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大清经过甲午一役，真的放下架子学起昔日眼中的番邦夷族了。派遣留学生最多去的还是日本，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在当地人眼里都是大款，争着请去做房客，把女儿送去做女佣。留学生们在习夷人之技以制夷的同时，也没少做出抗日壮举来，只不过战场是在床上罢了，那时的日本女佣白天洗衣做饭，晚上也陪主人谈理想谈人生。回国的时候，想带回妻子可以，不带就分手，当地民风如此，从孙国父亲、蒋总裁到郭大学子无不如此。
到了新中国成立，中共奉行一边倒政策，大批学子奔赴苏联到老大哥那里习技了。当时流苏学生置办行头的费用是旧币990万元(折合后来的990元人民币)，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即使到了50年代末期在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吃一次西餐配酒只需要1.5元。学生们除了正式外套、毛衣、衬衫、皮鞋，还有进口毛呢做的短大衣、皮领长大衣，女同学还有丝绸做的布拉吉(连衣裙)。到了苏联，每人的伙食费是每月250卢布，60年代赫鲁晓夫的退休金每月也只有400卢布。可见当时国家对于留洋的读书人那是相当的重视，难怪我年轻的时候一和那些流苏的老邻居聊起当天的留学生涯，他们总是念念不忘顿顿的有菜有肉有红菜汤和黄油面包，谈及老毛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个神气劲跟打了鸡血似的。
到了80年代，中国再派知识分子去美帝那里取经，这盘缠档次就下来了，印象中着装费好像就500元了。这点钱，当时能做身毛料西装外加一件呢子大衣，再卖件毛衣皮鞋之类就没了。生活费呢，好象也是捉襟见肘。有位当年去南加州大学学习cobol语言后来到新加坡淘金的IT老哥在酒桌上对我说：“蜗牛啊，哥哥我那时候为了省点巴士票钱。每次到超市买了东西硬是用手拎着走回来，那段距离相当于从丹容巴葛到红山啊！还不是为了省下几个生活费回来买个大件嘛，我那时候回来，全楼我家第一个有了彩电！”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开门见山：“你当时，就没泡个洋妞？”
“我操！哪敢呢，我们那时候结婚都得医生检查，要是在外面有这花花事儿，回来马上开除党籍啊，再说啊，也没钱去泡啊，我当时回来给老丈人买的衣服都是从旧货店里买的呢。”
我还是不依不饶：“就没点别的？”
“嗯.....那什么，还是从先去的留学生那里借了几盘录象带看了看。”
“就这么点事，就没实战一把？”我对那老哥是尽将剩勇追穷寇，打破砂锅问倒底了。
“哦....嗯嗯....还看了次脱衣舞。”
“哎，这才象个党员干的嘛。”我看那老兄实在没什么干货了，就此打住。
到了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600万，因此，也可以说世界各个角落也充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除了那些拎着钱袋子出去的新移民和留学生，那些靠技术和奖学金出去的读书人的生活也没多少令留在国内的同龄人的羡慕，甭管懂几国英语，有几个学位，论工钱还比不上技术工人，要是找不到对口的专业的话，也得干点手艺活养家糊口。国内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博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从本科到博士毕业了，就业不大容易，工钱嘛，只要肯干北京一个建筑工人月入6千大元，还得还加社保，到处都是招技工的公司，连镀金回来的海龟都不好安排了，一般的硕士才能给几个子？发展这么多年，中国和外国同流合污了嘛这不是，读书人在哪儿都越来越不受待见了。
知识没贬值，知识分子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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