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年月，名士大儒大都狷狂得很：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屑于流俗。其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且炮口还敢瞄着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叶公超也算一个。到台岛后，他坐在“外长”的椅子上，也不把老蒋放在眼中。他最烦老蒋的文山会海，尤反感开会查岗(签到)。一次在听老蒋报告时愤愤地对同事说：“嗦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在讨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时，两人发生争执，叶公超公然骂蒋：“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傅、叶都够“牛”的。其实，在他们那班人中还有一个刘文典，此人更“牛”——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面对面地干。
刘文典当年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未识其人，先观其貌。且看他的旧雨、同事和门墙对他的描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他的清华老门生描写得更精彩：“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很受两位老师的赏识，在思想上、治学上也深受恩师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度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著书立说的苜蓿生涯，直至终老。有人曾说，他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北大怪人。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中国知识分子历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一例。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有七八个版本之多，笔者择其三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张正元、杨忠广，《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叶新，《近代学人轶事》)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杨起田，《安庆文史资料》总第七辑)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为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本文作者注)，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高伯雨，《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来源：《人物》)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