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蒙古人民共和国遣送引渡后的德王--收押改造伪蒙疆战犯记

1963年4月9日，德王(左一)被特赦时 1963年4月9日德王（左一）被特赦。

 德王等4名所谓“蒙疆战犯”被蒙古人民共和国遣送引渡后，被收押在北京德胜门外在中共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监管处内。1951年9月间，中共公安部将其转往位于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看守所里。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罪犯也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看守所里共关押战犯10名，其中协从者4名战犯先后被释放。德王、李守信、宝贵廷、雄努敦都布等6名战犯继续收押。

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第48代孙，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郡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4年，德王用张学良的一批武器装备了本旗的保安部队，约有几百人。1931年，德王发起蒙古民族独立运动。1937年，他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在关押期间，内蒙古公安负责人毕力格巴图尔、孟琦等人将德王的土炕换成了木板床，设了洗澡间、劳动间和学习室。1960年以后，给德王小灶遇外，其他战犯每月伙食费均为14元，大部分吃细粮。

再被关押期间，德王态度硬，中共干部找德王谈话，德王要看对方是什么职衔，要求对方自报家门。如果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勉强可以谈话，否则便缄口不言。如果是汉族干部找德王谈话，德王干脆就会拂袖而去。

德王认为自己不属于战犯，提出要在监所内设办公室办公。中共管教当局没同意，德王决定抗议绝食，将菜、牛奶等倒进便池。德王说：“给我找来云泽(乌兰夫)解决。”德王要求将他的妻子接到监所内一同居住。德王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不换洗衣服，就连他居住的监房也不准清扫。
　　
最后，德王是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获特赦的。被安置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后在别人的协助下，写出17余万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966年，德王患癌症病逝。

1964年12月28日，李守信第五批获特赦。李守信，蒙古族，曾任蒙古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蒙古军保安队司令、蒙疆政府副主席、国民党第三骑兵军司令、国民党热河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又同时被引渡回国。特赦后任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6年4月16日，宝贵廷第六批获特赦。宝贵廷(宝音德力格尔)曾任原蒙古军总参谋长、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同时引渡回国。特赦后被安置在呼和浩特市五里营牧场工作。

1975年3月19日，赵诚壁第七批获特赦。赵诚壁(原名乌云毕力格)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国民党绥蒙、察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在张家口战役中被被俘。“文革”期间，他被送往陕西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1974年末从陕西调回，1975年初获特赦

收押改造

　　一开始，德王等4名伪蒙疆战犯被收押在北京德胜门外中央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监管处内。1951年9月间，公安部将其转往位于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看守所里。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罪犯也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看守所里共关押战犯10名，其中协从者、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4名战犯先后被释放。德王、李守信、宝贵廷、雄努敦都布、陈绍武、赵成壁6名战犯继续收押改造。自治区党委对这6名伪蒙疆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十分重视，责成自治区公安部 (厅)预审处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此项工作。对这批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初是强制性的，包括学习、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对德王实行单独关押。看守所为他们订阅了《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报刊书籍，管教干部定期对他们进行辅导。

　　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第48代孙，原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郡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4年，张学良拨给他一批武器，他便装备了本旗的保安部队，约有几百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德王开始公开大搞民族分裂与背叛祖国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配合日军进占绥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又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投奔蒋介石与美国情报机关。

　　内蒙古公安部(厅)主管负责人毕力格巴图尔、孟琦、祁芳等人亲自对在押战犯进行审讯和个别谈话。根据战犯的身体状况，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在监房周围种蔬莱、打扫室内外卫生等。自治区政府还为在押战犯新建了一栋采光充足、空气流通的监房，将原先的土炕换成了木板床，增设了洗澡间、劳动间和学习室。1960年以后，除给德王小灶特供待遇外，其他战犯每月伙食费均为14元，大部分吃细粮，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伪蒙战犯的特供待遇始终未变。当时的管教干部由于营养不良，普遍患浮肿病，可他们宁可用榨过糖的甜菜渣充饥，也绝不动用战犯们的一粒粮食。战犯们见此情景，感动地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原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宝贵廷，在日记里写道：“我过去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在平地泉山上还亲手杀过革命群众。如今，政府对我们这样宽大，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如果再不好好改造，那就太不是人了。”

　　在押的6名伪蒙战犯，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认罪悔过表现，唯有德王是转变最慢的一个。最初，自治区公安部(厅)将他单独关押，因见他有所进步，决定将他与其他战犯组织在一起学习、劳动，吃住仍是单独在一个小院。集中学习开始后，德王发现他的下属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毕恭毕敬了，几乎是用严峻的目光看着他，他不得不低下了头。后来德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不论什么人，犯了多大的罪，都不打。这在其他国家是办不到的。”自此，德王骄横傲慢的态度终于有所收敛。

　　开始，管教干部找德王谈话，他都要看对方是什么职衔，要求对方“自报家门”。如果是处长以上的干部还可以谈，否则便缄口不言。如果是汉族干部与其谈话，稍有抵触，他就会给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拂袖而去。他为了证实自己不属于战犯，竟然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监所内“办公”。当管教干部指出他的错误后，他就放肆地大骂，或者将菜、牛奶等偷偷倒进便池。有时，他也用“绝食”的手段相威胁，嚷道：“给我找来云泽(乌兰夫)主席解决问题。”那段时间，他还要求将他的妻子接到监所内一同居住。他经常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不换洗衣服，就连他居住的监房也不准管理人员清扫。但是，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他的下属全变了。加上其他战犯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德王不得不交待自己所犯的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罪行。在关押改造初期，德王仅对其在潜逃蒙古国途中在阿拉善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对伪蒙疆时期的罪恶事实，以及与美国特务机关勾结的种种罪恶行径仍拒不交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他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彻底破灭后，才开始承认自己在历史上搞民族分裂的种种罪行

1956年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为加速对战犯的教育改造，自治区公安厅开始有计划地安排德王等走出监所，到各地参观，接受教育。

　　在呼和浩特市，战犯们参观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医学院、农牧学院和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联营商店，以及近郊的桃花公社等。在包头市，他们参观了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包头钢铁公司，还参观了新建的集二铁路。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

　　德王获释后，曾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中写道：改造初期，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到张家口时，我认为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口是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由于我猜测到张家口必死，因而产生力求速死的思想，我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说：“如果要杀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这个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领导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回味着“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候，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安，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我疑惑为我做执行死刑的绞架。直到1956年，由于党对我的耐心教育和改造以及听到看到的大量的建设成就，才逐步认识到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里佩服了党。并且知道党不是要杀我，而是在教育改造我。

　　原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原伪参谋总长宝贵廷等，也都转变了顽固立场或进行补充认罪。李守信曾说：“我是‘拉杆子’出身的，一来自己从来不怕死，再来即使把我绞成肉泥，也解不了人民对我的仇恨。我最害怕的是把我解回厚和(呼和浩特)举行公审大会，背上亡命招子，路过南大街到美人桥刑场执行枪决。我感谢党对我宽大，处处体谅照顾，内蒙古公安厅还给我镶了一副假牙，还让我们外出参观，看到内蒙古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使我看到祖国和蒙古民族的光明未来，我低头认罪，进行彻底改造。”

　　特赦与安置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决定将雄努敦都布作为首批特赦人员上报。雄努敦都布历任原伪蒙军第九师师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长等职。1949年随德王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被引渡回国，在关押改造期间表现一直较好。1959年12月，经中央批准被首批特赦释放。

　　雄努敦都布获释后，被安置在锡林浩特铁工厂工作。后因病于1962年10月离职休养，由民政部门每月给予生活补助。病愈后，又安排到锡林郭勒盟手工联社工作。

　　1960年11月28日，陈绍武(原名超克巴特尔)第二批获特赦。陈绍武曾任原伪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额外少将专员等职。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陈被我公安机关侦查逮捕。特赦后，被安置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后因肺出血病故。

　　德王是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获特赦的人员。特赦释放这天，自治区公安厅两位厅长同德王谈话，并向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德王对党和政府表示感谢，他激动地说：“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两条生命，一是我得重病之后，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了我；二是我的罪恶深重，政府对我耐心教育，使我在政治上起死回生，由一个反动的王公贵族，罪大恶极的罪犯而成为一名新人。”特赦释放大会之后，德王被安置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

德王获释后，在别人的协助下，写出17余万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详细介绍了他投敌与制造民族分裂的过程。1966年，德王患癌症病逝。

　　1964年12月28日，李守信第五批获特赦。李守信，蒙古族，曾任原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伪蒙古军保安队司令、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国民党第三骑兵军司令、国民党热河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随德王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又同时被引渡回国。特赦后任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6年4月16日，宝贵廷第六批获特赦。宝贵廷(宝音德力格尔)曾任原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随德王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同时引渡回国。特赦后被安置在呼和浩特市五里营牧场工作。

　　1975年3月19日，赵诚壁第七批获特赦。赵诚壁(原名乌云毕力格)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国民党绥蒙、察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在我军解放张家口战役中被俘获。“文革”期间，他被送往陕西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1974年末从陕西调回，1975年初获特赦。至此，收押、教育改造与特赦释放伪蒙疆战犯工作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