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古籍所记载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作者 李理

根据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者伊能嘉矩[1]的《台湾文化志》记载：“由台湾本岛及其附属诸岛形成，于狭窄台湾海峡内一弓状之特征，证明某一过去时代由中国大陆分离而成之地质学者之考定，姑置之不论，但有斯形势相接近之关系，更伴著西邻中国大陆与台湾岛群间密切之人文上之沿革，则不容等闲视之，如斯台湾历史上最初确认其位置存在之发现者，自然属于中国汉族。”[2]伊能嘉矩的观点恰好很好地认证了上述二项中关于语言学及考古学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的正确性。

台湾正式被并入行政区域，以元代最早。元以前的情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研究者可从一些古籍的记载来认定，汉人很早就在台湾进行活动。研究者认为《尚书·禹贡》篇中的“岛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蓬莱”、“方丈”、“瀛州”，《汉书·地理志》中的“东鳀”，《三国志》中的“夷州”可能就是指今日的台湾。而与台湾地理、气候、地形及住民最与台湾相符的，是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的记载：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与为王，分割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合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纹布，刻书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簇、刀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著中廷，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为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槽贮之，用大竹筒七寸饮之。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头脑，驳其面肉，取犬毛染之，以作鬚眉发。编贝齿以作口，出战临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夷王所服。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以彰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上前一齿。[3]

另外《隋书》中有关“流求”的记载，被认为可能是指今天的台湾。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个“流求”可能是今天的冲绳。《隋书》中写道：流求在建安郡海中，船行五天就能到达，盛产稻、梁、麻、豆等，有猪、鸡，没有牛、羊、驴、马，用石锸垦地，各村以善战之人为首领，族人各自分立，没有上下的礼节，首令所居之地，都挂着骷髅，战死者由众人分食。[4]这个记载与《临海水土志》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承性。

《隋书》还记载，在公元607年，隋炀帝曾下令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航行到达“流求”。第二年又命令牛宽再去慰抚，没有得到回应，只带回当地的一些衣物。610年又派遣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周，率领东阳兵万余人，航行到达流求。陈棱要求当地酋长投降，被拒绝，于是隋军俘虏数千人而返。[5]

如果确定《隋书》所说的“流求”真是为今天的“台湾”的话，那么早在隋时，台湾就已经被大陆王朝所重视，但这个历史是否是事实，今天无法考证。

进入元、宋以后，可以明确在认定当时所称的“流求”、“琉求”即是指今天的台湾，但却常常与今天的琉球混为一谈。而澎湖作为台湾与大陆中间的一个岛屿，却早在宋朝代就被明确记载下来。

赵汝适的《诸番志》中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录晋江县。”[6]这说明早在宋朝时，澎湖已经被殖入宋的行政区域之内。而宋代文献中所说的汪大猷为泉州郡守之时，海上沙洲数万亩的“平湖”，自是指今天的“澎湖”了。

当时有毗舍邪人侵入“平湖”，割尽人民所种之作物。汪大猷认为每年春季派兵去驻守，秋天返回的作法费力太大，因则在当地造屋二百间，派兵驻守。这说明当时的澎湖不仅被列入到宋的行政区域内，还在岛上派兵戍守。

元初时期，积极经略海外，曾派兵南征安南、占城和爪哇，两次东征日本，对于近在咫尺的台湾，自然不能无意，故曾有两次招抚台湾之举。据《元史》留求传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十月，元世祖派遣杨祥、吴志斗、阮鉴等一行，携带诏书，出使招谕留求。次年春夏之交，他们自澎湖出发，遇到一个“山长而低者”的地方，派人登岸察看，因言语不晓，被杀死三人，遂无功而还。对于此行，他们内部意见分歧，杨祥以为到了留求，要求阮鉴、吴志斗出具“已到留求文字”，而二人则不同意。

就事理推断，此行既从澎湖出发，到达海上“山长而低者”的地方，这里的人不晓语言，自是番人居住的地方，因而可能是台湾西海岸的某个地点。这个“山长而低者”的地方，不可能是澎湖群岛的某个岛屿，因为澎湖群岛仅有汉民，而无番人。

元成宗大德元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琉求宜招，宜伐，不必他调兵力，就近试之。”曾遣派省都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征讨台湾，结果除得130多名俘虏外，无功而返。[7]

元代两次招抚台湾没有结果，但在澎湖却有建置，设立了巡检司，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

元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是继宋代将澎湖列入晋江县后，再次将澎湖列入到中华王朝帝国的行政区域内的有利证明。这也证明将澎湖建立正式政权机构的开始，说为元朝是不准确的。但对于元代澎湖巡检司设置于何时?目前学者有不同意见，尚无定论。

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说：“至元间，立巡检司。”但元代有两次“至元”年号，一为元世祖的“至元”(1264—1294年)，一为元顺帝的“至元”(1335—1340年)。《岛夷志略》所谓的“至元”，是指哪次“至元”而言?

清代所修的台湾地方志，如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谢金銮的《续修台湾县志》、鲁鼎梅主修的《重修台湾县志》、林豪原纂、薛绍元删补的《澎湖厅志》、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大都认为元代澎湖巡检司设于元朝末年。而根据一般史书及元史、新元史，认为，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蒙元世祖远征日本因风失败，迂回台湾，道经澎湖设治澎湖，企图进取台湾，作为征日本之准备。所以，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最早可能是在第一个“至元”的1281年。

放开澎湖巡检司的设置时间问题，看巡检司的行政区域可以看出另外的问题。澎湖巡检司隶属于福建泉州府，主官为澎湖寨巡检。澎湖巡检司确实将澎湖群岛的划归到元的行政区内，也因此说台湾岛也的因澎湖巡检司的设立而归于元的行政区域内，还值得商榷。如果当时台湾岛已经明确归于元的行政区域，就不需要多次进行征讨。但这不能说明那时的台湾不是元帝国的领土。

如果要定位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必须得从自古东亚的国际秩序框架展开。在古代东亚的历史舞台上，“自古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为主导，结合了周边各国而形成一完整的世界。”[8]古代时期，东亚各地方都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念，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天下观起源于先秦时期，《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意。这种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被历代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亦是如此。按照天下观的思想，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原王朝对等的国家实体。领土的拥有者一般都有明确的领土意识，却未必有主权意识，而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决定哪里属于自己的疆域。因此也就没有明确的边界的概念，但是有边疆的概念。

所谓边疆，仅指处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地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中原王朝发展史上，总能遇到一些或强或弱的边疆政权。当这些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下，因此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到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是哪里的人有资格作皇帝的臣民。被称为“夷、狄、戎、蛮”的人，是所谓“天子不臣”的对象，是没有资格作皇帝臣民的，所以不能算“中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不能算“中国”的疆域，只能是“化外”。 故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时的朝廷已经控制了这些政权，或者管辖了这些地区，统治者却偏要说它们“不通中国”、“非我朝所有”，在列举自己疆域范围时不把它们算在内。根据史料的记载，古代时台湾岛上尽管有原住民居住，但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其地理位置距离大陆远远近于琉球等藩属国，故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应当是“中国”[9]王朝帝国边缘地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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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名的历史学、人类学者，日本岩手县人。1893年加入东京人类学会，向坪井正五郎学习人类学。1895年来台，与田代安定发起组织“台湾人类学会”，开始学习闽南语、泰雅语等。从1896年开始，伊能几次赴台北近郊、宜兰从事调查，尤其是在1897年应总督府之命令，对台湾全岛原住民进行调查，前后达近二百日，调查成果写成《台湾番人事情》，这是台湾最早的全岛民族志。原住民调查研究之外，他还对台湾汉人的历史发生兴趣。明治39年受总督府之命，开始编纂《理番志稿》。明治42年完成《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台湾篇》。1922年，总督府设立“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聘请伊能撰写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历史，即《台湾文化志》。参见：《台湾史小事典》，第141页。

[2] 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第25页。

[3] 转引自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第27页。

[4] 转引自陈孔立编著，《简明台湾史》，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5] 同上。

[6] 同上。

[7] 种村保三郎著，谭继山译，《台湾小史》，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30页。

[8] 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经联出版，2000年，第2页。

[9]这里所讲的历史上的“中国”，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国”是指城、邑。春秋以前，大国小国有很多，于是天子所居的“国”（京师）就被称为“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的国或各国中心的国。“中国”的概念随着中华王朝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作非中国。例如在西汉时代，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可是在关中盆地和黄河下游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湖南，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当作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当然能称中国了，可是今天的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成非中国。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就成了王朝法统的同义词。例如在西晋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把北方的政权称为“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但北方的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历史，论述历史问题中提到的中国，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所以，我们所讲的历史上的“中国”，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最后应该以统一的、也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参见：《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