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往事（3）
吕蓉，一个洋娃娃似的邻家红衣女孩，是我脑海中关于童年的最清晰印象。
吕蓉大我4岁，个头与我相仿，父亲当警察，母亲是老师。
我和吕蓉绝对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比如，吕蓉家亲戚多，只要亲戚来住，吕蓉必定到我们家“找宿”（类似美国的sleepover），而且回回必定挨着我睡。
我上小学之后，与已经是高年级的吕蓉在学校便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了，因为吕蓉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
文革爆发后的一天傍晚，吕蓉悄悄对我说：“雨生，姐明天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去。”
我赶紧拉住吕蓉的手，央求：“姐，我也想去北京，带我一起去见毛主席，行吗？”
吕蓉像个大人一般，思考了片刻，终于对我道：“我明天带你去试试。你可别告诉我爸妈，也不能告诉你爸妈呀。”
“姐，我像毛主席保证！”
第二天，吕蓉身穿一套标准的红卫兵服装，带着我跑去平原城火车站。
车站门四敞大开，进站根本不用买票。
站台上，锣鼓喧天，一片红卫兵的海洋。
吕蓉拉着我的手，挤在人海中间。
列车进站之后，车里已经人满为患。
为了挤上车去，吕蓉也顾不得我了，三挤两挤，很快就央求几个红卫兵大哥哥把她扔到人群头顶，从车窗钻进车去。
“蓉蓉！蓉蓉！”我朝吕蓉大喊，声音里带着哭音。
列车启动了，吕蓉才挤到车窗前，朝我急切地招手，同时大喊：“雨生！回家告诉我妈，我上北京了！”
一个月之后，吕蓉兴高采烈地回家了，神态真的很像大人了，脸变成了古铜色，一身军装和绿帆布包几乎退成了白色，背上还多一个行李包。
吕蓉的爸妈见大女儿终于回家了，让我第一次见到了大人当众掉眼泪的场面。
傍晚，吕蓉终于得空了，把我叫到我们家的小仓房，返身把门关好，然后拉着我的双手，问：“雨生，想姐了吗？”
我把头一底，“嗯”了一声，心里说不出来地后悔和失落。
“雨生，”吕蓉掏出一把糖块，放到我手心。“姐特意给你留的。”
我见吃眼开，心情顿好，一边吃糖一边问：“蓉蓉，你真见到毛主席了？”
没几天，平原城的两帮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武斗，由砖头、棍棒，很快升级到真枪、真炮，“红色造反兵团”还从驻军坦克师搞到了一辆坦克，用来攻打“人民公社”在道里的最后一个据点：天桥附近的电业大楼。
武斗最严重的那几个月，家家户户临街的房子都砌上了砖，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窗棱。深夜里，窗棱外，不时一阵阵爆豆似的子弹，像焰火一样照亮了夜空。
我爸是“人民公社”的，是原国民党军的汽车兵，所以被委派为据守火车站的头目之一，负责运送人员和给养。火车站被“红色”烧毁之后，我爸开卡车把“公社”的人撤到了电业大楼。
我妈特别为我爸担心，还为此专门带我绕北桥洞子去“人民公社”的大本营——市委党校去找过我父亲。当时，我父亲满脸大胡子，整个人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一天凌晨，“红色造反兵团”向电业大楼发起了总攻。
枪声中，“红色”的高音大喇叭开始持续鼓动，持续广播“战报”：“我‘红色造反兵团’正在攻打一楼！”
隔一个多小时，“我‘红色造反兵团’正在攻打二楼！”
然后是三楼、四楼，平台，结束战斗，枪声随之零星几下，接着嘎然而止。
吕蓉一家马上跑到我家，我们两家像附近的所有人家一样纷纷涌向电业大楼。大多数人是看热闹，少数像我妈和吕蓉她妈是去打听自己男人的消息。
电业大楼门前砌的几个碉堡基本上完好无损，“公社”在门前后左右的炸药包原来是假的，所以无一爆炸。“红色”的坦克原来是躲过炸药包，把电业局临街的高墙冲垮了，攻进电业局大院，然后逐一攻克了电业大楼各层。
吕蓉的爸爸是“红色”的，她妈妈交游广，所以很快从“红色”的熟人口中打听到我爸的消息了：俘虏的“公社”当中，没有我爸，因为我爸碰巧前半夜开车冲回道外拉给养去了。
吕蓉她妈还悄悄告诉我妈，被俘虏的原国民党机枪连射手，打死打伤“红色”很多人的“白毛儿”已经被“红色”的人用手榴弹敲死在厕所了。我们家住在“红色”往驻军医院送伤员的必经之路，经常躲在墙角偷偷看“红色”的人，或两人架着，或用手推车往驻军医院运送伤员。
我正站在我妈身后“偷听”她们小声说话，不远处有一帮半大小孩不知从哪里发现了一枚手榴弹，都嚷嚷是假的，所以抢来抢去的。吕蓉天生喜欢凑热闹，很快挤到了近前。
吕蓉她妈见状急忙大喊：“蓉”，还没喊出第二个“蓉”来，手榴弹“轰”地一声炸开了。
我眼凑着那天穿着红上衣的吕蓉一个后仰，摔倒在地上。
吕蓉死了，我过完了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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