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 一个误区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即“四人帮”是以上海为主的,因此上海应该是最左的,再上溯到柯庆施是有名的“左”派,因此文革前上海也应该是最左的,其实不然。
原因可能很多, 但现实是上海从来不是最左的,包括最左的两个时段: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
人们可以批评柯庆施与后来的张春桥滑头:用左的一面哄老毛而用右的一面办实事?答对了。
想必这二位就是比李井泉脑子灵,比如大跃进时, 上海的口号一样吼得震天响,大炼钢铁也是到处建立小高炉,可绝不会像有的地方把大钢厂停下来给小高炉让道,又如文革期间, 张某到处嚷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在上海,不管你叫唤什么, 苗是一定要的,你要是只是种草?随便个你扣个啥帽子!滚!
这标明什么?柯张一点儿也不傻,逗老毛开心的!哪像李井泉拿根棒槌当根针,你要我折腾我把全四川折腾过去折腾过来的。可能河南的吴芝甫又不一样, 那玩意可能认为棒槌就是针,神经就是有点毛病,楞觉得老百姓就是饿肚子他才高兴。
八宝饭这下说对了,一个坏政策, 碰上个滑头地方领导,就能减少老百姓的苦,若是一个二百五领导,鼓着劲地瞎搞, 一个歪长着脑子的家伙, 老百姓就只配饿死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上海的老百姓看起来毫无血性, 如同北方男人特别爱取笑的上海小男人,真的不敢二球二球起来闹, 但会软顶,靠着一百多年规规矩矩的“做生活,做生意,做人家”的认真为人处事哲学,左不二球右不球二,大好事可能没有,大坏事也出不了,保持了上海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到了文革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初期, 提供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工业生产总值上交了五分之一的税利包办了三分之一的进出创汇, 得到了是人均不到四平方米的住房, 这是,上海小男人的风格表现出来了:不闹,还是老老实实地为全国人民的福利做贡献, 也拿别人的取笑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