾商议，但在各自的脑子中，也必然进行考虑。徐向前对毛泽东说的那番话，也就是其考虑的结果：第一、北上南下已经不可调和，最好“坐等”北上的时机消失，中央就不得不“决议”南下了；第二、即使中央不改初衷坚持北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却也要与张国焘会合南下；第三、中央即使要强行北上，也必然明示，两个方面军分开了，责任也在中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强调的也是这些。问题是，徐“回顾”时，依然“忘记”了党性原则，即徐向前依然认为用军队压迫中央这种毫无党性原则的行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徐向前在“回顾”草地事件时，什么都想到了，惟独依然没有想到党性原则。
也就是说，徐陈对各种情况都料到了，唯一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在获悉张国焘的密电后，会“不打招呼”的悄然北上。而从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看，毛泽东决策悄然北上，主要鉴于两军当时的态势“稍有不慎，就会打起来”。“两军”当时的态势，即包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总体：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拥兵自重压迫中央，红一方面军的彭德怀等虎视眈眈、枕戈以待，形势一触即发。
二、徐向前再度拥兵压迫中央
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看，草地改变态度支持南下，并非受到陈昌浩的影响，而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情势下的自我考虑。因此，当陈昌浩改变态度时，徐向前便二话不说就赞成了。实质上，徐向前在中央跟陈昌浩之间，也起着关键作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高层领导能参与中央决策的，也就徐陈二人；陈昌浩改变态度遭到中央批评，徐向前此时如果以军事考虑规劝陈昌浩，事情未必没有转圜，但徐向前却表态支持南下。由此，徐陈拥兵“坐等”、压迫中央，红军想不分裂都难了。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南下失败后，1936年7月，不得不开始北上。但张国焘并不情愿，企图借北上而实施西进，被陈昌浩赶来制止。“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⑹不但陈昌浩维护中央北上的决策，即使李特此时也拥护北上的主张，这使张国焘在“伤脑筋”的同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是怎样对付我？”⑺
为此，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即“西进”——“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后来成为“西路军”的主要行动目的——遭到朱德等大多数人的反对。陈昌浩也给予反对。朱德等主张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击败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的主张，通过了北上的决议。张国焘也被迫同意北进，并主持会议做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部西进先头部队。” 9月18日，张国焘领衔把会议决议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以电报向中央做了通报。
会议否决张国焘的主张，与陈昌浩等关键时刻的反对，后者给张国焘更大的震撼，连夜骑马赶到漳县。漳县是徐向前所率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张国焘进门便喊：“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人赶紧上前安慰。
张国焘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叙述了岷县会议，并叙述了自己的西进主张。张国焘把西进的第一步，具体为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这个方案与徐向前此前提出的方案基本吻合。9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指示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徐向前得知后，提出以主力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张国焘岷县会议前的西进，就基本上是这一方略，但遭到了包括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李特等在内的领导者们的反对，并在岷县会议上给予了否决。此时向徐向前提出来，正所谓“一拍即合”。
这种“合拍”，以共同对中央的怀疑为根基。中央在9月10日发出指令后，徐向前提出建议由张国焘上达中央。中央于13日回复：“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１个军协助之。”张国焘和徐向前认为：“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张国焘因而置之不理，进而西进，被岷州会议否决后，来到徐向前指挥部。
“我（徐向前——笔者注）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于是，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作出部署：红四方面军以２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战；以１个军暂时留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队；以两个军继续布防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以这３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⑻
在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枪杆子”的支持下，张国焘推翻了岷县会议决议，按照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筹划调兵西进。徐向前则自充先锋，带先头部队查勘行军路线。——事隔近半个世纪后，李先念于1983年3月25日给中央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却写道：“9月14日，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一、四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这时，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的大多数同志及在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却坚持沿洮河西进青海，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⑼
“坚持沿洮河西进青海”的，是徐向前、李先念。尽管张国焘“哭哭啼啼”，但其没有能力改变中央和岷县会议决议。徐向前、李先念在安慰张国焘一番后，再规劝其执行决议，张国焘也必然作罢。徐向前、李先念不但以实力压迫中央和西北局，而且指责陈昌浩想取代张国焘。陈昌浩在四方面军的处境，也就从此变得非常微妙：张国焘对陈昌浩严重不满，徐向前、李先念等则诽谤陈昌浩想取代张国焘，陈昌浩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除了徐向前、李先念等少数人积极助推张国焘与中央对抗外，绝大多数都给予反对。基层干部战士也给予强烈反对：不少干部战士出走，甚至整连整连的出走，留信说“等到你们真正革命时再见面”。
徐向前的先头部队出发两天，就获悉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根本走不通了。张国焘不甘心，想绕道继续西进，再次遭到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反对。徐向前也在碰壁后表示反对：“我知道，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不想折腾。”——这反对象当初草地拒绝毛泽东一样，一如既往的“侧面”进行。这种“侧面”的意义在于：草地时以“四方面军不宜分开”为理由而不是以对事业有利考虑，而且好象是中央和毛泽东要四方面军“分开”似的；此时反对张国焘，也同样放弃了自认的“正确主张”，以“再也不想折腾”为理由，即好象“折腾”的只是张国焘一个人。 张国焘、徐向前西进失败后，张国焘提出绕道西进，坚定的支持者徐向前也侧面表示反对。由此，张国焘乱了方寸。9月25日26日，张国焘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署名向中央连续发出多封电报。其中25日12时电文中，张国焘第一次委婉的承认中央：“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毛泽东称赞道：“张国焘同志的转变不小，进步不小，这是一个大台阶！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的领导。”⑽并趁热打铁规劝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语无伦次：“请重看２０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紧迫，万祈鉴察。”“红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⑾
这是张国焘在方寸已乱的情况下给自己找台阶下，并把西进的责任侧面推给中央。这些电报实质上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徐向前、李先念等支持张国焘推翻西北局决议时，也是抱着与中央发生“横的协商关系”这个观念。此时，张国焘委婉的放弃了“横的协商关系”，扭捏的提议“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也并非要接受中央指导，而是拖延时间，等待徐向前回来，以另谋出路。
毛泽东则抓紧时机，促使三军会师。9月27日发电张国焘等：“迭接２６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并指出按照9月18日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行动。
从25日到27日三天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张国焘非常不甘，用电报形式迁延时间。“处于进退两难中的张国焘整日愁眉苦脸，既不再下达北进的命令，也不说西渡的话，谁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⑿——张国焘在等指挥先头部队西进探路的徐向前。28日，指挥西进先头部队的徐向前无法西进后回到总部，向张国焘、朱德汇报情况，并看到中央命令北上的电报，表示道：“西渡难以实现，不北进还有什么好的出路！”
张国焘、徐向前只好与朱德联名电告中央：“决仍照原计划北进，以出会、静，会合红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６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原计划”，即9月18日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
三、张徐陈共谋西渡
西进失败后不得不北上，却并不意味着张国焘、徐向前等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从“统一指挥”角度讲，即中央和军委并不能指挥得动张、徐、陈。
1936年10月7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所谓“会师”，即二、四方面军的部队与红一方面军的一部会合，而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并未与中央高层会面。这种格局，尽管商决沿袭以往的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各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指挥层次或者格局，但实质上并不能实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根本原因，即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并不接受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实际的格局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只受命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而张国焘实际是红四方面军的真正领袖，其对中央的指示，按照自我方向进行随意修正并以此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向徐、陈发布命令，而徐陈则照此命令行事。
10月11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点是：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⒀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商议决定由李先念的30军担任造船任务，中央则指示彭德怀派人送去造船所用的铁钉等物品。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实施“宁夏战役”的关键，即首先消灭胡宗南一部停止其北进否则宁夏战役无法实施，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都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央也一再申明必须先消灭胡宗南一部停止其北进才能实施宁夏战役。但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更清楚：如果按照中央的计划进行，草地分裂之事，就失去了发言权，即难以再与中央抗衡而必须臣服。
有资本抗衡和彻底的臣服，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有资本抗衡，即使不能战胜中央，在共产国际的裁判下，也不至于地位没落；彻底的臣服，则意味着党内地位的没落。而且，军事地位也必然随之没落，而且已经开始没落。草地会师后，陈昌浩成为军委常委、前敌总政委，徐向前则担任前敌总指挥，地位远在彭德怀、林彪这些人之上：彭德怀、林彪不过是跟许世友一样的军长。现在，却颠倒了。这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共同的心结。张国焘回忆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于和一方面军挤在一块”⒁。陈昌浩总结道：“总而言之，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⒂——急于创造出新的天地，以至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当中央派遣周恩来、彭德怀前来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会商战役统一指挥事宜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则决然割断周恩来、彭德怀与徐向前、陈昌浩会面。陈昌浩总结道：“军委会来电调恩来、德怀同志将到打拉池与我们会面，决定作战行动，这时大家仿佛把一切问题，急于要解决的行动问题，却推到打拉池去决定的模样，亦无心布置如何打击敌人”⒃。
掌握红军一大部力量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不与周恩来、彭德怀会面协商战役的具体事宜，也无心按照命令布置如何打击敌人，而且怀着另外的心思，想“停止南敌”，根本不可能。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一心要做的事情，就是趁红一红二两个方面军与胡宗南等国军交战之际，把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能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准备相机西渡。但是，由于没能“停止南敌”而被国军突破、占领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⒄。
张国焘多年后的回忆，决然不可能为毛泽东粉饰，因此是可信的。而且，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的电文往来以及红四方面军在实施怎样的行动，没有人比张国焘更清楚。陈昌浩也做了同样的叙述：“当时国焘同志仍然是抱着他自己的退却方针，除积极布置三十军渡河之外，对于当前敌情估计与整个备战击敌布置，无疑的是抱消极态度，无疑的是准备四方面军集中与到了适当时机，大部以至全部渡河则已矣，根本上是没有在向右岸与敌作战之观念与实际准备”。“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⒅。——不同的是，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意思，把责任都推到了张国焘的身上，而撇清了徐向前和陈昌浩。
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5军三个军之命运，在张国焘所率红四方面军余部无法渡河后，张国焘就预料到西路军必然覆灭的结局。“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西路军的不幸遭遇”⒆。而此时，张国焘还没有与中央会合。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归咎于徐向前、陈昌浩的无能：“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自始至终十分了解西路军原委的朱德，也认为责任在徐向前、陈昌浩无能：“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为责任在“国焘路线”。张国焘、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徐、陈无能，累死千军。
⒁⒄⒆⒇：《我的回忆》 张国焘
⒂⒃⒅：《关于西路军的报告》 陈昌浩
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失算，未达成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的目的
三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具体指挥必须取得一致性的协调。中央派彭德怀前来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会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23年9月23日，张国焘、朱德在打拉池与彭德怀会合。徐向前、陈昌浩却不来会面，而是命令30军开始渡河。这就形成了一个四方面军依然“独立 ”的形势：张国焘、朱德做为“红军总部”并不直接和具体指挥四方面军部队，而是与中央一起指挥所有部队，而中央以及彭德怀却不能与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直接发生关系，必须通过张国焘“中转”。
徐向前回忆道：“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电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但此番渡河未能成功，“二十四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在河包口渡河成功”。彭德怀回忆：“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 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 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
徐向前、彭德怀两人的回忆基本是吻合的。彭德怀奉命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前来会面协商战役的具体实施细节。徐向前、陈昌浩不与彭德怀会面，却于23日实施渡河。23日未成功，24日、25日渡河成功。而彭德怀此时还被蒙在鼓里，等着与徐、陈会面。——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节点：如果徐、陈遵命前来会面，也就没有后来的西路军了。实质上，徐、陈23日命令30军渡河，张国焘也不知道。因此，24日张国焘发电徐陈，命令30军渡河：“甲、如３０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佯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靖远下游及打拉池榆树甚多。乙、今晚渡河如成功，请速开一个船工分队配足工匠到打拉池来，以便即开去助一方面军渡河。丙、我们今与德怀、海东已会面。”当彭德怀24日还不见徐陈到来而追问张国焘时，张国焘告知“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
24日、25日30军连续渡河成功，25日16时，张国焘与朱德便发布作战部署《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该电即八十年代翻案时西路军“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证据”，其内容如下：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www
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当即从张国焘依据徐向前、陈昌浩（主要是徐向前）关于四方面军战役部署的提议而对四方面军进行的部署中，看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非要执行中央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而是另行一套。随即于26日21时发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彭德怀27日向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等致电，谴责张国焘等盗用彭德怀名义这种“阴谋的强奸式”的行经：“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的电报实质上还暴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此时，红四方面军中指挥部中，总政委陈昌浩是拥护中央的，也即支持张国焘的主要是徐向前等。在张国焘、朱德于25日发布《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的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指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
26日，四方面军之9军渡河，徐向前、陈昌浩趁机率四方面军总部以及妇幼老弱一起渡过黄河。27日，毛泽东在不得不对既成事实承认的情况下，指令四方面军其他部队不得再渡河。当日，张国焘、朱德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统一指挥难以实现，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貌似统一实质另行一套。28日，毛泽东再次明确统一指挥事宜，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2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停止南敌”和统一指挥的关键性：“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 “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30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朱德：“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同日，张国焘、朱德命令红五军（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草地后即被张国焘归入四方面军建制）全部渡河。
彭德怀并不能指挥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有着自己的主张。彭德怀随即向中央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这个主旨，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所表述的自我主张，高度一致。宁夏战役的被破坏，使得彭德怀及其愤怒，每每想起，就怒从中来。多年后，彭德怀在自述中依然愤怒异常：如果不是“张国焘这个反革命”从中破坏，宁夏战役完全可以成功，并开辟出大好的局面。
即使八十年代“张国焘何罪之有”的“正义”派，对此也不得不避重就轻的叙述张国焘的责任。“其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１０月２８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其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五、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确定西路军任务，向中央索取“合法”手续
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三个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由于徐向前的主张，并没有遵照中央命令执行宁夏战役。徐向前回忆道：“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既然如此，抢着渡河干什么？西进又要干什么？
中央制订的宁夏战役，对渡河部队指定的任务是攻取定远营。徐向前、陈昌浩“搬家”式的过河后，借故不执行原定命令，目的就是西进。陈昌浩并不赞成徐向前的主张，但因为之前反对张国焘西进被徐向前等人指责为想取代张国焘而失去往日的“果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表决，徐向前的意见自然占据上风，成为决策。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中央军委，按照徐向前的决策提议渡河部队：“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及时)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
出“凉州”，是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既定计划。这一目的早在10月25日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所做的部署中，暴露无遗。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给彭德怀发电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的电报，则是盗用了彭德怀的名义。这个电报的部署，即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事前商决后制订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显然是张国焘和徐向前。因此，徐向前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宁夏战役指定的任务，主张西进，而西进的目标，就是凉州方向。
同日，朱、张回电徐、陈，自然同意，并根据徐陈对“二马”的轻佻估计回电道：“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
同日，毛泽东根据由张国焘转给中央的徐、陈和朱、张的电报，发电张国焘并转徐、陈、指示：“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张国焘并转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并要求四方面军余部的四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
徐向前、陈昌浩孜孜于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而此时四方面军的四军 三十一军早已无法渡河，而且在鏖战。因此，一心想把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的张国焘，此时也无法支持徐向前、陈昌浩这个要求了。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朱德、张国焘赋予了徐向前、陈昌浩 “机断专行”之权，并强调“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过河部队的“任务”是什么？是执行宁夏战役首先攻占定远营。徐、陈不予执行后，所谓“任务”，即宁夏战役可行后的建立根据地和接通远方，而宁夏战役已经因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几近“不可行”。而且，不管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陈昌浩，本来也不打算什么宁夏战役，而是一心打出一个“独立的新局面”并接受远方的接济而壮大自己。所以，徐向前、陈昌浩在接到中央3日的指示后，并不理睬，而是向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余部全部渡河，并申明打算放弃现有地区向凉州方向进取。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懊悔万分，预料到过河的四方面军结局不妙，寄希望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独立指挥能挽回过河部队的败局。因此，张国焘指示徐向前、陈昌浩“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这也正好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高度一致。因而，6日，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制订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迅速批准这一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应)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7日，徐向前、陈昌浩告知张国焘：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等现有地区，西进执行《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并高昂表示能“独立完成任务”。——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拟订的“任务”，即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而此时中央根本无法与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部直接联系，更没有赋予他们这些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商决好“任务”，并“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的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向中央索取“合法”名义。7日，徐向前、陈昌浩拟订出“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组织名单， 发电中央要求批准。“西北前委”书记和“西北军分会”主席，自然由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但陈昌浩因反对张国焘西进并被他人指责为想要“取代张国焘”，并不愿担任“书记”和“主席”，提议由徐向前担任。徐向前当然不会“上当”，向中央报呈的名单中，依然是陈昌浩。
中央接到张国焘转来的电报后，致电张国焘，拟给过河部队“西路军”的番号，并提议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徐、陈部队以“西路军”名义。11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西路军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陈昌浩为西路军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但是，毛泽东并不放心西路军的情况，企图使他们东返，随即又发电询问：“⑴ 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徐向前、陈昌浩很清楚中央要他们东返的意图。陈昌浩主张东返，徐向前主张西进。开会表决，徐向前西进的主张占据上风。但是，徐、陈并不理睬中央的有关询问。这大约跟“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的要求和西路军的批复，有着重要关系。
12日，徐、陈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喜讯”，并决意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朱德、张国焘回电批准：“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中央得不到徐、陈的答复，已经判断出徐、陈不会东返，但对徐、陈西进依然不放心。因而，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再次询问西路军的有关情况及行动方向：“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徐、陈回复：“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拟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凉州”，成了徐向前等心目中孜孜以求的“福地”。
13日，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徐、陈的“宏伟”计划。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并转中央：“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同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消灭胡宗南一部，以策应西路军。
15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通报西路军传来的“喜讯”：数战获胜、且给养不缺。随即，中央批准了徐、陈的计划：“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徐向前、陈昌浩开始信心百倍的指挥西路军行动：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接受接济。但很快遭到挫折，于是，徐、陈开始质问中央：西路军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哪个先哪个后？
古今中外，将帅若是者，莫此为甚！
六、
徐向前、陈昌浩在得到朱、张并中央的15日电报后，即开始实施其“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的西进行动。
16日，河东国军毛文炳部西渡黄河。张国焘由此预感西路军败局已经形成，并主动向毛泽东求救：“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
17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也开始“反复”，竟然声称不知道该“先打通远方”还是先在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之：“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同日，河东红军重创胡宗南精锐第二旅。
实质上，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也许正如徐向前回忆的“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
事实上，西进不是徐向前“同意”，而是徐向前极力主张、中央不得不“同意”。其次，徐向前、陈昌浩在“一鼓作气插过去”的心态下，作茧自缚。这个“茧”本来是要“缚”中央的，却“缚”住了自己：“一鼓作气插过去”的心态下，却主动提出“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朱德、张国焘以及中央都批准了这一计划，并相信他们通报的“喜讯”。
此时，朱德、张国焘早已授予徐向前、陈昌浩的“机断专行”权，并要他们“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实质上，徐向前、陈昌浩此时也十分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不但不需要他们策应，而且在策应他们，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想法设法保住西路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徐向前、陈昌浩刚一行动，便方寸已乱：“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本来就是“烟幕”，“一鼓作气插过去”又没把握，在“现地区”也将无法立脚，更不想东返。因此，即使朱德、张国焘明确告诉他们“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也就不当回事了，开始一步一步的向中央讨要“具体指示”。
由此，张国焘明确感到西路军败局已经开始：“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九军在古浪“损失惨重”，发生在11月16日——18日。“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
1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表示：“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即致电通报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同日，周恩来致电朱张并转徐陈：“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此时，毛泽东正运筹打击南敌以迫使毛文炳部回渡黄河从而解除西路军的后追之敌。21日，河东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精锐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了进攻。26日，西渡黄河的毛文炳部开始向东回渡，29日，全部撤回了河东——张国焘预感西路军败局已定而忧心忡忡、束手无策，求救于毛泽东；毛泽东“围魏救赵”，不但极大的解除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危局，而且奠定了河东的新局面。但是，徐向前、陈昌浩此时已经“扶不起来”了。
21日，徐、陈致电中央：“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22日，中央致电徐、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并建议改变目前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齐头并进，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歼灭马家军一部则可以促使马家军停止围攻。24日，徐、陈致电中央：“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徐向前、陈昌浩的目的依然是徐向前与张国焘以前商定的目标：出甘西——25日，中央回电徐、陈：“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再次授予作战方法。
此时，中央已不再希冀徐陈完成什么任务，唯一的希望是徐陈能保住西路军这支队伍。因此，中央明确告诉徐陈“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张国焘也同样如此，张国焘回忆：“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
张国焘无能，“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却在军事以及政治上无能帮助徐陈，便寄希望于毛泽东。毛泽东解除了西路军的后顾之忧即马文炳部后，多次授予徐陈作战方略，11月28日，再度致电徐陈：“感觉你们部队仍不集中。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进，退则集中退，打则集中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如以此打法为好，望酌行之。”
但是，徐、陈本无对马家军作战的考虑，因此，不听毛泽东授予的作战方略。陈昌浩叙述道：“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而且，徐、陈对西进也毫无信心。如有信心，在朱德、张国焘就已授予“机断专行”、中央指出“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迅速西进。
然而，徐、陈决意在“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12月6日电）。同日，中央回电徐陈：“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 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12月9日，徐陈回复道：“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
徐向前、陈昌浩究竟想干什么？从历史的资料及其回忆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打算“一鼓作气穿插”，又无信心而根本不“一鼓作气”；面对马家军，极力避战；根本不打算东返。毫无疑问，徐陈此时跟张国焘一样，已经预感到败局又束手无策，便把主要心思放在推卸责任上面。因此，徐、陈不但完全“失去”了渡河前的那种“雄才大略”，也“失去”渡河后初期的那种“轻舞飞扬”。而是提出一些自知的无理要求，并误导中央批准他们的自我主张，然后表示“执行”；受挫后，再责问中央。
七、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毛泽东早在1936年8月，就开始殚精竭虑的筹谋统一战线。击退胡宗南的中央军，是一个关键。11月末，不但击退胡部开创了河东的新局面，而且解除了追击西路军的马文炳部。12月12日，统战工作的成功，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徐、陈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又提出新的要求：“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这种不谋自身军事、专谋“全局战略”的行为，是徐、陈的主要特征。但中央此时早已由徐陈的表现，有了跟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一样的预感，因而在徐陈没有这个请求之前，就已经筹划迫使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并要求张学良所属的于学忠部西进解徐、陈之危。张国焘回忆：“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
15日，中央指示徐陈：“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但随即传来周恩来、博古发回的信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BR>18日，中央根据情况，明确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中央赋予徐陈的任务，只有“打通远方”了。这是徐陈跟中央斗争的胜利：从最初的自拟“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到责问中央两者哪个为“先”，这些本无必要的“要价还价”，目的自然是“一鼓作气”的西进；而中央从来没有阻止过其“一鼓作气”，只是在其喋喋不休的情况下，按照其要求多次“批准”。这次，终于索取到“一鼓作气”的明确批准。
在此之际，周恩来20日应张学良要求，向中央发电，希望“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中央接此电报，正在“ 沉吟”，22日，徐、陈发来电报：“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徐陈的打算，恰与周恩来的主张相同。同日，周恩来也致电中央：“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徐陈在徘徊，周恩来在催促。毛泽东于23日答应周恩来的请求，并复电商议：“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同时，徐陈再度来电：“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但“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徐陈的“徘徊”，目的十分明确，即不能东返也不能西进：西进，“二马”牵制；东返，所提条件匪夷所思。因此，把责任抛给中央：让西进，则“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让东返，就得答应条件。
24日，周恩来再度向中央“万万火急”的提出：“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毛泽东当晚致电周恩来，告知徐陈“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时电告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毛泽东十分清楚徐、陈根本不可能执行东返命令，也不可能“直插西进”。同时，更希望周恩来能与张学良商量通，答应徐陈的条件，以促使徐陈东返。因此，夹在中间，两头安慰，以图解救西路军。恰在此时，25日，张学良要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因而无法完成任务。徐陈该日也回复：“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中央24日电要徐陈“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徐陈就这样准备了“一切意见”，并决定即刻西进。
有“智者”说什么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第一次是11月11日中央电报）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事实上可以看到：即使东返，即使中央按电报接应，但有徐陈这样的指挥者，西路军也必然覆没！
27日，中央只好致电徐陈：“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中央赋予徐、陈西进的全权机断。
八、
尽管马家军不接受统战，但西安事变对其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徐、陈西进暂时没有多大阻力。1937年1月1日，西路军之红5军兵不血刃攻取高台。但是，徐、陈却把部队分散成很难迅速联系的状态，相互联系需要两天多的时间。对董振堂率领的先头部队，连一部电台都不给调剂。
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中央已经授予“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机断权，而事实上，这个机断权自始至终都存在，徐陈想要什么指示？
原来，徐、陈由于不听中央指示，索取到“占领甘、肃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批准后，发现这一带并非他们想象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徐陈12月9日致中央电），而是一片荒凉。而中央早在11月18日就通报徐陈“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种情况下，徐陈自然又要故伎重演了。
1月4日，徐陈向中央表明，又无法西进了：“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可怜西路军两万将士，竟遇到这样的指挥者！
1月5日，中央回复徐陈2日、4日电：“（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下子便“有理”了。1月6日，致电责问中央：“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把西路军的损失、西进不利和停止不进的原因，都栽赃给了中央。而且，还在孜孜于整个四方面军全部渡河。
混帐如张国焘这样的，中央还能对付；徐陈这样的，中央（包括张国焘）则无计可施了。1月7日，中央复电徐陈：“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徐、陈不顾一切了。8日致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这一下，张国焘都感到脸上发烧了，随即单独致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高台董振堂部，此时已逐渐被马家军围困，而因为徐陈没有给董振堂部这个先头部队配备电台，还被蒙在鼓里。而且胡乱判断敌情，做出错误部署。而且，又向中央要求休息一个时期后全力东进（该电报也跟“草地密电”一样找不到了）。16日，中央复电徐陈“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20日，马家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以下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损失殆尽。毛泽东都获悉这一消息了，徐、陈却还不知红五军董振堂等三千余人全部壮烈。21日，徐陈决定东返，但致中央的电报却让人唏嘘：“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此时，徐、陈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张国焘早已对西路军不抱任何希望，毛泽东殚精竭虑调配红军和东北军积极救助，徐陈依然不知所以然的大唱高调！
22日，徐陈开始东进。毋庸讳言，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徐陈这些表现难以抱什么希望，即断定徐陈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耍花招”，很快就会自食其言！24日，中央致电徐陈：“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徐陈果然又改变主意。同日，徐陈致电中央：“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26日到27日，红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击溃马步芳第一００师手枪团，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27日，徐陈致电中央，决定原地坚守：“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九、今日独怀董振堂——高台冤魂？
董振堂，１８９５年生，河北新河人。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１９２３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９期炮科。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１９３１年任国民党军第２６路军第７３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围剿”红军。同年12月14日，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划下，董振堂与赵博生、季振同等率第２６路军１．７万余名官兵举行宁都起义。1932年，毛泽东以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职位亲自批准董振堂入党。
“宁都起义”总指挥季振同谈起义原因时说道：第一，我们是信仰毛主席。起义部队被编成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共同成为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但是，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及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等并不信任红五军团，攻打赣州不让红五军团参与。赣州之役造成红军和苏区危难而不得不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参战解围。但是，季振同、黄中岳很快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否决了这个判决，改判十年有期徒刑。1934年长征前，季振同、黄中岳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秘密杀害。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因军事任务未能参加，其政委李卓然参加了遵义会议。李卓然在赶来参加会议时，首先去见毛泽东，这显然与董振堂有着密切关系，两人都积极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1936年红一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红五军团被编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董振堂反对张国焘南下，遭到黄超的殴打。朱德夫人康克清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支起了帐篷......可能是住下的第二天，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就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谈话，在座的有黄超，张国焘，总司令(朱德)，董振堂，还有些什么人，记不清了。在谈话的过程中，只听黄超的声音很大，我们就靠近一点，看见黄超‘啪啪’打了董振堂两个耳光。当时张国焘没作声，老总也不好作声，但董振堂很沉得住气，他什么也没说”。——此时，黄超已取代李卓然出任红五军团政委。张国焘分裂南下后，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何长工等，都积极支持张国焘，并对中央进行了声讨，但是，董振堂却跟朱德、刘伯承一样，依然支持中央。
1936年10月，三军会师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也被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命令西渡黄河，成为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之一。过河不久，董振堂因反对徐、陈的主张，被陈昌浩撤职，但由于徐向前的反对而依然担任红五军军长。
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领做为西路军先遣队的红五军攻占高台。黄超做为红五军政委，则率领一部驻扎临泽，并把配备给红五军的唯一一部电台带走。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4日，徐、陈再度致电中央，“均在高台战敌”的意向十分明确。5日，中央回电批准：“（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但是，徐向前、陈昌浩并未按照中央指示行动，而是把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徐陈总部与董振堂部驻扎的高台，间隔有两天的距离。而且，如何“均何在高台战敌”，也未做妥善部署。徐陈的精力许多放在与中央的电报“打仗”上，这让张国焘都感到脸上发烧，不得不亲自出面发电“弹压”徐陈。
徐陈虽然一直对整个中共的军事部署一再“指点”，却对西路军的军事方略散漫，而且，即使对徐陈亲自掌握的除董振堂的红五军以外的部队，也十分的散漫！董振堂率领先头部队攻占高台、临泽，徐陈获悉后即率部队西进，但很快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吃亏和受挫就成了必然。时任红五军保卫局长的欧阳毅回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耻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李聚奎回忆道：“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的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３００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徐陈对西路军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时期，徐陈驻扎在倪家营子，距离高台120里。在徐陈的指挥下，董振堂红五军在高台的情况，西路军总部自然有着种种理由无法“了解”：
9日，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12日，二马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围攻高台。此时的西路军，还有一万八千多人。高台被围，枪炮声响彻云霄，驻扎在临泽的黄超等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却并不侦察情况。只在接到徐陈的命令后，派人设法传达给董振堂。徐陈给董振堂的命令“杀气腾腾”：“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关于徐陈的这个命令，也有黄超“假传圣旨”一说。具体如何，则已经无法知道。毋庸讳言，笔者倾向于不存在“假传圣旨”的问题。
首先，黄超听到枪炮声，即使不派人员侦察也不向徐陈汇报，但是，从1937年1月12日到20日这八天时间里，徐陈与黄超之间不可能没有联系，黄超也不可能不把情况进行汇报。其次，即使黄超再坏（八十年代初，黄超即被平反并被树做烈士），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向徐陈隐瞒军事情况。这一点，由黄超事后并未受到徐陈的制裁可以证实。
徐向前回忆：“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一月十二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
徐陈获悉高台消息派军驰援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月19日西部军总部派出的援军是红八十八师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驰援高台；一说是1月23日徐陈才获悉情况派兵驰援：“高台战斗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直到１月２３日红军电台破译了马家军的电报，徐向前才知道高台危急。他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星夜前往增援”。
奇怪的是，驻扎临泽的黄超所部对高台的增援，竟然与徐陈派军驰援是同一天！这种“不约而同”，是巧合还是另有机缘？——黄超与徐陈之间，可以随时电台联系。当时随属黄超所部的人员回忆：他们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得知高台发生了战斗，黄超既不派人侦察联络，更没有派兵驰援的意图。徐陈派兵出援的那天，黄超才下令红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红三十七团二营一个营兵力增援。而在此期间，黄超则曾派人化装潜入高台向董振堂传达徐陈命令“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
由这个命令可知如下疑问：一、徐陈到底什么时候获悉高台情况的？这个问题，只有黄超与徐陈这个时期的来往电报能够给出确切答 案，但这些电报很可能也象“草地密电”那样不存在了！即这个时间内，徐陈与黄超之间没有联络！也即是黄超假传“圣旨”；二、如果是黄超假传“圣旨”，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徐陈为什么十多天不与黄超联络？！
正是这个命令，使得准备突围的董振堂，只好拼命死守。死守必然全军覆没，是一个明朗的结果，刚收编不久的民团战场哗变，也就成了一个必然！而距离高台最近的黄超，在对董振堂的增援上，却能与徐陈“不约而同”！如此之“默契”，实在令人唏嘘。
八、徐陈无能，丧师辱命
尽管马家军不接受统战，但西安事变对其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徐、陈西进暂时没有多大阻力。1937年1月1日，西路军之红5军兵不血刃攻取高台。但是，徐、陈却把部队分散成很难迅速联系的状态，相互联系需要两天多的时间。对董振堂率领的先头部队，连一部电台都不给调剂。
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中央已经授予“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机断权，而事实上，这个机断权自始至终都存在，徐陈想要什么指示？
原来，徐、陈由于不听中央指示，索取到“占领甘、肃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批准后，发现这一带并非他们想象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徐陈12月9日致中央电），而是一片荒凉。而中央早在11月18日就通报徐陈“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种情况下，徐陈自然又要故伎重演了。
1月4日，徐陈向中央表明，又无法西进了：“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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