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老同事的看法

第一章 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这是李志绥表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许多读者大概也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特殊身份”，才相信了他在书中说的那些事。我们就先从这一点说起，看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1、李接任保健医主的档案资料
　　
　　李志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
　　
　　徐涛可以十分肯定他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向李志绥移交过毛的保健工作。 最可 靠的证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的病历上有如下记载：“今日由黄树则局长（按：黄当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交待，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待。”这个病历是李志绥亲笔写的，并有他的签名。卞志强任毛的保健医生时间很短。
　　
　　李志绥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是又一个可靠的证明。他在履历表上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南海警卫局，专职大夫。”请注意，他自己写得很明白，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才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而不是他在那本书里所说的一九五四年。那份履历表是他在国内时填写的。周围熟悉情况的人都在，他不敢随便乱写，不可能像他到了海外以后可以任意乱说。
　　
　　还有一个旁证：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曾经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到北京医院神经科进修班脱产学习过。
　　
　　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都清楚，只要担任了毛的保健医生，从来没有在任职期间离开岗位脱产学习的，王鹤滨和徐涛等都是如此。李志绥这次进修，不是在做了毛的保健医生以后，而是在这以前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的，这时他还在门诊部工作，同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保存着一九五七年四月毛在杭州和所有随同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照片，里面就没有李志绥。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这两年内，在一组（这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行政组织的代称）里没有见到过李志绥。一九五六年徐涛因毛交给的任务而临时外出，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在一组主持专家会诊时，根据毛泽东病历的记载，毛的健康情况是由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和护士长吴旭君介绍的。李志绥临时被找来帮助作过记录，那时他和毛偶尔有过接触。其他有关情况，无论是毛的，还是一组的，他都不知道。
　　
　　一九五七年六月李志绥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的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日常医疗保健护理，包括观察.作、饮食营养管理和药品器材管理等，基本上还是由吴旭君负责，李志绥几乎不怎么来一组。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去莫斯科时，吴旭君才第一次和李志绥进行保健医疗护理上的合作。
　　
　　李志绥说他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二十二年。除去他前面虚报的三年，还有他一九六五年下乡搞四清，一九六七年下工厂“支左”，一九七○年下基层参加医疗队，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较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毛泽东不满意他，而不要他在一组工作，扣除这些以后，李志绥实际上做毛的保健医生的时间，就没有他自我吹嘘的那样长了，要打一个大的折扣。
　　
　　李志绥居然还说：“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这更是笑话了！在毛身边工作比他时间长久的人有的是，例如叶子龙、孙勇、罗光禄（机要秘书）、韩阿富（炊事员，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余年）等等。他这些自我吹嘘，无非是要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让读者相信他所编造的那些话罢了。
　　
　　2、无中生有之谈
　　
　　我们先来谈谈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那时李志绥还没有到毛身边工作，更不是毛的保健医生，可是“回忆录”居然编造出大量关于李志绥为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情节以及他同毛“交谈”的详细描述。这些统统都是无中生有的，实在令人吃惊。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汪东兴同他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
　　
　　这件事我们问了汪东兴，汪斩钉截铁他说：“毛主席的病历，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过，更没有拿过，不可能由我拿给李志绥看。”
　　
　　毛泽东的病历，徐涛经手过。一九五三年徐涛从前任保健医生王鹤滨手中接收过来以后，一直锁在自己专用的保险柜内，只由他一个人管理和使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向卞志强交班以前从未给任何人看过或者借出过，包括当时的三位保健处处长、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等在内。那时李志绥不是保健医生，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病历。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终于召见我了。”“李（银桥）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一个游泳池，一个木床，一个躺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的这些生活特点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李志绥自以为这样说总是万无一失吧！但由于他是编造的，就难免破绽百出。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告诉我们：
　　
　　“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李志绥却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室内游泳池”。
　　
　　因为这是在讲毛第一次找他谈话的情景，当然不可能是什么记忆“失误”，只能是把后来他所知道的某些境况搬到前头来说，使故事细节编得活灵活现，好让读者信他那一套。没料到这样恰恰露出了马脚。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他讲过以上的高论（按：指书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毛同李的“谈话”。）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 ’”毛还对李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
　　
　　这件事又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们去问过汪东兴。他肯定他说：“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李志绥不会上天安门。”是啊，李志绥一九五五年既没有同毛泽东见过面，更没有谈过话，说毛让他带孩子上天安门，不但那时，就是后来，在这种场合连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带孩子上天安门的。李志绥编造的这些，谁会信呢？
　　
　　我们还问了当年中南海保健处的保健医生王敏清，每年大的节庆日如“五一”、“十一”，他都上天安门值班做医疗服务。他告诉我们说：“一九五五年五一节，没见过李志绥在天安门上。”
　　
　　3、所谓“北戴河事件”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又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事件（按：指书中所说的罗瑞卿、汪东兴阻挠毛泽东游泳而受到毛的批评一事。）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泽昭）医生被悄悄撤了职。……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李志绥这些话，句句是假的。
　　
　　先请读者听听汪东兴是怎么说的。汪说：“一九五五年六月，我没找过李志绥火速去北戴河。周泽昭没有被撤过职，他是中南海保健处副处长。如果那一年李志绥去过北戴河，那就可能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为出差工作人员作医疗服务的。李志绥那个时候不负责毛主席的医疗，我又不管门诊部的事，我怎么会叫他去？”
　　
　　汪东兴的判断是对的，郑学文（当时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也可以证明。她告诉我们：“我是一九五○年四月调到香山门诊部的，半年后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仍做主任。一九五七年我回保健局以前，一直和李志绥在一起工作。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中南海门诊部那时派人去过北戴河，李志绥是随门诊部去北戴河的，给一般工作人员看病。”
　　
　　李志绥说毛泽东六月份在北戴河，这又编造错了。那些年的每一个夏季，徐涛都和毛泽东一起去北戴河，从来没有在六月份去过。六月份北京并不太热，而北戴河的气温和海水温度都还比较低，不适宜下海游泳。到七八月份，北京天气炎热了，北戴河的气温比较凉爽而海水又比较温暖，适宜于游泳和休息，所以毛泽东总是到七月或八月才去北戴河。
　　
　　请看徐涛等人当年记载的跟随毛去北戴河的时间表：
　　
　　一九五四年（首次去北戴河）：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八月七日至九月五日
　　
　　第二次九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三日
　　
　　由上表可见，这五年中，毛离京去北戴河的时间，只有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是在七月，其余都在八月，从来没有在六月就去的。
　　
　　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游泳，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九月二日，毛泽东游向远海，遇见一只小船，他同船上老渔民闲谈，老渔民没有认出这位穿着游泳裤、浑身水淋淋的人是毛泽东，怕耽误生产而不愿意多谈。毛泽东说把船上的螃蟹全部买下来，老渔民高兴了，谈得很畅快。讲了渔民合作社内不团结的情况，讲了家里的生活情况，连他老伴的一些事也津津有味他讲起来。毛泽东了解到渔民合作社的许多情况，一个普通渔民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情况，心里特别高兴。
　　
　　回到第五浴场，毛请全体工作人员吃螃蟹，吃完后他又提出和全体同志合影。
　　
　　现存的这张合影照片中，李敏、李油、毛远新、汪东兴、孙勇、沈同、林克、周泽昭、徐涛都在，偏偏没有自称这时在毛身边工作的李志绥，因为他还只是门诊部的大夫，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吴旭君当时正怀孕临产，所以没有去北戴河，留在中南海值班。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
　　
　　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按照他的时间表，这段话所说的一些事应该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以后。我们不知道那时他每天到底怎么去见毛？他在书上也讲到毛的住地警卫很严，当时他还不是一组的工作人员，连毛的住地周围地区的通行证都没有，怎么能进入毛的院中？又怎能进入毛的屋子里？他自己的履历表上明明写着，从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任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他不负责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有什么理由“每天都去见他”？而且还要“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呢？
　　
　　4、贪天之功
　　
　　李志绥的编造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了显示他医术不凡，初来乍到就取得了毛的信任，他在“回忆录”里编了这样一段情节：
　　
　　一九五五年“夏季将尽，……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随后，李志绥设法“说服”了毛，他同意检查身体，并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鼻腔、上颌窦及额窦、口腔，还有前列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他向毛说明“牙齿是主要问题”，并请牙科医生为毛拔了牙。“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他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
　　
　　且不说李志绥在一九五五年根本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没有资格为毛做“全面检查”，仅就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细节来看，也都十分荒唐。
　　
　　李志绥借毛的口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事实上，毛本人早就知道问题出在牙齿上。早在徐涛之前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就发现了毛的白血球偏高的问题，并在病历上做了记录。一九五三年徐涛接任后，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断定是由牙病引起的。徐把结果向毛报告，要毛做一下检查，但毛工作紧张，一直抽不出时间。
　　
　　为了动员毛及早检查治疗，徐涛早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主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障、黄树则等多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也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中央写了报告。可见，这个“谜”早就解开了，但不是李志绥解开的。
　　
　　李志绥对于为毛泽东拔牙作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对于这种描绘，除了毛身边的医护人员等当事人以外，谁能怀疑呢？谁会怀疑呢？但我们一读到这个地方，就感到不对头，书中写的同我们记得的事实完全不一样。
　　
　　为了证实我们的记忆，我们又查阅了当时毛泽东的病历记录，结果与我们的记忆是相符合的。
　　
　　一、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时间。病历记载，毛泽东第一次拔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这以前没有拔过牙。李志绥在时间上含糊其词，但从上下文推断，他所说的那次拔牙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以后。
　　
　　二、李志绥编错了拔的是哪一颗牙。李说拔的是“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病历上记的是“右上方第五个牙”。
　　
　　三、李志绥编错了拔牙的地点。李说是在北京，实际上是在杭州，由张光炎医生（北大医院口腔科主任）拔的。
　　
　　李志绥把这些基本事实都说错了，同样不是因为记忆“失误”，而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三点，特别是二、三两点，对保健医生说来是不会记错的。
　　
　　他编那些拔牙经过的细节，是为了引出毛泽东对他说什么“英美派万岁”。凭我们对毛泽东的多年了解，这样的话绝不会出自毛的口。毛对医学界中分什么“英美派”、“德日派”、“苏联派”，向来不赞成。毛对徐涛多次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为毛泽东解决失眠的难题，又是李志绥为吹嘘自己医术“高明”、“深得毛的信任”而编造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对我来说，最头痛的难题是毛长年的失眠症。”他建议毛在晚饭前服用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后再服用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他把毛改服速可眠钠说成是他首次建议的。
　　
　　其实， 早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徐涛已经给毛泽东服用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当时用的是白色粉末状药，装在红色胶囊里，大的为○点一克，小的○点○五克。（以上都有病历记录）毛对这种药的作用和效果既很熟悉，又很满意。
　　
　　在李志绥到任以前， 毛泽东一直服用速可眠钠 （sodium seconal） 和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李志绥接任后，不过继续照过去的办法给毛服用这两种药罢了，哪来什么由于他的“建议”才开始这样做，李志绥之所以抓安眠药问题大做文章，是因为睡眠问题几乎是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5、江青没有保健医生
　　
　　顺带澄清一件事，就是李志绥对徐涛做保健医生的一些说法。
　　
　　“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按：指江青）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在书未的“人物简介”中又说：徐涛“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间任毛泽东私人医生，后任江青私人医生”。
　　
　　实际上，江青没有资格设专职保健医生。有专职保健医生的，只有中央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徐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一直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一九五七年五月离开后，还多次回一组做保健医生工作。徐涛从来不是江青的保健医生。
　　
　　至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同时也兼管为江青治病，这是毛本人交给的一项工作。毛曾经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过：“江青身体不好，有病，在生活上你们也照顾她一下，她生病也要给她看一看。这样，你们也帮了我的忙。”
　　
　　为江青看病的人，并不等于就是江青的保健医生，这是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李志绥接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不是也经常为江青看病吗？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就说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前后，“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照李志绥自己说的这些，他不就成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了吗？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我们称作是他的“朋友”，但对我们的工作和职务却这样信口胡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读者相信，只有他才和毛最贴近，最受信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意编造所谓毛同他“彻夜长谈”的故事，随意编造毛的生活中的所谓“隐私”。
　　
　　6、李何曾跟随毛在长江游泳？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一九五六年他同毛一起游长江的事。这又是令人奇怪的。
　　
　　那次游长江，徐涛是随同的，没有见到有李志绥。我们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都异口同声他说：那次没有见到有李志绥。
　　
　　汪东兴说：“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游长江时，没有李志绥，他游泳游得不行。我记得那次是徐涛和周泽昭给主席做保健。李志绥的书里说，我要他向毛主席打招呼。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们向陈长江（做过毛泽东的警卫兼游泳队员，一九五六年曾和毛一起游长江）间到一九五六年毛游长江时，有没有李志绥。他说：“没有。后来主席游泳时，李志绥一般不下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广州向毛汇报长江里能不能游泳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见毛”的。既然说“我们”，自然是包括他李志绥了。
　　
　　我们访问了当时同孙勇一起向毛汇报的韩庆余（当时是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孙勇同志汇报后，主席还是决定游长江，主席叫我和孙勇先去武汉做准备。
　　
　　我们汇报时，没有李志绥，没有看到他。他后来做了保健医生以后，主席游泳时，他一般都不下水。”
　　
　　我们又问了孙勇（当时是警卫科长，毛的副卫士长）。他说：“一九五六年主席游长江时，李志绥不在，我记得徐涛和周泽昭院长在。那时李志绥还没接班呢。
　　
　　在广州，主席向我了解长江能不能游泳时，当时屋子里没有李志绥。这件事他可能是以后听别人说的。主席找我谈完话，我就离开广州先去武昌找王任重，为游长江做准备。我专门试水试了三天，正试水时，你们和主席就由长沙来武昌了。主席在长江一共游了三次，徐涛和周泽昭都在小木船上。那时有三级风，长江水温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二度。从武昌一直游到汉口中间未停的，只有毛主席、我、韩庆余三个人。那次李志绥根本不在。”
　　
　　当时，徐涛和周泽昭作为保健医生，对毛泽东游长江，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但是毛下了决心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游长江前，徐涛和周泽昭做了充分准备，包括药品、器材、急救措施等。尽管这样，徐涛还是一夜没有睡好觉。游泳前毛要徐涛同他一起下水，徐说：“我得管这些药箱和救护工作，我还是要预防为主。”因此，徐涛和周泽昭带着药箱乘小木船一直跟随着毛。游完后，毛对徐涛说：“你没游，你不后悔吗？这可是中国的长江啊！”
　　
　　那一回徐涛清楚地记得，在四天之内毛三次横渡长江，第一次由武昌游到汉口，第二次、第三次都是由汉阳游到武昌，徐涛和毛身边其他人员始终没有看见有李志绥。
　　
　　如果李志绥那时真的当了毛的保健医生，又真的跟随着毛，那末，毛要横渡这水深浪大、江流湍急的天堑，在这重要的时刻，徐涛和周泽昭在研究保健和万一救护的方案时，为何不见李志绥的踪影呢？“回忆录”中对救护方案一事只字未提，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并不是他的疏忽，而是他根本不在场，无从知道救护工作的准备情况。
　　
　　毛的保健医生在同一时期内一般只有一名，最多两名（一个是一线值班、直接负责保健医疗的医生，另一个是上级指导、不直接参加值班的医生），从来没有第三位医生。这时毛的保健医生是徐涛和周泽昭，何来一个李志绥呢？
　　
　　当年毛泽东游长江，从中央到湖北省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很紧张，十分谨慎，生怕发生意外事故。徐涛和周泽昭更是重任在身，不能下水同游，只能乘坐一条小木船，紧随在毛的身边，随时准备救护。李志绥如果作为一个在场的保健医生，怎么能对毛的安全就那么漫不经心，那么“无限轻松”地去游泳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描写，因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李志绥的游泳技术甚差，这一点李本人也承认。一个游泳技术很差的人，却能在水流急速、波涛汹涌的长江中，游起来“感到无限轻松”，又有谁能相信呢？
　　
　　7、造假的照片
　　
　　李志绥为了证明他在一九五六年跟随毛游了长江，特地在“回忆录”里印了一张游泳的照片，并且写明：“一九五六年夏，李医生在武汉附近的长江游水。（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
　　
　　但是，这张照片并没有给李志绥们以帮助，恰恰相反，给他们帮了倒忙。因为这是一张假冒的照片。
　　
　　同毛泽东一起游泳的人都知道，毛游长江或其他的大江，都是在江心深水处，从机动轮船上下水，同游的保护者，也要在同一处下水，相距不能太远。因为江水湍急，人一下水，就冲出十几米，如果互相之间距离远了，就会被冲散。但从李在那张照片中的姿势、神态和他周围的环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不是在长江中游泳的照片。在他身旁没有江水的浪花，李不会踩水，他的身体却站得那么直，他的神态却表现得那么轻松。可以断定，这张照片只能是在浅水无浪的地方拍的。
　　
　　何况，一九五六年时随行的摄影记者只一两个人，主要是紧跟在毛泽东身边摄影，根本不可能分出一个人来，远离毛而专门去给李志绥拍照。
　　
　　李志绥及其同伙造假的手法，也实在太低劣了。他们以为只要在照片说明中加上几个字“（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就可以以假充真。这不是在愚弄读者吗？“回忆录”的顾问黎安友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他（按：指李志绥）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
　　
　　可是，这“无法修改的照片”（加上说明词中的要害之笔）的确“确定”了一个东西，但所确定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李志绥之流的造假。
　　
　　对一九五六年广州之行，李志绥说了那么一大篇，看来不少是听别人讲的或者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抄过来的。除此之外，全都说得不对。他同毛的“对话”更是百分之百的凭空编造。
　　
　　说起在照片上造假，还不只是游泳照片这一张。例如，中文版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作伪的。
　　
　　该照片的说明是：“李志绥医生一九五四年夏摄于中南海毛泽东的内住地外。此照片由汪东兴所摄。”（着重点均为引者加的）实际上，在中南海生活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张照片摄于中南海南船坞对面的“流水音”（这里有瀑瀑流水，因而名“流水音”），背景正是当时李志绥在那里工作的中南海门诊部的围墙，进入那个小门，向右拐就是李志绥当时与人共用的诊室。
　　
　　南船坞（即南楼，李志绥住在这里）同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相距很远。当时，这里属于“乙区”，毛的住地属于“甲区”，持“乙区”证件的人不能进入“甲区”。
　　
　　我们问过汪东兴，他说这张照片不是他拍摄的。
　　
　　李志绥们搞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无非是为了配合正文，以“证实”李志绥的假履历，把他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四年。
　　
　　又如，中文版的第三张照片也是作伪的。
　　
　　照片的说明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当时前往克宫，是要向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辞行。右起：李医生、毛与卫士长李银桥。”
　　
　　当时，毛一直就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楼上，无须“前往克宫”。这张照片，其实是毛泽东在楼梯转弯处，向已经走到楼下的吴旭君和中方波兰文翻译高佩玉笑面相送，根本不是什么向赫鲁晓夫等人辞行。如果真的是去向赫鲁晓夫等人辞行，那末，毛怎么会居高临下地从楼上望着离去的赫鲁晓夫等呢？在毛身边站立的理应是翻译或者中方官员，总不会是保健医生和卫士长。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另一张当时的照片，与李志绥书上的那张照片差不多是同时摄下的。照片里是毛泽东与吴旭君、高佩玉并排走在楼上的走廊里，后面跟着李志绥。当时毛正送吴、高下楼。吴、高下楼后，毛在楼上向她们送别。--这就是李志绥书上的那张作伪的照片的真相。
　　
　　又如，中文版的倒数第二张照片。说明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遗体工作组，前排右坐者为李医生，李身后为黄树则。”（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个说明又是为了抬高李的身价而做了手脚。
　　
　　黄树则明明坐在前排，而且就在李志绥的上手，照片说明却把他说成在“李身后”。黄树则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主要领导成员。李志绥不敢冒充这一职务，而又要把自己摆在黄之上，于是就搞这种小动作，真是无聊透顶！
　　
　　此外，第八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是：“一九六一年夏，在庐山新建的招待所。毛泽东当时于此地会见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这个说明，同正文一样，把时间、地点都编错了，证明李志绥对毛贺相会一无所知。
　　
　　连几张照片都要作假，可以看出李志绥等人已经不择手段到何等地步，什么骗人的勾当都能做出来。
　　
　　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讲述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五月李志绥还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三年中间的事情，约有一百八十多页，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什么李志绥和他的同伙要在这方面花那么大的力气，煞费苦心地去编那么多他根本不在场的事情呢？我们看至少有这么几个目的：
　　
　　第一，想“证明”李志绥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长达二十二年，这是一个可以吓唬人的身份。
　　
　　第二，使人感到他从一开始就得到毛的“信任”，他能随意和毛“长谈”，他甚至一下于就能改变毛一向不愿看病、不愿体检、不愿吃药的老习惯。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期间，有几件重要的事，如中共八大的召开，毛首次在北戴河游泳，首次在长江游泳等。如果李志绥不把自己扮成“亲身参与”者，“回忆录”的其他参与者们怎么能借用李的“身份”对这个时期内的许多重要的政治性的事情进行捏造和歪曲呢？但这样做，也未免太卑劣了！

 

第二章 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总是把他说得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亲近，深受毛的信任，毛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与李志绥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我们太清楚了，特别是吴旭君。我们深感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向世人、向一切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们说清楚。
　　
　　李志绥为了编造一些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特地给自己安排了许多特殊身份和工作任务，如：教毛读英文，毛让他看《参考资料》，研究政治，向毛写报告，帮助毛挑选红卫兵小报，等等。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这些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先从教毛泽东读英文说起吧。
　　
　　1、毛对李的印象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教毛泽东读英文，在教英文中间，毛又怎样同他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
　　
　　到底是谁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呢？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林克调来做秘书，毛泽东就要林克教他学英文。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六六年大都是林克同毛一起读英文。
　　
　　林克一九六一年一月下乡后不久，有一天毛泽东对吴旭君说：“国家困难时期，要节约开支，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帮我的忙，我这里的人，秘书、卫士等都陆续离开了，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又兼点医生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第一，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找医生，我病了由你看；第二，学着搞些国际问题，每天看了《参考资料》要和我讲，还要和我读英文；第三，你也参加卫士的值班。”从这时起，吴旭君就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谈“参考”。林克回北京后，仍由林克继续同毛一起读英文。
　　
　　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
　　
　　吴旭君曾经问过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了？”
　　
　　毛说：“此人不像你的徐涛（徐是吴的丈夫）和林克那么温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
　　
　　吴旭君说：“我的英文程度不如林克那两下子，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怕胜任不了。”
　　
　　毛说：“我们不是读过几次吗？就按你的办法挺好。你爱跟我争论问题，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我对我们的争论挺欣赏。就这么办！你就辛苦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
　　
　　吴旭君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吴还给他选了一些医学词句读，把中英文句子分别用大字抄在八开的纸上。
　　
　　在一九年初，毛还曾找章含之（当时是外国语学院教师）教过几个月英文。
　　
　　唐闻生曾任外交部翻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现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她回忆说：“在六十年代未和七十年代，毛主席会见外宾前后，或者当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问一些中文词句用英文怎么表达，还让我给他写下来，有时他会反复念好几遍。我给他写过不少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在我为主席担任翻译期间，没有听说过他向李志绥学习英文。”
　　
　　关于看《参考资料》，据我们所知，当时一组只有汪东兴、叶子龙、林克各订有一份，每人一天两大本。毛泽东告诉吴旭君说：“特别批准你可以看我的那一份，看完了，每天要和我谈。”因此看“参考”、谈国际问题，又成了吴旭君的工作任务之一。李志绥根本没有《参考资料》，毛泽东没有给他看《参考资料》的任务。
　　
　　李志绥的“回忆录”说：“毛知道了我的处境（按：这里指“回忆录”里写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对他造成的不安全），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
　　
　　“文革”初期小报很多，毛泽东把筛选小报的任务直接交给了吴旭君，并且每天她要和毛交谈这些小报的内容。毛对吴说：“我现在不得不借你的眼睛了。”这件事同李志绥毫无关系，毛从来没有交给他筛选小报的任务。
　　
　　2、李接近毛的机会少
　　
　　李志绥的“回忆录”反复说，他是毛泽东“闲聊的对手”，是毛的“清客”，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特别强调这些话，无非是为他们编造毛泽东的“谈话”和所谓“深刻入微”地描写“真实的毛画像”作铺垫。
　　
　　然而事实是，他同毛泽东交谈得很少很少，长谈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志绥同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很少，毛泽东很少找李志绥。李在毛泽东面前很紧张，有事几句话说完就走了。李平时从不主动去看毛，我们感到他是有些发怵，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同毛见面。李志绥自己对我们说过：“没事少在他（按：指毛泽东）眼皮底下晃，说不定哪天就给晃下去了（按：指下放基层）。”
　　
　　卫士们也反映，李志绥了解毛的健康情况大多是向值班卫士和吴旭君询问，了解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大多是靠吴旭君转达。李志绥亲笔在毛的病历上所作的记录更足以证明这一点，上面反复地写着：“根据吴旭君反映”、“根据值班卫士反映”。
　　
　　我们同李志绥相处那么多年，他几乎没有单独一个人为毛泽东检查过身体，他怕负责任，只是在会诊时跟在专家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跟徐涛说：“我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补课，以后你就和我多谈谈自然科学问题。”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和徐涛除了谈些历史、哲学、文艺、诗词以外，更多的是谈工农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谈物理、化学、天文、原子能等，但从来不跟我们工作人员谈中央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问题。
　　
　　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忙于搞三线建设，忙于克服经济困难，他常找吴旭君或卫士了解社会情况和群众对生活问题的反映等，从来不找李志绥闲谈。
　　
　　七十年代毛的健康状况日渐下降，经常生病，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些年代，他同身边工作人员闲谈的时间很少了。
　　
　　李志绥同毛泽东既然在思想上很隔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末，他有没有可能经常与毛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3、虚构的情节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讲了许多他和毛交谈的具体情节，我们仔细看了，全是假的。这里举一个例子。
　　
　　“回忆录” 里说：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按：指毛居住的院子的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问，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按：
　　
　　我们记得，一九五五年还没有“相接的明廊”，这个明廊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修建的），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接着，“回忆录”编了好大一篇毛同李的谈话。据说，谈完话，李“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
　　
　　这段描写，在“回忆录”的第七六页至八一页上。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会觉得像有那么回事。但对于毛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两个长期做毛的保健医护的人来说，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
　　
　　首先，一九五五年毛还不认识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其次，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 以后，不能兴奋，要安静下来，逐渐人睡。这时绝对不会找任何人谈话，顶多和值班卫士随便谈几句家常，或是找护士长用十分平和单调的语气给他读读诗词，这是有的， 那是为了催眠。
　　
　　“彻夜长谈”是没有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脾气是喜欢同讲真情实话的人交谈，他要了解交谈者的真实想法和社会上的真实情况。而李志绥对上级讲话一向是顺从逢迎，毛不喜欢这样的人。
　　
　　在“回忆录”中，李志绥说毛和他谈到“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毛又间李：“你有没有架子呢？”“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这件事，我们倒曾经听说过。毛在这里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生，主要是说李志绥有医生架子。这也是李不可能跟毛多接近、多交谈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身边人员进行交谈，总是有来有往，不只是他一个人发表长篇讲话，真正是交谈。他希望对方能对他的意见作出反应，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使说错了也无妨。要是能跟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是高兴的。但必须是讲真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尽管如此，他很少同我们谈过什么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没有同我们。“彻夜长谈”。
　　
　　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回忆录”中，写了那么多所谓毛、李的交谈。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听说过李同毛有什么“彻夜长谈”。而谁跟毛谈话，谈多久，值班卫士都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章 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
　　
　　李志绥“回忆录”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为时二十二年。”
　　
　　这些话，在书中反复他讲，似乎他还长时期地担任“毛的医疗组组长”。
　　
　　1、毛泽东的两次医疗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参加医疗组的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学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荫祥等。
　　
　　周恩来很重视医疗组的工作，后来决定由吴洁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第二次医疗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李志绥不是医疗组组长，他只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有关这次医疗组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几位当年参加医疗工作的主要专家。
　　
　　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至毛去世为止）说：“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
　　
　　方析（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到毛去世为止）说：“不清楚，没听说医疗组组长的名称。”
　　
　　那末，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下定医嘱？
　　
　　经多方了解访问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总负责是陶寿淇。这些人都是第二次医疗组的专家成员。
　　
　　方析对我们说：“陶寿淇、陶桓乐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我、陶寿淇、陶桓乐三个人各领一组人值班，三组人倒班。最后的医嘱，由陶寿淇说定，护士记录、执行。我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心电图处监护，我在主席床头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专家都在。”
　　
　　专家们都没提到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那末，李志绥在医疗组中起些什么作用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绘成为医疗业务的决定人与领导人。不妨再听听医疗专家们是如何评说的。
　　
　　方析说：“主席的病情我们向李志绥讲，需要向外单位送查化验，或者对外面联系一些事情，还有医疗组内的分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医务行政方面。在主席的医疗、抢救等业务工作上，他不起什么作用。”
　　
　　陶寿淇说：“当讨论主席病情时，都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发表意见。李志绥只坐在后边，不参加讨论，不发表意见。由专家们讨论决定治疗方案与下达医嘱。”
　　
　　王新德说：“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把这些话归纳起来看，在整个医疗组的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在医疗业务上，主要由各有关科的专家负责，李志绥不起什么作用。他分管的是医务行政工作。
　　
　　这同李志绥在书中所吹嘘的情况就有天壤之别了。
　　
　　2、毛病危时李的表现
　　
　　前面讲到在毛泽东病危需要抢救时，李志绥总是“向后缩”，使我们联想到一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抢救时，李志绥临阵逃脱一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吴旭君正观察毛的病情，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吴旭君叫他，也没有反应。
　　
　　吴意识到他发生了休克，便一只手给他做穴位指针按压，一只手紧按电铃，大声喊人。胡旭东、吴洁立即跑来，吴旭君按照他们的医嘱，同他们共同进行抢救，但一直没有见到李志绥。
　　
　　胡旭东回忆这一段事情的时候说：“我听见吴旭君在大声叫人，我立刻向主席屋里跑去。当我进到屋后，看见李志绥向屋里探探头，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发现主席心脏已停止跳动，赶紧做胸外心脏按压，吴旭君、俞雅菊（原为阜外医院心内科护士长，解放军三○五医院内科护士长及门诊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药物等急救，那时吴洁也在，但自始至终没有看见李志绥进来。经大力抢救，主席很快恢复了。”
　　
　　胡旭东还说：“事后听李志绥自己解释说，他当时跑去工字楼找尚德延去了。
　　
　　其实，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楼离毛的住地有一段距离，约四五百米，李志绥要找尚德延尽可以打电话，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亲自跑去找呢？这且不说，那末后来尚德延也来一同进行抢救了，可李志绥还是不来，是什么理由呢？”
　　
　　这次我们查阅了这一段期间毛的病历，当时医生的分析，是毛泽东原有的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由于严重缺氧所引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用了十七页的篇幅，来描绘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时间他如何“主持”对毛泽东重病的诊治（实际是吴洁和胡旭东主治），而对这次十分危重的抢救工作，只字不提。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这一次他临阵逃脱，对抢救情况实在是一无所知。
　　
　　顺带说一句，我们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了李志绥的儿子李大重的谈话，说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李志绥的名字列在陶寿淇之前，证明李是医疗组组长。我们查阅了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上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中有陶寿淇，但没有李志绥。这份报纸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说明，陶寿淇在毛泽东医疗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时的医疗保健工作中，李志绥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自我吹嘘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医生之前，“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受到“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赞誉”，“我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主任”，等等。
　　
　　这里提到中南海门诊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门诊部是为中南海内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工作人员做医疗服务的。它同专为中央领导人做保健医疗工作的中南海保健科（后改保健处）没有直接关系，是两码事。
　　
　　李志绥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过七年多，但没有当过主任，主任是郑学文。黄树则（从一九四三年起做过毛的保健医生，曾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卫生部副部长）证明说：“当时门诊部主任是郑学文。”郑学文说：“李志绥不是门诊部主任，那时我是主任，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副主任。”
　　
　　李志绥在书中说：“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名义，而且也不通。“监护”，作为法律用语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护。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属于这种“监护”范围。
　　
　　“监护”的另一含义，是指对病情危重的病人，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记录，有的还应用电子仪器--监护器，随时记录和显示病人的心电图、脉搏。呼吸、体温、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尿量及各种引流量，以便及时发现微小的病情变化，采取紧急治疗措施。从这个含义上讲，符合毛晚年几次病重抢救期间的情况。但是在毛病情危重期间，真正进行这种“监护”的是轮流值班的各科医疗专家，及经验丰富的特别护理组的人员，他（她）们是分秒不离地昼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在床旁。
　　
　　李志绥既不参加专家分组值班，也不参与医嘱的决定，更不参加任何医疗仪器的.作。当时负责临床诊治的专家们一致的印象是：在专家讨论诊治方案时，李坐在后面不发言；毛病危时，李甚至很少到床边去观察与检查，一切都靠其他专家医护人员；在紧急抢救时，李志绥不但不抢上前去，辱而向后缩。作为毛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这种表现，实在是使人感到吃惊！
　　
　　3、李志绥被毛摒退
　　
　　到后期，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不让他在一组工作。
　　
　　关于这一段，李的“回忆录”透露出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
　　
　　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从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其间有关毛的医疗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专家了解到的。
　　
　　关于上面李志绥说的那些事，我们访问了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汪说：“这是假的。他怎么能同叶剑英去谈？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
　　
　　这就完全明白了，李志绥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长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对毛的医疗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毛做眼科手术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他对我们说：“我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大约是二月份，在杭州与毛主席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那时李志绥不在杭州，汪东兴要我负责准备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关各科的整套手术室需用的器械设备。回北京后，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李志绥也没有参加。我于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住进中南海，约住了七八个月。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都不见李忐绥。”
　　
　　我们问唐由之：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手术前，毛说：元朝人萨都刺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末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您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说过这些话吗？
　　
　　唐说：“没有，毛主席没有说过这些话。李志绥没有在场。毛主席只是问过：‘你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主席说：‘准备音乐了吗？’后来由秘书找来弹词《满江红》录音带放的。做手术时，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门外等候，李志绥并不在。”
　　
　　李志绥真是会编“故事”。那段对话，又是他或那些参与者们发挥想像力所写出来的。
　　
　　我们又问：李志绥书上说，“从注射麻药到针拨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是这样吗？
　　
　　唐说：“不是。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手术。’”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术，在当时对毛的保健工作来说，不是件小事。但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李志绥不见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术的唐由之，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李志绥的影子。这就是自称每天都随侍在毛身边的、为时二十二年的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哩！李此时根本不在毛身边，却偏要装出他对毛的眼科手术情况十分了解的样子。于是又不得不靠编造了。既然是编造的，尽管有那么些中国通下手，也难免错误百出。
　　
　　从唐由之的谈话，我们又想到要弄清楚李志绥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离开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们向从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医疗组里的两位医护人员进行了访问。
　　
　　俞雅菊护士长说：“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长沙，毛主席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当时毛主席有皮肤瘙痒症，只有皮科医生在，我很着急，临时从湘雅医学院请了心脏科专家来值班。毛主席最后游了三次，那时李志绥肯定不在长沙。我到长沙，以后又跟随主席去杭州，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始终没见到李志绥。”
　　
　　这是第一见证人的证言。李志绥却在“回忆录”里编造说什么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由北京去杭州，这全是假话。
　　
　　胡旭东说：“一九七五年初去长沙时，主席对李志绥已不信任了。李志绥已走了，由我负责主席的保健。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什么‘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没那回事。从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一直不在主席处。
　　
　　我主持并组织眼科手术的准备工作等。眼科手术时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根据事实说明，李志绥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一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现在又可以说，在毛的最后年月里，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这一头一尾的两段时间里，李志绥的“回忆录”编造了许许多多的中伤、诽谤毛泽东的“故事情节”。
　　
　　再说一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平时保健工作，这个我们更清楚。平时他和毛很少照面。偶尔组织专家会诊，他不直接介入医疗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做医务行政工作。毛泽东平时的防病、护理、饮食营养管理、康复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护理人员、卫士组、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等协作完成的。
　　
　　李志绥明知毛泽东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但他怕和毛意见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议。比如徐涛做保健医生时，常常劝毛戒烟，少吃肥肉，减少安眠药量，多安排体力活动，调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检查身体等等。而李志绥强调“习惯难改”，“（主席）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安眠）药量，可以不改”。
　　
　　徐涛原来规定对毛食用胆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物，要适当限量和掌握，要毛少吃“红烧肉”、动物内脏一类的食物，毛最后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志绥改变了这个规定，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按：原来只是适当限食，从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为猪油”（以上都见于李志绥所写的毛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五九年，护士长吴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饮食营养热量计算，要改进膳食，尤其要减少油脂，并建议花生油与猪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专家会诊后，也认为原来油脂过多（见病历记录）。李志绥才不得不改变他的办法，再度限制食物中的油脂类，最后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可见并非“习惯难改”。
　　
　　吴旭君把毛的安眠药，根据需要作了调整，既保证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接受了，可见也不是“习惯难改”。所谓“习惯难改”，这是李志绥为迎合毛的老习惯不坚持保健医疗原则的一个托词。
　　
　　根据以上所述，对李志绥这个“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应当怎样看呢？
　　
　　我们想读者会有自己的评价的。

 

第四章 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
　　
　　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利用李志绥所谓“二十二年”保健医生的身份，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面造了许多谣言。
　　
　　就凭这一点，仅仅说李志绥没有医德是不够的，他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
　　
　　我们作为保健工作者，本不应该把保健对象的生理和健康状况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造谣，我们就不得不公开辟谣，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泽东的病历，以正视听。
　　
　　1、“性放纵”的污蔑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五五年检查了毛的前列腺，做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说当时李志绥还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没有为毛泽东检查前列腺的机会，就是别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做这种检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没有这方面的病状。我们仔细查阅了毛泽东的病历和会诊记录。泌尿科专家曾多次为毛检查身体和会诊，但从来没有哪一位专家给毛做过前列腺的检查，更没有做过前列腺按摩，病历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过了两天”，“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这些话一看就是瞎编的，谁也没有给毛查过前列腺，怎么会有检查结果出来呢？不但有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他没有生育能力”的结论，这不是荒唐吗？
　　
　　关于毛泽东有没有生育能力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单就李志绥讲述的“结论”得出的经过，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李志绥在书中说：“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从医学上来说，如果李志绥真的做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体，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只有对精液检查，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断才有价值。何况，李志绥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化验仪器，如何进行化验呢？
　　
　　我们曾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当年曾给毛泽东会诊过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请教。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他还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医疗组组长。他说：“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尔可能带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确定男性有无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据真正的精液检查，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体，不可能作出有无生育能力的结论。”他还说，他从未给毛泽东做过前列腺检查。我们查阅了毛泽东病历中的全部化验报告，没有见过一张关于“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这一类的化验报告单。
　　
　　对毛泽东进行稍有一点特殊性的检查，都要向上级报告，而李志绥最怕负责任，如果真有检查前列腺以及有无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我们特地向当时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的黄树则询问。黄说：“李志绥没向我报告过。”
　　
　　我们又问汪东兴。他说：“李志绥没有向我报告过，我没有听说做过这种检查。”
　　
　　李志绥没有做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做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做这种检查，那末，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
　　
　　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做医务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绝未患过什么滴虫病。
　　
　　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把积累了有几十年的、堆起来有几米高的毛泽东的病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志绥在内的毛的所有保健医生所开具的化验单，和包括李志绥及专家们所记载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查阅，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滴虫病的症状的记录。在数以千计的详细的化验报告中（也是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没有见到一张关于滴虫病检查的化验报告单。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读者指出，李志绥“回忆录”中文版凭空说毛患有滴虫病，英文版却不讲什么滴虫病，而诬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两种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虫病”（Trichomoniasis）只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与“性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这是常识。李志绥一伙在两个版本中玩弄这样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心虚，不敢在中国读者面前造毛泽东“患性病”的谣言！
　　
　　2、毛的生死观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按：指毛泽东）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
　　
　　这又是荒唐的编造。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
　　
　　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过：“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但是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却被歪曲成另外一副样子。毛晚年有两次病情危重：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回忆录”中编排了好长的一段毛李对话，其中毛问李：“你看我还有救吗？”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毛临终前十分钟，“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其中有张玉凤向李的“传话”：“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请读者注意，这两次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一九七二年那一次，吴旭君守护在毛的身边，没有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参加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现今绝大部分都还健在，他们谁也没有听见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来就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规律，对死无所畏惧。
　　
　　一九七六年在他病危的时候，多种严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仍像平时一样， 关心国事，酷爱读书。请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现摘抄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时零分     体温36.9℃， 脉搏103次/分， 呼吸21次/分， 血压170/80(mmHg) 。看文件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     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     看文件15'30"。
　　
　　一时二十九分   血压150/70 (mmHg)，T波倒置， S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     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   血压180/80 (mmHg)。看文件10'。
　　
　　二时零五分     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六分     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五时五十分     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十一时十五分   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 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   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 看文件21'。 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   ST段压低0.3mv。 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   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   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   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   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 血压160/65 (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   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 看文件30'。 （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根据上述记录，九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看了这个记录，谁能不为毛泽东的坚强毅力而感叹呢？谁还会相信李志绥的那套鬼话呢？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3、所谓“女友”问题
　　
　　“回忆录”编造了那么多假东西，其中还有一个所谓毛与什么“女友”的关系问题。有的竟说成是吴旭君告诉李志绥的。
　　
　　在这里，吴旭君郑重声明，李志绥从来没有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也从来没有回答过李志绥这样的问题。
　　
　　李志绥编造四人“大被同眠”，简直是下流无耻。毛泽东的不少生活习惯，人们都已熟知了。他睡觉只盖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只不过多两条少两条罢了，根本不用什么“大被”。他睡的床，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摞起的书，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半，历来如此，怎么可能睡上四个人呢？真是天方夜谭！李志绥居然编出这些奇闻，还对吴旭君进行栽赃，真是太卑鄙了！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同他接触和交谈比较多，对他的为人和生活是相当了解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一向十分尊重，对待女同志（当然对待男同志也是一样），不论老、中、青，他都很讲礼貌。他说过：“我历来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泽东很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与交往，无论男女都一样。他认为年轻人思想单纯，不世故，热情活跃，肯讲真话，通过他们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不关门、不插门、不上锁。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

 

第五章 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李志绥在毛泽东临终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李和他的同伙们，把这个事看得很重，在“序幕”里写了，还觉得不够，到书尾又大书特书。既然如此，我们也多花点力气来弄清这个问题。
　　
　　1、毛译东逝世场面的实况
　　
　　让我们先听听一直坚持在抢救第一线的医学专家们对当时情况是怎样说的。
　　
　　方圻说：“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刚从日内瓦回到北京，到家后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时我给毛主席读读唐诗，读过几次，后来就不读了。那时他讲话也不清楚，我也听不懂。他要什么东西，就用红铅笔在纸上写字，我们也看不懂。那是在老游泳池住地。
　　
　　“唐山地震后，七月二十九日就搬到二○二号楼。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写字条了。李志绥说的不是事实。
　　
　　“在九月八日，毛主席的血压就下降了，我们拼命给用升压药，又怕血管收缩过分，同时给血管扩张药，吸氧，由高日新教授做辅助呼吸。九月八日晚，血压仍在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那时已经不行了，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心电，已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了。那时只有我们进行抢救的一些人在毛主席的身旁，李志绥不在身旁。
　　
　　“到九月九日零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他不可能提什么问题了，也不可能让人去叫李志绥。”
　　
　　陶寿淇和姜泅长都说：“九月八日下午四时，毛主席已插着鼻咽管，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李志绥在‘回忆录，上说他拉着毛泽东的手，那是假的，根本没有，他胡说八道。”
　　
　　王新德说：“李志绥说得不对，九月八日晚大约在六七点钟，毛主席血压下降，陶桓乐教授决定给用升血压药，那时主席已不大知道事了。从这时到去世，其间有五六个小时，毛主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根本不可能找李志绥说话。李志绥说那时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没那回事）根本就没有！李志绥当时就没有在毛主席的床边，他怎么会拉着毛主席的手？最后毛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析宣布毛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汪东兴是九月八日代表中央值班的成员之一。他对医疗组进行的抢救，以及当时的整个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说：“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假的，九月八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直到去世也没醒过来。李志绥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动手。九月九日零点，毛主席怎么能叫李志绥到床前讲话，问还有没有救呢？”
　　
　　再让我们看一看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铁证。这是毛泽东临终前，在医疗组进行抢救过程中，由医疗组专家成员的总负责人陶寿淇所作的医疗抢救记录，现摘抄如下：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时五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跳停止。
　　
　　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析、吴洁、姜泅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现在，我们再看看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怎样描写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挠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回忆录”作者们的这段“深刻入微”（黎安友语）而且活灵活现的描写，是很能欺骗一些人的。要不是众多的（不是一个人）、最具权威的当事人的证言，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的病历记录出来作证，似乎历史就只能按照李志绥一类人的主观意志来剪裁了。
　　
　　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既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在毛的身旁。“回忆录”这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
　　
　　请想一想，九月八日晚上八点半毛泽东已经“四肢发凉，神志模糊”；八点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十一点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十一点四十四分，“瞳孔散大”。人都昏迷了，还能问“有没有救”？瞳孔都散大了，还会“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还会“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不知道李志绥凭哪里来的这种神奇的本事，能从毛泽东已经瞳孔散大的眼睛里，看到毛泽东露出的喜悦光彩？
　　
　　李志绥们造假，这一条是铁板钉钉了，任何抵赖也无济干事。
　　
　　“回忆录”在对毛逝世的全过程作了描写之后，紧接着一句话，就是：“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我们说，李志绥对毛泽东逝世全过程的整个描写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2、遗体保护过程
　　
　　我们还想谈谈“遗体保护组”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编造了许多假东西，应一并予以揭穿。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多人参加工作。”“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方法，便马上发觉行不通。”“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己采用的福尔马林灌注法。”这段描写也很“深刻入微”，但很遗憾，也是假的。
　　
　　为弄清真相，我们访问了三位重要当事人。一位是吴阶平，一位是黄树则，一位是徐静。
　　
　　吴阶平说：“毛主席逝世后，确定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谷牧副总理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开会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按：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三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
　　
　　“李志绥从未在遗体保护组参加过遗体保护技术工作，从未参加过国务院专门办公室的汇报讨论，也从未参加过遗体现场的值班。”
　　
　　黄树则说：“遗体保护组开始由刘湘屏（当时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后来谢富治出了问题，谷牧副总理说，刘湘屏不能负责了，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来主持。”
　　
　　徐静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教研室第一副主任、组织学讲师，后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她对我们说：“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开头由卫生部长主持，后来由黄树则领导，组织科研人员来完成的。李志绥参加了遗体保护组，但他并不懂得遗体保护技术。遗体保护任务的全部工作，从提出研究方案，到实施研究方案，到在毛主席遗体旁值班，李志绥一项也未参加。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毛的外形大变，‘将准备好的中山装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是量好尺寸，赶制了一套中山装给毛主席的遗体穿上的。”

 

第六章 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李志绥的“回忆录”写了不少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事。这当中，除了从这些年来别人发表的回忆录中抄了一些之外，他造了许多谣，既诽谤毛泽东，又刻意攻击中共其他领导人。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1、毛周之间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二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吴旭君对这件事十分清楚，她当时就在现场。李志绥所说的“接见红卫兵”、“北京市大地图”、“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跪在地图前”等等，全都与事实不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和汪东兴把一个重要的建筑工程图拿给毛泽东看，并不是检阅红卫兵的路线图，地点是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不是在大会堂一一八厅。因为那张图太大，大约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桌子上放不下，就打开摊在地毯上。屋子里光线不够亮，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三个人都蹲在地图边上看。吴旭君把大厅的电灯都打开了，但光线不集中，还是看不清楚。她立即跑去值班室拿来一个手电筒和一个放大镜。吴旭君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打开手电为他们照亮。谁也没有跪着看。“回忆录”中说：“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这全是按照毛泽东嗜好吸烟这一生活习惯编织出来的，但是他们编错了。
　　
　　毛泽东边看边听，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移动着看，因为太胖，蹲着看很吃力，就用另一只手撑在地图上。当时屋内加上吴旭君一共只有四个人，李志绥不在场。李说的那些话是对周恩来的侮辱，对毛泽东的中伤。
　　
　　我们问了当事人之一的汪东兴。他说：“当时给毛主席看的是一个工程图，不是路线图。由于那张图很大，桌子上摆不开，只好铺开在地毯上。起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排坐在沙发上，随后都蹲在地图边上看，总理边指着地图边介绍，主席边听边看地图，有时看不清还用放大镜来看。我当时在场，我们都蹲在地上看，没有人跪着。李志绥的目的是为了诋毁中国领导人，侮辱周总理。”
　　
　　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我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看到、所听到、所亲身经历的，与李志绥说的完全不同。周恩来尊重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也尊重和爱护周恩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常到中南海游泳池来开会，每次看见吴旭君几乎都要问：“主席身体好吗？睡觉怎么样，吃饭好吗？”等等。就是在“文革”时期，周恩来日夜连续工作，身体十分劳累时，仍然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病重，那一年第一次成立的医疗组，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的。他亲自到医疗组的住地，了解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以后，原来的重病经过治疗已大有好转。周恩来到游泳池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看见吴旭君，对她说：“吴旭君同志，毛主席这次重病治好了。你非常辛苦，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感谢。来！我们合个影留作纪念。”他就在游泳池的值班室单独和吴旭君照了相，也和其他人照了一张集体相。
　　
　　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为了避免过多过强的灯光、闪光灯等对毛泽东眼睛的刺激与损害，周恩来找了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了灯光与照明，既不影响摄影时光线的亮度，又避免对毛泽东眼睛的强烈刺激。他为毛泽东考虑安排得这样细致周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受感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向很尊重。周恩来要来谈话，毛泽东总是立刻同意。即使他正在卧床办公或读书（这是毛的习惯），他也要从卧室里出来，到大厅内见面和交谈。毛泽东有事要找周恩来，叫吴旭君去打电话，每次都要嘱咐她一句：“先问问总理是不是睡觉了，如果睡了，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说。”而周恩来有事打电话到毛泽东处时，每次总要先问：“吴旭君同志，主席今天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说：“请你报告主席，有这么一件事……”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王海容有这样一段回忆：“周总理和尼克松去上海进行会谈，签订《上海公报》，我也随同到了上海。尼克松离开上海以后，我接到护士长吴旭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这一次毛主席安排了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说明毛主席对周总理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长期的接触，感到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他历来反对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毛的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征。
　　
　　而在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其他几位参与者的笔下，毛泽东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周恩来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毛周关系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
　　
　　毛泽东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论中央的人际关系、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等。他绝不可能跟李志绥谈这类内容的活，凡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一点。
　　
　　2、撤消保健局与刘患病无关李志绥同“回忆录”的其他作者们，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挖空心思地编造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造了许多谣，诬陷毛泽东。我们想从保健工作这个方面谈一些重要情况。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一九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于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
　　
　　取消保健工作。”还说：“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标其实是刘少奇。”这统统是李志绥等人捏造的。
　　
　　撤销保健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同刘少奇患肺结核病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听听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说法吧。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说：“刘少奇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后来好了。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他出访印尼、缅甸、束埔寨、越南四国，因过于劳累，肺结核病复发。七八月间去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到一九年就好了。”
　　
　　刘振德还顺带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毛主席游泳，见到王光美同志，问她：‘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好了没有？’王光美说：‘还没有好。’主席说：‘开完会休息休息吧。，庐山会议后，少奇同志就去海南岛疗养，病情大为好转。”
　　
　　顾英奇（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说：“卫生部撤销了保健局，但设立了直属医疗处，成立了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又称中南海保健组，这个改变并没有影响对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李志绥书上说其他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都撤销了，只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未撤，这根本不是事实。其实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保健医生都有，只不过改换为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
　　
　　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取消保健局，主要是着眼于医疗工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看来，这是涉及中国医疗工作的一个根本方针问题。
　　
　　吴旭君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她：“我的医疗关系归哪里管呢？”
　　
　　吴说：“你的公费医疗关系归北京医院。”
　　
　　毛又说：“听说李敏、李钠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就不对啦，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们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我们的理解，毛泽东那时是强调不要搞特殊化。他有几次不高兴地提到过应把北京医院改名为“老爷医院”。还说过“保健工作不要学苏联那一套”，“北京医院应该向群众开放”。
　　
　　汪东兴说：“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曾发表过多次谈话，他的精神是对医疗卫生工作不断改进，使它面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绝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李志绥的这些话是造谣。毛主席对人从来不是那样。对有病的同志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关心和同情的。”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撤销保健局同刘少奇的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一个是在一九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三年，而且一九年刘少奇的病已经好了。李志绥生拉硬扯地把它们搅在一起。有了知情人的证言，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第七章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从“回忆录”上看，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过程中，李志绥好像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先是“等在大厅”迎候尼克松。见了尼克松，跟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随后陪着尼克松去见毛泽东。会见结束，毛又问李志绥谈得如何，并向李讲了一大段对尼克松的看法。
　　
　　这又是一段编造得太离奇的“故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稍有常识的读者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对这次会见的一些情况，吴旭君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刚一睡醒，就叫吴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
　　
　　吴前后打过五次电话，总机都迅速接通。最后了解到总统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告诉她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吴打电话给周恩来时， 周正在路上。到了钓鱼台国宾 馆后，周一得知毛要立刻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等吴旭君打完电话，毛就要起床。那时，他因病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
　　
　　起床后，吴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诉张玉凤，因为会见时由她负责搀扶毛。又跑去告诉周福明（毛的卫士），去给毛刮胡子、理发，把会见大厅（也就是毛的书房）和茶水准备好。吴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卫李连庆，叫他通知汪东兴、张耀祠、徐业夫（秘书）和门卫，又通知了管理员吴连登（他做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多年，毛病重时，他对饮食、生活物品供应等都十分尽心）准备点食物，因担心毛在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吴又跑去医疗组，告诉他们毛要立刻会见尼克松，请专家们待命。
　　
　　吴赶回毛的卧室，把他扶到会见大厅让他坐好，再到医疗组所在的地方，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时看见李志绥也在那里。李一直没有去游泳池门口，尼克松和周恩来到底几点几分才能来到游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忆录”却说：“尼克松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会见与李志绥毫不相关。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尼克松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领他到毛的书房。”
　　
　　我们又问了当时在场的汪东兴。他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照李志绥的说法，好像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没有那回事。尼克松来到主席住地门前，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周总理让我也在门口，负责安全警卫，李连庆（毛的住地警卫）站在另一边。尼克松车子过来时，周总理指示让尼克松的警卫陪同人员不要来。我立即通知我们的警卫，让尼克松的警卫人员等在怀仁堂休息。李志绥当时不在。尼克松来到时，是周总理陪同尼克松进入毛主席书房的。礼宾司有韩叙、王海容，翻译是唐闻生。我在大门口，连我都没有进书房，李志绥怎么能陪尼克松进去呢？去他的吧！”
　　
　　我们还访问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都是在场的第一见证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有关基辛格秘密来访和尼克松正式访华的许多事情，周恩来都是直接交给她办理的。当时毛泽东会见外宾，她一般都在场。她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门口迎接尼克松总统，并陪同他进入毛主席的书房。
　　
　　礼宾司由韩叙（礼宾司司长）和我陪同会见，还有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我协助唐闻生的工作，为会谈作记录。汪东兴同志在门口负责指挥安全警卫工作。李志绥不在场，谈不上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
　　
　　唐闻生回忆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我担任英文翻译。尼克松一行到达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在大门口迎候。周恩来总理陪尼克松进入大门，经过走廊和值班室，再进入毛主席会见外宾的大厅。我和王海容随同进入。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扶他站起来迎客。我当时看见吴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门口，但是没有看到李志绥。”
　　
　　毛泽东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外交部礼宾司有一整套接待规格。按外交礼节，只有周恩来总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去迎接对方国家元首，这是基本常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进行外事活动，体质很弱。宦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作为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此时此刻也只能在医疗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忆录”的描写，他却置本身职责于不顾，而去做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的、不应当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到大门口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回忆录”这是胡诌了一些什么呀！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书房和内走廊只以筛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
　　
　　这只能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其实，游泳池同会见大厅之间有一个五六米宽的内走廊，一侧不但有筛幔相隔，筛慢后还有厚墙和关闭的房门，另一侧还有一道高大结实的金属框玻璃墙。关上玻璃墙上的门以后，李志绥在游泳池的这一边，根本不可能听到大厅内的声音。李志绥就是想去偷听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有严格的警卫和外事保密纪律。
　　
　　王海容说：“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除规定在场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听。当时只有吴旭君为了了解毛的身体情况，曾经隔着会谈大厅的大门从缝隙去观察过四次，看毛的神情、体态、语音等，以防有意外变化，在房里根本没有看到过李志绥的影子。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送走尼克松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么样。
　　
　　我说，脉跳得很好。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松的谈话了吗？，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下面紧接着的还有李编造的毛的讲话，共三行，这里从略。
　　
　　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客人要走的时候，吴旭君在场。为了避开摄影摄像镜头（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纪律，除非因工作无法躲开，一般都要想尽办法远离镜头），她站在旁边。由张玉凤搀扶毛泽东送走客人，然后她和张玉凤一起把毛送回座位，把会见厅里用不着的灯光都关了，让他休息。
　　
　　这次会见，从下午两点四十分开始，原定十五分钟，后来毛决定延长到一小时零五分。会谈结束时已经是将近四点钟了。毛确已十分劳累，吴、张让他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然后请他上床休息。在这段时间，一直到上床以后，他绝对地需要安静与休息。
　　
　　“回忆录”的作者们，为了抬高李志绥的身价，强化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性，凭空捏造出会见后毛、李的一大段对话。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是合情理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当时李志绥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吴旭君和张玉凤一直在旁照顾着毛。毛会见外宾后，从来不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去询问谈得怎么样，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
　　
　　所谓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那段“评论”，就同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一样，统统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不是会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文章就要写完了，但我们总觉得言犹未尽。对李志绥“回忆录”所制造的谣言，应当戳穿和批驳的实在大多太多了，真是驳不胜驳。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
　　
　　李志绥这个人，我们过去同他相处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对他的了解，也不能说很浅。他的缺点和毛病大家也是知道的。
　　
　　李志绥做毛的保健医生也有十几年，尽管他不是真正在第一线直接值班，虽然他不常和毛泽东见面，但多年来他是处于听班待命状态，做了一定的保健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跑到国外，就堕落到这个份上，确切他说，是他的彻底自我暴露。他伙同几个外国人，搞出这么一部“回忆录”来，专门造谣，作假，诽谤人，诬陷人，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能叫回忆录吗？不能。有什么价值吗？没有。
　　
　　当然，那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宝贝”，把它用来打人。但是，一旦这本书的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人，是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造就出来的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民族英雄。他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来自人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我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看到的毛泽东是廉洁奉公，敏而好学，生活俭朴，贴近人民。他的精神、思想、学识、智慧、骨气、品德，为世人所称道。
　　
　　当然，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的这些根本方面和本质特点，是见不到的。
　　
　　他们刻意向世人宣扬的，是用谣言编织起来的攻击和诽谤毛泽东的种种荒诞无稽的故事。
　　
　　若要问我们对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怎样评价？我们只有三个字：“不可信！”
　　
　　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事实和引用的证词都是有根据的，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