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被杀冤案揭秘zt
２６路军兵暴成功以后，几位主要功臣踌躇满志，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在随后的几次大战斗中，红５军团战功卓著……
然而，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而装备实力又远远优于原汤原汁红军的红５军团，红军高层领导人内心始终充满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于是，事情很快就开始了变化。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１方面军的３个军团。红５军团被一分为三：
5军团第１５军编入第１军团；第１４军编入第３军团；第１３军和原第１军团的第３军组成新的第５军团。
这 种把红５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显然毫无道理，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中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仍是第５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但季振 同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被人分割的痛苦折磨着季振同，要知道，国民党杂牌军将领最怕的，就是被人家把自己的队伍打散了，改编了。更让季振同痛苦的，是被人 不信任和小心提防的耻辱。
我想，任何一位不是圣人的本书读者，假如处在季振同当年的位置上，恐怕也会如此。不仅季振同，季振同手下的军官们，以及广大的士兵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被那种警惕的目光折磨着……黄中岳（红15军军长）表现尤甚。他不愿离开季振同去红１军团。当然，最后他不能不服从军令。
紧接着，在组编的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所提出的几个人选又被拒绝。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热血沸腾的季振同，在１９３２年温暖的３月里却不能不感到寒意逼人。他已经背叛了国民党，无法再回去。他没料到共产傥会不信任他。季振同再一次陷入两难之境。
恰在这时，向来与季振同感情甚笃的老上司冯玉祥，指示参谋长刘骥派胡景陶找上门来了。季振同得到消息后不敢随意，立刻告诉了政委肖劲光。肖劲光代季振同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苏区中央局同意季振同在于都县城与胡景陶会见。
不出季振同所料，胡景陶是来“劝谏”的。胡景陶带来了冯玉祥、刘骥等许多人写给季振同的信件。季振同拒绝了老上司、老朋友们的好意。季振同并非认定了“革命”。这位党龄不过半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原国民党旅长，根本还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哩！
但这位从河北沧州走出来的男人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如此出尔反尔，他还怎么在这世界上走？何况此刻他们全都在红军无形的包围之中？
胡景陶叹道：“异之兄，你会后悔的！”
季振同礼送胡景陶回来后，立即把所有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劲光。
晚上，季振同久久难眠……
季振同在闭门苦思几天之后，终于作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之策的重大决定：出国去。
季振同对肖劲光说：
“请中央放心，我季振同绝不会回到蒋介石那里去的，也不会回到冯老总那里去。我只要求批准我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季振同要求辞职出国的事很快就被老部下们知道了。黄中岳、肖世俊等纷纷从各自驻地赶来劝阻。
这些伤了心的军人聚在一起，大发牢骚是不难想像的……
４月下旬，中革军委终于批准了季振同的出国要求。
肖劲光主持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
季振同临走时把自己的战马和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并且主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包括他的手枪。
第二天，肖劲光亲自陪季振同一起去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临别时，肖劲光紧紧握着季振同的手不想放……
５月５曰，季振同来到了福建汀州。
季振同准备从这里化装潜往香港……
季振同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到达汀州之时，他的老部下、红１５军军长黄中岳正被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逮捕。
那天上午，黄中岳正在南靖镇天后宫主持连以上干部会议。
一个排的马队突然冲进院中。
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带着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了会场，宣布逮捕15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
全场２００多名干部，包括军政委左权，无不目瞪口呆。
左权回过神来，走上前，问那位部长：
“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执行部长冷冷地说：
“奉上级命令。”
谁敢阻拦保卫局的行动呢？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捆走了。
３天之后，还是这支武装马队，在汀州城逮捕了红５军团前总指挥季振同。
红１５军副军长张少宜等９人随后也被逮捕。
他们被关押在瑞金叶坪北侧警戒森严的谢屋排村。
这里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监狱。
消息迅速传遍了赣南、闽西苏区。
如同万里晴空突然响起一颗炸雷，人们惊呆了：
“季振同、黄中岳刚刚从国民傥里杀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近１００天的时间，在季振同们度日如年的煎熬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８月３曰，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持的“季黄反革命案”公审大会，在叶坪中央大厅拉开序幕。
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５人组成。
原告人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
李克农拿着《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慢而有力地念着：
“……季振同、黄中岳……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
听到这里，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怔，忍不住喊了起来……
但他们立刻就被制止了。
李克农继续缓慢而有力地列举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罪状：
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在汀州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
整整一个上午，都是李克农的起诉。
下午进入审讯程序。
“反革命主谋”季振同当然是第一个。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田共之等等，大约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要起这么多化名、别名？
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不！我只是想出国考察，没有任何拖队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那些信件大多数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我也都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
……
黄中岳第二个受审。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发了一些牢骚而已！我说了一些风凉话，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就能算反革命吗？
你拒不承认，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一 军团明目张胆的想吞并15军，跟富田事变一样。毛主席只想要团以下军官，中上层都不想要，除董振堂、赵博生外，最大的就是副团级的苏进了，苏进能活命还是 跟毛主席亲自谈话得到毛认可才留用的。而且中下级军官大多差遣到红军学校教书，没有带兵权。当然被杀的几个中高级军官，也是咎由自取，发牢骚太多。只有季 振同比较无辜。）
……
所有的程序，其实都不过仅仅是“程序”而已！
８月４曰下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８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法庭甚至宣称：
“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审批。
中央政府毛主席、副主席项英一致认为判决过重，他们毕竟是宁都兵暴的功臣呀！
８月１０曰，、项英共同签署了中执委决议：
“季、黄虽为此案主谋者，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１０年。张、肖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８年。”（其实季振同等人的命运比起被攻击为改组派的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还好得多，李明瑞是被红七军政委葛耀山指使手下连长当场打死。）
数日后，季振同等从谢屋排监狱转到了瑞金九堡收容所。
九堡收容所由两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另有赤卫队层层把守。
季振同、黄中岳均为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战士说说话。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光明。
他们自然期待着更加光明的那一天到来：彻底平反。
１９３２年在他们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３年又在他们度曰如年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４年的春天和夏天同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１９３４年的秋天带着逼人的寒气匆匆而来……
中央苏区的第５次反“围剿”失败了。
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叫“长征”的大撤退开始了。
一个严肃的、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一批在押的“ＡＢ团”和“反革命”怎么办？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颂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土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
季振同、黄中岳那时被关押在麻田收容所。离中央红军集结西去仅十余天的一个下午，他们被从收容所提出，押到了瑞金石角下和于都上湾交界的梅子山。
在梅子山谷深林密的腹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
当同为３１岁的季振同、黄中岳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下磕磕绊绊走进深山之中时，他们已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直至在一个深深的大坑前被喝令站住时，他们才突然双泪长流着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曾经两次说过，处决季、黄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曾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检讨“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静等（还有孙继先、王秉璋、孟庆山、孙毅等参加了）宁都兵暴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黄平反，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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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带{ }来自http://www.5dmil.com/article/sort05/info-7479_2.html
{赵 博生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 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 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 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 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 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
季 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们加入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但作为原国民党军队中的 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 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 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萧发电 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 代表与季联系。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为出 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 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毛 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 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 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曾沉痛地谈到:“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
可见季振同、黄中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的牺牲品。}
可见，赵、董很好适应了角色的转换，相当听话；季、黄没能做到，于是被错杀。杀他们的人，当时一定认为他们该杀，一时让他们免于一死的人也一定认为他们不纯。
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