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最后的西北军 (撰文/贾双林)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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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赫赫有名的西北军，在经历了反蒋、抗日、变节、分化、隐退等长达30年的迁移流转之后，最后剩余的一支部队在厦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并撤离大陆，而这支部队的最后一名将领，就是曾位列冯玉祥“新五虎将”之一的刘汝明。

刘汝明

 

西北军其实是华北军？

刘汝明当然不是西北军的元老，但他的经历很有意思，1912年元月投了西北军，1949年10月带领最后一支西北军部队撤离大陆，代表了西北军在民国时代的完整履历。

其实，西北军的源头很古老，最早源于晚清的陕西将军陆建章，但最终成就大业者是陆老的内侄女婿冯玉祥。其间，经历了两个干扰者，一个是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一个是段祺瑞的密友徐树铮，前者剥夺了陆老的兵权，后者干脆把陆老诱杀。凡事总有个报应，后来，冯玉祥羽翼丰满又杀了徐树铮，为姑丈报仇的同时也接管了陆建章的陕军班底。这是西北军得以壮大，跻身大军阀时代之历史舞台的关键一步。

冯玉祥祖籍安徽，但因家族世代从军一直寄籍于直隶保定，满口的驴肉火烧味，其早期发家也是在直隶、热河、察哈尔一带。所以，如果你留心西北军名将之籍贯，以此三省居多，来自陕甘的不多，盖其后期主要兵源多来自华北，而非西北。

那为何还要叫西北军？两个原因，一则徐树铮在“一战”期间忽悠段祺瑞干了一票大事，统合陆建章的陕军和其他部队成立“西北边防军”，准备一直打到欧洲去跟德国决战，这个很有创意但没下文的举动，让当时的军事文献上有了“西北边防军”这一番号；二则陆建章的陕军班底发源西北，而冯玉祥后来的势力范围又涵盖西北，为了跟直、皖、奉三大北洋系军阀，以及阎锡山晋绥军做区分，大家就约定俗成叫冯玉祥的部队为西北军。

厘清了西北军的渊源，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冯玉祥的旗下大将里，不论“十三太保”，还是“新五虎将”，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河北人。咱们看所谓“新五虎将”：其一，孙良诚，天津静海人（天津一直是直隶首府，后来还当过河北省会）；其二，韩复榘，直隶霸县人；其三，孙连仲，直隶雄县人；其四，刘汝明，直隶献县人；其五，石友三，吉林长春人，曾为北洋陆军第三镇士兵，后在廊坊重新入伍加入了西北军。

再回到刘汝明。刘汝明的先辈世代务农，中等人家，至其祖父家道中落，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其父懂些医道，为人治病贴补家用，后去闯关东，患传染病客死哈尔滨。当时刘汝明13岁，有一姐一妹一弟。母亲带着姐姐纺纱织布，含辛茹苦上侍公公下养儿女，度日艰难。刘汝明读书刻苦，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然清廷废了科举，官路不通。母亲欲送子学商，他又认为自己不合此道，无可奈何，只好当了兵。刘汝明在回忆录里曾说：“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其实不然，我不过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但是，为纾家困被迫投军的刘汝明很幸运，民国元年他在天津郊外报名参军时就碰到了未来的老长官冯玉祥。当时，冯玉祥看了看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汝明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他做了自己的随从。

就这样，刘汝明开始了他在未来赫赫有名的西北军序列的戎马生涯。

 

1920年代，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天津东站。

 

从军阀部属到国家将才

因为一入伍就在冯玉祥身边，刘汝明的军旅生涯很顺利，擢升也很快。刘汝明打的第一仗是1913年到河南围剿白朗农民起义，1914年即升连长，1916年又任副营长。1917年，刘汝明随冯玉祥挫败张勋复辟阴谋有功而升为团长。1924年9月，冯玉祥以西北军为班底组建的国民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刘汝明又升任警卫旅第一旅长，负责北京社会治安。

1925年，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本拟整合南北各派重组统一政府，但因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加之孙中山逝世成为绝响。1926年春，冯玉祥在直奉军阀及阎锡山的逼迫下通电下野，去苏联求援，所部国民军由张之江代理指挥。

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一场特殊的战役，让已升为师长的刘汝明一战成名，天下皆知。

1926年4月中旬，驻北京的刘汝明奉命撤往南口，与奉系及直鲁联军作战。南口阵地工事依山凭险而筑，是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修建的，十分坚固，但当时国民军补给很困难，枪枝弹药缺乏，而对方装备优良，不仅有飞机大炮，兵力也是国民军的数倍。刘汝明在南口的正面阵地，承受了直鲁联军及奉军飞机大炮的多次进攻和猛烈轰击，伤亡惨重。

战至最艰苦的时候，骑兵旅长马玉田对刘汝明当面报告说：“我的骑兵旅损失完了，没有一个人了！”刘汝明生气地指着马说：“你不是一个人么？”说着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恰在此时，一发炮弹正打中他原来坐的地方，刘汝明幸免于难。

在刘汝明一生的戎马生涯里，类似的传奇经历还有很多。他在回忆录里曾经写到：“当年冯玉祥与护国军作战，我是连长。我带连队去夺取一个高地。有个排长畏缩不前。我叫他回来，自己带人冲上去。谁知对方的炮弹恰巧打在这个排长所在的山凹里，排长被炸死了。殊不知，要不是我冲上去，被炸死的就是我。”

再回到南口战场。刘汝明部队在南口一直苦苦撑到8月中旬，终于迎来了撤退的命令，原来1万多人的建制师，打得只剩下1000来人了。刘汝明部在南口坚持了整整4个月，牵制了直奉两系军阀和来自山东的大量军队，使得这些北方军事集团不敢贸然远离华北，去南方清剿从两广出发的北伐军，从而客观上为友军在华南和华中的作战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为北伐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8年，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蒋介石及其军事联盟终于完成了对中国大陆形式上的统一。同年10月，作为有功之臣的军事盟友冯玉祥，被蒋介石邀至南京赴任军政部长，冯带刘汝明同去，刘即被任命为任军政部参议。当冯玉祥将刘汝明介绍给蒋介石时，老蒋也很高兴，对刘称赞有加：“这就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轻有为……”

然而，这个表面看来要“团结建国”的军事联盟注定是脆弱的。简单来说，格局如下：蒋、桂争当革命正统，冯、阎是老旧军阀，张少帅三心二意。接下来，这几个军事集团之间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新军阀混战，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一直到中原大战，沥沥拉拉打了三年，最终结果是，桂系归顺，阎系收山，少帅得利，最惨的是冯玉祥，成了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冯氏“新五虎将”的结局。韩复榘、石友三早就叛变附了蒋，孙良诚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到天津当了寓公，而摆脱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坚持到最后为冯玉祥收拾残局的，只有孙连仲和刘汝明。孙连仲的部队后被中央政府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而刘汝明和另一名西北军名将宋哲元的部队被张学良接收，改编为第二十九路军。

从此，作为一个军阀混战的失败者，冯玉祥时代的西北军不复存在了。在未来的抗战岁月里，人们传颂的西北军英勇杀敌的丰功伟绩，是第二十六路军和第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用自己走出屈辱之后的血肉之躯重新打出来的，概与冯氏无关。

 

整装待发的大刀队。

 

受亲家牵连背“汉奸”骂名

对于抗战前后国共两党之贡献，两岸军史界和民间史家的口径及数据出入甚巨，且一开口就吵架，本文无暇铺排。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对于西北军的抗战功勋，诸方却有不少共识，尽管出发点并不相同。

大陆方面出于对冯玉祥的认同以及八路军与西北军在抗战期间的合作关系，一直肯定西北军的贡献；台湾方面出于维护国军正面战场的战绩，把西北军的功劳也算在内。但以李敖为代表的反蒋学者走得比较极端，他的名言是：“抗战不是蒋介石打的，也不是共产党打的，是西北军打的”。李敖本意是指责老蒋把西北军摆在抗战第一线，而把自己的中央军摆在了大后方。此说偏颇，不难推翻。

我们回到刘汝明身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3年，刘汝明就已经参与了长城抗战，这很简单，宋哲元和他执掌的第二十九路军驻地就是热河，拱卫平津，他不上阵谁上阵。其实，蒋介石对孙连仲和刘汝明这两个冯玉祥旧部一直很尊敬，也很偏爱，想当年，派了那么多说客，给了那么多金条，都说不动他们背叛冯玉祥。而现在，刘汝明归张学良节制，张是蒋的义弟（两人还未翻脸），张的部队在他心目中远高于地方杂牌军，说老蒋想通过日军消耗掉第二十九路军，逻辑不通。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犯长城，第二十九路军副军长刘汝明亲任暂二师师长驰援张学良，接替喜峰口和罗文峪的防务。长城抗战期间，刘汝明麾下的“大刀队”闻名遐迩，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砍杀日军数千人，令日军闻风丧胆。而在大小数次肉搏战中，刘汝明均亲自上阵督战，与日军白刃相交。由此，刘汝明的抗战英名与长城抗战共同载入史册。

再看一个案例。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汝明还与黄埔系骨干将领汤恩伯共同驻守张家口、南口一线，这也说明老蒋并没有厚此薄彼，只让西北军上前线。当然，这件事同时也成为舆论对刘汝明不利的一个导火索，有人开始骂他“汉奸”。

事件的大体经过是，鉴于刘汝明有守南口的经验，老蒋想让他重回故地，但刘汝明念及部署的家眷和财产都在张家口而拒绝前往，南京方面于是改派汤恩伯去驻守南口。后来，张家口和南口打得都很惨烈，汤恩伯跟刘汝明互相打援也算配合良好。但在南京中枢，有好多黄埔系将领为汤恩伯鸣不平，大造舆论说刘汝明畏敌不前，让汤恩伯孤军奋战。这让刘汝明很委屈，后来他参加武汉会战时找人大发牢骚，说我的部下死伤那么多，怎么没人看见？这事不知怎么让老蒋知道了，赶紧派人去慰问，发了不少抚恤金，刘把钱全分给部下了。

其实，导火索的背后还有个深层根源，或者说被人利用的把柄，就是刘汝明有一个当了汉奸的亲家。此人叫做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汝明部当了顾问。刘汝明的二儿子刘铁钧后来娶了老潘的闺女，两家成为儿女亲家。可是抗战爆发后，这老潘投靠日本当了伪军，这让刘氏父子很窝火，被迫当了汉奸家属。不过，这个小把柄后来也随着老刘家两个争气儿子的壮举而不攻自破。

刘铁均最终与老潘家的闺女离了婚，与哥哥刘铁山一起加入了防空部队，在武汉会战中，哥俩经常架着高射机枪追着日军飞机打，成为军中美谈。再后来，刘汝明亲自送老大刘铁山去美国学空军，回国后服役于国军机队，在湖南与日机激战中壮烈殉国，此事更为国军上下所钦佩。连素与刘汝明无甚交情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也感动不已，专门来电安慰悲痛不已的刘汝明，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纵观刘汝明之抗战生涯，英勇坦荡，对国忠诚，可谓一代抗日名将。至于其因体恤部署未服从个别调动之举，实为私德，不掩大体。

 

1955年，因为中共军队打下大陈岛的最重要的屏障一江山岛,台湾当局不得不在美国第七舰队护航下将大陈岛上的18000多名居民全部撤退到台湾。图为国军撤退前夕搬运岛上物资。

 

 

给蒋委员长断后守大门

经过八年抗战，西北军的家底着实剩不多了。宋哲元病死了，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先后战死了。韩复榘、石友三是两个最早投靠老蒋的“新五虎将”，结局却很悲催：一个因在“济南惨案”中临阵脱逃被老蒋处死，一个因当了伪军被西北军同仁高树勋杀了。

其实，“新五虎将”中的孙良诚，也是个三心二意的主儿。当了几年寓公后不甘寂寞，只身去找西北军元老鹿钟麟谋求出山，被鹿收留在冀南当了游击总指挥。其后，孙良诚之反复多变令人咂舌：先是步石友三后尘当了伪军，抗战后又被老蒋收编在刘峙旗下，淮海战事打响率部投了中共，为立功自告奋勇去劝刘汝明投降，结果被刘扣押送往南京。这时，孙良诚又向老蒋请罪，可老蒋已彻底失望，释放了孙让其自生自灭，孙逃上海找到小老婆隐居起来，解放后又被上海军管会发现重新投入监狱，1951年病死狱中。早知如此，何必出山？

推来算去，到国共决战前夕，剩下的整建制西北军部队，只剩下另两个“新五虎将”孙连仲和刘汝明。这两位名将也很相似：其一，不轻易变节，当年所谓改冯效蒋，也是出于国家统一之需要；其二，不抛弃部属，历次为冯收拾残局乃至抗蒋不遵，都是为了维护部署及家眷的利益；其三，基本立场不变，抗日杀敌那是军人本色，不与共产党合作则是他们的政治立场所限。

军中外号“刘善人”的刘汝明，从来不抛弃自己的部队，尽管他看清老蒋大势已去。可是，要说刘汝明对蒋愚忠，那又大错了。纵观刘氏一生，如果说其在效冯阶段还有点“为一人之军队尽忠”的旧军阀思想，参加抗战之后他早已把军队看成国家之公器，不愿为一人所驱使。惟一令其牵挂的是跟随自己多年的部署和家眷，他不想让这些手足兄弟和家人老幼白白去做内战的炮灰。所以，万事以减少损失为第一，这就是刘汝明的保身哲学。

因此在进入内战阶段之后，刘汝明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一面不愿放弃对军队的指挥权，一面又屡屡违抗刘峙、顾祝同乃至老蒋的命令，遇到中共部队，不是撤退，就是专捡能打的仗打。由此，黄埔系掌握的南京中枢又给刘汝明送了一个新骂名：“逃跑将军”，还说这是老蒋亲自给起的。此说存疑，不过老蒋对刘汝明心生不满也是肯定的。可是，老蒋也没办法，一则无兵可用，二则他绝不相信刘汝明会投共。刘汝明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抗命不遵看似鲁莽，实则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淮海战场上毫发未损的刘汝明，奉命驻守芜湖长江防线之后，就再也没有心思打仗了。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刘汝明一仗不打全速南撤，经皖南、江西直插福建。这一路上，断后的部队有的被歼，有的投诚起义，沥沥拉拉一直退到厦门。这时，又听到有人骂他“逃跑将军”，刘汝明也不介意，说：“他们懂个球，我这是给蒋委员长断后守大门呢。”

果然，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熟人汤恩伯来了，老蒋也亲自来了，在厦门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老蒋有些黯然神伤，但绝对信任地对刘汝明说了句：“那就拜托刘将军了”。

 

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躲在猫儿洞里，紧张地注视着对岸的动静。

 

给西北军划上句号

经过最后的一番拼命抵抗，1949年10月17日，厦门还是失守了。刘汝明大部为解放军叶飞兵团就地歼灭，为数不多的残部在刘汝明带领下撤到了台湾。

最为惊险的一幕是，解放军一个连队差点就击毙了留在厦门督战的汤恩伯和最后的西北军名将刘汝明。当解放军战士追到海岸上时，还能看见最后一刻才勉强起航去往金门的那艘舰艇，就在不到1海里之处。但当时苦于没有火炮，枪械射击又出了射程。

其实，对于这一仗，老蒋也不怪刘汝明，甚至还心存感激。尽管这位前西北军将领为维护自己的部下而未拼出全力，但在老蒋看来，这已经很够意思了。毕竟刘汝明不是黄埔系，也不是中央军，在老蒋撤离大陆之前，居然是由这支还算完整的非嫡系部队，为他的“体面告别”打了最后的一场硬仗，可以了。

平心而论，比起跟老蒋永远同床异梦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比起那些不堪一击、早就投降中共的地方杂牌军，甚至比起刘汝明自己的同门大哥、过早收山的孙连仲，刘汝明已经堪称恪尽职守、不离不弃了。老蒋也知足了。

尽管老蒋在内心深处是体认刘汝明的，但黄埔系和其他门派不会善罢甘休，一切回到台湾算总账。就在厦门失守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0月22日，刘汝明一到台湾本岛即被军方免职。刘汝明的部队也没剩多少，不到1000来人，全部被当时还没出事的孙立人将军接收改编，后来又离散至各个部队序列，西北军的影子基本消于无形。

然后，在刘汝明余下的台湾岁月里，这位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原西北军名将，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除了担任过军内几个可有可无的头衔，基本上赋闲在家。到1952年10月22日，刘汝明退为备役，正式告别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而到了暮年，刘汝明越来越孤单，他常沉湎于往事之中，有人建议他写回忆录。于是，读过私塾略通文墨的这位老将军，又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陆续有《刘汝明回忆录》等书，以及《七七忆战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等文章面世。在《七七忆战友》中，他追忆往事，缅怀战友，怀恋故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的灵前去祭吊的。”

但是，刘汝明没有等到两岸开放人员往来的那一天。这位当了一辈子兵，地地道道行伍出身的一代抗日名将，于1975年4月28日在台北病故。如果（其实也应当）把刘汝明部看做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最后一支西北军部队，那么，这个日子就是西北军军史最后画上句号的日子，值得人们永远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