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档案：苏共中央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１２２次会，作出过７３８个决议

来源: MengHua2008 于 2011-12-03 19:06:5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6769 bytes)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冤屈

作者：丘立才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提示：陈独秀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但却是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作主的是共产国际，是苏共中央。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其中可以看到，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的５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１２２次会，作出过７３８个决议。

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可以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党团体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那么也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党员像陈独秀那样呈现一枝独秀的情形。然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陈独秀却蒙受着太多太多的冤屈。

　　陈独秀由１８７９年诞生，到１９４２年去逝，６３岁的一生，去逝后也有六十多年的时间了，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陈独秀就怎么也难于定论下来。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反清斗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可是遮蒙盖在这些显赫名声上面，人们更多听到的却是另一方面：右倾投降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托派分子、叛党分子、分裂分子、叛徒、汉奸、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可以定下来的，但其冤屈又在哪里呢?在此试着举一二以说明之。

　　一、不是有口难辩而是有口不予辩的冤屈

　　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总书记，可过了三个月的“八七会议”，就批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并且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名义上是由瞿秋白主持，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主持操办。岂止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主持操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也参与操办。

　　１９２０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李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交换了建党的意见。５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６月共产国际法执行委员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上海，了解筹建党组织的情况。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１０６号秘密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会议，会开至第四天，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他用英语讲，声音很大，突有一位行动鬼祟的不速之客，借口找人从后门闯进会场，马林建议马上转移会场，于是最后一天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结束。陈独秀因在广州未能出席一大，但大会上还是被当选为总书记。这年秋马林要陈独秀回上海负起总书记的责任来，陈于９月回上海，因与马林斗气，１１月才开展工作。在陈独秀家中召开每星期一次党的会议，也有苏联派驻上海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魏庭康斯基参加。这年冬陈独秀夫妻被捕，马林请外国律师为其辩护，罪名《新青年》有过激言论，妨害租界治安，罚款五千元，这笔钱也是马林出的。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０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结束后，陈独秀吩咐毛泽东：“你抓紧起草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介绍一下三大情况。”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讲了话，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精神，做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和《职工运动议决案》。而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干脆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搬到苏联莫斯科去举行了。

　　非常明显，陈独秀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但却是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作主的是共产国际，是苏共中央。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其中可以看到，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的５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１２２次会，作出过７３８个决议。这些决议，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都有指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失败了，但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则认为其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却把责任全都推到陈独秀身上。

　　难道说，陈独秀一点也没有识别和抵制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吗？非也。苏共中央用这么多的决议把他捆绑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按照陈独秀个人的倔强刚烈、坦诚爽直的品性，绝对是受不了的。他也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独立干革命。”但他是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好，还都得服从莫斯科，不断地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陈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的职位，却无指挥全党的职权，而职权在共产国际，在苏共中央，在斯大林手中。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惨遭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责任反而统统归到陈独秀身上，硬要他来替代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受责，这公平吗？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时，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独秀要是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全都公开出来，共产国际的代表下得了台吗？会议收得了场吗？所以陈独秀不是有口难辩而是有口不给辩的冤屈，鲍罗廷是根据共产国际６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去做的，６月底每周两次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也就不通知陈独秀参加，要陈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就在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家开的，中央委员也不过半数，会前有同志提出，陈独秀是中央委员，又在武昌，应让他参加会议，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不同意，罗明那兹还在会上发言批判陈。会后，瞿秋白、李维汉告诉他会议情况时，陈独秀愤愤不平的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后，就埋下了“左”和“极左”路线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第一领袖陈独秀开除出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左”的表现，甚至还造成党内这样一种局面，人们生怕被说成“右倾”，这就给“左”以大行其道的极好机会。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到，当时在上海大搞冒险的飞行集会、游行、贴标语，茅盾夫人孔女士在贴“武装保卫苏联”标语逃脱巡捕时说，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说保卫苏联。夏衍真为她揑了一把汗，“ 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象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开除出党了么？”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的倾向的影响，选举没有才能的出身工人的向忠发为总书记，这便于共产国际指挥。而党内实际上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主宰，他提出“全国总暴动”和进攻大城市，使党的力量蒙受损失。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使不少烈士遇难。王明、博古的左倾指挥使中央丢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但并未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１９５７年在党外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中国的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实又重犯了左的错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则是我党所犯左的错误的最高峰。诚如邓小平说的：“‘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虽经拨乱返正，开放改革，但“左”的理论还在党内有着很深的根源，根源自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始。其实何谓“左右”，有道是：“以口助手是曰右，以手助手是曰左。”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该以口助手就以口助手，该以手助手就以手助手，关键在于把握好具体的实际情况。

　　二、想回党内参加抗日而不能的委屈

　　陈独秀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晚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个星期后押解南京，被判刑８年。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再加上８月１８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南京“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保释部分同志出狱。８月下旬初，陈独秀的朋友罗汉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叶剑英和李克农，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李“欣然应诺”。陈独秀终于８月２３日中午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国民党政府曾派人以劳动部长的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严词拒绝；托派请求他回上海，他也不干；胡适大使邀他到美国去做“寓公”，他更不干。他唯一的是想回到延安来，想回到自己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想去挽救民族危亡、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陈独秀曾两次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叶剑英和博古反映自己的心愿。

　　叶剑英和博古接到陈独秀的要求后，深感此事关系甚大，须得请示报告党中央、毛泽东。于是叶剑英和李克农具名写了封介绍信，由罗汉和李侠公从南京出发，于９月上旬到达陕西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联系去延安。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决定由林电报请示毛泽东。林伯渠即向延安拍电报请示，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难道说，陈独秀一点也没有识别和抵制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吗?非也。苏共中央用这么多的决议把他捆绑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按照陈独秀个人的倔强刚烈、坦诚爽直的品性，绝对是受不了的。他也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独立干革命。”但他是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好，还都得服从莫斯科，不断地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陈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的职位，却无指挥全党的职权，而职权在共产国际，在苏共中央，在斯大林手中。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惨遭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责任反而统统归到陈独秀身上，硬要他来替代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受责，这公平吗?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时，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独秀要是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全都公开出来，共产国际的代表下得了台吗?会议收得了场吗?所以陈独秀不是有口难辩而是有口不给辩的冤屈，鲍罗廷是根据共产国际６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去做的，６月底每周两次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也就不通知陈独秀参加，要陈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就在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家开的，中央委员也不过半数，会前有同志提出，陈独秀是中央委员，又在武昌，应让他参加会议，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不同意，罗明那兹还在会上发言批判陈。会后，瞿秋白、李维汉告诉他会议情况时，陈独秀愤愤不平的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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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后，就埋下了“左”和“极左”路线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第一领袖陈独秀开除出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左”的表现，甚至还造成党内这样一种局面，人们生怕被说成“右倾”，这就给“左”以大行其道的极好机会。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到，当时在上海大搞冒险的飞行集会、游行、贴标语，茅盾夫人孔女士在贴“武装保卫苏联”标语逃脱巡捕时说，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说保卫苏联。夏衍真为她揑了一把汗，“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象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开除出党了么?”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的倾向的影响，选举没有才能的出身工人的向忠发为总书记，这便于共产国际指挥。而党内实际上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主宰，他提出“全国总暴动”和进攻大城市，使党的力量蒙受损失。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使不少烈士遇难。王明、博古的左倾指挥使中央丢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但并未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１９５７年在党外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中国的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实又重犯了左的错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则是我党所犯左的错误的最高峰。诚如邓小平说的：“‘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虽经拨乱返正，开放改革，但“左”的理论还在党内有着很深的根源，根源自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始。其实何谓“左右”，有道是：“以口助手是曰右，以手助手是曰左。”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该以口助手就以口助手，该以手助手就以手助手，关键在于把握好具体的实际情况。

二、想回党内参加抗日而不能的委屈

陈独秀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晚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个星期后押解南京，被判刑８年。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再加上８月１８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南京“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保释部分同志出狱。８月下旬初，陈独秀的朋友罗汉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叶剑英和李克农，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李“欣然应诺”。陈独秀终于８月２３日中午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国民党政府曾派人以劳动部长的高官厚禄拉拢他，被他严词拒绝；托派请求他回上海，他也不干；胡适大使邀他到美国去做“寓公”，他更不干。他唯一的是想回到延安来，想回到自己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想去挽救民族危亡、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陈独秀曾两次到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叶剑英和博古反映自己的心愿。

叶剑英和博古接到陈独秀的要求后，深感此事关系甚大，须得请示报告党中央、毛泽东。于是叶剑英和李克农具名写了封介绍信，由罗汉和李侠公从南京出发，于９月上旬到达陕西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联系去延安。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决定由林电报请示毛泽东。林伯渠即向延安拍电报请示，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约在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联名回电西安七贤庄林伯渠，让他转告罗汉，党对陈独秀等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实，毛泽东知道，叫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而且，这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的事，党不是菜园子，不能想走就走，想来就来。１９１９年在《湘江评论》上曾对陈独秀出监狱撰文称赞：“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罗汉看了毛泽东的电报后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十分困难。”而林伯渠则叫罗汉多劝劝陈独秀，说：“仲甫要回延安，须先实现这三个条件，你再多做做工作。若飞也希望仲甫回到党内来工作。”几天前，王若飞由太原到西安，也和林伯渠、罗汉谈到陈独秀的事。

罗汉从西安回到南京要见陈独秀，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他。然而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己于９月９日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避难了。罗汉于９月１５日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叶剑英、博古。其时，叶剑英、博古也接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博古对罗汉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博古连连摇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博古还告诉罗汉，希望陈独秀和已去武汉的董必武谈谈，并说恩来不久将去武汉，也可以和陈独秀谈。

罗汉在南京没多停留，就赶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找到了陈独秀，把前后情况说了一遍，原希望陈独秀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不料陈独秀说：“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１０月１６日罗汉又偕同董必武拜访陈独秀，因董必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他上门去做陈独秀的工作较为合适。见面后彼此都客气地说：“鄙人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去找过他们。”“鄙人曾两次拜见他们，只不过表示一下，鄙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依鄙人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必武先生，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不过，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董必武的劝说失败了，陈独秀遂起草一封信及抗战“七条纲领”，托罗汉带回南京交叶剑英、博古。后来包惠僧拜望陈独秀谈到党中央要他写“悔过书”时，还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好写的。”１９３８年４月张国焘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挑拨离间说：他们是不成心要你回去的。再说回去了你也不好受，今天写检查，明天作交待，永无宁日。先生何不成立第三党，另立大旗?陈独秀反问：“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还要好?”

陈独秀向叶剑英提出要回延安，给叶剑英出了个难题；毛泽东要陈独秀公开检讨才能回延安，给陈独秀出了个难题；陈独秀也就难于回延安了。不久，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说陈独秀是领日本津贴的汉奸，这就彻底断了陈独秀去延安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