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毛泽东 and 波匈事件 (II)

10月23日匈牙利危机出现时，中国毫不知情，直到24日凌晨苏军占领了布达佩斯，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应。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比如，一些拉科西政府的官员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因而在危机的最初日子里，由于邮电局停业，使馆一度中断了与国内的联系。

有关匈牙利事变的消息，中国人最早是从莫斯科得知的。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匈牙利领导人格罗和朱可夫接二连三地来电话，报告了布达佩斯的动乱情况。赫鲁晓夫向刘少奇讲述了匈牙利局势后说，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而刘少奇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退回国的主张。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匈牙利的局势，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但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晤。刘少奇和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让匈牙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认为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因此苏联主张退让。中共代表团没有再坚持，会晤结束。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印证和补充了师哲的说法。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

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个中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大概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明尼赫会谈时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不少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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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长了毛和中共的自大心理，为以后的大跃进及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自由主义者- ♀ (0 bytes) () 11/27/2011 postreply 10:0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