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家父陈礼节
陈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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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家父陈礼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想起家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
1906年2月，父亲出生在湖北汉阳蔡甸镇一个穷苦裁缝的家庭里。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初中毕业时，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获庚子赔款奖学金，由汉口同文书院保送赴日留学，先期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他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当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时，他四处奔走，多方设法营救。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毅然辞谢了京都帝大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经香港回国，报效祖国。
因他医术精湛，学识渊博，自1938年起，历任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教授、福建省立医学院教授等，从事医疗与医学教育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医学专著《传染病学》，成为当时医学院的教材。在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时，他与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归国的家母厉矞华相识、相知并结为伉俪，从此一起从事医学事业。
1946年7月抗战胜利后，正在福建医学院任内科教授的父亲应国民党陈仪将军之邀，前往台湾承担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重任，同时被聘为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第一、第二医院院长，热带病研究所所长、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母亲也于一个月后携幼年的我和姐姐奔赴台湾，与父亲团聚，并任台湾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接收工作十分艰难，虽然台湾民众对强行霸占台湾50年的日本鬼子刻骨仇恨，但对大陆来的接收人员存有“戒备之心”。家父行事毫无门阀之见，高风亮节，在他组建的“接收内阁”中，无论是掌握财权的财务要员，还是享有特权的缉查人员，多用台湾当地人，在他的领导下，接收清理队通宵达旦地工作，认真查账理财，不分巨细，一笔不漏，仔细造册，涓涓归公。台湾行政公署对家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廉洁正派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正当家父为台大附属医院设计新的蓝图时，因台湾民众不满国民党接收大员大势敛财，大搞腐败，爆发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借此排除异已，解除了台湾省主席陈仪的职务，父母受到牵连，不得不中断台湾的事业，告别了美丽的宝岛。但由于父亲在接收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在“二·二八”事件中，附属医院的职工自发保护我家的住宅，使我们平安的渡过了这次风波。
1948年夏，父亲两袖清风携全家来到杭州，人们不敢相信两位院长教授之家竟为找栖身之地而犯难，说：“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台湾回来后竟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父亲笑而回答：“人各有志，古话说得好，‘我以不贪为宝’，我就是要做这种人！”父亲即被浙江医学院聘任为教授，兼任省立杭州医院院长。母亲也被同时聘任为医学院教授。他们非常关心时局，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有希望。
1949年4月初，家父接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的电话命令：叫他马上将医院迁往舟山。他知道杭州快解放了，于是寻找各种借口有意拖延时间，与国民党政府巧妙周旋，并团结医院职工，保护医疗仪器设备和药品物资。国民党软硬兼施也奈何不了他，决定溃逃时炸毁藏在红楼的由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其中有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父母亲知道后非常着急，情急之下，终于想出了“劫”物品的主意和办法。他们暗暗组织了医院的同仁，借了一辆大卡车，悄悄来到红楼，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跟踪骚扰，指挥医院职工将120箱医疗用品秘密运到杭州医院仓库掩藏。当时有人劝父母亲拿些回家，他们坚决回绝。杭州一解放，父母亲四处忙碌，组织医院工作人员，用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医院，和所有“劫”来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及时地抢救及治疗了解放军的伤病员。
1950年后，家父先后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抗美援朝战争发生时，他积极组织医疗手术队赴朝鲜参加救护工作，著名外科医师黄德赡、李天助、朱焱、周朗生等“民进之友”踊跃参战，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抢救伤员，立下功勋。
1955年，家父当选为杭州市政府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为发展人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防病治病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沥尽心血，成绩卓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杭州，垃圾成山，蚊蝇成群。为改变杭城“四害”横行，疾病流行的局面，推动杭城爱国卫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他组织成立了杭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自己兼任主任。他创造了消灭蚊蝇孳生地来控制害虫生长的有效办法，他早出晚归，经常与居民群众一起参加卫生劳动，清扫路面和公共设施，同时深入街道、居民区、环卫处检查卫生，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多少大街小巷留下了他的足迹，多少居民大妈听到过他宣传卫生工作的声音。他还指导有关部门，给所有的窨井装上类似“纱窗”的水泥装置，使污水能流入，蚊子却出不来；他教人们用加药烟熏的办法消灭“四害”。几年之后，杭城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夏天可以不用蚊帐就安然入睡，有效的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市民讲卫生蔚然成风。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突然视察了杭州小营巷，对杭城整洁有序的卫生状况倍加赞扬，杭州获得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称号，与家父辛勤而有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51年4月，他经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浙江民进的首批会员，并接受了筹建浙江民进组织的重托，坚持发展会员的原则，成员必须是既要求进步，又要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宁精勿滥，当时吸收的会员均是医药卫生界、科技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专家教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时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的他号召民进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在医疗队回国后，经过战火洗礼的“民进之友”，经家父等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于家父卓有成效的组织，和他长期从事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盛誉医学界的人格魅力，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医卫界精英纷纷加入民进，这成了浙江民进组织的一大特色。他历任民进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浙江省筹委会副主委、主委，浙江省委员会主委、杭州市委员会主委。
家父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他曾先后当选为杭州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历任中华医学会全国理事会理事，浙江分会名誉会长，杭州市分会会长；杭州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他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成了“专政对象”，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折断了好几根肋骨。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他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仍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热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四人帮”粉碎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农村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更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深感这是国家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省、市民进成员，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和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历任了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顾问、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他在担任省、市科协领导职务期间，又致力于开展科学技术工作。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春天到来了，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要以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把科协这个联系党和科技人员的纽带进一步搞好，促使早出人才，多出成果。”
他长期以来跟随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共事。早在1960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并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不为私利，完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共产党员，是极其光荣而崇高的。我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并多次向党表达了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和愿望。他十分重视学习，从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即使在十年内乱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迫害的情况下，他仍对党忠贞不渝。1984年3月20日，家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党组织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由于长年辛勤而紧张的工作，由于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和摧残，家父的身体受到了严重和伤害，在病重期间，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念念不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对经济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扩大，他十分高兴。他还盼望着自己能够恢复健康，为党再做一些工作，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在生命垂危时，他嘱咐母亲，死后将遗体捐赠医学研究，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母亲按照父亲的遗愿，将父亲的遗体捐给浙江医科大学解剖、研究。
在家父逝世以后，省委、省政府对他作出高度评价：陈礼节同志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与父亲相知相伴一生的母亲厉矞华是国内著名的儿科教授，一样是省民进首批会员，担任民进中央委员、参事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等职务。她兢兢业业献身于儿童保健事业，历任浙江医大儿科系主任，浙江儿童医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务。在攻克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白血病、脑瘫等严重疾病方面颇有建树。母亲一贯支持父亲参加社会工作，并身体力行参政议政，担任过第四、六届全国人民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直至90岁高龄仍不懈工作。她一生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感情至深。在参政过程中，以诚相待、积极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的拥戴。父母亲一辈子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父亲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直怀念在台湾的同事、朋友、学生，再三呼吁海峡两岸的同胞互相往来，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学生遍布全国和海内外，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中发挥特有的作用。记得父亲写的《回忆在台湾大学的日子里》一文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后，在海外激起强烈反响。他在基隆的学生周淑安、余流水医生及其在美国的儿子给父亲来信，表达他们和广大台胞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父母亲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并养育了我们5个子女。父母亲的工作繁忙，但他们仍十分关注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要努力学习，热爱劳动，把自己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每到星期天，只要有时间，一定带我们去爬山、划船，锻炼身体，养成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操。在父母亲的教导与养育下，在党和祖国的培养下，我们这些子女紧跟共产党，努力学习，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的工作，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我在父母亲的教育下，勤奋学习，196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于1970年踏上工作岗位。1990年继承父亲遗志，赴日本福井大学机械系留学，在这期间见到了父亲大学时的同学，向他们讲述了父亲的经历，父亲的同学坂口正一把此事收入《随笔文集》于1995年出版。为继承父亲的遗志与母亲的愿望，我于1986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民进杭州市委会常委，市政协委员，后转到民进省委会，当选六届、七届省委委员，当选省直第一科技支部的主任，认真抓好基层支部工作，积极参政议政，撰写了浙江省仪器仪表行业的产业指导信息、调研报告、产业发展规划和“十一五”规划，撰写了《建设品牌大省的对策研究》这一省委会重点调研课题。
现在距父亲逝世的1984年已有二十二年，特撰写此文追忆家父光辉的一生，缅怀家父的优秀品质和高风亮节的做人风格。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欣欣向荣的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稳步发展；家父作为创始人的浙江民进已得到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我们要继续继承家父的遗志，为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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