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苏龙）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发生在１９５４年初到１９５５年春，是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第一场重大斗争。毛主席对这一场斗争的定性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证高、饶“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以消除党内对高、饶之间“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的疑问。据杨尚昆回忆：由于高岗搞自杀、饶漱石“闹翻案”和“犯有反革命罪”，对高饶的批判和斗争逐步升级，毛主席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联盟”。
五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高岗反党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均已平反，仅剩高一人，已构不成“集团”；“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向明、扬帆也先后平反，只剩饶一人，“集团”也不成立。至于高、饶之间“是否有联盟”，则始终存在疑问。由于“集团”不复存在，“联盟”仍然存疑，“高饶反党联盟”这个当年被人为搞复杂和扩大的事件，已被历史简化和缩小为高、饶两人各自的“反党案件”，本文就来谈谈其中的高岗“反党夺权”案。
高岗果真“反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吗？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吧。
毛主席原本十分欣赏和器重高岗
高岗生于1905年，1926年入党，是陕北革命根据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高岗能力出众、气魄不凡、斗争性很强；但其争强好胜、骄横跋扈、粗鲁狂放的性格和作风，不得人心。令人奇怪的是，毛主席却格外赏识高岗其人。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看重高岗，充分肯定他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称他他为“陕北人民的领袖”，甚至当面赞扬他说：“高岗是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一切正确，不断前进。”延安整风期间，为了聚集和增强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及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力量，毛主席调兵遣将，开始提拔重用高岗，使高由陕北地方领导人窜升为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整风结束，七大召开，论功行赏，原先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高岗，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更加器重高岗，认为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派其入主东北，把东北建设成为背靠苏、蒙、朝的根据地，说“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有全国胜利”。毛主席高度评价高岗及其工作，曾经而向全国发出“向高岗同志学习”的通知。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提名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1952年7月起，毛主席先后调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行政大区主官进京任职。当时，高岗身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地位和权势在五人中最为显赫。
毛泽东利用高岗敲打刘少奇和周恩来
建国伊始，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及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分歧。分歧的实质是：究竟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消灭资本主义，立即向社会主义迈进。
刘少奇遵循并发挥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有功的”。1950年东北局提出“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1951年刘少奇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同年7月山西省委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动摇、削弱、直到否定它。刘少奇在报告上批示说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说“现在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观点，对刘所批示的观点很不满意。而1951年10月高岗在上送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则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并亲自写评语批发全党“学习研究”，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位“不断革命论”者，他在革命胜利之初就背离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急于搞社会主义，他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以及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观点，极其不满，斥责刘的思想仍然停在原地，“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1952年12月政务院公布《新税法》。周恩来在解释此法时说取消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由于颁布《新税法》后引起了一些混乱，毛主席大为恼火，严厉批评制订《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权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委领导，同时将政法、财金、交通、文教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几位领导人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理外交和外贸等涉外部门，以削减周的权限。毛主席对周恩来等没有通过他就颁布《新税法》一事，非常气恼，他于1953年5月19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严厉警告“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和政策，极为担忧和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刘、周将他未过目的文件就“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这种触动他“绝对权威”的事情发生。毛主席除了不断批评刘周和进行了某些组织调整外，还准备进一步削弱刘周的权限，甚至考虑替代他们的人选，于是选中了自己一贯赏识和重用的、与自己“左”倾思想合拍和紧跟自己的高岗。
有史料披露，毛主席曾对高岗说：“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毛主席还对高岗说，刘少奇七大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还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自首出来。说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资本家的女儿做老婆，在天津讲话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
1953年毛主席建议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二线，表示自己退居二线，说“中央一线不要就那么几个同志，土地太板结了就不好，要参点沙子进来”，并说是不是中央一线“可以轮流值班”。他还提出是否採取苏联那种部長会议形式以及党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总书记等問題。他曾对高岗说，“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
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暗示，让高岗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也使高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于是便积极行动起来，向刘、周频频发难。
高岗打击刘周暴露出野心，毛主席反掌击向高岗
高岗打击刘少奇周恩来、抬高自己的活动，异常活跃，肆无忌惮，主要是：
（一）乘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批判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攻击刘少奇，抬高自己。高岗对一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说，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宣传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吹嘘毛主席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任东北局书记；透露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说，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等等。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判薄一波、旁敲刘少奇的长篇发言。他批评薄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宣传什么“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指责薄犯下“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等严重错误。高还故意引用刘少奇关于资本家剝削、富农党员、搞“空想社会主义”等话，当作薄的观点进行批判，以隐射攻击刘少奇。8月12日，毛主席到会做结论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的提法，说新税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他还指责“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是“右的错误”。毛主席提出“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讲话的主调，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支持了高岗的观点。
（ 二）宣传“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军党论”和“摊摊说”。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说：“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主席说的，党是领导军队的党，不是在城市做老爷的党，那个白区的小圈圈是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嘛，中南和西北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高岗还根据毛主席批评周恩来颁布《新税法》“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
（三）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和“六十一人出狱问题”。1953年初，高岗布置东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查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并将张查后照的相片等材料上交毛主席。高岗还指使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并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等人“自首出狱问题”，借以打击同意他们出狱的刘少奇。
（四）散布刘少奇犯有许多错误以及毛主席不已不信任刘的言论。高岗向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陈正人、陶铸等人吹风，说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等等，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据李富春、陈正人日后的揭发，高岗他们说：“少奇在1947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你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你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
（五）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自己作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高岗对人说，主席身体不好，想退居二线，现在正酝酿一线谁当家，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1953年12月毛主席要去外地休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刘说“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由刘主持，高岗则坚持说“搞轮流好”（此事后来被列为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大罪状）。高岗还冲昏头脑，竟对党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令高岗没有料到的是，陈云、邓小平分别立即将高所言向毛主席作了揭发性汇报，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感到高岗在四处活动，拉队伍、“有野心”，同时察觉到饶漱石的“配合行动”。为避免“乱了阵角”以及刹住高岗的气势，毛主席转手打向活动猖狂的高岗。他特意嘱咐陈云、邓小平，在会议上不要以他的口气说话，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邓强调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要陈云讲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陈、邓讲话后，毛泽东立即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再度肯定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同时对“高饶问题”定下基调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还说：“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說法。1954年1月3日，毛主席在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透露“有人要打倒我”（暗指高岗）。毛主席对高岗态度的大转变，使高的处境急转直下，惊惶不已。
1954年1月7日，毛主席在杭州指示就“高、饶问题”召开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关于这次全会的方针、议程等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甚至连刘少奇“要作自我批评”及刘的检讨内容、检讨稿字数等细节，也是毛主席具体交代的，但毛主席却有意不回京参加会议，避免与高岗照面（《杨尚昆日记》透露，毛主席觉得与高见面“不好处理”），继续坐镇杭州观察和遥控。
会上，高、饶都作了自我批评，但被认为不愿向党交心，企图应付过关；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分别作了检讨；邓小平暗指高饶有野心，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陈云再次讲张国焘事件，隐射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指出高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只会越滑越远。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议》沒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会后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
高岗蒙冤无法辩白，以死抗争
1954年2月15日至25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会上有43人对高岗进行揭发和批判，其中林彪的“反戈一击”，火力最猛。史料披露：林彪的发言自责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高岗反驳林彪讲话，林彪怒气冲冲的说：“你不要打着主席的旗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的错误是分裂，是野心，想上台，自己迫不及待还说别人迫不及待。”陈云则揭发高岗向他谈论中央领导人选问题，表示自己“要当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非组织活动”。
高岗曾在座谈会前的1月19日写信给在杭州的毛主席，要求见面说明问题，但被拒绝。毛主席于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明确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如此一来，高岗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座谈会的第三天，即2月17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导致揭发和批判高岗的斗争随之升级。
高岗问题座谈会列举高 “分裂党的活动”如下：（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此外，座谈会还提到“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道德标准”。
经毛主席审阅和修改的周恩来作的会议结论发言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在其野心被揭露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的道路。”还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而周发言中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等语，则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批判会的极高定调以及给高岗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使他感到蒙受天大冤屈，憋着一肚子气，又无处申诉、无法表白，只能回家满口粗话地发泄。据高岗遗孀李力群回忆，高岗曾对她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妈的我真冤枉，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又说：我上当了，他妈的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主席的威信。还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其住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9岁。又据李力群回忆，高岗死前曾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一辈子是为革命，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奋斗的。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几个孩子。李力群说，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确实对她和孩子有所照顾。
像高岗这样一个性格倔强、久经斗争、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大人物，若不是蒙受巨大的难言之冤，何至于两度自杀求死？
今天，我们可以从陆续披露的史料清楚地看出，当年批判高岗“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散布“军党论”、“圈圈论”、党中央一线“轮流主持”、自己可能“当部长会议主席”等言论；批判他查阅刘少奇“被捕敌档问题”和调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自首出狱问题”等活动，虽有高岗本人的“借题发挥”，但主要还是依据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暗示。时隔13年后的1968年10月，毛主席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认定刘少奇早就“叛党投敌”，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而给刘定罪致其于死地的依旧是“天津讲话”、“六十一人出狱”、“被捕叛变”、“拉帮结派”等“问题”。显然，这些所谓“问题”，早就是刘少奇被毛主席抓在手中的“把柄”，这也印证了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实际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的看法和态度。难怪五十多年后李力群依然不服气地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高岗干的很多事情，像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高岗对刘少奇的那些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刘的许多事情，财经会议上高岗的发言也是毛主席修改的。张秀山近年所写的相关文章也证实，是毛主席让高岗“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此事高岗“跟陈云说过”。早在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就曾说过毛主席“也有责任”的话：“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高岗是毛主席策动“党内斗争”的打手和牺牲品
当年，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毛主席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主席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令人费解的是，1959年8月16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谈到高岗自杀之事时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且不说当年毛主席拒绝和回避高岗求见面谈，所谓“时间延误了”不过是日后的托词，单说对于一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死不悔改的叛徒”，一个“永远开除党籍”的自杀者，毛主席竟然讲出这样一番话，令人惊诧，耐人寻味。毛主席此一番话，特别是说高岗自杀“这事怪我”、“我有责任”、“觉得遗憾”的真实含义，是感到整高致死的某种“悔意”、“内疚”？还是其它什么？只有天晓得。毛主席的心态有时很奇怪，他曾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在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理想而一起艰苦奋斗几十年的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中间，作为领袖的毛主席竟然有自己“被许多人恨”、甚至“恨死了我”的忧愤心境，令人难以置信！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在与张闻天私下谈话时说，“毛主席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而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则一针见血地说，毛主席“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很厉害，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当年发生“高岗事件”，是由历史背景（包括中苏关系）、思想冲突、政策分歧、职权争斗、派系矛盾、旧怨老账以及迷信和畏惧领袖等等多种因素所致，确实错综复杂，但其主线和实质却比较清晰。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 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事件”的历史真相。
历史事实表明，五十多年前把高岗的一些错误言行上纲为“反党夺权”的“罪行”，显然违背事实，是桩错案。在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迈向民主的新时代，难道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吗？难道就不能继续发扬胡耀邦同志那种“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的大无畏精神吗？（作者：洪苏龙）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发生在１９５４年初到１９５５年春，是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第一场重大斗争。毛主席对这一场斗争的定性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证高、饶“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以消除党内对高、饶之间“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的疑问。据杨尚昆回忆：由于高岗搞自杀、饶漱石“闹翻案”和“犯有反革命罪”，对高饶的批判和斗争逐步升级，毛主席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联盟”。
五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高岗反党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均已平反，仅剩高一人，已构不成“集团”；“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向明、扬帆也先后平反，只剩饶一人，“集团”也不成立。至于高、饶之间“是否有联盟”，则始终存在疑问。由于“集团”不复存在，“联盟”仍然存疑，“高饶反党联盟”这个当年被人为搞复杂和扩大的事件，已被历史简化和缩小为高、饶两人各自的“反党案件”，本文就来谈谈其中的高岗“反党夺权”案。
高岗果真“反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吗？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吧。
毛主席原本十分欣赏和器重高岗
高岗生于1905年，1926年入党，是陕北革命根据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高岗能力出众、气魄不凡、斗争性很强；但其争强好胜、骄横跋扈、粗鲁狂放的性格和作风，不得人心。令人奇怪的是，毛主席却格外赏识高岗其人。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看重高岗，充分肯定他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称他他为“陕北人民的领袖”，甚至当面赞扬他说：“高岗是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一切正确，不断前进。”延安整风期间，为了聚集和增强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及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力量，毛主席调兵遣将，开始提拔重用高岗，使高由陕北地方领导人窜升为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整风结束，七大召开，论功行赏，原先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高岗，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更加器重高岗，认为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派其入主东北，把东北建设成为背靠苏、蒙、朝的根据地，说“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有全国胜利”。毛主席高度评价高岗及其工作，曾经而向全国发出“向高岗同志学习”的通知。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提名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1952年7月起，毛主席先后调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行政大区主官进京任职。当时，高岗身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地位和权势在五人中最为显赫。
毛泽东利用高岗敲打刘少奇和周恩来
建国伊始，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及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分歧。分歧的实质是：究竟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消灭资本主义，立即向社会主义迈进。
刘少奇遵循并发挥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有功的”。1950年东北局提出“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1951年刘少奇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同年7月山西省委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动摇、削弱、直到否定它。刘少奇在报告上批示说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说“现在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观点，对刘所批示的观点很不满意。而1951年10月高岗在上送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则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并亲自写评语批发全党“学习研究”，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位“不断革命论”者，他在革命胜利之初就背离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急于搞社会主义，他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以及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观点，极其不满，斥责刘的思想仍然停在原地，“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1952年12月政务院公布《新税法》。周恩来在解释此法时说取消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由于颁布《新税法》后引起了一些混乱，毛主席大为恼火，严厉批评制订《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权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委领导，同时将政法、财金、交通、文教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几位领导人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理外交和外贸等涉外部门，以削减周的权限。毛主席对周恩来等没有通过他就颁布《新税法》一事，非常气恼，他于1953年5月19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严厉警告“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和政策，极为担忧和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刘、周将他未过目的文件就“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这种触动他“绝对权威”的事情发生。毛主席除了不断批评刘周和进行了某些组织调整外，还准备进一步削弱刘周的权限，甚至考虑替代他们的人选，于是选中了自己一贯赏识和重用的、与自己“左”倾思想合拍和紧跟自己的高岗。
有史料披露，毛主席曾对高岗说：“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毛主席还对高岗说，刘少奇七大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还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自首出来。说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资本家的女儿做老婆，在天津讲话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
1953年毛主席建议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二线，表示自己退居二线，说“中央一线不要就那么几个同志，土地太板结了就不好，要参点沙子进来”，并说是不是中央一线“可以轮流值班”。他还提出是否採取苏联那种部長会议形式以及党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总书记等問題。他曾对高岗说，“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
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暗示，让高岗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也使高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于是便积极行动起来，向刘、周频频发难。
高岗打击刘周暴露出野心，毛主席反掌击向高岗
高岗打击刘少奇周恩来、抬高自己的活动，异常活跃，肆无忌惮，主要是：
（一）乘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批判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攻击刘少奇，抬高自己。高岗对一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说，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宣传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吹嘘毛主席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任东北局书记；透露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说，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等等。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判薄一波、旁敲刘少奇的长篇发言。他批评薄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宣传什么“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指责薄犯下“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等严重错误。高还故意引用刘少奇关于资本家剝削、富农党员、搞“空想社会主义”等话，当作薄的观点进行批判，以隐射攻击刘少奇。8月12日，毛主席到会做结论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的提法，说新税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他还指责“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是“右的错误”。毛主席提出“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讲话的主调，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支持了高岗的观点。
（ 二）宣传“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军党论”和“摊摊说”。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说：“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主席说的，党是领导军队的党，不是在城市做老爷的党，那个白区的小圈圈是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嘛，中南和西北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高岗还根据毛主席批评周恩来颁布《新税法》“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
（三）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和“六十一人出狱问题”。1953年初，高岗布置东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查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并将张查后照的相片等材料上交毛主席。高岗还指使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并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等人“自首出狱问题”，借以打击同意他们出狱的刘少奇。
（四）散布刘少奇犯有许多错误以及毛主席不已不信任刘的言论。高岗向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陈正人、陶铸等人吹风，说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等等，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据李富春、陈正人日后的揭发，高岗他们说：“少奇在1947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你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你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
（五）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自己作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高岗对人说，主席身体不好，想退居二线，现在正酝酿一线谁当家，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1953年12月毛主席要去外地休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刘说“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由刘主持，高岗则坚持说“搞轮流好”（此事后来被列为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大罪状）。高岗还冲昏头脑，竟对党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令高岗没有料到的是，陈云、邓小平分别立即将高所言向毛主席作了揭发性汇报，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感到高岗在四处活动，拉队伍、“有野心”，同时察觉到饶漱石的“配合行动”。为避免“乱了阵角”以及刹住高岗的气势，毛主席转手打向活动猖狂的高岗。他特意嘱咐陈云、邓小平，在会议上不要以他的口气说话，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邓强调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要陈云讲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陈、邓讲话后，毛泽东立即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再度肯定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同时对“高饶问题”定下基调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还说：“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說法。1954年1月3日，毛主席在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透露“有人要打倒我”（暗指高岗）。毛主席对高岗态度的大转变，使高的处境急转直下，惊惶不已。
1954年1月7日，毛主席在杭州指示就“高、饶问题”召开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关于这次全会的方针、议程等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甚至连刘少奇“要作自我批评”及刘的检讨内容、检讨稿字数等细节，也是毛主席具体交代的，但毛主席却有意不回京参加会议，避免与高岗照面（《杨尚昆日记》透露，毛主席觉得与高见面“不好处理”），继续坐镇杭州观察和遥控。
会上，高、饶都作了自我批评，但被认为不愿向党交心，企图应付过关；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分别作了检讨；邓小平暗指高饶有野心，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陈云再次讲张国焘事件，隐射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指出高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只会越滑越远。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议》沒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会后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
高岗蒙冤无法辩白，以死抗争
1954年2月15日至25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会上有43人对高岗进行揭发和批判，其中林彪的“反戈一击”，火力最猛。史料披露：林彪的发言自责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高岗反驳林彪讲话，林彪怒气冲冲的说：“你不要打着主席的旗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的错误是分裂，是野心，想上台，自己迫不及待还说别人迫不及待。”陈云则揭发高岗向他谈论中央领导人选问题，表示自己“要当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非组织活动”。
高岗曾在座谈会前的1月19日写信给在杭州的毛主席，要求见面说明问题，但被拒绝。毛主席于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明确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如此一来，高岗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座谈会的第三天，即2月17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导致揭发和批判高岗的斗争随之升级。
高岗问题座谈会列举高 “分裂党的活动”如下：（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此外，座谈会还提到“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道德标准”。
经毛主席审阅和修改的周恩来作的会议结论发言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在其野心被揭露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的道路。”还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而周发言中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等语，则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批判会的极高定调以及给高岗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使他感到蒙受天大冤屈，憋着一肚子气，又无处申诉、无法表白，只能回家满口粗话地发泄。据高岗遗孀李力群回忆，高岗曾对她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妈的我真冤枉，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又说：我上当了，他妈的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主席的威信。还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其住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9岁。又据李力群回忆，高岗死前曾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一辈子是为革命，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奋斗的。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几个孩子。李力群说，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确实对她和孩子有所照顾。
像高岗这样一个性格倔强、久经斗争、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大人物，若不是蒙受巨大的难言之冤，何至于两度自杀求死？
今天，我们可以从陆续披露的史料清楚地看出，当年批判高岗“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散布“军党论”、“圈圈论”、党中央一线“轮流主持”、自己可能“当部长会议主席”等言论；批判他查阅刘少奇“被捕敌档问题”和调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自首出狱问题”等活动，虽有高岗本人的“借题发挥”，但主要还是依据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暗示。时隔13年后的1968年10月，毛主席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认定刘少奇早就“叛党投敌”，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而给刘定罪致其于死地的依旧是“天津讲话”、“六十一人出狱”、“被捕叛变”、“拉帮结派”等“问题”。显然，这些所谓“问题”，早就是刘少奇被毛主席抓在手中的“把柄”，这也印证了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实际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的看法和态度。难怪五十多年后李力群依然不服气地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高岗干的很多事情，像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高岗对刘少奇的那些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刘的许多事情，财经会议上高岗的发言也是毛主席修改的。张秀山近年所写的相关文章也证实，是毛主席让高岗“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此事高岗“跟陈云说过”。早在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就曾说过毛主席“也有责任”的话：“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高岗是毛主席策动“党内斗争”的打手和牺牲品
当年，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毛主席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主席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令人费解的是，1959年8月16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谈到高岗自杀之事时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且不说当年毛主席拒绝和回避高岗求见面谈，所谓“时间延误了”不过是日后的托词，单说对于一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死不悔改的叛徒”，一个“永远开除党籍”的自杀者，毛主席竟然讲出这样一番话，令人惊诧，耐人寻味。毛主席此一番话，特别是说高岗自杀“这事怪我”、“我有责任”、“觉得遗憾”的真实含义，是感到整高致死的某种“悔意”、“内疚”？还是其它什么？只有天晓得。毛主席的心态有时很奇怪，他曾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在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理想而一起艰苦奋斗几十年的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中间，作为领袖的毛主席竟然有自己“被许多人恨”、甚至“恨死了我”的忧愤心境，令人难以置信！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在与张闻天私下谈话时说，“毛主席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而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则一针见血地说，毛主席“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很厉害，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当年发生“高岗事件”，是由历史背景（包括中苏关系）、思想冲突、政策分歧、职权争斗、派系矛盾、旧怨老账以及迷信和畏惧领袖等等多种因素所致，确实错综复杂，但其主线和实质却比较清晰。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 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事件”的历史真相。
历史事实表明，五十多年前把高岗的一些错误言行上纲为“反党夺权”的“罪行”，显然违背事实，是桩错案。在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迈向民主的新时代，难道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吗？难道就不能继续发扬胡耀邦同志那种“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的大无畏精神吗？（作者：洪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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