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情况不明，未及参与。而在苏联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大胆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当时，莫斯科非常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苏共中央不仅在《真理报》转载了中共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那么事实的真相是这样?
10月18日，苏共得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将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情报后，做出两个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阻止全会召开；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但通告的全部内容只是说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因此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派代表团去波兰。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根本没提到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从10月19日至20日凌晨，苏波两党的谈判及华沙危机的解决，与中国没有关系。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中国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也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到华沙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而中共当时也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
10月19日，尤金大使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亲苏派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而广为流传的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10月20日会议的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此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苏联驻波兰使馆在传送情报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2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另据会议参加者师哲的回忆，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鲁晓夫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同时，中共对于波兰党也有担忧的地方，即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首先批评了苏联，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也表示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他们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团讨论匈牙利局势时，双方一致的意见是苏军最好继续留在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保持华沙条约，警惕反革命。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刘少奇解释说：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这时刘少奇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赫鲁晓夫同意，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
至此，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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