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弃儿“父母哭得稀里哗啦……”

上海知情人赶到本报讲述尘封往事“厚透厚透”的弃...
两位老人在本报编辑部讲述当年经手“上海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今天是2011年11月11日，被都市青年们称为“世纪光棍节”。郎情妾意的大多不懂“光棍”们的苦恼但如果是四五十年都没有见过生身父母长什么样，那种苦，那种痛，又有多少人能懂？

昨天，本报推出了“上海孤儿”寻亲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相关政府部门给出回应，有读者联系本报寻找失散的亲人，也有其他媒体联系本报希望追踪报道此事。

还是昨天上午，两位75岁的老人一早就从崇明出发，乘公交车前往市区，上午10点就赶到了本报编辑部，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当年经手“上海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尘封了50年的往事，在老人的讲述中，慢慢浮现……

本报记者 丁元元

他曾为百名孤儿办理“粮油关系”转出

弃儿几乎全是崇明本地人，“父母哭得稀里哗啦……”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崇明岛确实有很多弃儿，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他们都是崇明人。”昨天一早，75岁的张懋椿和张存义从崇明县新河镇的家中出门乘车，上午10点就已经赶到了本报编辑部。两人读着《青年报》“上海孤儿寻亲”的报道，打开话匣子，一口崇明口音的上海话，讲述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往事。

工作人员一根扁担 挑两个远离故土的弃儿

“那时候扔孩子，主要是两个地方：可能有钱的生意人门口，还有就是人流很大的小菜场说扔在垃圾桶旁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崇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垃圾桶。一般扔小孩的时间都是凌晨3点至5点，晚了，就会被别人发现，早了，怕孩子会被冻坏。”

“有时，好心人会把孩子收养下来，有些成了大家养的"公孩"，也有的就层层上交到"大公所"。"大公所"也会雇一些奶妈，每个月发10元钱，办一张"粮 食供应证"，一岁以下的孩子每月供给5斤粮食，超过一岁的是6斤。那时"大公所"的孤儿基本都姓毛，然后是单名，名字可能是奶妈或者寄养家庭里"养父母" 名字里抽取的一个字。”

张懋椿回忆说，1956年至1958年前后，他在当时的“港沿粮站”工作，负责办理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粮油关系”的转入转出，而港沿正是教养弃儿的“大公所”（现为上海市第二福利院， 当时可能已改名，但崇明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大公所”）的所在。张懋椿记得，当时办理“粮油关系”有关手续的人很多，要从早上一直处理到晚上点煤油灯。印象 最深的是两位和他有工作往来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姓施的是“大公所”的，另一位姓林的则是另一家民政局所属的慈善机构的。“每隔一两个月，他们都会办理一次 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的手续，前者平均一次转出四五个人，后者平均一次转出两三个人。”至于这些孩子的“粮油关系”是否直接转到河南等地，他说因为年代久 远，自己也已经不记得了。

但他清楚地记得，把孩子送走的时候，工作人员挑着一根扁担，两边分别有一个篮子，篮子里就是一个降临人世不久的孩子，而等待他们的，几乎都已经注定是远离故土的命运……

“反正3年时间里，我经手的大约有100个孩子。”张懋椿说，后来粮站改制，他也改为从事销售工作，就没有再接触“粮油关系”的工作。“但后来逐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生活条件也开始好起来，遗弃孩子的情况也少多了。”

“上海孤儿”们曾寄希望于能通过“粮油关系”的记录找到关系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但如今“粮油关系”一说早就不存在，张懋椿也觉得“当时的相关记录肯定早已销毁”。

“当时小孩不听话 父母就吓唬"卖到河南去"

相比办理孤儿们的“粮油关系”转出情况，让张懋椿讲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崇明岛尚未开发时的情景。

“上世纪50年代，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岛南边有一条公路，靠海的地方可以打渔，日子还好过一点，其他地方生活更艰苦……”有些从崇明送出去的孤儿很困 惑，自己到底是不是崇明人。张懋椿告诉记者：“遗弃孩子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你去问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弃儿，几乎百分百都是崇明本 地人。”

另一位老人张存义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很多孩子送到了河南那一带，还有一些河南人专门来这里抱孩子。”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时，家里的小孩如果不听话，父母就会吓唬他们说："再不听话，把你卖到河南去。"

两位老人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外地“上海孤 儿”寻亲的消息，并且对此非常热心。张存义说：“我们可以去自己熟悉的地方摸摸情况，我记得有一家曾经送走过孩子。”张懋椿则回忆了一段往事：“1966 年10月，我妻子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同病房有一对夫妻，应该是大兴工业14大队的，家庭条件很困难，生下孩子没几天，就偷偷扔在小菜场了。那场面我是见 过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父母肯定是哭得稀里哗啦……”

记者寻访

百年“儿童福利院”曾留下孤儿们的身影

普育西路105号很多“上海孤儿”挂在嘴上的一个地址是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旧址所在。

从四号线南浦大桥站下，沿国货路走到第三个路口，就是普育西路，一条很安静的小路。1911年，这里成立了由天主教教会创办的育婴堂，据说当时门口有个可以打开的口，弃婴就可以从这里放进去，孩子一哭里面就知道了，便把孩子抱进去。1956年，这里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如今走到这里，105号的大门像是最近几年粉刷过，却仍然留着“1911”的字样，不经意地透漏出它长达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大门紧紧锁着，透过围墙，可以看到几幢不高却颇为古色古香的建筑，但看得出已经有些颓败。再往里，绿树成荫，或许里面还有片小园林。

在隔壁，记者看到了另一扇开启的门，门边还有一块“施工铭牌”，显示项目的建设单位是“上海社会福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面积8478平方米，工程类别为“修缮”，开工、竣工时间分别是今年8月31日和明年2月26日。

记者找到一位在这里居住了多年的老太太，她说：“儿童福利院很多年前就搬走了。”据网上的资料显示，它已经在2001年搬到了闵行区。小门口的保安也说：“我们只知道里面在装修，未来做什么，我们也不清楚。”

根据很多“上海孤儿”的讲述，在被送往北方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并被赋予过一个在福利院内短暂使用的名字。10月份，贺正军等人曾经来到儿童福利院寻访，但并非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普育西路105号，而是它的现址所在。当看到那些和曾经的他们有着相似命运的弃儿，很多人潸然泪下。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曾经给予过寻亲孤儿很多帮助的好心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位好心人婉言谢绝了记者采访的要求。

普育西路105号。曾经喧闹的、充满了婴儿啼哭声和孩子嬉戏声的儿童福利院，如今一片安静。

她曾是育儿所副所长，经手了数千个孤儿

“一般一年送3批，一批五六十个人，一年送出去多少？”

裕溪路普育西路105号儿童福利院旧址。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孙文珠老人。

本报记者 丁元元 摄

寻找孙文珠，得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再走上20分钟而比这更遥远的，是她嘴里相隔了近50年的往事。在洛阳的“上海孤儿”向记者推荐，一定要找到孙文珠，她手里送出去的弃儿可能有上千个。

在嘉定老城清河路一个已经有30年房龄的小区，记者终于见到了孙文珠。她的家是一间并不宽敞的两室户，因为房间里有人，我们只能搬两个椅子，在厨房和过道里回忆那段往事。

1936年出生的孙文珠书读到小学毕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算有点文化的女性了。之前，她在嘉定的一家职工幼儿园里当“阿姨”。1961年，刚结 婚不久的孙文珠被调到了嘉定县育儿所。她告诉记者：“育儿所应该是1958年左右成立的，最早是在南门附近，后来搬到了东门。我到了那里主要是做财务，但 名义上说是副所长。负责的是一位姓顾的女所长，现在已经去世了。”具体经手了多少孤儿，76岁的孙文珠老人说自己也记不清了。

“弃儿多得不得了，太仓奶妈争领一月10元的补贴”

“那时候小孩子多得不得了，都是刚生出来的囡（孩子）。有的扔在路上，有的扔在厕所里……反正各个街道和镇里有扔掉的囡，就都送到我们这里。”说话有着 浓重本地口音的孙文珠回忆说，当时几乎每天都会有弃儿被送到育儿所：“多的时候，一天要有三四个，不停地要去派出所给他们报户口。”

不过，育儿所里的空间并不大，工作人员也只有八九个。“收来的囡，我们接到了，就找奶妈，交给她们养一段时间。”负责财务的孙文珠，每个月的工作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就是给奶妈们发工资。“当时大家工资都是一个月30多元，而给奶妈的钱是一个月10元。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妇女会来打听，育儿所要不要奶妈基本 都是附近几个镇农村里的，有些甚至是太仓过来的。如果当天没有，有的甚至会在附近住上一晚，第二天接着等消息。”“每个月到15号，一般都是给奶妈们发钱 的时候，附近的会自己来领，远的我们就把钱送到她们所在的镇上，她们再去领。”作为财务，孙文珠记得，自己最多一个月去嘉定民政局领过5000元的经费这 里面包括了备用金、生病孩子的医疗，还有就是给奶妈的补贴这大约要占2000元，也就是说，同时寄养在奶妈家的孩子就要达到约200人。

“送来的时候一两个月大，养到七八个月就要送走了”

“我们就是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孙文珠回忆说，嘉定县育儿所的孩子，每年都会分几批送到北方：“一般孩子被扔掉的时候也就一两个月大，养到七八个月就差不多要送走了。我们会在发补贴的时候，事先通知奶妈，让她们到时候把孩子送来。”

嘉定县育儿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北方去了，只有几个最终在上海被领养。“顾所长家领养了一个，她的丈夫也是个老干部，一直没生孩子，就在所里领养了一个。其他很少有留在上海的。”

孙文珠记得，送孩子都会在相对暖和的时候：“8月送一批，9月送一批，开春了4月送一批。天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不送，因为孩子在路上不好打理。一般一年送3批，记得最多一年送过4批，一批都是五六十个人，你算算一年送出去多少？”

“送到过洛阳、开封、新乡……山东送过一小批十几个人，反正主要是那个方向。很多地方我也记不住了。”孙文珠也曾经两次把孩子送到河南，但具体是哪里， 如今已经76岁的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一次住在一个山顶上的招待所里。“事先会根据囡的数量，买好多少张火车票，到时候把火车上的座椅都掀掉，因为 天气不冷，就在地上稍微铺点被子什么的，把他们摆在地上，有四五个人照顾。通常到那里，火车总要一天一夜。这时候孩子们要断奶了，路上给他们吃点奶粉。送 的人一般有一个民政局的干部、一个医护人员还有几个保育员和临时工。”

对于当时的河南，孙文珠的印象是：“感觉挺穷的，那时候我们也 不想多待，更不会想着出去玩玩什么的，总是急着回来。”按照她的回忆，为了防止搞错，送到北方去的孩子，每一个手上都贴着一张小小的橡皮胶，上面写着育儿 所给这个孩子起的名字。“到了河南之后，当地民政局的人，会负责分配孩子。之前要领养孩子的人已经登记过了，等孩子来了，他们就过来领。”

而把孩子送走之后，孙文珠他们还要把孩子的衣服收回来，洗干净，晾干了，然后在火车站打包托运，大家再一起回上海。

如今，孙文珠早已记不清楚当初有多少孤儿从嘉定县育儿所送到了北方，她回答记者说是两三百个，但从她其他的陈述来看，显然不止这些。据从嘉定送出去的“上海孤儿”王金虎说，他查到的记录是自己的编号是670多号，查到最大的编号是2900多号。但孙文珠只记得：“每个孩子都有名字，但没有编号。编号可能是派出所编的？”

“厚透厚透”的登记簿找不到了，“我真没能力帮他们寻亲”

孙文珠回忆说，1964年嘉定县育儿所逐渐停办，大部分弃儿都已经送走，所里几个残疾的孩子转入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同时，县里转而办了一家福利工厂，孙文珠和一些育儿所的同事也转入了福利工厂。“我还是做财务，一直做到退休。”后来，福利工厂也关了，育儿所的旧址，现在已经成了一片住宅区。

“当时已经开始逐渐宣传计划生育，生得少了，所以弃儿也就逐渐减少。有一个原来育儿所的工作人员，也是在福利工厂工作，但如果再有弃儿，就由他送到普育西路的儿童福利院去。”

关于这尘封已久的往事，据说曾经有人来采访过孙文珠。但当记者拿出《弃儿》一书和作者的照片时，她说：“隔了太多年，早不记得那人是什么样了。”但她告 诉记者：“在我1990年退休以前，确实有一对夫妻来找过我，问我怎样找到亲生父母。还买了很多东西来，我是实在不好意思。”

但对于这样的求助，一口本地土话的孙文珠也很无奈：“当时确实是有一个本子，登记所有囡的资料那本本子真的是厚透厚透，来的时候登记一个，直到送走了，再把他的名字信息划掉。但是事情隔了这么多年，育儿所早就不在了，这个本子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即便登记簿在，恐怕也找不到。”孙文珠说，“登记的那些材料，哪会写他们的父母叫啥名字住在哪里？要是有这些，孩子早就被送回去了。就算有地址，现在变化这么大，估计也找不到。可能他们去民政局打听过，民政局现在的工作人员就让他们来问我。”

如今，孙文珠已经退休20多年了。在当年单位分的房子里生活，虽然并不宽敞，却也安乐。两个女儿都已经40多岁了，大女儿出生在育儿所停办的那年1964年。而她的外孙，明年也要结婚了。

“我想，他们都50岁了，他们的父母恐怕已经不在了吧……我已经76岁了，真的没有能力帮他们寻亲……要不，你替我劝劝他们吧……”

各方反应

“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

自从记者前往洛阳采访后，当地受访的“上海孤儿”们就一直和记者保持联系，询问稿件何时能见报。昨天早上，很多孤儿通过《青年报》网站看到了第一篇报道，都说心情十分激动，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并一再表达了对《青年报》的感谢。

昨天，本报在官方认证的微博“青年报”上滚动播发相关报道和“上海孤儿”们的寻亲信息。微博信息被大量转发，很多读者表达了对这一系列报道的支持。

有网友表示：“这是个很人性的话题，让我对这段历史也发生了兴趣。”也有读者说，从“上海孤儿寻亲”的报道中，看到了“朴实真挚的情感”。

新浪博友表示：“看了今天的《青年报》"上海孤儿寻亲路"的报道，很是感动，为了那坚持，寻的是亲情和自己的根；也有些无奈，"必要时集体声明不会分割、继承遗产，不会要户口"。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不冷漠的时候，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

此外，也有媒体从业人员表示：“《青年报》这个报道很有爱，上班路上看了一路。”一位专业人士看了昨日《青年报》头版后表示：“头版图片是一张报纸内心的窗户。这只"大眼睛"的内容选择，也将时时透露这份报纸的风骨和追求。”

有读者通过微博表示：“小时候隔壁单元楼下1楼的小孩他妈就是这批孤儿之一，好在十几年前已知道身世，找到无锡的亲人了。”一位扬州的网友在微博上留言：“我听奶奶讲过，我有一个伯伯，是在上海火车站丢的，老人家前两年也念叨这个，希望能有机会找到。”本报记者已经和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并将对他们提供的寻亲信息进行整理，首先提供给河南等地的孤儿寻亲组织。

由于昨天本报刊登的首批十条寻亲启事中，有一位寻亲者现居山西省晋中市寿安县。昨天实名认证的“晋中市公安局”也回复了本报的微博，敦促实名认证的“寿阳公安”核实相关情况，回复“《青年报》官博有无此人”等情况。

一位微博名显示为“崇明港沿团委工作人员”的读者表示：“前不久，我们单位民政部门也迎来了一批这样的孤儿，我们承诺一定尽力协助他们寻找，预祝一切顺利，大家都能幸福。”

此外，也有其他媒体联系了本报记者，并表达希望对“孤儿寻亲”跟踪报道。本报编辑部也明确表示，愿意力所能及地支持协助所有报道“上海孤儿”的兄弟媒体，这个报道不为“炒作”，不求“独家”，只是希望为寻亲的孤儿们助力。“在一份份沉重的亲情面前，"独家"二字，实在太过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