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追思父亲的手稿----往事回忆系列

 

唐山地震追思：父亲的手稿

作者：苏新华

  

图：我的父亲

  

   在中国地震史上，迄今为止，唐山地震是唯一在震前有地震工作者追踪震情奔赴现场并在地震极震区殉职的一次地震。当时，在全国的地震队伍中，专程赶去唐山的就是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六名地震工作者，最后六人小组在唐山极震区全部以身殉职。

    这六人小组带队的组长苏英俊，是我的父亲。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赴唐山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写下来，这不仅仅是追思，也是一种反思。

序

回忆唐山地震是件心痛的事。

     时光流逝，万物轮回，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三十二年间，中国发生了两次毁灭性的大地震，成千上万生命瞬间化为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顿失亲人，地震带来的伤痛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当灾难来临，人类是多么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可是在灾难面前，人类的亲情和爱的情感呈现得淋漓尽致，处处都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芒，那些生死离别的诉说、人间真情的流露，总是令人潸然泪下。

汶川地震让人联想起了唐山地震。其实，我时常还会关注有关唐山地震的文章，每次当我看到“唐山地震”这四个字时，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可是三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父亲，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没有。唐山地震的日子我不愿想起，但也从未忘记。

当再一次把父亲的遗物打开，看着父亲在唐山留下的支离破碎手稿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波涛起伏、思绪万千，心中思念父亲之情犹如潮水奔涌，阵阵地敲击着我记忆的闸门。追忆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人生旅程中竟是那样残酷。

1976年，我的父亲苏英俊在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工作，当时任地震地质组副组长，负责组里的技术工作。在唐山地震的前夕，父亲带领地震地质组共六人从石家庄奔赴唐山，对那里的地震地质进行现场勘察……

（一）“唐山要发生大地震”

父亲离开家去唐山是在一个早晨，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那天早晨，我们全家起床比往常都早，父亲要启程走了。我起床后看到父亲在客厅收拾东西，母亲在厨房用扇子扇着炉火做早饭。平时一向豁达开朗的父亲看上去有些沉闷，我注意到地板上放着父亲远行用的大挎包，挎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父亲每次出差都是用这个大挎包，挎包上有两个醒目的大字：“冀震”。

我知道，早饭后父亲就要远行了。

早饭还没有做好，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背上了挎包，他说来不及吃饭了，然后就准备出门。他打开门犹豫了一下没有出去，然后把门又慢慢关上，父亲把挎包重新放回地板上，突然把我的哥哥拉进里面的房间，然后把房间门关上，我奇怪地看着。过了几分钟，父亲打开门和哥哥一起走了出来。我望望父亲，父亲脸色有些凝重，我再看看哥哥，他则是满脸的疑惑。父亲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一定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我和妹妹答应着。父亲和我们全家告别后，背上大挎包就出门了。

等父亲出门以后，我好奇地问哥哥：“刚才爸把你叫到里屋说什么了？还那么严肃认真。”哥哥皱着眉头说：“我也不知道爸今天是怎么了，爸说唐山可能要发生大地震，他必须要赶往唐山。”哥哥又说：“爸说咱妈身体不好，如果他在唐山万一有什么意外，让我照顾好你和妹妹。”

当时我还嘻嘻地乐着：“那怎么会呀，咱爸就是搞地震预报的，如果真有地震发生，哪能砸着他。”说着说着，我们一家一齐冲去阳台，从楼上望着远去的父亲，父亲没有回头，渐渐消失。

没有想到，这次和父亲的告别竟是永别。

哥哥后来几次提起父亲临走时的嘱咐，都是捶胸顿足、悔恨万分。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话后来竟会成真。那一年哥哥16岁，我14岁。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个片断让你清晰地记上一辈子，那都是刻骨铭心的事情。至今我都难以理解，父亲在临行前已经意识到了唐山要发生地震，而且还是专程去那里追踪震情，可是，还是走了一条不归路。

父亲离开家的这一天，是唐山地震即将发生的前一个多月，1976年6月22日。

（二）奔赴唐山
 
震情就是命令！

1976年6月22日这天，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地震地质组几乎是倾巢出动，他们登上一辆越野吉普车从石家庄出发奔赴唐山。这次的唐山地震地质勘察任务，父亲受命为地震地质赴唐滦勘察六人小组组长，成员有贾云年、黄钟、王素吉、周士久和阎栓正。

河北省地震局的赵喜柱（后调往河北省地质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几个是河北省地震局的技术骨干，他们刚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现场回来不久，还没来得及休整，可是震情就是命令啊，哪里需要就要立刻奔赴哪里！”

6月23日，六人小组到达唐山。

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这次的唐山行动是为了取得现场依据。父亲的手稿中写着是对唐山和滦县两个地区进行地震地质现场考察。 曾任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罗兰格（后升任河北省地震局总工程师）后来回忆说，地震地质组去唐山现场是为了查明地震危险性，取得第一手观测资料。

现在让我们再往回追溯一年，即1975年，看看当时华北区域的震情背景。

其实，早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华北震情已经显露，国务院1974年6月29日发布69号（国发[1974]69号）文件，传达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文件中震情范围涉及到了七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

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以后，华北区域地震异常并未消失，中长期预报指出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区域（辽南）和张家口近年来仍然将面临5级以上地震。

1975年上半年，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运用地震板块学说，根据华北地区地质构造背景及构造应力场和历史地震活动，提出了中长期预报：在七十年代末期河北北部地区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

这一年里，华北区域地震异常频繁告急，震情范围不断扩大，除“京津唐渤张”外，北京南部地区也开始受到怀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直到河南安阳；与此同时，北京西部方向震情范围继续向西蔓延，进入山西腹地。当时华北的震情形势错综复杂、众说纷纭，各个地震台站都密切监视着华北局势，地震工作者们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1975年底，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会上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意见是：根据海城地震后华北北部的地震趋势，未来大震将沿着东西向阴山构造带向西迁移，沧东断裂带东北端与燕山东西构造带交接的滦县地区可能面临6级以上地震。

王运启（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水化组成员）谈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地震部门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紧张的期待和高度的忧虑中进入了1976年。”

记得那个时候，我家刚从省地震局办公楼里的临时宿舍搬去了新建的在石家庄市建设大街上的宿舍。搬家过去不久的一个周日早晨，父亲的同事黄钟扛着水泥袋来到我家，他和我父亲用砖和水泥垒了一个火炉子。父亲说家里煮饭有了着落，今后他周日就不能再休息了，平日也得要加班加点。

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父亲苏英俊和贾云年、黄钟等为核心的地震地质组将华北目标逐步锁定到了唐山和滦县。父亲的手稿里圈着：唐山－－滦县－－迁安－－抚宁。

1976年2月份，父亲开始策划地震地质组对唐山和滦县进行全面勘察的工作，并制定了赴唐山和滦县现场勘察的具体计划。3月3日，他写下了对唐滦地区地震地质进行全面勘察的正式书面请求报告。

3月初，地震地质组开会，在会上讲了关于地震地质组要去唐山和滦县进行现场勘察的计划。父亲还布置了具体工作：

（1）赴唐山前全组全力以赴搜集与唐山和滦县有关的地震地质信息和资料；
（2）一切与唐山无关的出差任务全部取消；
（3）无限期推迟已经安排好的邯郸地区地震地质编图的审查和验收工作。

这样，地震地质组关于唐滦勘察的前期准备工作如火如荼全面展开了。

3月上旬，父亲和组里同事共五人到国家地震局汇报。在北京，他们还特别到中国科学院总部寻求紧急援助。当时的地球物理所等一些与地质有关的单位名义上属于中科院和国家地震局双重领导，但实质上是中科院说了算，深入这些单位搜集数据需要中科院出面。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些中国科学院出具的介绍信，其中一封写着介绍苏英俊等五人前往地球物理所联系工作等事宜，介绍信的日期是1976年3月11日。

4月初，父亲写的唐滦勘察计划获得了分析预报室领导和局领导的正式批准，并定于4月20日出发。父亲的手稿里写着唐山和滦县的勘察工作预期一个月完成，这样5月下旬就可以拿出唐山震情的现场依据了。

当时，地震地质组在分析预报室倍受重视，地震局领导也表示给予全力支持。为配合这次行动，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的苗良田，即刻通知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对唐山地区各级地震机构、专业台站、群测点进行彻底检查，并且准备4月下旬亲自去唐山验收。时任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侯立臣（后调往山东省地震局）也动员各个组密切注意来自唐山的数据信息，他自己则计划去唐山周边地区的地震台站检查对唐山震情的监测工作，他去的第一站是沧州。分析预报室领导层也重新规划，并抽出一名副主任下基层检查工作，第一站是去廊坊检查那里新购置的地震测量仪器的部署情况。这样，河北省地震局围绕着唐山和滦县开始撒下震情监测大网。

获得了局里和室里的信任，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们异常兴奋。他们当时雄心勃勃、士气高涨，似乎非要捕捉到华北区域的这次大震不可。

（三）节外生枝

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们更加紧张备战唐山和滦县。可是，他们还没有出发，地震突然爆发了！

地震发生在半夜，是后半夜。记得父亲那天夜里被人急促敲门叫起，有人紧急通知，华北地区发生了大震，地震强度初步判断至少六级。那一夜，整个地震局阵阵骚动，几乎所有的的人都从睡梦中被吵闹起来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们被搞得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料到华北大震这么快就来了。

在地震的时间上，他们判断错了，另外，地点判断也不对。本来父亲和地震地质组孤注一掷认定唐山了，可是这次华北区域的地震确确实实不是发生在唐山，而是同属华北断块区的内蒙古的和林格尔。

内蒙古的和林格尔！1976年4月6日的凌晨时分！

的确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河北省地震局院内沸沸扬扬、一片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和林格尔是在北京西北部，不是东部，方向判断错误。这次的地震使得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人在地震局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威望一落千丈，情绪也跌落到了低谷。

地震地质组的这几个人一直从事地震板块研究，他们知道，内蒙古和林格尔与唐山并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地方，从地震地质学角度看，它们同处于华北断块区，内蒙古和林格尔位于阴山－－燕山断褶带和华北鄂尔多斯断块拗陷的交汇部位，唐山位于阴山－－燕山断褶带和华北平原冀渤凹陷的交汇部位。

内蒙古、河北两省虽说是近邻，可是和林格尔与唐山不是一个近距离，两地相距长达500公里，将两者关联在一起是不是有些牵强附会？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地震与原来预测的唐山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团团的迷雾，地震地质组原来的计划安排一下子全被打乱了。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地震地质组带着疑问，临时被安排去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现场调查。这样，整装待发原本计划赴唐山的地震地质组的大部分成员，他们连夜开始阴阳差错般地陆续去了内蒙古的和林格尔。

根据国家地震局（后改名为中国地震局）资料记载，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发生后，第一个赶到地震现场的外省专业地震工作队就是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等组成的工作队。随后，周围省市共18个地震工作队也陆续来到了地震现场。

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的发生时间是4月6日凌晨0时54分37.7秒，震级6.3级，震中位置北纬40度14分，东经112度12分，震源深度18公里。这次地震有5个县遭受到了破坏，死伤共计近千人。

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比起以往的大震虽然震中烈度不是太大，但是引起了地震界的高度重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地震，它直接影响华北地区未来震情走向。

4月22日，靠近天津的河北省大城地区也发生了地震，震级4.4级，不过释放的能量仅相当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的千分之一。

随后，华北区域地震活动超级平静，特别是唐山，连一级的地震都没有了。从省局下属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网点传回的数据显示，先前有的一些异常现象神差鬼使般地消失了，但也有些异常仍时隐时现，未来形势依然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

（四）不眠的日子

在地震地质组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现场返回石家庄后，面对大量的从现场得到的资料，我的父亲作为地震地质组的技术负责人，他和组员贾云年、黄钟等一起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又是一段不眠的日子。

在父亲的手稿里，有几页是1976年5月3日写的，上面对唐滦考察计划作了补充，主要是列了一些问题，画了一些问号，其中的几个问号是：滦县－－迁安建昌营－－北票的北北东构造连接问题？与燕山的构造关系？迁安建昌营－－抚宁－－渤海的北西西向构造带？通过滦县的几条构造带交汇情况？

在众多的地震工作队对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考察以后，一些说法开始传出，有的说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释放了华北一带地震能量，也有的说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解释了海城地震后的华北地区曾出现过的异常，也有的表示仍然是疑雾重重、不得其解。

5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内部专门召开了一个“京津唐渤张”震情会商会。会上的消息很快传出来，结论是华北区域近期不会再震了，地震的危险性基本上可以解除了。这次的震情会商会还形成了书面会议纪要，并立刻上报给了中央国务院，主要内容是：“本区（指京津唐渤张）前兆异常已经对应了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与河北大城地震，基本上解除了在本区再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

地震工作者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了，仔细观察，河北省地震局的人大多还是锁着眉头，说话也是低声细语，没有底气。地震局内部仍然时不时有小道消息传播，什么邯郸出现地裂缝啦、滹沱河水冒泡啦、承德铁树开了花之类的传说五花八门。华北震情又成了一头雾水，没有了头绪，各路观点得不到统一，地震局系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当代中国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这样的：“国家地震局于1976年5月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当时面临的情况极为复杂：与年初的估计相比，和林格尔地震的震级和时间与之相符，但地点偏西，与当时前兆反应比较集中的京津唐地区也相距较远；而在京津之间发生的大城地震又太小，难以对已有的异常作出解释……总之，和林格尔与大城地震的发生，严重干扰了人们抓大震的视线，使人们对下一步震情的发展难以判定。故五月会议上多数人认为，京津唐张地区五、六月份尚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关于更长时间是否有震的问题，要求各单位加紧研究，拟于七八月份再作深入讨论。”

六月份了。是一九七六年的六月份。

一天，父亲等几个人突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判断：阴山－－燕山断褶带地震活动不是削弱趋势，而是增强趋势，并且有正在东移的迹象，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地震不但没有缓和唐山的局势，而且真正的唐山大地震有可能提前爆发。

本来地震地质组也可以照章轻松一下了，可是他们自己又制造了紧张气氛，突然之间又开始高度警觉起来。

在河北省地震局内，地震地质组是负责中长期预报的；负责短期临震预报的是分析预报室的前兆队伍，包括：地电组、地磁组、水化学组、水位组、地形变组、重力组、地应力组和测震组等。地震的中长期预报通常都是采用地震地质方法，确定出不同强度的危险地区。短期临震预报通常采用地震前兆预测方法和地震统计学方法，依靠地震的宏观和微观异常判断地震的三要素，特别是临震时间。

在地震预报工作上，临震预报是指几小时至几天的地震预报；短期预报是指几天至几个月的地震预报；中期预报是指几个月至几年的地震预报；长期预报是指几年以上的地震预报。

当时，有人说苏英俊、贾云年和黄钟在省地震局是唐山有震的鼓动者。虽说是鼓动者，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能力把庞大的负责短临预报的前兆队伍们鼓动到唐山，倒是他们地震地质组自己组成了赴唐滦小组，紧急去了唐山。最后，这个六人小组在唐山全军覆没，当然这是后话。

我的母亲后来回忆我父亲在临走的前一天，她对他说既然知道了唐山可能要发生大地震，为什么还要去唐山？当时我父亲只是说：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需要证据，需要共识。

（五）曾经的足迹

陈绍明（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地磁组成员）说，苏英俊、贾云年和黄钟都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敬业。

我的父亲，苏英俊，1936年2月5日出生于河北正定，所学专业是地球物理的地质和勘探。在1957年工作以后，他一直从事地质勘察工作。在河北省地震局（队）成立之前，父亲在山西省地质局的一个地球物理勘探队工作。

在六十年代，有一次，父亲去山西省西南部的一个丘岭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在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父亲看到那里的老百姓十分贫穷，那里的小孩儿长得有些像遭受饥荒的非洲孩子。作为职业的敏感，父亲想到了会不会那里地下水或者其它什么的有问题，然后他从山西运城地质物探队借来仪器进行测量，结果，竟发现了那个地方原来有微量放射性物质的污染。父亲向地质物探队报告了该消息，并坚持要找出放射源位置。

我知道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地质工作者都会这么做。当你看到那畸形瘦小的孩子站在路边望着你的时候，当你察觉到了那里的百姓长期经受着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时候，当你了解到多少年来这些百姓祖祖辈辈一直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又怎么忍心能袖手旁观？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找出放射性污染源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右图：20世纪60年代父亲在山西省地质局工作时期的艰苦生活

为了寻找污染源，那次山西省地质局派出的现场勘探队也是父亲带队，他带了几个人背着辐射仪直奔那个地区。在数多天的时间里，他们孤零零的几个人像工兵探地雷一样出没于那里的荒山野岭，风餐露宿、昼夜勘测，最后终于探明了放射源的位置。附近的居民搬离了，父亲和勘探队的几个人全都病倒住进了医院，几个月之后他们才出院又开始继续工作。当时的一些相关证明资料还一直保存在家中，我们一家一直都为父亲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能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儿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又想起了山西西南部当初那个贫穷的丘岭地带。当然了，今非昔比，现在无论科技水平还是管理水平与三四十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左图：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大妹，笔者右前一，1969年摄于山西

言归正传，父亲这次危难中受命的唐山之行，不走运了。

（六）滦县断层有新活动、水准测量东侧上升6毫米多

1976年6月28日（唐山地震前一个月）。

从父亲的遗物中推测，6月28日这天他们赴唐滦六人小组去了位于唐山的河北省煤田地质勘探第一队。在后来地震现场找到的父亲遗物中有一张他们从煤田地质勘探队购买资料的票据凭证，票据上有父亲的亲笔签名，上面写有日期。票据上写的所购买的资料是：（1）（唐山）燕山南麓地质图（透明草图）；（2）滦县－－迁安地质图（透明草图）；

6月底到7月中旬，六人小组按照预定计划在唐山附近的滦县进行勘察工作。

 

上图：在唐山所购买资料的票据

滦县地处燕山南麓滦河西岸，曾在40年代发生过一次6级多的地震。滦县有很多岩石断层地带，包括唐山与滦县之间的构造带、桃园断裂带、户家裕断层、横山背斜、樊各庄张百户坎断层和高坎一带的断层等。

在这期间，他们还去了滦县城关、西关等地，向老一代人了解1945年发生的那次地震情况。此外，勘察组在兴隆庄还组织了座谈会，集思广益，深入了解滦县的地震历史与变迁，以推测这个地方未来地震发生的特点。

7月7日，六人小组的停留地点是张百户第四系断层。

7月8日，六人小组去了地质勘探公司五一五队搜集信息资料，遗物里有一张这一天从地质勘探公司购买资料的发票，资料名称是《滦县抚宁一带区域地质重磁异常综合平面图》，发票上面有贾云年的签名。

7月13日，六人小组到达户家裕断层及第四系断层。

在来唐山之前，地震地质组曾去北京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地理所、河北省地球物理所等单位把所有的关于唐山和滦县地质状况以及历史上地震的资料全都找了出来。他们对自1624年以来发生在唐山和滦县的所有的有记录的四级以上地震进行了研究。另外，他们把近年来唐山和滦县所有二级以上地震的数据绘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分布曲线和统计图表，试图从中得到启示，或得到灵感。

地震是地下岩层受力引起快速破裂和错动。滦县有很多裸露的岩壁，那里的地震地质构造是他们勘察的重点内容，他们用地震地质方法分析可能触发地震断裂的力源、评估未来地震活动。

时任唐山地区地震队业务分析组组长刘占武（后曾任唐山地震监测中心台台长）后来谈起当时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在唐山和滦县的情况，说他们曾说过，滦县断层有蠕动变化，地貌异常，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

唐山和滦县的地质构造有些特殊，那里地壳厚度相对较薄，地下断裂带又构成一个独特的凹陷隆起交错结构，在地壳应力场增强作用下，一旦达到一定的阈值，就会造成突发性的整体破裂！

父亲的手稿里写着：滦县断层有新活动，水准测量东侧上升6毫米多。另外，手稿中在标注的地震危险区几个字的下面写着这样的一些字：滦县断裂NNE昌黎断裂NNE乐亭断裂NW交汇（注：原手稿中这句话没有标点符号）。

（七）马不停蹄在唐山

1976年7月20日，唐山郊外湿度大、气压低，不祥之兆。

在父亲的遗物中看到一张借据，上面列着地震地质组去唐山前所借用的一些工具和设备等，譬如罗盘、三棱镜、铁锤、半圆仪和照相机之类的。

我看着这个借据清单，心中有些惊愕。30多年前，地震工作者现场使用的设备竟是如此的贫乏和简陋，别说微电子仪器了，连个晶体管的仪表都没有。

还有一点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借据申请单上照相机用的三角支架未获同意。领导批准签字的时候，把那个三角支架给勾掉了。我猜想，大概那个年代照相机用的三角支架属于奢侈品吧。

7月21日，六人小组前往昌黎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位于山脚下的凤凰山地震台。

上图：曾经的凤凰山地震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早已鸟枪换炮

贾云年（1943年1月出生于天津）是1972年从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调来河北的。当时他的家乡天津地震队和河北省地震队都需要人，他说河北区域大、地震活动频繁、震情形势严峻，更有用武之地，于是他就选择了河北省地震队。贾云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戴有一幅眼镜，见人总是彬彬有礼主动打招呼。在石家庄的时候，他的家就住在我家的楼上，我家是建设大街地震局宿舍一单元的301，他家是401。在早晨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扛着自行车从四层下楼，然后带上他的妻子陈非比（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综合组，后调往地震出版社，曾任总编）一起上班。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十分恩爱，总是形影不离。

有人说地震地质工作者更加懂得珍爱生活、珍爱生命，是因为他们要经常去野外工作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太少，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感受过的地震灾害太多。

7月22日，六人小组马不停蹄又奔往北戴河地震台，这是河北省地震局下属的最东部的一个台站，靠近秦皇岛，距离唐山市170公里。一路上阴雨连绵。

上图：曾经的北戴河地震台测震和记录室

这次唐滦勘察负责驾车的是阎栓正（1939年5月出生于河北无极县），他对这里的路线和地形十分熟悉。听我父亲的同事说，阎栓正是个多面手，他的驾驶技术在省地震局是最好的，责任心很强，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每次重要的野外任务都是他驾车。那些年来的全国各地的地震现场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车迹。前不久，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后也是他载着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们日夜兼程赶往地震现场的。

7月23日，六人小组冒雨赶往廊坊。廊坊水氡有异常跳动。北京方面，国家地震局京津（唐渤张）震情领导小组说要向更高层的领导汇报。

河北省地震局在1976年的时候历史并不长。1971年4月省革委在古城正定召开会议研究了河北省地震机构的设置问题。同年9月18日正式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和“河北省地震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河北省地处燕山、太行山隆起带和华北平原沉降带，大小断裂带纵横交错。由于河北省属于地震活动频繁的省份，河北省地震队于1976年2月14日在全国率先由队升格为局，成为河北省地震局。

六人小组成员周士久（1953年7月出生于河北青龙县）是不久前分配来的大学生，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的前身是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他和我父亲算是校友，但相差十几届。在赴唐山前，父亲曾组织地震地质组集中研究分析唐山震情的数据资料，当时周士久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他曾连续几日通宵达旦绘制唐山和滦县近年来所有二级以上地震的统计图表，以便组里研究分析唐山历史地震发生的规律。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后他也去了现场。

7月24日，六人小组继续留在廊坊观测和分析数据。

六人小组中唯一的女性是王素吉（1947年10月出生于河北蠡县），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当时她也是刚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现场回来，大跨度长时间的野外作业，即使小伙子都吃不消。我后来听地震局的人说，这次唐山勘察是她自己主动要求去的。他们说当时苏英俊和贾云年坚持说唐山可能会有大震，组里有意让她留在局内，可她表示身为地震地质组成员，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呆在家里不如去现场更能发挥作用。地震地质组去唐山的车是一辆后开门双纵排后座椅的吉普车，当从位于石家庄的省局院内出发的时候，车都发动了，王素吉背着行李手中拿着记录本子急如火燎地跑了过来，在最后一分钟，她登上了地震地质组开往唐山的越野吉普车。

7月25日，六人小组冒雨返回到唐山，唐山仍然是雷阵雨天气。

成员黄钟（1935年10月出生于北京房山县）是在省局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他本来要调离省地震局去廊坊地震队工作，调令都下来了，可是唐山震情没有结果，他说走了心里不踏实，毕竟研究唐山这么长时间了。他表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要等唐山震情有了结果再离开。

黄钟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北京郊区，那时候他都四十多岁了，可是还是夫妻两地分居，他一直都想把家人的户口迁往省会石家庄，可是对于一个基层的工作者来说，安置家属又并非易事。廊坊虽说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号称京津走廊，但当时毕竟算是小地方，1976年4月份廊坊地震台刚刚挂牌为廊坊地震队，规模扩大，急需人手，据说可以解决家属的户口问题。

我家在1975年底搬到新盖的宿舍楼之前，一家人就住在省地震局的办公楼里。那时省地震局的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居住都在一起。当时我家住的是办公楼三层楼道最里端倒数第二个房间，相隔几个房间就是地震局的单身宿舍。记得黄钟所住的那间宿舍有六张床。黄钟是一个幽默开朗的人，我时常能听到他在走廊中朗朗的说笑声，有时候他还给我们地震局家属的几个小孩儿讲故事。我从小生长在地质家庭，在我的印象中，地震地质工作者们都是那么的热情、豪放和有责任感。

7月26日（唐山地震前两天）。清晨，唐山天气出现转晴迹象。六人小组一早赶去唐山二区测队观察和采集样本数据。

（八）京津（唐渤张）大震要求成功预报？！

现在说说北京方面，国家地震局。

国家地震局是国务院直属单位。那个年代，科研单位的一把手往往只是旗杆作用，不说也罢。当时副局长查志远可说是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业务的实际负责人，梅世蓉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他们两个人都属于地震预报决策层，从他们的履历看，两人都为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特别是海城地震预报，梅世蓉立过功，她当时也是主管华北震情，曾受到过国务院领导的接见。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之后，全国的舆论宣传铺天盖地。报道称，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开创了人类预报地震的先河，国外没有做到，中国做到了。当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热血沸腾，要比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振奋百倍。那个时候，我国处在文革后期，仍然没有脱离“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时代。国家领导人还真以为我国解决了准确预报大震的世界难题。

牛皮吹大了，压力就来了。

查志远后来回忆时说：“华国锋在海城地震后不久就向国家地震局口头提出了‘京津地区要做到二十四小时前报出五级以上地震’的要求……京津地区凡是五级以上的地震都要做到成功预报，这是中央国务院给地震工作下达的硬指标。” （摘自查志远回忆录《我们为什么未能预报唐山地震》，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号）

唐山行政隶属河北省管辖，但在地震地质图上，唐山落在了北京所在的板块上，京津唐是一体，属于同一个地震带。其实，唐山离北京并不近，直线距离都长达160公里了。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印刷体资料，是河北省地震办公室翻印的，上面有国家地震预报条例的简单说明，其中写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除中央及省委有权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外，其他部门包括地震专业台站和群测点，都不得自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

左图：父亲遗物中的印刷体资料

“唐山地处京津唐地区，首都北京近在咫尺。当时要在京津唐地区提5级地震预报意见，那是冒很大风险的。”黄相宁（原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唐山地震后曾受华国锋召见）后来回忆时这么说。

在1976年初前后，四川龙门山汶川一带发现有明显的地震异常，当时引起了地震工作者们的强烈关注，他们推断这一带地下可能孕育着一场大震, 可是这场大震会潜伏多久是个未知数，是几个月、几年、还是几十年？后来当地出现了小震，风吹草动，上级部门在1976年6月中旬发布出了龙门山汶川一带的六级地震预报。据说，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动荡，造成了人们恐慌，可是，过了一个月地震也没有动静，中央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国家地震局作为一个没有行政职能的科研机构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唐山地震过后的8月16日，四川的松潘和平武相继发生了7.2级地震，距离30多年后的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有200多公里，松潘、平武与汶川分属不同的地震带，松潘、平武地震是否对应了1976年初传说中的龙门山汶川地震异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系到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非同小可。当时“京津唐渤张”的地震预报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查志远深知当时地震预报科学的真实水平，可又骑虎难下，他后来表示当初有一肚子苦衷：“预报一次五级以上的地震，就得上报到中央国务院，这可是惊动中央的大动作，一旦把整个‘京师’地区闹了个惊天动地，碰巧预报准了固然皆大欢喜，如果错了呢？如果根本没有发生地震怎么收场？谁来收场？”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京津（唐渤张）大震要求成功预报？！

预报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三要素之中时间是最难判断的。地震，号称科学界的"癌症"，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准确预报大震，别说精确到一个月，就是精确到年都困难。

国外曾有评论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地震工作者不知天高地厚，蚂蚁啃骨头般地钻研着地球震动预报技术。这种说法也无可非议，当时的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处于一个巅峰时期，各地的地震工作者们为了提高预报准确性可说是心力交瘁、呕心沥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地震预报回归现实，地震预报科学重新定位回了探索阶段的初级阶段。）

“小震闹，大震到”，这是海城地震的核心经验，海城地震的经验最后升华成了这六个字。当时国家地震局为了推广这一经验，曾印制了大量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小震闹，大震到，地震一多一少要报告”。这些海报分发到了全国地震系统的各个基层单位。

海城之前的邢台地震就是小震闹后大震到。邢台地震发生于1966年，震级7.2级。邢台地震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地震预报意识，也没有地震局，邢台地震造成了8千多人死亡，3万多人重伤。

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同出一辙。海城地震预报结果成功，但过程并非完美。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2月4日，1月15日海城地区开始出现小震，大震前三天小震活动突然增多，大震前一晚小震频繁震了一夜，完完全全是一个邢台地震的翻版。几乎所有地震工作者都发出了呼吁，国家地震局半夜0时30分上报地震预报意见。凌晨的时候，海城地区又出现了一个5级左右的地震，一些烟囱被震倒了，大多数老百姓跑出家门。上级领导部门上午经过研究决定，同意发布地震预报。上午10时30分地震预报以辽宁省委的名义正式发出，晚上19时36分大震来临，海城临震预报获得成功。

海城地震震级7.3级，震源深度16公里，震中烈度9度，死亡1千多人。

梅世蓉在2006年谈到唐山地震时，她遗憾地说：“小地震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可靠的前兆。可是唐山……”。唐山，在唐山，直到大震发生前一秒，小震都没撞上来。

纵览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从技术层面上讲，海城地震的核心经验不仅是中外地震史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典范，而且，还演绎成了“成功是失败之母”的典范。

然而，奋战在第一线的地震工作者们并没有认同完全依赖小震的观点，许多地震工作者包括基层台站的工作人员都在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忘我地寻找着地震来临的蛛丝马迹，尽管一些地震异常忽隐忽现、稍纵即逝。

曾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陈颙回忆时说：“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河北省地震局和原北京地震队的部分同志都曾察觉到京津唐地区孕育着比较大的地震危险，也看到了某些异常，并且积极地落实核查。”

1976年7月27日，唐山地震前一天。唐山气候一反常态，结束了一个多月以来的阴霾多雨天气，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早晨，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再次前往昌黎地震台，一路上阳光普照。

（九）大震来临

1976年7月27日下午，六人小组从昌黎又返回唐山，昌黎地电有异常。路途中，他们还曾去了二区测队一分队。下午期间，我的父亲曾给河北省地震局打过长途电话，当时局里主要领导们都到市里开会去了，会议地点是位于石家庄市解放路的市委第一招待所。曾有其他领导接电话说要总结三天，需提交详细书面报告。

梅世蓉在2006年回答新浪网友提出的关于唐山地震预报问题时，她讲到了当时地震系统内部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她说：“是有些预报，但是报了京西北，延庆、淮南、张家口一直到内蒙，也有报京西南，甚至报的保定，当然也报北京了，还有报唐山、滦县这一带，报一大片，当时预报意见，向局领导汇报以后，领导觉得你们汇报这一大片我们怎么措施？”

7月27日晚上，坚持唐山和滦县这一带的六人小组入住在附近的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电灯比较明亮。晚上的时候，我的父亲等又出去拨打长途电话，再次拨通了河北省地震局的值班室，值班室人员跑去宿舍叫来了分析预报室主任等……

谢美娟（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地磁组，退休后移居美国）后来回忆时说，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当时急着向局里作汇报。

六人小组最后获准第二天返回石家庄进行详细汇报，具体从唐山返程的时间定在了7月28日早晨6点。

刘占武后来回忆说，根据考察结果，他们地震地质调查组发现的情况有很多。他还说，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是学的地球物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他们地震地质调查组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们临走的这天，他们跟唐山地震队领导交流了情况，他们讲到了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他们要立刻回去汇报。

王运启（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水化组，后曾任法规处处长）后来回忆说，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六位同志专程来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到7月27日他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野外工作准备返回石家庄，熟料，地震来得如此迅猛……

7月27日夜里，唐山天气闷热，这个夜里不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是怎样度过的。后半夜，唐山天气骤变，出现间歇阵雨，有雷电触及地面，仿佛点燃了唐山大震的引信。父亲，父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地震走到你们前面去了。

7月28日，凌晨，准确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

（十）全军覆没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候，石家庄也剧烈摇晃了一下。那个凌晨，我被母亲喊醒说地震了赶快下楼，一家人惊慌失措就往外跑。当时楼道里和外面都有人在喊“地震啦，地震啦”。我家住的是地震局宿舍，大人们几乎都是地震局的职工。当时冲下楼的时候，只见那些大人们推上自行车就往外面的马路上跑，衣冠也不整，边跑边跨上自行车，直奔地震局办公楼。

河北省地震局的相关人员在局值班室集合，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刘长垣现场指挥，他心里明白，地震应该来自唐山，地震地质组的人曾经坚持说过多次了，当初应该相信他们来着，如果地震不是发生在唐山，就是又被地震给愚弄了，如果真是发生在唐山，现在悔恨也来不及了。刘长垣命令值班室人员立刻与唐山联系，并让通知我父亲，让他们六个人早上6点不要往回赶了，要继续驻守唐山，坚守岗位，听从指挥。后来，刘长垣就被河北省省委的人叫走了。

值班员们用所有的电话拨打唐山，可是拨往唐山的电话都没有信号，他们继续拨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信号。那个时候，所有与唐山的通讯都中断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大约凌晨5点左右，省地震局从河北军区得到证实，说是河北军区收到了唐山附近驻扎部队用无线短波电台发回的信号，内容说唐山方向望过去是空的了，城市不见了。
......

 
上图：唐山震后远景，城市夷为平地

 

上图：唐山煤矿工人宿舍

上图：唐山地委办公楼

 上图：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

 上图：唐山第十中学

 上图：唐山市郊

 上图：唐山居民楼，图片来源王二

 
上图：唐山幸存者，孤苦伶仃了，掩饰不住的悲伤

当天的傍晚，7月28日18点45分，父亲等六人在一周前刚刚去过的距离唐山市40公里的滦县也震了，震级7.1级。位于滦县的滦河大桥，号称连接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在这次的地震中彻底垮掉了。

上图：滦县滦河大桥

我的父亲和地震地质组赴唐山的同事们这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三天后还是没有回来，后来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苏英俊，40岁；贾云年，33岁；黄钟，41岁；周士久，23岁；王素吉，29岁；阎栓正，37岁。

......

上图：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成员从左至右：苏英俊（组长）、贾云年、黄钟、周士久、王素吉、阎栓正

（十一）接应六人小组

唐山地震的当天早上，河北省地震局就开始组织工作队赶往唐山。

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苗良田陪同省委领导乘坐飞机当天飞往唐山了解灾情。7月29日，苗良田陪同省委领导路过极震区时，他抽空儿跑去六人小组居住的地方看了看，那里的房子全部坍塌了，周围环境出奇的安静，也看不到解放军战士。据说那个地方是震中的震中，虽然救灾的解放军指战员们接到命令就立即开赴唐山，可是整个唐山城市都在等待着营救，参加救援的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能听到有人呼唤着救命，一路上哀号般的呼救声此起彼伏。苗良田曾尝试挪动预制板，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预制板连动都不动。由于时间紧迫，不能久留，苗良田眼看着昔日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被埋压在墙梁下面却爱莫能助，毕竟他工作重任在身。

河北省地震局内，一批又一批的工作队前往唐山监测震情。地形变组、地电组、地磁组、重力组、水化学组、水位组、地应力组和测震组全都出动了。说震情是命令，地震更是命令。

7月29日下午，河北省地震局在震后第一次接到了来自唐山的电话。唐山地区地震队副队长孟祥振在唐山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打来电话，他报告了唐山地震的灾情，并提到了来自省局地震地质组的六个人，说这几个人全被压在了下面，生死不明。另外，孟祥振还说唐山地区地震队的职工石蕴璇、刘信、傅长河和宋保田等已经确认遇难，还有不少家属也惨遭不幸。

傍晚的时候，我父亲的好友陈拴群，还有我家的对门邻居孙勇泉（原河北省地震局后勤组），他们打听到派往唐山的工作队都是去建立流动台、监测震情的，于是急忙打报告要求去唐山接应我父亲等六人。时任河北省地震局领导层成员王益海（曾任后勤组组长）立刻想了办法，他亲自跑去车队把当晚即将出发的第N批赴唐工作队专车内的空间重新布置了一番，在车里面又挤出一块空间，勉强能多蹲下两个大人。这样陈拴群和孙勇泉也搭上了赴唐工作队的汽车。

陈拴群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学地球物理的，他是在1974年2月从四川省地质局调往河北省地震队的。在1975年的时候，陈拴群曾和我的父亲去张家口调查过那里的震情，另外他还和我的父亲一起去过国家地震局搜集华北地区的地震地质资料。

说到张家口，就是指的“京津唐渤张”中的“张”，也是华北区域的地震危险区。1975年，我的父亲至少两次到张家口搜集资料，其中一次是和陈绍绪（曾任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一起去的。此外，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同事们还去过邯郸、沧州、承德以及邻省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做过调研，最后，地震地质组把目标集中瞄向了唐山。

陈拴群和孙勇泉所乘坐的汽车7月29日连夜北上。

7月30日一早，他们从北京再转去了唐山。据他们后来描述，当时唐山已是楼平桥断，一路上景像惨不忍睹，一座城市瘫卧在了地面上，登在高处，一望无际。他们先找到陡河，然后沿陡河一路下去寻找胜利桥，他们知道六人小组就住在胜利桥附近不远的地方。

上图：唐山胜利桥

花费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赶到六人小组居住的地方，那里已是一片砖石瓦砾，四周到处都是陷坑裂缝，附近的桥梁也塌陷了，有几棵树孤零零地斜立着，空中游离着无数飞虫。

上图：父亲等六人殉职的地方，一片砖石瓦砾，图中右侧是后来搭建的防震棚，图片来源河北省地震局

陈拴群迫不及待爬在瓦砾上高喊 “苏英俊……苏英俊……”，没有回音，他向着各个缝隙里喊，也没有回音。陈拴群他们又喊“贾云年，黄钟……”，一个一个的喊，都没有回音。这个时候司机蒋忠义也赶来帮忙，几个人一起搬挪着上面的墙板，到天黑也没能搬开。

这个地方是唐山地震的极震区，震源深度10公里，地面地震烈度11度强（11+）。

地震震级是根据地震释放能量划分的，而地震烈度是用来衡量地面受破坏程度的，烈度共分12度。同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根据震源深浅和距震中的远近，地面上不同地区，其烈度大小是不一样的。距离震源近，烈度就高；距离震源远，烈度就低。烈度3度，人有感觉；4度和5度，吊灯明显摆动；6度，器皿倾倒，房屋受破坏；7度和8度，地面会出现裂缝，房屋受到严重破坏；9度和10度，房屋倒塌；11度和12度，地面上的一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陈拴群等几个人一夜守候在那里，他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能听到我父亲他们的呼唤声。

7月31日早晨，太阳照常升起。上午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远处出现了救援的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终于开进来了！有一个班的队伍跑过来，二话没说就直接投入了挖掘工作。

上图：唐山解放路商业服务楼附近，六人小组曾在这个地点驻扎了几天，图片来源河北省地震局

（十二）父亲的消息

在7月28日唐山地震的当天，哥哥和我曾到河北省地震局打听父亲的消息。当时，地震局的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一位阿姨冲着我们匆匆地说了句：“唐山电话打不通，等有了消息，局里会通知你们家的。”

8月份了，我们家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消息，母亲急得生病躺在了床上。

8月2日，星期一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哥哥和我又到地震局打听。当时省地震局的人都知道了地震地质组赴唐滦的六个人是回不来了，可是他们不忍心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们，见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停止说话，望望我俩，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

哥哥和我径直跑到地震局办公楼里，见到楼里的人都在忙碌着。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向里探探头，看看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叔叔或阿姨。

河北省地震局的两座办公楼里在那些天里昼夜都是灯火通明，职工们也没有下班的概念，基本上总呆在单位，两座楼之间总能看到有人来回攒动着。地震局大门外的街道旁搭满了防震棚，没有一个是地震局的，附近居民们晚上都是睡在外面。或许是职业的原因，或许是其它的原因，地震局的职工们一直都是在楼里工作。

在一间办公室，我们看到一个人躺在一张钢丝床上，打着点滴，怪怪的。仔细一瞧，是我家邻居侯立臣伯伯，他的一只手拿着资料在和别人商讨问题。后来听人说，由于唐山地震的巨大压力，侯伯伯急得犯病了，他没有去医院住院，而是干脆把单位办公室改成了病房，这样边治疗边工作。

哥哥和我没有进去打扰，又继续在办公楼的楼道里转悠。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看到了我父亲的好友李钦祖叔叔。他看见我俩，从房间走出来，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李钦祖是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他和我父亲同年同月出生，平时他俩在一起总喜欢探讨震情问题。在唐山地震之前，李钦祖曾和我父亲到河北磁县（历史上曾发生过7.5级地震）调查过唐山—河间—磁县地震构造带活动情况。这次地震地质组去唐山勘察，李钦祖当时患病住院了，组里就没安排他去。（唐山地震过去一段时间后，李钦祖作为地震地质组的幸存者，从普通组员直接跳升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

李钦祖叔叔走到我们面前，嘴角动了动，没发出声来。我们见他一脸憔悴，整个眼圈发黑，恍恍惚惚的，也不好多问。旁边有人过来告诉我们说，唐山地震发生后李钦祖一直没有离开过分析预报室这座楼，他每天独自呆在这个地震地质组的办公室里，现在这间办公室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他也不吃，都几天几夜了。

我跟着哥哥继续在地震局办公楼里跑来跑去，一层又一层来回转。楼道里有人提示我们，说这事儿有关部门知道情况，你俩应该找他们问问。在1976年前我家就住在这个地震局办公楼第三层，当时办公宿舍混在一起，放学后我常和儿时玩伴在这个楼里玩捉迷藏游戏，哥哥和我对这里的每个角落和各个部门所在的楼层位置了如指掌，可是从来不知道“有关部门”在哪里。

8月3日，我的叔叔也从老家赶来了，他和哥哥又到地震局打听父亲的下落。下午的时候，他俩回家来了，说是碰到了我父亲的老同学赵喜柱，他安慰了他俩（没有直接说明我父亲的情况），并带着他俩去找局长了，由于当时局长们正在开会，局长办公室的人让他俩回家先等着，说局领导开完会就会派人来我家。

说着说着，就有人敲门了。打开门一看，是地震局行政副局长李向前和政工组的刘慧英等。当时看到李向前的两只眼睛红肿着，白眼球里布满了血丝，有些吓人。我们知道情况不妙，本来都想好了见到他们后如何询问我父亲的情况，可是这个阵势，准备好的词语一下子全忘了。

他们进门后先是问候一番，表示局领导对赴唐考察同志们的家属非常关心，但由于局里工作太忙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家里探望。

我忘记了是我母亲还是我哥哥对他们说，其实我父亲去了唐山后，地震局的人对我家都很关照，经常有人来问候、来帮忙，有父亲的同事，也有邻居，前几天王树欣（我父亲的同学，原河北省地震局职工）刚来过，他还推着小车去煤店帮我家把蜂窝煤买回来了。另外他们还谈到，我家楼下邻居胡长和（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综合组成员）很多次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都先来我家，把买来的菜分给我家一半。

他们说了一会儿，可是没有提到我父亲目前在唐山的状况。后来，李向前迟疑了一下，说楼下有车等着，要把家属接到地震局，说局里还有领导要和家属见面。当时我的母亲身体不好，在床上斜躺着，李向前说让我母亲在家休息就先不要去了。

我们来到地震局后，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工作人员搬来了皮椅子让坐下，然后又给沏上了茶水。过了一会儿，刘慧英让我们到李向前的办公室。

“你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地震工作者……” 是李向前宣布的消息。说完第一句话后感觉他停顿了很长时间才讲出下一句：“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们的父亲在唐山殉职了......”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在被证实的那一刻，也是撕心裂肺般的悲痛。小时候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镜头，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了。

（十三）生死的界限
 
后来我家了解到，父亲他们六个人是在唐山震后第四天的中午被挖出来的，挖掘的时候有河北省地震局的人员在场。他们说六人小组遇难的地点是唐山地震震中的震中，那个地方在唐山市的路南区，震源就在他们正下方的十公里处。

地震局的人说，从挖掘现场看，我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的房间到处都是散落的纸张，那天晚上他们有可能在房间里整理资料，领导已经批准他们第二天可以返回省局了，并定好28日一早从唐山返回石家庄后进行详细汇报。

地震局的人还说，六人小组在唐山期间先后驻扎过几个不同的地方，最后几天他们驻扎的地点落在了极震点的位置上。27日晚上他们入住了附近的唐山地区农科所的招待所，招待所有两排房子，房子是水泥预制板结构，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房子全部倒塌，只有半堵墙立着。

地震局的人又说，我的父亲是在一面墙的下面被发现的，墙被一个硬物支撑着，下面有一定的空间，父亲躲在了那里，父亲的身体一点外伤都没有，鼻子和嘴里有土，像是后来窒息而死，如果救援早两天，说不定还能救活。

生死的界限是如此的脆薄。

我一直都不敢想象父亲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但是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死不瞑目，为了预报出华北区域大震，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人竭尽全力，他们的目标锁定范围逐渐缩小，在唐山震前一个多月，父亲带领手下组里几乎所有的成员义无反顾，直奔唐山。可是，到头来前功尽弃，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而且，最后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和唐山一起毁灭。

如果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并非无所不能。纵然有千悔万憾，时间上一旦发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神也无法改变这个已有世界的时间单向流失机制。

我知道描述当时的一幕是残忍的，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合适的记录者，无论语言还是文字也都不是我的擅长，可是那毕竟是曾经的真实。

那个晚上，我的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在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床，父亲和贾云年的床位是里面的两个，黄钟的床位靠近门口。

我父亲的情况在上面说过了。

贾云年是在床下角落里被发现的。他的床被砸断，当时他已经躲在了床下，裹着被子紧靠着墙根。他的头部有被断床螺丝钉划伤的痕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没有任何伤痕。据在场的人员讲，他被闷在了里面，动弹不得，那里不见光明，没有足够的空气。

黄钟的床离门出口只有两步距离，当时他正在往外跑，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外，房顶门框砸了下来，把他卡在了那里。解放军战士们挖开的时候，只见他的手中紧紧地抓着一只布绒娃娃，那是买给幼小女儿的礼物，他已经答应小女儿多次了，可是心愿始终未了。

阎栓正住在另一个房间。从现场看，他也躲在了床下, 床的一端被房顶上的一个板子砸下去了，床的另一端翘了起来。不幸的是他的头部是在床被砸下去的那一端，可以看到他头上的伤痕，头部下方的地上有血迹。

周士久被发现的时候，身上还裹着蚊帐，他不在床上，也不在床下。从挖掘现场判断，他是在蚊帐里刹那间直接往门外冲的。地震局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反应很敏捷，人都快要冲出门口了，可是，不知是蚊帐被挂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还是被倒下的墙压趴在地上。地震局的人还说，当时六人小组所处在的那个极震点位置从地震发生到屋顶落地，最多也就是几秒种的时间。

王素吉一人住一个房间，当时她是躲在了桌子下面，一边的桌腿被砸断，另一边的桌腿还支撑着。她就蹲在这个有桌腿支撑着的这边，有足够的空间，她的身体没有受伤。当救援人员把桌子上方支着的板子挪开时，她还在那里蹲着，一动不动。陈拴群把手靠近她的嘴巴和鼻子，感觉不到呼吸，也感受不到热量，再试试脉搏，已经不跳动了。孙勇泉判断说她曾坚持过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没能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他还说，王素吉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姑娘分配到省地震局后，一直都希望学以致用，将学到的课本知识用于实践。

这天是唐山地震后的第四天，80多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据在现场的人员讲，解放军指战员们没有太多的挖掘工具，只有几把铁锨，当时都是抱着万一有生还的希望，所以基本上没使用挖掘工具。他们主要是用手扒，用手拽，用手抠，有时一起抬，一起扛，他们的嗓子都喊得哑了。这些解放军战士几乎手上都有伤，有的胳膊或腿上还扎着绷带，整个过程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挖掘完后他们跑着步就去别的地方了。据说这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来自沈阳部队，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姓名。

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抗震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是冒着余震的危险，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抢救落难的生命。救援的解放军战士们大多数都负了伤，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上图：抗震救灾中的解放军战士

六人小组成员们曾被安葬在了附近的一条河沟里，后来为了预防瘟疫发生，上级命令必须把已掩埋的尸体全部转移到郊外的地方。这样，和大多数唐山地震遇难者一样，他们经历了两次的从地上向地下的穿越。

最后父亲等六人被运到了唐山东部的一个丛林里。丛林里南北向挖了一条长长的土沟，他们每人都被装在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内，扎上口，然后放入在土沟深处。从南向北依次摆放的是黄钟、苏英俊、王素吉、贾云年、周士久和阎栓正。

刚要填土的时候，陈拴群突然又跳进土沟里，他把装有我父亲的白色塑料袋打开，然后把我父亲的工作证放了进去，并小心翼翼地搁在了我父亲的头下。陈拴群说我父亲生前一心想着预报地震，现在死在了唐山，就让他的工作证陪伴着他吧。

然后，陈拴群又把一个铝制饭盒放进了装有黄钟的塑料袋子，他说，地震地质组这几个人在唐山的一个多月里，每人都携带着一个铝制饭盒，每天在野外的奔波途中都是靠它填肚子的，黄钟的饭盒上刻有名字。

孙勇泉在土沟的旁边跪在地上一声不吭，他默默地在为六人小组每名成员钉着形状各异的木橛子，当作是他们的墓碑。他后来曾回忆说，在唐山那段惨痛悲凄的日子里，他眼前总是看到一排排的翻斗车在小路上开来开去，随后又是推土机推来推去。

那条沟究竟有多长？最后总共到底埋了多少人？在场的人都说不知道。

后来听媒体讲，面对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我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困难，最后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

哥哥和我后来去看望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拴群叔叔和孙勇泉叔叔，当谈起唐山地震时，孙勇泉仍还心有余悸。他说，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害怕见到翻斗车和推土机，每次看到翻斗车在路上行驶，他心里总是想着那个翻斗里装着的是死人，每次他看见推土机出入工地，他总是感觉那个推土机正准备去掩埋尸体。

（十四）怀念父亲

少年丧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在得知父亲殉职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去到父亲工作过的河北省地震局大门外，在那里漫步、徘徊。当时的河北省地震局位于石家庄市范西路22号，地震局的主楼是一座拐角的三层楼，主楼的东边是一座两层的东西向小楼，这座二层的小楼就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小楼二层楼道南侧正对楼梯的房间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地震局的大门是用铁栅栏做的，从大门外一眼就可以望到分析预报室那座小楼的门口。

记得以前我放学后常常到那儿附近玩耍，有时候等待父亲下班后一起回家。父亲在到下班时间后经常不能按时出来，我总是要等一段时间，几乎每次都是父亲最后一个从分析预报室小楼走出来。有时我在外面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无论等待多久，父亲最后总会走出分析预报室小楼，然后推上自行车，驮我回家。

唐山地震的那段时间里正值学校暑假，傍晚时分，我总是又站回原来等父亲的位置，天还是一样的天，地也是一样的地。我依然从地震局大门外向里张望，地震局院内和以前没什么两样，父亲的自行车依旧还停放在分析预报室楼口的北侧，只是倒在了地上。我望着分析预报室的楼门口，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出入这个分析预报室的小楼了。我知道奇迹不会出现，可是我还是忍不住盯着分析预报室的楼门口，仔细打量着从里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的脸孔......

在那些日子里，省地震局大门外总是集结着一批人，他们焦灼、忧虑，还带着愤怒，更多的是悲伤和无奈。看他们那种样子，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有亲友在唐山。一天下午，我看到地震局大门口集结的人越来越多，前面的人抓着大门的铁栏杆对里面喊叫着，还有人往里面扔砖头。地震局的大门被一个铁链子紧紧地锁着，地震局内部人员的出入都是不露声色悄悄地走西侧那扇小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收发室值班人员走过去在大门内侧隔着铁栅栏对他们解释着什么，可是他们仍然还是叫嚷着。后来，看到前面有人从人群里开始撤出来，边撤边对后面的人说：“他们地震局勘察队的人也在唐山被砸死了，连他们勘察队的队长都死了，大家还是回家吧。”一些人开始散去，有的人嘴里嘟囔着：“这些该死的！”

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心像被针扎一样，默不作声，低下头，然后又仰起头，望着天，这样眼泪不会掉下来。

（十五）沧海一粟

贾云年的妻子陈非比在唐山地震三十年后写出了一封寄往天堂的信。这封信的内容长达三十多万字，倾诉了她对丈夫贾云年的无限思念。信中回顾了他们作为地震工作者在地震预报探索的道路上，所走过的悲壮的历程。贾云年叔叔，不知您收到陈非比阿姨的信了没有？她那封信可是写了三十年！

陈阿姨的这封信后来出版了，书的名字是《悲壮的历程－－唐山地震30年写给云年》。其实，这部著作也是“献给在唐山地震中牺牲的地震战士”的。在“告慰英灵”一节中，她深情地写道：“云年，我想对你和你牺牲的战友们说：蓝天知道你们，大地知道你们，祖国母亲和人民知道你们，地震战线的战友们更知道你们：你们尽力了，你们用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力了！”

陈非比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震后不久也曾去了唐山。她在信中仰天长叹：“面对大震洗劫后的残恒断壁，面对唐山人惊魂未定的满腔悲愤，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诅咒者还是诅咒者？啊，我的唐山，我的亲人，我们为什么没能保护你！”

黄钟的妻子是一名模范教师，她那个时候在北京房山县的一所学校教书。黄钟唐山勘察任务完成后，就要携带家属去廊坊地震队报到了，工作调动手续早已办妥，从此以后他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他说过，她一直都记得。一家人都盼望着黄钟早日归来，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唐山地震十天之后的一天，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还破天荒地有省地震局的专车护送。那一时刻，她屏住呼吸直怔怔地向外凝视，孩子们则是欢呼雀跃地跑出院外相迎。可是，从车上走下来的不是黄钟，而是两名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淡装素裹、毕恭毕敬。走在前面的是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李向前，他的双手端端正正捧着一只布绒娃娃，是黄钟在唐山留下的，还有，他们还带来了黄钟在唐山殉职的消息。

阎栓正的家乡在河北无极。他的妻子朱梅素后来回忆时说，阎栓正临去唐山前，晚上骑自行车从省城石家庄赶回50公里之外的无极县向她和孩子们告别。她说，以前阎栓正回家探亲从来没有这次这么匆忙过，她当时感到奇怪，但是没有多想什么。当时阎栓正还若无其事地安慰她们，让她和孩子们不要担心，说去唐山最多一个月就能回来。一个月后，四个孩子天天问她，怎么爸爸还不回来呀。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对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快要回来了，你们的爸爸快要回来了。一天，她正在田间干农活，猛然听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她的名字，是村支书让她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家，说地震局来人了......

关于周士久和王素吉，我曾去过省地震局试图了解他俩各自家人目前的情况。在地震局门口问到几名在职职工，他们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字，再去问已经离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叹着气说当然还记得，当初他俩的家人都来过地震局，有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后来就没有人再提及他们了，地震地质组这几个人当初一路追踪震情去了唐山，在唐山地震史上，他们的名字同他们的躯体一样，彻底被埋没在了唐山大震的废墟之下，从此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周士久和王素吉各自的父母是否还健在无人知晓。

当然，这些只是唐山地震灾难背后悲情故事中的沧海一粟，在24万多遇难者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个这样沉重的家庭瞬间痛失亲人的悲情故事啊。还有，许多唐山家庭的成员无一幸免，连家人诉说和怀念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六）遗物
 
唐山地震发生一个月后，1976年9月。

我的母亲和哥哥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去了唐山，找到了父亲殉职的地点，唐山胜利桥的附近。后来听哥哥说，那里当时依然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地上一堆一堆的，像一座座垃圾山。

我和妹妹在家里等待着。

第二天晚上，母亲和哥哥回来了。他们开门进来还没坐下，哥哥就从背回来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说是在现场找到了一些父亲的遗物。哥哥边从塑料袋里掏东西边对我和妹妹说在现场发现了父亲的一封信。我睁大了眼睛，是一个撕开口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我们兄妹四人的名字。是父亲的笔迹！是父亲写的！我从哥哥手中接过信封急忙掏里面的信，可是信封里面是空的，我翻遍了塑料袋，也没有找到信封里的信，全都是些零星的与工作有关的记录，有发票、单据和手写稿等。

“不用找了，里面没有信。”哥哥看着墙，嘴上说了一句。有信封怎么会没信呢？我不相信，我把书包和塑料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一页又一页仔细核查了一遍，的确没有那封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工作方面的东西当时我们并不关心。当时我还责怪哥哥在唐山怎么没有仔细找，现场一定有那封信。哥哥委屈地说他在现场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信封里面的信，他说着还让我看他的手，哥哥的两只手都还肿着，有一个指头还包扎着一块儿布，应该是手指流过血。
 
后来，我们联系上了当初挖掘我父亲时在场的地震局工作人员。他们说当时挖掘现场遍地都是尸体，他们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了被埋着的人上面了，地震已经发生了，在挖掘过程中看到的贵重物品如手表、照相机和胶卷等物品放进了一个包装箱里，箱子后来被地震局拖走了，至于有没有那封信，他们说当时也没有注意。后来我们家向地震局恳求检查父亲的遗物查找那封家书，可是父亲的遗物已经打上了封条，我们作为遇难者家属也不准查看了。

我的母亲、哥哥还有我的叔叔后来又去了省地震局，打算把父亲办公桌里的私人用品拿回来，分析预报室的人说父亲办公桌里的所有资料和用品已经奉命被地震局政工组接管。我家又找到政工组，政工组一位姓吕的同志把父亲的一件衣服交还给了我家，算是地震局官方留给我们家的唯一一件父亲的遗物。后来，政工组的人又来我家要把父亲写过字的本子和纸张全部收走。

关于六人小组在唐山震前所拍摄到的照片，后来有关部门对胶卷进行了冲洗。在唐山震前的一个月里，父亲等六人在唐山、滦县以及多个观测台站共拍摄了上百张照片。唐山地震以后，在他们殉职地点找到了许多尚未冲洗的装有胶卷的胶卷盒，其中120相机的胶卷有数盒之多。可是很遗憾，说是后来有关部门在冲洗这些胶卷过程中，暗房出现技术问题，所有的胶卷在显影定影后全都失去了影像。这些胶卷资料对于唐山地震预报没有派上用场，冲洗坏以后更是一文不值，它对后人研究唐山地震预报和借鉴唐山地震教训，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

至于父亲的那封信，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谜，我们全家现在也不知道被封存的父亲遗物中有没有那封信？父亲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那封信？信里到底又写了什么？或许那封信当时的确埋没在了现场，或许根本就不存在那封信。

（十七）唐山地震几年之后

自唐山地震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革。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下台，到1977年的邓小平复出、文革结束，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河北省地震局后来重建了分析预报室的地震地质组，并逐步从唐山大地震的惊魂中镇静下来，但是唐山地震的创伤却永远烙在了地震工作者的心上，他们的愧疚和痛楚难以言表。

在1976年底，河北省地震局为父亲等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保持低调。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刘长垣说：“大家忍受着良心上的折磨，在疲惫和痛苦中做着个人应做的工作……我时时怀念着日日夜夜埋头工作、监视震情的同志们，怀念唐山地震中殉职的同志。”

唐山地震三年之后，1979年。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年头，华夏大地开始着复苏，千事万物悄然萌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江南北。

这一年，父亲和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在生前关于强震危险区的认定获得了河北省科技成果奖。这个时候，唐山已经震过了，三年了，现在把父亲等人在唐山震前的工作拿出来评奖已经不重要了，终归是最后没有发布出临震预报，唐山人民付出了二十四万多条生命，父亲和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全体成员也都把生命搭了进去。

每当我看到河北省科技成果委员会颁发的这个证书，心情都是特别沉重。如果，如果，“如果”是不存在的。

唐山地震十年之后，1986年。

人们已经沉浸在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唐山地震的事儿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淡漠了。可是我时常还会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父亲的品行一直影响着我们兄妹四人的成长。在潜移默化中，我们懂得了生活中应当要永远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心存感激，心存敬畏，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偶尔我也会想起父亲在唐山那封失踪的信。

一天，省地震局的人捎口信给我家，说是让我们家去地震局人事部门取一件东西，还说与我的父亲有关，是国家地震局批准的。得到消息后，哥哥飞速就赶去了省地震局人事处，当时地震局的领导和人事处的负责人（时任人事处处长张海天）都在场，他们郑重地交给了我哥哥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个小本子，红颜色的封皮。哥哥连忙打开，见上面写着："授予苏英俊同志为地震事业献身的模范工作者"，落款，国家地震局；日期，1986年12月12日。

 

 上图：国家地震局颁发的证书

（十八）"地震灾难的惨痛可以遗忘"？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唐山地震三十年后, 2006年。

唐山地震3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众多的媒体对唐山地震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作了广泛的报道。感谢所有关注唐山地震生命热爱生命的人们！

钱钢写过《唐山大地震》再现了唐山震后的历史场面，他说：“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张庆洲写了《唐山警世录》引发了后人对唐山地震及其生命价值的思考，他强调，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

在众多的媒体宣传报道中，有一篇主流媒体发布广为宣传的报道是这样写的：“唐山地震30年纪念日前夕，唐山人对抗震精神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市委党校副研究员康XX说：‘地震灾难的惨痛可以遗忘，但抗震精神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篇报道勾出了一个二十年来一直令我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1986年在唐山建立的纪念碑名字是“唐山抗震纪念碑”，而不是“唐山地震纪念碑”？莫非二十年前就开始为遗忘作准备了么？

“地震灾难的惨痛可以遗忘”？

我不明白，连唐山地震的惨痛都忘记了，又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干部们升华抗震精神的？是不是把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的惨痛和苦难都忘掉了，领导干部们的思想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论上的升华”呢？

经历过失去亲人伤痛的人更容易被唤起人性的良知。地震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都会伴随着我们人类，一个唐山过去了，汲取惨痛的教训，以史为鉴、亡羊补牢，我们的下一代才或有可能避免遭受同样的灾难。

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固然可歌可泣；痛定思痛，防震减灾，也需要有一席之地。这或许，也能给那些为地震预报事业献出生命的地震工作者带来一丝慰籍。

（十九）父亲的手稿
 
在唐山地震三十周年之际，我的哥哥和妹妹赶去了唐山。在唐山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悼念亲人的人群。无言的契约，凄楚的气氛，人们胸戴白花，有的还拿着蜡烛，都是默默不语。三十年前，他们同我们一样，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一天，二十四万多人失去生命，十六万多人重伤身残，七千多个家庭灭门绝户，数千儿童成了孤儿。

当历史蒙上灰尘，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数字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集聚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前，唐山抗震纪念碑展现着唐山人民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和全国对唐山灾区的无私支援,人们怀着感恩的心，在这里缅怀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川流不息的人群接着又涌向位于南湖公园的民间唐山地震纪念墙（有报道指此墙是违章建筑，2009年4月被拆除），那座墙的上面虽然只雕刻了数千个罹难者的名字，许多人还是走去那里，缅怀在地震中罹难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上图：唐山抗震纪念碑

上图：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

 
上图：被拆除中的民间唐山地震纪念墙，摄影黄志强

在7月2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全家在不同的地方都观看了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电视转播。

隆重的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燕山影剧院召开，各级领导齐聚一堂。大会再次宣布，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大会热情讴歌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大会高度赞扬了唐山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全面振兴的光辉历程；大会对唐山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骄傲和自豪；大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弘扬唐山的抗震精神。

新唐山的崛起，的确举世瞩目，如今唐山高楼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一座现代化城市重新出现在祖国的冀东大地上。从唐山向四周瞭望，仍然还可以感觉出旧唐山的轮廓，郊外的天空似乎总有些阴霾。从唐山往外走，穿过闹区，在东北的方向，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农田，在那茁壮成长庄稼的覆盖下面，是一群一群的墓地，那里埋葬着24万多具遇难者的尸首。在墓地群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寂静的小树林，那里草色青青、绿树葱茏，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的成员们全都葬在了那里，我的父亲就在其中。
 
第二天上午，2006年7月29日，我的哥哥和妹妹来到埋葬父亲的地方，为父亲献上了一束鲜花。

在父亲的墓碑前，哥哥苏新忠把父亲在唐山遗留下来的部分手稿亲手交给了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希望父亲的手稿能铭刻于心，唐山地震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不再重演。

上图：哥哥把父亲的手稿交给了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右一）

哥哥对陈建民局长说，父亲的手稿中清楚地讲明了唐山和滦县。陈建民局长点头道，地震来得太快了。

（二十）2008年，旧难新灾

岁月悠悠，光阴荏冉，唐山地震后第三十二个年头，2008年。

这一年是北京奥运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人们期待着的欢乐祥和的日子里，地震并没有远离我们，四川汶川5月12日14时28分第4秒发生了8.0级大地震，灾难再一次降临。

灾难，让我们悲痛，灾难也激发出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潜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地震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天安门广场为普通的生命降下了半旗，彰显了社会的进步。

从唐山到汶川，又从汶川影响唐山。在汶川地震后的2008年6月10日，国家正式开始进行唐山地震罹难者名单的登记核准工作，并将罹难者的名字逐一雕刻在唐山地震纪念墙上。尽管这一举措迟了32年，但毕竟还是来了。在这人生32年的时间里，当初幸存下来的人也有的已经相继离开人世，他们走时带着遗憾。

2009年5月1日，唐山地震纪念墙正式开放，期望能使那些离去的人得以安息、继续生活的人得以安慰。

 
上图27：2009年建造的唐山地震纪念墙一角

以往，每逢7.28唐山地震纪念日的到来，总会有人以各自的方式悼念地震中离去的亲人，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如今，又多了一个5.12汶川地震纪念日，旧难新灾，令人无法忘怀。人们寄托哀思、祈福和顺，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平平安安。

然而，我也相信，也有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未来也不会发生。人们都竞相选择那里作为自己将来的长眠之地，我的父亲和与他一起追踪震情到唐山的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全体成员，以及成千上万在灾难中走了的同胞们，他们已经到达了那里。

（二十一）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

众所周知，在唐山市中心广场有一座唐山抗震纪念碑，纪念碑记载了唐山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然而，在唐山市东郊外后于家店唐山大地震的一个公墓区还有一座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它的存在鲜为人知。

在1976年上半年，河北省地震局以苏英俊、贾云年和黄钟等为核心的地震地质组将华北区域大震逐步锁定在了唐山和滦县。为取得现场依据，在唐山地震前夕，组长苏英俊带领本组成员共六人怀着明确的目的，从石家庄奔赴唐山和滦县进行地震地质现场勘察，最后六人小组在唐山极震区全部以身殉职。

为了纪念在唐山地震中为地震事业献身的地震工作者，河北省地震局2006年在唐山市郊外的苏英俊六人小组的墓地里修建了一座“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河北省地震局局长周清良说：“追悼地震逝者，也是为了警示来者，让悲剧不再重演。”

纪念碑的背面刻着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所有成员的名字：苏英俊、贾云年、黄钟、周士玖、王素吉和阎栓正。

上图：唐山市东郊外的一个唐山大地震公墓区

 
上图：墓地一角，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全体成员安葬地

上图：墓地中的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

上图：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

上图：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碑文

碑文如下：

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

地震乃天灾之首，顷刻房屋倒塌，生灵涂炭，自古以来，人类屡受其害。一九六六年邢台地震后，大批有志之士遵总理恩来之命，奔赴现场，设点建台，实施观测，华夏大地从此揭开监测预报之序幕。

根据专家分析预测，一九七四年六月国务院对华北及环渤海地区严峻地震形势予以明示。其后，诸多地震科学工作者屡赴冀东，探究蛛丝马迹。一九七六年六月末苏英俊、贾云年、黄钟、周士玖、王素吉、阎栓正等六人奉命自石来唐开展地震地质考察。期间，六人同唐山地震队同仁通力合作、克勤以对，诚为众生避灾尽己责。然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大震突至，六人及石蕴璇、刘信、傅长河、宋保田等地震工作者壮志未酬，不幸罹难长眠于此。亲人痛心疾首，同仁扼腕长叹！

探求真理常遇险阻，求索科学时有代价。地震预报系世界科学之难题，为实现防震减灾宏伟目标，同仁将矢志不渝，勤励其业不懈！今立此碑，以告慰，以铭志。

河北省地震局
二00六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