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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的讨论
阎长贵谈《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定义不符事实
2011-12-16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决议》文革部分的核心观念。《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它首次由《五一六通知》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
已故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先生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吴法宪也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
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的性格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告诉邓小平等人对江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所谓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我们姑且对“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不提出疑问，但却要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形成的？对这个问题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们看看官方正史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03、304页）——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年夏通过‘五·一三’事件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年9月13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9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一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五年），一个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果有、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在文革中产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产物；现在把“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列起来，甚至还要说它先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打倒刘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国就开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如此说来，是毛泽东利用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还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这种逻辑的混乱，“文革定义”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将怎样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说明呢？
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信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和兴旺发达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证，而大量事实表明，这还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
五柳村2011年12月15日收到，原来没有标题。
林蕴晖：重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1-12-16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迄今已30个年头。如同人们对任何历史问题的认识一样，这个《决议》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1981年6月，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5年，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重塑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和信心，为此，必须要对建国32来发生的历史曲折作出为党内外大多数人们所能接受的结论，以统一思想，并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所以，这个《决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决议”。
既于上述指导思想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水平，为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认识，《决议》在开头写了一节“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接着是对“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然后再写，“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徘徊等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分析和人们所熟知的结论。
《决议》最后向人们指出：“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应该承认，《决议》的这些结论，在当年对人们抛开沉重的历史包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思想，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起了极其重大的积极作用，达到了预期目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随着人们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如：
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984年、1985年，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
在对1957年到1976年二十年历史的评估方面，邓小平也有过论述，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4]
我个人以为，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建国后1949年到1976年历史的再认识，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看不到这种对历史认识的前进和发展，把《决议》的结论凝固化、教条化，那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也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那种对《决议》搞“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出版的可称为权威的历史著作，突破《决议》的框框，对建国后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作出新的论断和评说的已不是个别事例。
如：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议》的结论是：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写道：
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论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国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再如：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决议》的结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党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主要讲高岗“分裂党”,没有再提“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
三如：关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华国锋的评价，《党史》二卷更与《决议》的基调有了极大的差别。《决议》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党史》二卷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明确首先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是华国锋，是他先同李先念谈，并请李先念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不仅仅是“有功”。对华在“两个凡是”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的态度，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叙述。对1977年经济理论界开展关于按需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说“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说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华都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没有再说华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以及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整个来说，是肯定方面多了。
总之，对《决议》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把《决议》教条化，用来束缚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框框，甚至当作大棒来打人，更是错误的。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刘家驹谈《历史决议》：当年有积极作用，后来成了个笼子 2011-12-16
决议在当年是有积极作用的。1990年初我们创办《炎黄春秋》，就是举着两个决议迈开步子的。我们的老同志在每个会议上都讲过，两个决议对当时思想开放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炎黄春秋》最初的干扰，不是来自上面，而是在群众中间，横向的，非常厉害。比如，我们第一期就发了批毛的文章，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薄一波把我们社长教训了一顿：“杜导正呀，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多少人来我跟前告你们的状啊。”后来杂志登了西路军的问题，莫文骅把我叫到他家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也有很多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军的一些老将们，我们发表的一些文章，把这些人之间的矛盾揭开了，也招来了不少麻烦。后来为什么出现转变呢？一个偶然的机会，长春的靳树鹏，他收集了陈独秀不少的诗，要找萧克写序，我给萧克讲了，萧克一听很高兴，说“把他叫来，我跟他谈话。”萧克热情地写了序，从此我们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新闻出版署一些老总来跟我们算账，萧克告诉我们：“你就告诉他们说，萧克同志看过了。”嘿，管用！以后，找麻烦的事就少了。这就是两个决议起的作用。以后我们还是小心翼翼。我编稿子涉及文革重大问题都不敢动手。比如，为了傅崇碧的一篇文章，我往他家跑了三趟，反复核实，就怕史实不准确，给人抓辫子。2003年以后，谢韬的文章发表了，才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比我们以前小打小闹前进了一大步，所以说《炎黄春秋》是一步一步地闯出来了，我认为决议对我们的思想解放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是从部队出来的，过去编《解放军文艺》，只能围绕“伟大、光荣、正确”做文章，绝不能离开这个规范，谁发表负面文章要受到问责。恰恰在《炎黄春秋》就可以敞开来谈，这确实是决议起的作用。
但是，决议越到后面越不行了。为什么？我们发现“决议”是个笼子，很多写历史的文章，其中总有一些和决议的说法有矛盾，就会冲击这个笼子，受到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个决议在今天已远远不适应了。现在全党全社会都在铺天盖地思考讨论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我仅希望笼子大些，包容更多人的诉求。
卢弘谈《历史决议》:萧克说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都有历史局限
2012-02-23
对于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不少人认为：都有“历史局限”。早在20年前，即1991年，我就听到这一说法。说这话的是萧克将军。
萧克当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实际指导着研究会的工作。研究会副刊《炎黄春秋》杂志，由我担任首任主编。有一次，我当面向萧克报告办刊方针和编辑思想时说：对于国内党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都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按照它来定稿件的取舍是非。这时《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不到十年，正被人们奉为必须遵行的文件。萧老听到后却明确指出：不必这样。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都有着历史局限，都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你们可以尊重它，但不必以它为准，更不能被它所限。你们记住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事实为准，按照事实说话，只要符合事实，言之有据，就应该如实说。
按照萧老这一指导思想，我们连续编发了一些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徐向前元帅对党史研究者的谈话，讲了些党内军内有争议的问题。此文发表后我们受到指责，不应将内部谈话公开发表，我们为此将作检讨。萧老得知后向有关部门说，此文是他让发表的，由他承担责任，保护了编辑人员。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表明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唯文件，只唯事实的有胆有识精神。《炎黄春秋》正是遵循这一精神，才越办越好，备受瞩目。
（五柳村2011年12月15日收到，原来没有标题）
徐友渔谈《历史决议》：那时或有可能对错误批判彻底
2011-12-16
讨论和形成决议的过程，正是争论、提倡思想解放的那段时间，上上下下各种人思想都很活跃。那时候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按道理党内上层讨论决议，跟一个小研究生根本没有关系，但我们那时候有个特殊的渠道，对于决议讨论过程的情况有一定了解。社科院哲学所在当时是非常活跃的，不只是一般的研究学术的机构，更像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地方。哲学所所长是个从军队调来的军级干部，据说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副所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介入比较深的邢贲思。他们可能没有参加起草这个决议，但非常深地卷入了对决议讨论的过程，他们又是哲学所带研究生最多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业的导师，他们听了情况马上就回来给自己的学生讲。我当时和这个专业的七八个同学住在一起，还有同寝室的，所以对党内那种气氛有一定了解和体会。我当初的感觉是这样的（加上事后的判断），当时党内意见是尖锐对立的，一方面是保守的势力非常强，左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另外一方面，由于文化革命刚结束，那种想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声音也常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判断，如果邓小平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否定毛泽东那边走，完全有可能得到党内的支持，是走得通的。比如我们的所长，他参加讨论，每次他回来都讲：“毛泽东差点把国家搞垮，做了那么多坏事，整死那么多人，现在他死了，难道大家嘴一撇就过去了？”我从他的言论中看，他绝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最左的人，他代表很大一部分一般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最后决议定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那种急转弯他们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不想改变这个制度，也不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但很多人被毛整得很惨，文革中受的苦，一肚子话想说出来。最后演变成决议、四项基本原则、务虚会气氛和方向的逆转，对他们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这是我当初感觉到的那种气氛。
为什么在文革刚结束，人们对左倾路线的痛苦还有强烈感受，党内大多数人、党内主流意见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批判彻底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等人决定要维护毛泽东？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我党有一个传统，高级干部特别善于模仿毛泽东，毛泽东有一种实用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模仿毛泽东对待斯大林。毛泽东受了斯大林那么多的气，但最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时候，毛不但要保，而且要把赫鲁晓夫搞臭。他其实很清楚，他不是保斯大林，而是保他自己，保他和斯大林所共同缔造、维护的那个政治制度。其实在毛的心目中，未尝不希望有人骂斯大林，但他在盘算政治利害得失时还是非常理性的。邓小平在这点上继承了毛的“政治智慧”，他被毛泽东多次打倒，他未尝没有想有人出来骂毛的想法。但同时他有这种“政治智慧”，毛说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邓看到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搞专政的一把“刀子”。
三十年前中共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借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清算，拨乱反正，把源远流长的左的错误比较深刻地批判一下，把自1949年以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对于造成错误、损失的原因有一种比较正确、深刻的认识，避免以后再重复错误，再走弯路。可以借此比较正确地摆正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党内领袖和下级、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中共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国家也会在法治的轨道上长治久安，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邓小平等人继承。他们的眼界和胸怀不足，他们只关心这个党要永远掌握权力，所以最后弄出来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一点文革的错误，但还是在拼命维护毛泽东，使得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及时解决，没有在一个难得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得到解决。
（五柳村2011年12月15日收到，原来没有标题）
朱正：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功劳归自己，错误在别人
2011-12-16
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1945年在延安做的，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个，1981年做的。延安那个决议，现附在毛选第三卷后面了。那个决议很明显就是毛泽东要反对王明过去在党内的权威，为建立自己的权威而起草的，所以历史上所有的错误都是王明他们的，所有的正确的都是他的。它实际上就反映了毛的观点。
1981年的决议是邓小平为树立他自己的权威，树立他在党内领导的合法地位。所以所有的错误都是“四人帮”他们的，所有正确的都是他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毛的爱将，毛的主要助手，毛的许多错误他都有份，所以最后这个决议对毛要有所肯定。但是又不能完全肯定，为什么呢？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说过：“如果按照那个‘两个凡是’，我就不能恢复工作了。”所以“两个凡是”是必须否定的。这就形成了这个决议的第一个亮点：就是对毛所谓“三七开”，可以讲毛泽东的功、过了（当然，决议谈毛的“功”有过头、无不足，谈毛的“过”有不足、无过头）。过去只有人讲毛泽东的功，没人讲毛泽东的过。所以说这实际上是批毛的开始，以前私下里大家对毛的议论就很多，但是可以公开的、写文章发表的，讲毛泽东的失误或者错误，这是从这个决议开始的。邓小平在文革中，是除刘少奇以外的第二个打击目标，所以他也必须否定文革。决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否定这一空前浩劫，深得民心，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至少在学术界，特别是研究近代史、党史的人，就可以比较公开的彻底批判文革了。但是在谈到毛泽东功过的划分，所谓“三七开”，我倒想起一个比喻。我看到蓝英年先生翻译的莉季娅的回忆录，里面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一句话，说“斯大林是一个魔鬼，但是口琴吹得很好”。所以我说毛泽东，他诗词还是写得很好的。邓小平说的三七开，意思是三分过、七分功，老百姓是不是承认毛有三分功，恐怕都很难说。毛泽东最后总结他自己的历史是“这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一件事情就是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他把夺取了全国政权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是很有意思的，意思是没有第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就为文革的开始准备了剧场，准备了舞台。因此回过头来看，他取得政权的胜利，对中国人民究竟是福祉多还是灾难多，值得考虑。假如他真正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幸福，这是他的一个胜利；假如他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个事情还是不是一个成绩？
还有，这个决议对毛泽东的辩护。最好笑的一个地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泽东思想，别人讲出来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泽东的思想——这完全是概念的游戏。他们为了给毛泽东辩护已经到了一种理屈词穷的地步，搞文字游戏。我看过中直机关四千人讨论决议的会议简报，那些发言，有很多很精彩。比如薛暮桥，我只引他的一句话：“49年以来，我们没有做对几件事”。我觉得这就不是犯了多少错、几几开的问题，照薛暮桥的这个说法，就是有过无功了。那么像大跃进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一类的事，就不止是有过而且是有罪了。而这个决议对于“八大”以前的事情却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例如对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全部肯定的。这就不是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特别是今天，过了三十年之后，我们有了开放改革的经验以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对工商业的改造，把一些守法的、规规矩矩的资本家都打垮了，现在与时俱进，出现了新生的资本家（现在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哩！），可就不一定那么讲规矩了。在农村里，现在也看不到当年农业合作化的痕迹了。所以说这个决议讲的这些成绩并不符合事实。
再讲一下反右派斗争，我自己就是右派分子，有切肤之痛。我在上述会议简报上看到，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发表要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没有采纳。决议里说：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邓小平解释反右为什么必要的话更有趣，他说理由就是“有的右派杀气腾腾”。“杀气腾腾”指谁呀？当年报纸上讲的，就是人民大学的葛佩琦嘛。葛佩琦当时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他说我不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有更正。后来葛佩琦死了，开追悼会，新华社报道，党籍给他恢复了，说他是地下党，做了很多有益于党的工作，等等。那么，把葛佩琦的案子翻过来以后，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呢？没有呀。邓小平就是以一个错误的案例为根据，以一篇失实的报道为根据，就说“有的右派杀气腾腾”，就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决议里面说整风的时候有少数的右派分子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99％以上的右派分子被“改正”以后，那当年究竟还有谁真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什么呢？决议上说是扩大化，就是有多少知识分子、有多少党的朋友即爱国人士、有多少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让他们吃了多少年的苦头。只看到打击了多少人，这样来评价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到位的。为什么呢？解放以后，从土改杀地主开始，所有的运动都要打击人（没有不打击人的运动），可是在打击人的同时并没有说要打击这些人的思想和主张。反右派斗争则不同，不仅要把持有某种主张、某种见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而且要把他所持有的这些见解打成右派观点、右派言论，作为一种敌对的思想来批判。现在看来，很多当年右派分子的言论，比如说，法学界提出的独立审判、无罪推定，现在都写进法律，成为正确的主张了。经济学界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当年也是受到批判的右派言论！当时上海批判的一个右派分子高方，他提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讲现在中国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谓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观点一提出，当时就批判了。这个报道登在上海《新民晚报》上，毛泽东看了，叫胡乔木转载到《人民日报》去，这就表示毛泽东也同意批判。后来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都谈到了所谓“初级阶段”的理论，不就是这个生产力标准的问题吗？还有当年批判过“引进外资”，说是“卖国主义”，现在谁有本领引进外资谁的功劳就大嘛。所以我觉得，反右派斗争最大的灾祸不仅是打击了多少人，这些人只是这些政治主张的载体，打击他们就是为了要打击这种主张，就是要把这些主张作为“谬论”、作为敌对的言论来批判，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法治化的进程大大的向后推了。今天就应该这样来评价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决议还故意回避了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比方说，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个肃反运动，我也是肃反对象。运动的规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现在不用我来说，胡乔木提供了证词。胡乔木在1957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我很感谢他写了这篇社论，因为他提供了官方的数字，提供了这个运动规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的证据。社论上说肃反运动有四大成绩（第四个成绩是无法计量的，就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识别能力”，这个我不知道提高了多少，不能说什么）。第一个说是清查出了八万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第二个说是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在运动的威慑之下，投案自首了。第三个说的是，弄清楚了一百三十多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可以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了。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很显然，就是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的结论是“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百三十多万的错案，批斗、折腾了一年。据他说“抓对了”八万一千多，即便如此，也不到6％，肃反中的错案率高达94%强！1955年的肃反运动总可以算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公案吧，可是这个决议中间一字不提，不光是决议，后来是那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也是胡乔木最后终审定稿的，也是一字不提。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很不到位的。如果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恐怕要有第三个历史决议。但是因为前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做的，第一个是在由王明时代过渡到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取代“四人帮”的时候，现在做第三个决议，我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
（五柳村2011年12月15日收到，原来没有标题）
何方谈《历史决议》：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
何方的信
仲兵同志：
我完全同意《三十年后评说历史决议》一文的立论和史实叙述。我在做出《决议》的当时，就在几次有关的会议上提出过批评，也曾经见诸文字。我的主要看法是，这次决议和延安的《历史决议》一样，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那次是确立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次则既捍卫对毛的崇拜，也制造对邓的崇拜，起码是为确立邓的历史地位作铺垫。其实，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陆肆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扳倒三个总书记（华、胡、赵）和指定两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但我以为，对邓还可一分为二，对毛就谈不上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毛几无什么贡献，多为负面影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饿死三四千万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等，足以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证明也是历史的倒退。而邓由于引进经济市场化和实行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经济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局面（从秦汉到前清，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一倍），改革开放后得到飞速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使邓在中国历史上除落下一代暴君之名外，还留下一道亮点。但是，由于毛的自我暴露显著和被揭露的时间长，劣迹已为人所共知，在人们心目中已渐被淡忘，而邓却既得到当权派的竭力庇护，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虽然他自己否认设计之说，只承认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邓当权后确也扭转了毛统治期间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一直下降的趋势，使人民得到了些实惠，这就多少掩盖了他凶狠的一面。所以现在和今后，揭露邓小平、还他本来面目，就成了反对专制主义和促进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文对邓专制独裁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实在精辟，在当下中国文坛也很难见到，很值得人们学习。
何方 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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