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特殊的“饮食文化”by陈仁德

眼下什么都爱标以“文化”二字，有“地产文化”、“灯会文化”、“风筝文化”、“电杆文化”等等，甚而至于还有“厕所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饮食文化”，它覆盖着整个社会，关系到千家万户，不可一或离，大有文章可做。本人想来赶赶时髦，也谈谈“饮食文化”，不过我所谈的“饮食文化”不是正宗的饮食文化，而是本人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饮食文化。正是那种特殊的饮食文化使我们战胜死神，绝处逢生，其功不可没，其特殊性不可不整理研究并载之史册。
     
我只有八九岁，还不知道什么“苏修卡我们的脖子”“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只知道一点：肚子饿起来难受。公共食堂里那点可怜的“饮食文化”实在满足不了我“日益增长的需要”。求生的本能驱使我们走向大自然，芭蕉头、梧桐树皮、桑叶、野苋菜等绿色植物都相继进入了我们的菜蓝子。回忆起来，最好吃的数马齿苋，比豆芽还鲜美，吃一顿要回味好多天。记得有一次大家齐心合力采回了一大提蓝马齿苋，由一个最能干的人亲自烹制，其方法是淘净下锅烫熟，然后晾干加盐。不巧在快烫好时打翻了锅，全倾倒在肮脏的地上，搞得很龌龊，但大家并不气馁，一根根捡起来洗过再下锅。那次的马齿苋真是味道好极了，今难忘。
     
最难吃的是梧桐树皮，食堂的炊事员们将我们院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的皮剥下来，选嫩一点的剁碎，再拌些糠末菜渣做成一些圆溜溜的粑粑，蒸得热气腾腾，倒也诱发食欲，可惜一入口便不是滋味，和吃锯木面没多大区别，勉强吞了一小口要难受好久，即使在饥不择食的年代，那一批食物最后终于还是没几人吃下去，都丢了。从此后，那棵伟岸的梧桐树就裸露着躯干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不久就枯萎了－－正好砍下来给食堂当柴烧。
     
除了绿色的植物之外，一些小生灵如麻雀、田螺之类也成了人们的系列食品。我们县城特地开了一家“野味村”馆子出售各种野味。麻雀味极佳，但“打麻雀运动”后已所剩无几，不易猎取；田螺容易捕获，晚上到田里去“摸夜螺丝”很方便，但螺肉却不中吃，绵极了，怎么也嚼不烂。说来难以令人置信的，连老鼠也被开发利用了，那灰溜溜脏兮兮的东西被剥皮后竟然有着鲜嫩的肉，且味道很好。在空前缺粮的年代，人鼠争粮矛盾突出，吃掉老鼠不失为一个既能灭鼠又可活人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不过这捉鼠很要点手段。一次我堂兄到乡下作客，主人的小儿子一口气抓了六十多只老鼠来招待他，煮了满满一锅，过了好多年堂兄都还回味。我一个在乡下长大的朋友向我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他父亲很疼爱他，当时他负笈在外，读书很刻苦，老父在家常对人说：“我儿子今后是要干事业的。” 老父稍有点好吃的都给儿子留着，甚至捉到一只稍大的老鼠也要吊在灶头熏着等儿子回来吃。老父留给儿子的遗产便是一串大老鼠。后来我这位朋友果然干了一番不大不小的事业，成了文化人，这不能不说与父爱有关。
     
食堂也想了很多办法丰富饮食文化，但效果都欠佳。有一次忽然从粮站来了两个小干部，宣称有一种最新科学办法可以使二两米做成四两米的饭。当天在食堂的“老虎灶”里搞实验，效果确实不错，但食客们却纷纷背后议论，说那只不过是把干饭变成了稀饭。“饮食文化”的外延扩大了，而内涵并未改变。
   
食堂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人都想参与发展“饮食文化”，有办法的人可以暗暗吃油水，没办法的人只好光眼看。于是一些人铤而走险，冒着极大的危险去偷食堂的“罐罐饭”，食堂察觉后便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一天，“罐罐饭”又少了两个，一时尚未破案，而我全然不知，竟从门缝里向食堂偷看。正当我望着热气腾腾的“老虎灶”出神时，冷不防从背后伸来一只手将我提了起来，我体轻如鸡，悬在空中四面摆动。待那人将我放下来，我才看清楚他是食堂的炊食员江大汉，江大汉恶狠狠地问我：“你偷吃了罐罐饭吗?”我一紧张，脸红到脖子上。他见我脸红了，认为我做贼心虚，断定是我偷的无疑，我怎么申辩都无用。江大汉边说边撩起我的衣服，把粗糙冰凉的手伸到我肚皮上来回摸索，然回过头去对伙食团长说：“这娃儿肚子里吃得有东西。”人脏俱在，由不得我申辩，说是要找家里大人解决。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将此事讲与七十多岁的爷爷听后，他大惊失色，说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前不久就有人为此坐牢，殃及全家。爷爷一生谨小慎微，走路都生怕踩死了蚂蚁，当下磨墨挥毫作书，向食堂证明“小孙确系在家中用过便餐，其饱肚并非偷吃”云云，并钤上他那颗珍贵的田黄石印章，以示慎重。我火速将爷爷的手书送往食堂面呈江大汉，江大汉却认不得那上面的字，转请伙食团长过目，团长看后说了声：“老先生的书法的确不错。”就叫我回了家。此后很久我看见江大汉都很害怕，真像做贼心虚似的，生怕他又来摸我的肚皮。
      
在诸多的孙儿中，爷爷最喜欢我，因而我接近他的时间较多。爷爷用一个小纸袋将食堂的饭票小心地装起来，小纸袋上有三个毛笔写的楷字－－“救命丹”，这应该算是这位老秀才对“饮食文化”的一个新发展吧。这个名词的确再准确不过地把握住了饭票在那个年代的本质属性。
     
由于爷爷年老体衰且属社会知名人士，当他身患肿病蜷伏床头时，受到了特殊的照顾－－配给少量“消肿粉”。“消肿粉”这种药品不知国际药典里有无记述，在我脑海里却是永世难忘的。所谓“消肿粉”实际就是选用较细的米糠加上少量糖末（也许有一点药物？）配制而成，说它是治病，勿宁说是充饥。爷爷常瞒着其他孙儿偷偷喂我几匙“消肿粉”，那时我吃起来简直甘之如饴。后来爷爷每次都让我去医院代他领取“消肿粉”，对此我非常乐意，因为在从医院回家的那条狭长僻静的小巷里，我可以将药包打开猛吃几口，再包好带回交给爷爷。我暗自庆幸爷爷从来没发现。后来才知道，爷爷早就清楚这一切了，只是没说而已。他能说什么呢！
     
爷爷藏书很多，全堆在书楼上，平地几尺高，其中不少是祖上几代传下来的。爷爷以书疗饥，颇有苏子美汉书下酒的遗风，不知是否也属饮食文化。我哥哥那时已有十余岁，他比我醒事得多，想到了发掘爷爷的宝藏，真格的以书疗饥。那时县城里有一家古旧书店，专收古旧书籍，哥哥便约上我源源不断地将爷爷的藏书“偷”去卖钱，然后去馆子里求得一餐之饱。收书老板起初见到我爷爷的藏书印大吃一惊，问书从哪里来的，明白以后不禁仰天一叹。记得那次卖的是《楚辞集注》和《十八家诗钞》等，老板翻开《楚辞》长吟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话我当时听得含含糊糊，是很多年后读《楚辞》时才恍然大悟的。可怜我爷爷举步维艰，已不能登上书楼，一点不知道两个孙儿正在发掘他的宝藏“古为今用”，也幸好他不知道，否则一定会气得吐血而死（现在我对此事可说是无怨无悔，当时我们卖掉的书不及九牛一毛，而大量的藏书却在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部付之一炬，要是当时我们全卖了，说不定还能使那些宝贵的藏书避开劫难。）
 
爷爷写作勤奋，颇多著述，奇怪的是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他写的都是歌颂大好形势的作品。比如他的一首七律写道：“建立中华号共和，全民高唱太平歌。火燔矿石钢花富，水溢田畴玉粒多。瞥眼频开新世界，迎头殊异旧山河。如今不履羊肠道，要向光明大道过。”他在饥饿难忍时仍如此“高唱太平歌”，十分耐人寻味。1962年，爷爷在“要向光明大道过”的渴望中去世，临终赋诗“……长啸一声吾去也，春花秋月为谁妍？” 
 
“天旱三年饿不死伙房（炊事员）”的古老格言又一次被证明，“伙房”成了令人艳羡的职业，其实何止“伙房”，连养猪的饲养员也是如此，有一个饲养员便是我们终生铭记的恩人。
   
那年冬天很冷，我和姐姐一道沿城郊长凼河（鸣玉溪）挖野菜，不知不觉就出城七八里，在一片河滩上，姐姐在踩着乱石过河时不慎摔下水去，顿时全身湿透，挖好的野菜也全被冲走了。幸好冬天水浅，没出危险，但衣裤皆湿，冷得受不了。这时从河边的一个猪棚里走出一个大婶来，竟是我们的邻居（被下放在此养猪）。大婶当下将姐姐扶进猪棚去，抱过一堆干柴点起火来烤姐姐的衣裤。那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婶正好煮着猪食，满锅红苕藤,间或有一两截指头大小的根须混杂在里面，我们竟盯住那些红苕根须不转眼。大婶看出我们的心事，说：“肚子饿吧？那红苕根根可以吃。”说着她当面吃了两根给我们看（那样子决不是第一次），然后翻动锅中猪食，挑出几根略大的红苕根根递给我们”。我们什么都不顾了，管它猪食不猪食，拿起就往嘴里塞。两尺口径的一大锅猪食，红苕根根还真翻出来不少，我们饱餐一顿，正好衣裤也烤干了，就心满意足的回了家。姐姐在路上告诉我，她看见大婶在灶背后偷偷落泪，但我却没看见，因为除了猪食锅我哪儿也没看。
   
1990年冬天，大婶以八十高龄无疾而终，我姐弟数人扶棺凭吊，追忆三十年前往事，不禁失声痛哭。及至今日走笔至此，亦不禁潸然泪下。往事堪哀，安可回首！
 
 随着“三年”的结束，公共食堂的解散，特殊的“饮食文化”便慢慢地划上了句号。这以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新的饮食文化又开始了。特殊的饮食文化使我们正在发育生长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但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此后凡遇到困难，只要一想“这难道比那三年还难过？”，就等闲视之了。
 
 困难时期特殊的“饮食文化”在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它拯救了一代人，考验了一代人，只是我们却希望它永远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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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干饭变稀饭叫“双蒸饭”，曾作为“经验”推广，就是骗不了肚子 -Hollyhog- ♂ (0 bytes) () 09/29/2011 postreply 19: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