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来源: 竞选于 2011-11-03 13:36:4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5765 bytes)

邓稼先夫人：“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资料汇集新民晚报、文汇报、《档案春秋》2009年7月

许鹿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回答。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我们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想不到许鹿希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并且严肃质问我，“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我了。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许鹿希(摄于1992年4月)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她已准备好了7张照片和2份信函的复制件，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许鹿希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完全可以留在那里，收入是国内的一百倍……但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一生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9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邓稼先和杨振宁两家是世交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我要收集杨振宁与邓稼先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许鹿希向我介绍说，自己、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2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一起住校，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文革中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就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邓稼先与杨振宁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稼先他要亲自去找”。许鹿希声调变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