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撫养四个子女的重担
当时父亲住北屋正房、我和姐姐望瑞住西厢房。这时，我的母亲在上海已经再婚。大哥望英、二哥望德便也从上海迁来了北京，入住东厢房。父親自已一亇人就全部挑起承担撫养四个子女的重担，。对于一个中年的单身男子、一个负担繁忙工作的人，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父亲重视子女教育，把他们送进当时北京数一数二的名校读书，如育英中学(望英)、汇文中学(望德)、女一中(望瑞)、音院附中(望华)。
而南屋一溜三间房，则借住给父亲在《覌察》的老同事林元先生一家、他的夫人陈云、小儿子林小元居住。
感谢三轮工人张福茂
由于当时父亲的行政级别是司局级，上下班可以由公家派汔車接送，而他不喜欢这样来回乘小汔車“做官”的派头，他和单位行政后勤部门商议决定，把每月乘公家汔車的司机工资及汔油费所折算成人民币50元，这用这一笔钱，僱了一位北京的三轮車工人，此人名叫张福茂，除每天蹬三轮車从交道口接送他至东单外交部街出版总署上班之外，也请他在家中可以稍兼管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父亲工作繁忙，无暇无力照看四个小孩。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确实很感谢三轮工人张福茂对我们的关爱照顾，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念着他，他真也有点象一个家中的“大总管”，替父親减缓了不少家务后勤杂乱之烦恼事务。
家中的媬姆
父親在家里先后僱了几位媬姆焼饭，都是清一色的北京老太太(当时还不时兴找外地的小媬姆)，我记得先后有佟妈、赵妈……。父亲不喜欢吃她们焼的莱，她们的莱口味很重很鹹，不管荤菜素菜都一律加香油(即芝麻油)，放入不少的花椒八角佐料，说是“香”。可是很不合我们全家南方人的口味。可父亲对家中的佣人和車夫都从来不发脾气和大声喝斥。
送长子参軍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部队中很多战士文化程度亟待提高，需要大量文化教员。父亲知道这情况后，就对我大哥储望英说，国家需要文化教员，你就去参軍吧。并在八面糟锡拉胡同惠尔康烤鸭店为大哥饯行送别。我记忆犹新，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吃北京烤鸭。
送次子进中専
到了1951年，国家开始发展经济建设，一时间，急需大量中等専业技术人才。父亲了解之后，便对我二哥储望德说，你别上大学了，去读中专吧，国家急待人才呢。这样我二哥既听从国家需要，又服从父亲的训教，很快走上了国家建设行业。
送女儿学农
到了1957年，父亲倒是有意让我姐姐储望瑞去读医，他覚得她的性格适合做医生，可我姐姐覚悟到农业对国家及国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她覚得最为重要的还是民众的“吃饭”问题，坚持要学农，父亲表扬她的覚悟，毅然送她步入学农的里程。
送幼子走上音乐之路
至于我自已，从小喜欢唱歌，但家中全无音乐环境，父亲似乎意识到我有一些音乐天资，在看到报纸上一块豆腐干的小广告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招生”，让我去报考，在1000个考生中录取30个名额的条件下，我有幸中榜，父亲也不胜高兴，把我送上了音乐之路。
种豆种瓜享农家之乐
父亲为人勤奋、节俭一生。50年代初期，在家中院子里挖防空壕，他揮汗撅土。在屋沿窗户下，他播种豆角、絲瓜、西红柿及花卉等，积肥培土洒水，享农家收获之乐。工作之余，帯动全家子女，做些农务活。他自已活泥放水，用煤沫和黄土掺合做成煤饼，以节省燃料成本。父亲买了一个石磨，他自已泡黄豆，磨了豆浆给全家喝。对子女管教严格，力行克勤克俭，从不宠娇放纵。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家养羊挤奶，自种葡萄丰收后酿成葡萄汁，每逢周未，让我成瓶装羊奶和葡萄汁，带回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享用，在当时钢琴系男生宿舍，实为一乐事。
一张“艺术人象摄影”照片
1959年9月，在北京护国寺西大街西口的一家照相舘的橱窗里，陈列展出了一张人象摄影照片，引起不少过往行人的注目，有人议论说照片中的人有点象梅兰芳，又有人说不是梅。过些天之后，父亲储安平走进这家照相舘，叫他们把这张照片撤下来。照象舘业主看这位来者正是照片之中的人，便更觉不解。父亲便自报姓名，并说，我現在是最大的右派，你们的照象舘橱窗里摆放一个“大右派”的照片，是不大合适的。原来，这是父亲为了自已50岁生日，到这家照相舘拍了一张生日照留作纪念。之后父亲便把这张放大了的照片买下，挂在家中书房墙上，并于照片左下方题记：“安平五十岁留影”。
不屑为官为商
父亲经常对我说，他这一辈子，最鄙視两种人，一是“做官”，一是“啇人”，前者为“权势地位”，后者为“唯利是图”。他一向自視清高，不涉浑浊，不图财利，不为名声，只为着自已的执着信念---为国家的进步，为百姓的民主民生---确实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理想着、信仰着、执着着、坚守着、履行着、实践着、宣扬着、不遗余力，死而后已。
他说看不起做官的人，可是，在任何的时代，又有谁能夠不与官场结识或打交道？我看到他在1950年代初期于《新华月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叫《参加政府工作》。从一名办报人、学者、大学教授，到兴致满怀、踌躇满志地担任了全国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局长，这是不是在“做官”呢？刚才所介绍50年代初期他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时的废寝忘食愤发工作，确实灌注着他的満腔热血。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的“为官不仁”的观念，亦发生着转变。和胡乔木等中共高官的结识，确实使他的观念与道路在发生着变化。可是，骨子里他实在不是一个做官当干部的材料，官场的文化，和他俱有的理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既使他当了官，也做不長，在那些职位上不能久留之后，又回到了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的角色和地位。50年代中期，以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虚衔，去新疆考察遊历，歌颂“新疆新面貌”，携夫人赴青岛度假，与作家沈雁冰(茅盾)等人在青岛言欢，这是他在1957年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之前的一段生涯。《光明日报》总编辑，毕竟不同于往日的《观察》主笔。这也是亇“官”，但这种官又怎么能当？又怎么当得起？还不是在当了60天之后，犯命惹祸，最后自已“辞职”，而官方则说是“罢免”。可見他是一亇地地道道的自由知识分子，不愿听命于任何一方。一个十足的一介书生而矣。
平民化的艺术趣味
父亲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又是留学英国，但在1950年代的他，业余文化生活中，充満了平民趣味，也酷爱“京味”。说着一口江苏宜兴味的普通话，虽然留洋英倫，但不喜欢穿着洋派，衣橱里陈年留英的几套高级毛料西装，既使在他当红时，也不曾穿著。50年代之后，总是一身便装，或是一、二套布制中山装，以应酬公务，做派并没有过去長年在上海求学工作的“海派”。喜欢听相声，喜欢看曲艺表演，节假日经常带着我去逛天桥、逛琉璃厂，到前门外鲜鱼口“迎秋茶社”去听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河北梆子等曲艺节目表演(我的热爱曲艺民歌及民间艺术，即发軔于此，无疑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引导)，最爱听的就是相声，乐此不疲。不看音乐会，不懂西方古典音乐；也不听京戏，不喜欢越剧什么的。再有一个好去处，就是中山公園的“来今雨轩”茶座，星期天下午，带看我们，茶座一坐，一盘瓜子，一盘果脯，几杯清茶，打发了繁忙工作之余的周末。冬天喜欢溜冰，带着我们一家走到什刹海，在严寒中溜冰运动，耐心地教会了我溜冰不摔跤、倒脚、倒溜、走8字。父亲另一项业余嗜好就是下囲棋。例如曾与时任北京图书舘长左恭先生对奕。偶尔也喝点酒。记得他女婿熊荣光从贵卅带来一瓶茅台酒，他视为珍品收藏。有一年过春节，他特意?出这瓶多年珍品，卻因瓶塞包装已开封漏气，酒早都全部揮发掉了，让全家人十分扫兴。
对英国文艺情有独鍾
父亲最为欣尝的是60年代出品的英国黑白电影《冰海沉船》，特别赞赏剧中充分表现出了英国人的沉稳坚毅性格，弦乐四重奏音乐家们在沉船前舱内已水没过膝，还坚定地演奏音乐，送别离船者……。对于凡英国的艺术品(如瓷器)和英国文学，他都情有独鍾。从小起，我就感到他不大喜欢美国，不喜欢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的性格，相比较下，似乎英国一切都是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到过英国，并对英国社会的时政、文化、人文风情有較深的了解和感受吧。
父亲，你在哪里？
有关对父亲储安平的回忆，1989年我曾在台湾《传记文学》(8月份)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父亲，你在哪里？》的文章。2007年6月，香港《亚洲周刋》，以及2008年10月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均有文章由记者们采访，而报导介绍了我对父親的回忆。上述各篇文章中所回忆的内容，我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一律不再复述。夲文是对上述诸篇回忆我父亲文章内容的一个?充，并更着重于一些生活中的真实历史，和我个人的感受。我并没有很强的记忆力，也缺乏对历史记忆中此情此景的细腻文艺描绘笔法，更遑论几十年以前的那段真实历史生活中，当事人的原始对话实录。
谨向海内外世上所有敬重、关心储安平的、认识以及更多不认识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在上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初我离开中国之前，我的“大右派”“出身”，给我带来过无数沉重的压力和痛苦災难；卻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我自强自立，不断努力。我的理念和目标，是投身于中国民族的钢琴音乐事业。当1952年父亲送我踏上音乐的不归路之后，1956年全国音乐周，我作为最小年令的作曲者……，父亲每一次会心的鼓励支持，永远是我不断努力进取的原动力。我确信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我的声音，我的交响乐《秋之泣》的悲怆哀鸣乐声的飘荡，但愿您能夠感到一些欣慰……
储望华2009年3月23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静远斋
作者介绍：
储望华，中国江苏宜兴人，储安平之子，旅居澳大利亚钢琴家。
你知道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吗？你知道《翻身的日子》、《解放区的天》、《二泉映月》、《南海小哨兵》等这些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在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中，被师生作为常用教材和曲目，在音乐会（及唱片）中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钢琴作品吗？你知道创作这些作品的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储望华教授吗？仅凭这些，储望华教授就是每一个中国音乐工作者与学生不能不知道的名字。
储望华幼年时已显其音乐天赋，14岁时（即1956年）其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在消息报道中称他为“带红领巾的作曲者”。
文革期间，其父亲储安平于《光明日报》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木儿子透露），储安平被打成“全国最著名的几名大右派”，储望华身为“大反派之子”而被牵连。当时储望华欲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院领导最初出于压力取消储望华于作曲系的入学通知书，一周后该音乐学院的招生组重新考虑储望华的入学申请，并让他进入了钢琴系。
储望华于文革期间的大部份作曲都是基于个人创作，但当时在文革中国却流行“集体创作”，其最脍灸人口的作品《黄河钢琴协奏曲》被宣传成为“按江青指示，跟殷承宗、刘庄、盛礼洪、石叔诚及许斐星六人合力将黄河大合唱改编凑合而成”。
储望华其后移居澳大利亚，其妻子唐希琳为墨尔本大学医学系博士，育有二子（储涛及储波）。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节选
来源: 光明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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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
储安平简介
储安平，男，江苏宜兴人，生于1909年。1928年入光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
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到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察》。《观察》社文章多以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正式复刊，依旧由他主编。1950年5月16日，《观察》终刊。储安平随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党天下”，从此成为大右派。
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
到1980年5月8日最后一批右派摘帽，约53万余顶右派帽子几乎全部一风吹去。但最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约100人，其中“大右派”5人，“普通右派”90多名。
5名“大右派”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2009年历史的巧合：储安平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之际，传来了季羡林仙逝的消息，这两位亲密的君子故交，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得以在天国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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