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须缓行
最近，国务院下属的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急急忙忙地又十分隆重地推出一个报告《中国，2030…》，其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如果说这个报告还是用什么restructuring等比较隐晦的词句，那么一大批国务院重用的智囊精英则更直白的多。比如吴敬琏先生就说，国有企业的比例如此之大，就很难说是市场经济。他们要攻坚了，这个坚就是国有大型企业。
本文拟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必须缓行：
· 俄罗斯全盘私有化导致经济大倒退的教训决不能置若罔闻;
· 今天在中国主导私有化的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精英根本不称职;
· 应当从中国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界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确定改革的方向;
· 改革国企的一些建议。
一、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必须充分记取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接受了美国教师爷的休克疗法实行了全盘私有化，结果国民经济全盘崩溃，国有财产严重流失。而在二十年后，经过恢复的俄罗斯从世界上第二的超级大国，沦为所谓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兄弟。除了国际资本得到大头之外唯一获利的是鲸吞原来国有企业的少数人成了暴富的巨头。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绝对不应当忘记。我希望中国的媒体人，能够给出一个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全景式的有深度的介绍，从各个层面总结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前几年有过一个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挺不错。但是我以为大英帝国，西班牙，他们崛起的经验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美国的崛起也不是中国可以复制的，因为人家都是靠侵略起家。但是，苏联的解体，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却与中国忧戚相关。当然《大国崛起》对于苏联也点到了一些。然而，人类的头脑往往很顽固，不是一点就通往往需要反复说明，甚至多次教训。我们需要充分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才能自己少走弯路少受损失。特别是在今天某些所谓改革派在呼唤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认真重温这个教训。
我知道，今天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满意的大有人在，的确，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存在蜕化变质的问题，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正在变成雇佣关系，企业正在变成少数特权阶层的牟利工具。
但是你现在还可以对它们不满是因为你还把这些企业理直气壮地当成国家财产，你还有不满和抗争的根据，而私有化就是要把这些国有的财产“名正言顺”地变成私有的东西，就是要把现在非法的侵占合法化，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这样做，到那时你连不满的理由都没有了，人家还可以反指你“仇富”。俄罗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曾经搞了一个看似公平的赠股，现在有些精英（好像是贺卫方就在其中）也再次提这个建议。以这种小惠来诱惑民众而让他们顺利鲸吞国有资产。这也就是我希望中国媒体给一个关于苏联的全景报道的原因之一 。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我们这些精英多么没有创造力连在俄罗斯失败的招数也搬出来再次使用。
我希望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里一切正直的人，一切正视历史的人，认真研究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教训。不要因为国有企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就失去信心否定它地位。世界上就没有没有缺点的事物。要看到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再者苏联式的国有企业管理的弊病并不是一切国有企业的必然固有的。而即使那样有缺点的国有企业也曾经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发展速度，在1925-1940的短短时间里建设起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工业基础，为全民健保，公费医疗公费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福利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今天欧洲一些国家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但是还没有几个国家达到苏联战前已经达到的公费医疗公费休假，公费高等教育的水平，尽管他们的人均GDP比苏联高得多。何况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也是在苏联的革命的伟大影响之下，在二战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之后才开始实现的。一个反证就是在苏东波之后，所有的福利国家的福利普遍缩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副产品。那些把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与苏联对立起来的“学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苏联的这个伟大成就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全世界许许多多进步人士都向往社会主义，连罗曼·罗兰，这个法国伟大作家都成了共产党员。
苏联的崩溃有其内在根源。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但是有一点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渗透。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还是更强大，更有斗争经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居然可以让一大批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相信西方的善意而采纳那个匪夷所思的休克疗法。把人打昏过去再救治过来，这个在治疗神经分裂症上也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的休克疗法居然被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必然成功的事情，也可能有严重的波折甚至失败。有的人喜欢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是错误的改革也完全可能有无限多条不同的死路。只有基本正确的改革，避免暗礁和陷阱，克服误导和障碍的改革才能走向胜利。苏联的改革就是充满了浮躁和疯狂。领导人竞相提出激进的口号争夺改革的主导权。在外界看来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者，可是在国内他被看做是个“被改革拖着走的人”。这就注定了改革必定要发生灾难。戈尔巴乔夫为了摆脱苏共中央里他认为是保守派的同僚，就诉诸于总统制，殊不知这就给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俄罗斯总统这个更有实力的舞台。结果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看改革要成功，领导就必须有定力，能够顶得住外界的和内部的极端势力的，以及他们内外勾结的歪门邪道。
再次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阻止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所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叶利钦，作令未来的人们惋惜的事情，而如果一旦让他们得逞，将是千古悔恨，不可逆转。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最危险的关头。
除了苏联的经验，中国的国有经济也有成功的经验。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在文革前的短短的十七年间，还有大跃进那样的错误，但是中国建成了自己独立的工业系统，完成了两弹一星和一系列国防建设。如果说苏联的管理体制过于死板过于教条，那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计划和企业管理就可以说过于粗放甚至相当混乱。即使这样低水平的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尚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如果我们向西方学习如何管理大型企业之后，这个国有企业肯定会如虎添翼。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最害怕的。中国的企业改革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不是听信几个拜倒在资本主义脚下的所谓精英的建议自毁长城。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中国改革以来的成功也是以过去的建设为基础，没有那个基础，改革就是空中楼阁。
这些所谓的精英自吹要搞出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我可以不客气的说，有本事把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成功地私有化而不造成灾难的经济学根本不存在，苏联的教训已经摆在那里，而中国的这些经济学家也并不比他们的苏联同行高明，也根没有从他们的西方老师那里取得什么真经，——稀饭既然没有搞过国有企业，也就不可能存在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真经。这些精英也只不过同样是西方的传声筒，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拿出什么像样的货色，这也是我坚决主张私有化必须缓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下面我们就以这批经济学家中被捧为良心的吴敬琏来说明这一点。
二、剖析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良心吴敬琏
我选择了吴敬琏，不仅仅因为他是私有化的吹鼓手，更不是因为他有任何丑闻便于作漫画化的“分析”，我也不想在他的过去在文革之前充当极左打手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这不光彩的事情上多着笔墨，人都有过去，在那个时代那样作虽然不光彩，但是也不必揪住不放。我选择他，是因为他还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比较出色的经济学家，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还是个出类拔萃的学者，被称为是泰斗级的人物，也并非浪得虚名。至于是否有良心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典型出发证明他不能胜任的他们鼓吹顶层设计就应当比较有说服力。
我过去多次说过，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在经济管理这类社会科学方面，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跟在西方二三流舆论后面喊什么“民主人权”，“自由竞争”，“私有化”的口号。很不幸大多数改革的鼓吹者包括令人尊敬老物理学家方励之以及总是炫耀他那个毛泽东秘书头衔来反对毛泽东的李锐等等一大批人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弄清楚他们叫喊的口号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层次，就是读了一些西方的经济学，下过不少功夫，以为取到真经，但是并没有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考察西方的实践，没有分清那些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哪些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这个档次里，吴敬琏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既有马克思经济学的功底，又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一年半，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吴市场的华丽转身。我认为更高的层次，真正能够为中国的改革作出指导意义的贡献的经济学家，有资格做所谓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应当不仅读过西方经济学的书，同时更应当考察西方的实践，鉴别理论的真伪，同时也要对中国和苏联的经验进行分析去伪存真而不是全盘否定。可惜的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因为在这个领域的所谓大师都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这尊师的国度，往往是一师升坐众生唯唯。跟大师保持一致才是晋身之道。如果你不跟大师保持一致，就很难出人头地。
首先我要证明的是，这位所谓的泰斗，过于迷恋他心目中的市场理论，却从来没有好好考察过西放本主义的实践，不知道那些理论使用的条件，更不知道有哪些理论根本已经沦为意识形态的偏见，应当扬弃，因而他与一个西方的实实在在的企业家相比就显得很蹩脚，其实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说的难听一点不过是个会使用经济学辞藻的中国式的文人。这也不奇怪，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授学者也是如此。就像金庸先生可以写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但是绝对动不得手。不过区别在于金庸先生光明正大承认自己只能编故事不懂武术，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要给我们搞顶层设计。如果他承认搞不了顶层设计，而只是研究一些问题，我们就没有分歧了。而且在他们潜心研究的领域我很尊重他们的劳动。如果我的批评让他们烦恼。那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烦恼皆因强出头。
下面我们先从一个小例子开始证明吴敬琏的市场观是何等的浅薄：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当涨价。我拟把铁路问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贯穿始终。因为分解铁道部，铁路私有化也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为了防止自己犯断章取义的错误，我把新华网报道录在这里（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3/04/content_5799268.htm）：『吴敬琏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谈到春运期间铁路客票不上浮的政策，他坦言，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多数经济学家大概并不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做法不大符合市场经济的原理，可能造成价格扭曲。
“我们需要的是合理价格、公正价格。既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价格就完全可以跟着市场走。”吴敬琏说，如果打工者在过年回家的问题上确实有困难，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给打工者发补贴，这是可以做到的 。』
我想我们不会误解吴先生的观点。在他看来，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只要供不应求就可以涨价。然而开明的资本家都不如此。
我们不妨看一看资本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美，到了夏天，饮料的需求上升，但是包括可口可乐等各大公司不是趁机涨价而是扩大生产，而且因为成本下降，所以降价供应。我想所有在北美生活多年的朋友都可以为我作证，这是实情，并不是我的虚构。资本家这么做当然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假如有一家，哪怕是垄断的一家采取涨价的政策，他可能暂时获利但是也给潜在的竞争对手乘虚而入的机会。
再回到中国的春运。春节期间回家过节，这是一个刚性需求。涨价不可能抑制需求，除非高的离谱让大多数人买不起票，但是那就要引起天怒人怨。吴敬琏老先生的市场观实在谈不上高明，而只能说很狭隘很浅薄，狭隘到只看到眼前有赚钱的机会就涨价而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浅薄到只看到钱，仿佛市场经济就是赚钱。假如他说因为春运期间运力充分发挥，成本下降，服务质量也下降，应当降价，我会对他有几分尊敬。
只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也是吴敬琏的一个特点，下面还会涉及这一点。这样的人，去做研究也许可以，但绝对不能做政策顾问。因为经济政策从来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首先是社会问题，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暂时的和深远的社会效果。
应对运输紧张只能有一个策略就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别无他途。然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铁路运输，吴敬琏们的私有化绝对不是出路。后面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
吴敬琏们不是没有搞过顶层设计，就我所知就有两次，只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吴敬琏对于九五、十五期间的改革颇为得意认为那是他们顶层设计的一个杰作。但是我们知道九五和十五，也就是九十年代。就是那个减员增效的高潮。如果仅仅从经济数字来看，确实可能比较亮丽。但是减员增效制造了所谓的弱势群体，至今还在为缓解这个问题而付出代价。那个设计是不是高明，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国有经济有人浮于事的问题，这一点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简单地减员虽然可以在狭义上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却制造大量的失业，所谓待业，下岗人员。当时我曾经给刚刚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同学吴邦国写信说，我以为，应当以加强技能培训发展生产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为主。即使不得不减员也要先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原来的退休是有单位负责的，没有社会化的失业保障），而绝对不应当把多于的劳动力简单地推向社会，让人家自谋出路。如果国家，党，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单靠个人如何能解决？个别人可能成功但是大面积成功绝不可能。我今天仍然对减员增效的粗暴方式持批判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有道德太顾全大局才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但是也制造了严重的社会隐患，这是今天不得不着力解决的问题。这笔债还远远没有还清，还要继续换下去。
另一次“顶层设计”就更粗糙。那就是1988年的闯物价关。
据吴敬琏传介绍：
『1988年4月26日他们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关注货币，开放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困难和凤险会越来越大。…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 』（“”中的话是原有的。估计是报告的原话。）
正是接受了他们这个“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的建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当机立断”了，作出了闯物价关的决定。这个决定恰恰是八九年那场著名的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很佩服吴敬琏和为他立传的那位作者。尽管他们是始作俑者，但是事后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而是把责任全推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他们真是有良心呐。
一个顶层设计搞出来个89风波，第二个搞出弱势群体，下一个，如果还轻信他们，搞出个什么只有天知道。
而且，非常令我不解的是吴敬琏要搞国企私有化的理由。过去他们可能说国企效率低，但是现在已经不提这一点了。我猜想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大多数效率稍差的企业已经被私有化了，而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经过改革的效率都还可以。现在他的理由居然是这样的:
一个是，『国企应继续“退” 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见：http://money.163.com/12/0228/10/7RBGIJRK00253B0H.html）
为了让私人企业家风风光光就得让国有企业推下去。这是什么逻辑？
另一个是『在谈到中国经济现状时，他指出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见：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4223463.shtml）
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立起来，专门为资本家说话，而损害国有企业，以私有，即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就是吴敬琏先生的立场。他甚至污蔑国有企业是贫富分化的根源。众所周知在改革之前，国企占绝对优势而贫富差距却很低，这证明国企才是共富的基础。至于他说国有企业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与市场经济不相称，就更是自打嘴巴。当八十年代他首次参与起草关于市场经济（当时他们不敢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以商品经济代替）的建议文件时，就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为前提的。当时有人建议从不同所有制共存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还被他们顶了回去，说人家是局限于斯大林主义。现在却又说，国有企业的规模太大与市场经济不相称了。我们知道这是西方某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在国有企业之间也可以有竞争嘛。实际上日本政府就是引导具有垄断性质的少数企业进行良性竞争。几家大企业虽然是私有企业，但也具有垄断的性质。这种实践吴敬琏是不知道还是没有兴趣只关心所谓民营资本的利益呢？这类一心要为民营资本向国有企业争利的经济学家，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搞国企私有化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是否对国家有利而只在乎资本的利益，他们能够有好的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吗？
三、国有经济成分是中国经济优越性的主要表现
中国要独立与世界民族之林，要成为一个不受帝国主义欺负压迫的国家，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经验，还必须有超越西方的手段。如果我们拜倒在西方经济学面前，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后来居上，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我们在资源上没有优势，我们的国内资源比不上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比不上欧洲。而且美欧至今都还在剥削世界资源。比如海湾的石油大部分是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中国有人希望通过国际大循环来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的建设服务。这个愿望即使能实行代价也是高昂的，绝不可能与美欧崛起时相比。现在无论是石油还是铁矿石，凡是中国需要的东西价格都远远高于合理水平。因此即使我们学习的再好，也不可能超越别人。而世界上一切后来居上的国家都有其独到之处。德国和日本加强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苏联更是以国有制计划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要想崛起，也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模式。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又有活跃的民营企业和引进外资的合资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的优点是中国能够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
这中间国有经济又是最基础的部分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年电力能源交通铁路公路的协调发展中国能够吸引这么多外资。而中国国有银行又是顶住亚洲金融风暴和08年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
其实这类超越市场经济的成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已经有了萌芽。
我不能也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探讨国有经济的和计划经济的萌芽在世界上发生的历史，长话短说，只举几个例子。先说美国的农业生产吧。那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是美国的农业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吗？一百年前是的，现在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美国，农业生产有国家补贴，也需要有许可。我不清楚实际操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超过了许可你生产的东西不但卖不出去的，而且还会受到惩罚。当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由就必然受到限制。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大好理解的。但是只要你认识到在美国有比中国多得多的耕地，而人口又比中国少得多，如果允许自由生产，就会发生严重供过于求，价格跌落的现象。在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因谷物太多买卖不出去，到处找市场，造成交通阻塞的现象。一句话，美国的粮食生产是在国家的相当严格的控制之下可以说也是一种计划经济。
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在本质上是全民所有的东西。美国的国立实验室，许多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产物，就是国有的，归联邦政府所有，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原子弹的研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今天的国际地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个曼哈顿工程在本质上是国有的计划经济。后来的航天署所经营的也属于这个性质。这些都是西方的经济学根部不予一顾的方面。但是美国的科学研究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没有国家的计划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军火工业，虽然是私人所有但是却是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国家甚至以赤字财政来支持它。现在有人主张中国的国防工业私有化，假如私有化只能是花更多的钱才能办同样的事情。表面上可能私营企业在某些方面效率高一点，但是他要的利润更高。中国的航天工程比美国的花钱少得多，就是因为许多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市场化而是还在计划经济范畴。
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可以说是一个多快好省的系统工程建设的典范。据称总费用大约25亿美元，除了几颗原子弹之外还留下14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一个具有9000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000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这只是留在国家手里的，没有算上那些为了开发建设这些设施，由国家资助在私人企业里建设起来的基础设施。这些构成了美国核工业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成分发展到纯粹的经济领域中去，因为那不符合让资本家发财的潜规则。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把能够计划的东西用计划的方式，把私人企业没有能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事业用国有的方式，这样一种超越市场经济的方式是存在的，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过的。而且它的生命力更在苏联得到证明。而把这两者在更大的范围内结合起来则是中国的成功经验。
苏联的缺点在于计划过于机械死板，走了极端，有不少为计划而计划的成分。例如苏联的教育部长曾经得意地对来访着说，他可以知道在远东的某某学校现在在上什么课。有这个必要吗？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这是一种偏执。在思想上理论上是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在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的传统习惯。
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能为了跟西方一致而削足适履，把我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私有化。我们应当看到：
第一， 国家对银行的有力监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第二， 国有经济是高速度建设伟大国家的必要方式。否则周期长利润低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很难发展；
第三， 共有制经济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最直接的有效手段。
2007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其根源就是对私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不能老是讲与世界接轨，还要讲建立金融防火墙，防止金融大鳄掏空中国。金融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有教训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在抗战胜利之后，内有强大的军队，外有美国的全面援助，但是却在胜利的鞭炮声犹在耳的时候轰然倒下？直接的原因就是贪婪的劫收造成了金融动荡搞得人心丧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期间也有严重的错误，包括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然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稳定。
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拖累了整个世界。不过那些国家对金融业有比较完善的控制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就只受到很有限的影响。因为在加拿大，银行业是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简直与国有差不多，连放假也跟政府机关一样。在加拿大，许多好东西都让美国人买去了，控制了，但是银行不行。至今加拿大还是只有六家全国性的大银行起主导作用。所以当美国发生倒闭潮的时候，加拿大的银行顶多股票市值有些波动。而有些欧洲国家就受到较大的影响。试想，假如那时候中国有几百家上千家私人银行，都争先恐后地去买塔恩崇拜到美国的打包的“金融产品”，必然有相当一批要倒闭，那个影响就小不了。这种圈钱的游戏以后还会继续搞下去，上当的人还会有很多很多。中国的金融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改革而不是从什么与世界接轨的概念出发强求一律。相反地，还是要建立防止国际危机蔓延到中国的防火墙。对于外国的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金融产品”如果你看不懂就不要盲目崇拜，不要盲目跟风，很可能是根本没有道理的骗人的东西。如果你要买这类产品，或者要引进类似的业务，就要实事求是地弄个明白，不要不懂装懂。骗术的一个特点就是伪装高深让你怕露怯不敢深究。
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学习别人的成功的经验，同时要借鉴别人的失败的教训。尤其不要把失败的糟粕当成真经。我看所谓私有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有人动不动就反国家垄断，我说国家垄断比私人垄断或外国人垄断好得多。至少公民有权过问，可以问责。我很奇怪这些反对国企国有银行垄断的人。怎么对于外国的垄断甘之若饴？中国的电脑操作系统被外国垄断，就连公安系统也是使用微软的视窗。这是很大的隐患，许多人呼吁多多次，没有人关心，现在到关心起国企的垄断了。
这几年，经常发生农牧产品物价的严重波动，究其原因是市场盲目性和滞后性在作怪。本来有些东西已经跟需求脱节了，但是没有适当的调控手段。而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过后，市场供应回复的很快，原因在于，当时的农业农村经济是集体所有制，国家可以通过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很有效地进行调控。 而现在，粮食是包产到户了，粮食还有基本的控制，但是其他畜牧业就完全交给了市场，尽管在信息时代可以迅速掌握生猪的信息但是国家似乎失去了直接的调控手段。假如工业系统也完全私有化了，私有企业承当不了波动的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现在其实也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家可以让各个企业分担风险，而全部私有化了，以现在吴敬琏们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成了绝对的规律，大鱼吃钓小鱼是应有之义。兴风作浪制造危机利用危机也是合乎市场法则的。分担风险就成了神话。
下面，我们以铁路建设为例着重说说第二点，国企是高速建设伟大国家的必要手段。
四、铁路私有化尤其必须缓行
铁道部现在是中国惟一仅存的工业部了。拆散铁道部，铁路私有化也是某些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的追求。他们一定还会搬出日本铁路民营化来为自己打气。但是我在这里预先给他们泼一瓢冷水：他们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日本是在铁路系统已经建设得差不多了，才搞民营化让资本家去赚经营铁路的钱。而在建设阶段则是由国家，全民掏腰包。当然他们会说民营后就盈利了，而之前总是亏损。我不排除民营可能效率高一点。但是由于这些年也知道了一些企业私有化的猫腻，也不排除为了私有化故意制造国有低效率的假象的可能。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但是有据可查的是在新干线的建设初期，为了上马，当时的日铁的头头的的确确造假账把成本压低了一半，让国会通过，然后在世界银行的贷款用光的时候，也恰恰是这位新干线之父任期已满，池田首相明知其中涉嫌违法犯罪，但是也是好从国库拿出钱来把新干线搞到底。附带说一句，世行的钱也是用其他名目搞来再挪用到新干线上，也属是做假账。我们这个日本邻居作假是出了名的。而这个作假高手，后来被称做新干线之父。我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写在这里，有兴趣的 可以到网上去查，比如百度就可以查到。
而中国现在铁路系统还在发展时期，还不是收割的时候。我们的吴敬琏等人为资本想的太急了一点。真是XXXXXXX我还想告诉吴敬琏先生，即使为了资本家着想，现在也还不是私有化的时候，学学你的日本同行，他们绝不在建设高铁的时候搞私有化，而是在高铁基本建成了才搞运营民营化。
日本高铁从1955年开始建设，到64年第一条新干线通车，前一半用的是世行贷款后来是国库。到1987年才有民营化的国铁分割。这个动议名义上是为了减少债务，但实际上首先是为了削弱工会的力量。何况国铁在1884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个所谓的改革根本也不可能减少国家的债务。其结果也无非是国家建设，民营赚钱。如果吴敬琏们希望给中国的资本家这种赚钱的机会，我并不很在意，但是现在还没到时候，而是得到中国的铁路网基本建成之后，而过早私有化，就把铁路建设给打断了，只有现在这一点可私有化，以后的大头就没有了。所以即使为了私有能有更大的赚头，现在也不能搞私有化。
从建设的可行性出发，在建设阶段只有国家才有这个能力进行这种投资巨大周期很长的建设项目，尤其在中国的私有资本还不发达，还没有很充分的资金的时候。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线路根本无法收回成本更不要想赢利，有的连运营都有难以自负盈亏。这些更必须由国家来管。在中国很可能更是如此。比如青藏铁路，如果从商业上考虑恐怕永远无法收回成本。在高寒高原上的铁路运行成本也是很高的，运营是否不亏损都是未知数。这不奇怪，就连许多国家的城市交通，地铁，运营十分繁忙但是还是要靠政府补贴，否则就不能持续。改革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什么理念——意识形态，所以，铁道部的分解还是缓行为好。
铁路的安全问题是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而私有化，很难保证运营安全。特别是如果心思过多的用在省钱上可能忽略安全。有些国家的私营电网出问题，就是因为只顾利润而忽视了检修。本世纪初，美国的电网就出过一次大事故，连加拿大都受到影响。假如这个事故出在中国肯定世界舆论大哗。应当说，过去的六十年，中国的铁路事故发生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国家管理的严格有效。国有未必能管好，但是私有就更难管好，这至少在中国是个事实。
日本的铁路建设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日本政府的债务世界第一，有许多恐怕是基本建设的债务。这个债务虽然主要是内债，但是过高的债务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现在中国的铁道部也已经有相当高的负债。我无法知道详情，只能凭猜测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我以为像青藏铁路这样的战略工程，不应当记在铁道部的账上，而应当作为国家的重点战略任务在完成之后由国库报销，减记。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商业上有可行性的项目如果硬要与商业铁路同样对待只能压垮铁道部。
第二，现在高铁存在票价过高人民买不起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铁道部有急于收回成本的压力。对于这样资金密集型的长效工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以一个可持续的利率支持高铁的发展。要求短期收回成本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今后类似的国家基本建设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比如大西线的南水北调），既要保持建设的高速发展又要不过高提高国家的债务水平。至于建设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只管建设不注重效率的问题要通过监管等其他渠道来解决，而不是靠资金来卡。例如是否可以把铁路规划与建设运行分开。比如计划预算由交通部负责，或者成立一个国家铁路建设计划委员会，而建设和运行由铁道部负责。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铁路总公司。但是铁路贯穿全国，有准军事性质，需要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统一管理。
第三，当年的铁道兵，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铁路既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国防的重要基础设施。恢复铁道兵，在和平时期参加国家建设，在战时可以快速维护线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支队伍。当年，张爱萍等老将军就不同意撤销铁道兵和工程兵。将来还会有许多工程需要他们。他们也可以在救灾等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如果在汶川救灾中有一个师的铁道兵携带大型工程车辆，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平时有救灾的培训和演练就更好。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当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不管当初是谁决定的。改正过来对于维护老一代领导人的威信只有好处。人，就是圣人也要犯错误。假如有上帝，上帝也一定犯过无数的错误。否则怎么会生出那么多恶人。
五、国有银行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小型企业融资难，农民小额贷款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国有大银行的垄断地位，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发展私人金融机构，名义上是为了中小企业，但是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削弱国有银行的地位。
我并不反对开放私人银行。既然民间有资金，就有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的冲动。民营的这类机构也可以是国有大型银行的一个竞争者，引导得好对于搞活金融提高效率有正面的意义。但是要有严格的管理。应当在放开之前就有管理私人银行的相关法规。至少也要有暂行的条例。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放开股市的教训，就应当对放开私人银行事先做好政策的规范。最好能够通过立法来推动这个改革。股市开放之前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在管理上政策上毫无准备，连国外已经采取的管理措施也没有引进来，就急急忙忙搞股市，结果中国的股市比起美国来更不稳定。中国的私有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不应当重复股市的教训。应当明白不是一切都可以干起来再学，在干中改。一旦上套改也难。现在股市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民营金融机构不应当重蹈这个覆辙。
我认为，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法规应当不仅仅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和加拿大的经验，还要根据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已经存在的地下钱庄等灰色经济的问题，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尚处在初始积累的野蛮期，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急功近利的饥渴。经过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国人的投机心理特别严重。不要不服气，看一看中国的假酒假药三氯氰胺等等严重的经济犯罪现实，就应当明白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才是保证民营金融机构走上健康正常发展轨道的必要条件。在改革之初就有人，至少本人可以作证，希望对生产质量加以严格的管理。但是我们的官僚们和经济学家们说只要生产发展了竞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呢？中国的奶粉生产规模不谓不大，但是竞争的结果是大家一起添加三氯氰胺！
但是我很怀疑私人金融机构能够解决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管理反而可能让现在非法的高利贷合法化。因为私人银行更不是慈善家而是将本求利更要讲经济效益。
我认为根本的途径是改善国有银行的服务质量，服务方式，满足广大群众的融资需要。证诸2008金融危机，金融机构的滥觞绝不是中国经济的福音。
而国有银行本来可以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农民个体户实行优惠的政策。中央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多做工作才是正理。请记住，人民的（国有的，应当是人民的）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国有银行不能解决人民切实需要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只能说是中央政府的失职，是银行的服务方向上的根本性的错误。既然私人银行可以给中小企业贷款，赚钱，为什么国有银行就不能开展这些业务，做好这个工作？由于他们有跟赚钱的业务就拥有更大的承受风险的能力做好这个事情。
六、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建议
首先一个问题，国企应当归谁来管？
许多人说要政企分开。是的，国外的政府内阁是没有企业管理这一项业务的。既然这些人一定要与外界接轨，那么也不是不可以的，只不过不是国企私有化，而是从国务院分出去。我想是不是可以把国资委从国务院剥离出来组建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人大负责，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他既然对人大负责，就是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这样国务院就可以只管政策而不管企业了，政企就彻底分开了。有人会反对，说这个东西外国没有。外国还没有写在宪法上的执政党呢。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一批国有企业，设立一个专门管理国有企业的机构也是应有之义。同样地方的国有企业也可以有省市的人大的相应机构管起来。
从此之后，政府可以对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一视同仁，采取同样的税率征税。只有行业的倾斜没有公私企业的差别。
第二个问题，国企利润的分配。税后国企要向上级交一定比率的利润，作为国有企业发展的基金，还应当由一部分是企业自己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利润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为作为企业职工（包括高管）的奖金。这个部分应当有一个在经济上合理的界定。
是否可以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全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平均到每个公民，有一个人均国有资产量。而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肯定远远大于人均国有资产量乘以职工人数——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值称为职工应占资产值。这个职工应占国资值与该企业的总资产的比值就可以作为职工享有的奖金在税后利润的比例的平均值。当然还应当根据行业盈利的不同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如果业绩超过预期，可以适当提高，反之应当下调。
现在有些国有企业自己擅自分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往往是国有资产很大，而把国有资产的增殖完全占为己有。他们已经有了大量国有资产的使用权，这已经是一种优惠。在这一点上是不公平的，如果再把资本盈利又完全为该单位所占有，就更不合理。
在这个委员会下面，可以根据需要成立几个部级部门。比如铁道部，煤炭部，等等。并不一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部。而像煤炭矿山，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是不行的。私有化，允许小煤窑以来事故频仍就是一个教训。
第三，国企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 的现代企业制度。我这里比吴敬琏先生多了一个“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限定。我们不能泛泛地讲现代企业制度。外国也有现代企业，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制度，虽然许多方面大同小异，但是也有很多本质上的差别。我所说的这个制度，是要把国有企业搞好。当然，这个制度应当符合中国的企业法。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的企业负责人就在本质上是国家的干部而不是资本家，他不应当在待遇上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管理阶层看齐，而应当大体上与他们的干部身份相适应。而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待遇就不应当比技术工人高出许多倍。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或者技术工人更多，而且培养他们的费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是由国家来承担。说的不客气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离开了国有企业，就根本不可能在同样的企业里找到高管的职位。不信就请他们到美国去试试。
这些企业应当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所有权的代表。董事会应当有上级主管部门派出的代表和企业职工的代表共同组成。重大决策在董事会通过之后还要把请上级部门审核批准。为什么？因为有些大型企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他的命运不能完全有本单位的员工来决定。因为比如说，把鞍钢卖掉，可能让每个职工都得到巨大的利益，但是国家却要遭到损失。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作为一个制度就应当尽可能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可能性。在董事会里，上级指定的干部代表，各级技术人员的代表和工人代表应当大体相当，实行三三制。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或厂长，总会计师，由厂长或总经理提名其他干部由董事会任命。
最后，我认为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走群众路线。
改革能否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一点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他们往往本末倒置，往往是抱怨人民不支持他们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措施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首先一条是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让大多数人获利。没有这一点你的改革肯定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我们的精英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从改革一开始，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念念不忘要砸铁饭碗。终于在减员增效的时候实现了。那种以少量金钱买断工龄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怎么能得到工人的拥护？那真是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第二，即使是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改革你也需要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知道这一点，而不是包办代替。至于国企如何改革才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不是少数精英和干部说了算，还是要老百姓说了算。因此过期的改革应当在官大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实质性的讨论，而不是任由一部分精英哪一个什么顶层设计一意推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如果共产党能够坚持这一点改革就有成功的希望。而现在的许多作法离这一点有越来越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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