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币升值看世界历史大国最荒唐的货币：“金圆券”
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在国统区实行币制改革，收缴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然而，事与愿违，金圆券发行短短9个月便彻底崩溃，成为世界上最短命的货币。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要继续进行，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可，为挽救因法币崩溃引起的军事经济危机，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蒋介石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商业银行“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他威逼金融实业家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他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摆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式。
蒋经国为打好上海币改这一仗，上任伊始就在上海义乐饭店导演了一场霸王请客的“鸿门宴”，将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十多人请来，要他们马上汇报金银外币的存量，要求限时送交中央银行。蒋经国还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圆券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头面人物王春哲以“抵制金圆券法案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消息传开，整个上海金融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国民党政府便后院起火，主管金圆券发行的财政部爆出币改泄密丑闻，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
8月20日，就在国民党政府举行币制改革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一些“豪门巨富纷纷搜购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此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向报社询问谁是19日上午由南京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得数千亿元暴利的隐名之人，国民党财政部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评论的焦点。
金圆券币改泄密传闻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深恐此案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便急命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火速派员去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并命蒋经国亲自督查督办，限7天破案以正视听。
在老蒋的催逼下，蒋经国等人决定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派出8个行动组共同作业。很快，专案组就先后查出了22家有问题的交易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这时蒋氏父子已顾不得往年的旧情，杜维屏很快被拘押审讯，在蒋经国等办案大员的轮流审问下，杜维屏最后说出19日巨额股票的抛售和套汇是由名叫李国兰和杨淑瑶的两个女人在该所开户所为。
9月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杜维屏、李国兰和杨淑瑶。通过凌厉的审讯攻势，他们终于供出是受李国兰的丈夫国民党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和杨淑瑶的丈夫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指使干的。于是，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徐壮怀则闻讯携金潜逃。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陶供出了其顶头上司徐百济和袁柳安。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太多，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10月，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还专门成立了近2万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将上海滩有一定影响的戚再玉、陶启明、张尼亚、王春哲4个“小老虎”枪毙，将64个“中老虎”拘押，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
虽如此，四大家族的利益并未受到影响。社会舆论评论：大老虎不打，则“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开揭露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大量的违法活动，要求小蒋“一视同仁给予查处”。
在社会压力下，蒋经国只好派出“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封和清算。孔令侃见势不妙，便急忙赶往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闻讯后立即飞抵上海，要求小蒋手下留情，取消对扬子公司大案的查处。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宋美龄见调解无望，便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打到东北前线蒋介石的指挥部。
接到夫人的电报，蒋介石只得扔下指挥棒赶飞上海，一见面就训斥蒋经国“干事太露！过火！”并勒令小蒋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救出。此事不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使金圆券出笼不久就信誉扫地，而且也大大寒冷了前方将士的心。
蒋介石通过金圆券币制改革洗劫了全国老百姓数以亿计的财富，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此后全国物价狂升，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2769倍。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的月工资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都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金圆券的暴跌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等死，据上海一家慈善机构统计，仅4月2这一天，倒毙街头无人掩埋的死尸就达452具，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92.4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而此时的金圆券已成为无人要的一堆废纸，这场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9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
金融情勢日益惡化，銀行的「金圓券」堆積如山，到了後來，一堆鈔票甚至只夠換吃一碗麵，而貪官汙吏橫行，民怨如燎原大火，國府的崩潰已現端倪。
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在国统区实行币制改革，收缴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然而，事与愿违，金圆券发行短短9个月便彻底崩溃，成为世界上最短命的货币。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要继续进行，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可，为挽救因法币崩溃引起的军事经济危机，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蒋介石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商业银行“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他威逼金融实业家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他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摆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式。
蒋经国为打好上海币改这一仗，上任伊始就在上海义乐饭店导演了一场霸王请客的“鸿门宴”，将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十多人请来，要他们马上汇报金银外币的存量，要求限时送交中央银行。蒋经国还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圆券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头面人物王春哲以“抵制金圆券法案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消息传开，整个上海金融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国民党政府便后院起火，主管金圆券发行的财政部爆出币改泄密丑闻，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
8月20日，就在国民党政府举行币制改革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一些“豪门巨富纷纷搜购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此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向报社询问谁是19日上午由南京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得数千亿元暴利的隐名之人，国民党财政部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评论的焦点。
金圆券币改泄密传闻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深恐此案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便急命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火速派员去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并命蒋经国亲自督查督办，限7天破案以正视听。
在老蒋的催逼下，蒋经国等人决定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派出8个行动组共同作业。很快，专案组就先后查出了22家有问题的交易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这时蒋氏父子已顾不得往年的旧情，杜维屏很快被拘押审讯，在蒋经国等办案大员的轮流审问下，杜维屏最后说出19日巨额股票的抛售和套汇是由名叫李国兰和杨淑瑶的两个女人在该所开户所为。
9月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杜维屏、李国兰和杨淑瑶。通过凌厉的审讯攻势，他们终于供出是受李国兰的丈夫国民党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和杨淑瑶的丈夫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指使干的。于是，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徐壮怀则闻讯携金潜逃。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陶供出了其顶头上司徐百济和袁柳安。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太多，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10月，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还专门成立了近2万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将上海滩有一定影响的戚再玉、陶启明、张尼亚、王春哲4个“小老虎”枪毙，将64个“中老虎”拘押，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
虽如此，四大家族的利益并未受到影响。社会舆论评论：大老虎不打，则“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开揭露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大量的违法活动，要求小蒋“一视同仁给予查处”。
在社会压力下，蒋经国只好派出“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封和清算。孔令侃见势不妙，便急忙赶往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闻讯后立即飞抵上海，要求小蒋手下留情，取消对扬子公司大案的查处。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宋美龄见调解无望，便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打到东北前线蒋介石的指挥部。
接到夫人的电报，蒋介石只得扔下指挥棒赶飞上海，一见面就训斥蒋经国“干事太露！过火！”并勒令小蒋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救出。此事不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使金圆券出笼不久就信誉扫地，而且也大大寒冷了前方将士的心。
蒋介石通过金圆券币制改革洗劫了全国老百姓数以亿计的财富，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此后全国物价狂升，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2769倍。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的月工资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都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金圆券的暴跌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等死，据上海一家慈善机构统计，仅4月2这一天，倒毙街头无人掩埋的死尸就达452具，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92.4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而此时的金圆券已成为无人要的一堆废纸，这场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9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
金融情勢日益惡化，銀行的「金圓券」堆積如山，到了後來，一堆鈔票甚至只夠換吃一碗麵，而貪官汙吏橫行，民怨如燎原大火，國府的崩潰已現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