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郑仲兵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1 12 18 《共识网》

本人不是三十年前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参预者，但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对前后一些历史情况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抛砖引玉，我想说些对《决议》的看法。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

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使然和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带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4月（中间休会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会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及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仅见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

但是，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也腰斩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取消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从而也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当时，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起草小组的笔杆子，主要是邓力群挑选的；有关人员有郑惠、卢志超、滕文生、郑必坚、廖盖隆、袁木、邵华泽、石仲泉、李洪林、龚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邓力群主政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李洪林因著文评析“长官意志”与胡乔木观点相左，便不让他参预执笔。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形成严密的三位一体，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邓力群说：“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邓小平）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正式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史决议》，中经一年零六个月。邓小平指示性的谈话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有6次），再加两次和外宾的谈话，涉及《历史决议》讲话共21次。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十二个春秋》中说：“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经过是这样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铅印本）。耀邦以实践的标准对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判断，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应该说，这是对历史问题应有的、比较正确、负责的态度。耀邦把题目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个部分。

邓力群立即把耀邦的方案报邓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乔木。胡乔木表示不赞成。

3月7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到家里，说：“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虑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满意的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送六中全会审查的决议稿。邓小平对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见其跋扈和专权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为，决议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来的。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众所周知，对于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反思成果，第一步，也是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现代化的殿堂，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这也应当是回顾中共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反思，就必须打破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泽东的神像，使这个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力排众议，扼杀了这些积极进步的认识成果，坚持自己创造的“准确完整”。这样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责任，推给实践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继毛的专制主义政治道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鸣锣开道。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二十八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把二十八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并成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3，1957年以后的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支了这么一招，邓力群感到：“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十二个春秋》166页）

邓小平甚至把毛泽东完全错误估计形势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当作“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去继承和发扬。就是这篇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残酷打击近百万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还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十年之后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出现了延续二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极权独裁的政治局面。

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

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逼使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是发生在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邓小平个人通过胡乔木将华执政四年的问题，作为专门一个部分写进决议稿，并送常委会“审阅”。

华国锋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符合组织手续。他还援引毛泽东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问题。华的反对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不仅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还把稿子下发，发动四千高级干部大讨论，为华下台制造舆论。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承认：经过四千人的大讨论，把华国锋问题写上决议，“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了一个关键。”（171页）

不仅如此，邓力群在9月下旬，先后在科学院党委、中办和中直机关党委，借谈历史决议，专门讲了华国锋问题。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个多小时。

1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同意华辞职。最岂有此理的是，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华国锋的名字这里需要点（按：指写入《决议》），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些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党校1500学员，应有五千多人）大讨论，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认识和意见，而且对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讨论是在1980年10月份进行的；11-12月初，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就严厉斥责党内高级干部，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

我记得，方毅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万里说，如果谁敢对毛有不同意见，那么你站着进去就会爬着出来。（按：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张不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包括他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胡乔木就予以否定，他坚持提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和对立。周扬不赞成。陆定一写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要来翻案的。”邓小平也予以否定。

许多人认为，决议的目的，是接受毛泽东错误历史的教训。就是纠毛的错，所以叫“历史问题决议”。其实，邓小平的意图与此完全相反。是要纠正纠错的“错”。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写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按：当然是前者）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按：当然是前者）”。现在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是如愿以偿了。邓小平说：“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按：是邓小平提出的）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代替十亿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这种以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替代十亿人的头脑的作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

显然，决议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谬的。它是阻滞人们解放思想的，哪里找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开始逆转。

过了一个月，1981年7月，邓小平就开始批《苦恋》，胡耀邦被迫承担涣散软弱的罪责。

1982年邓力群在邓小平纵容下，夺了中宣部的权，变思想解放部为思想压制部。不久王震也夺了党校的权，并横扫党校胡耀邦势力。

1983年，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借茬儿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批判周扬、王若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肃《人民日报》。

同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由邓小平发动、邓力群出面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称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直到1985年学潮、1986年学潮，邓小平借机整掉了胡耀邦。

这就是《历史决议》所开辟的道路。

最后，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讲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写历史决议就是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的；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怎么行？”

（原文载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