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志绥其人
李志绥心里很明白：如果他不竭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把自己说成是和毛泽东有着特殊亲密关系的人，他的话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他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的力气。归结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第二，他教毛泽东读英文，见面和闲谈的机会很多。毛睡不着觉时就找他谈话，他因此成了“毛的清客”。
第三，他深得毛的信任，毛要他读《参考资料》，做政治研究，给毛写报告，毛甚至要他当自己的秘书。
这就是李志绥用夸张和虚构来欺骗读者的三块招牌。这三块招牌归结起来，就是他在“序幕”中带有总结性的那段话：“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李志绥讲这些话的时候， 难道他不心虚吗？但他一定 要装出理直气壮似地这样讲，才能使一些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的读者以为这部“回忆录”里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
事实上，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处于这种地位。即使是最受信任的秘书和警卫，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
我同李志绥相处近十年，他的底细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将根据自己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的种种事实，对李志绥的真实情况和他同毛泽东的实际关系，作出负责任的说明。
（一）李志绥何时开始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他在毛的身边工作到底是多少年？
1、事情开始就是骗局
李志绥在“自序”中说，他是一九五四年被任命为毛的保健医生的。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则又自称做“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以后的事。
事情一开始就是编造的。
李志绥历次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党员登记表》现在都完整地保存着。
关于他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时间，在他本人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和干部任免报告表中，有的写为“一九五七年七月”，有的写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们就按六月计算。这个时间，同我和当时在毛身边工作的徐涛（他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也可以说是李志绥的前任）等人的记忆，是相吻合的。我还问了汪东兴，他记忆的时间跟我们也是一致的。
这就证明，李志绥作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正式担任保健医生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而不是他在“回忆录”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四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说的一九五四年，时间相差两年多或三年多。一九五六年他曾被临时找去为毛泽东看过病，但不是毛的专职保健医生。这些都有完整地保存着的毛泽东病历档案可以说明。
李志绥把他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这不是记忆的误差。也不是任期时间的些许夸张，而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的。
因为“回忆录”中许多重要情节和毛对李的大量“个别谈话”，正是写在这段时间里：先是李同毛一谈即合，成了“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从而做了“毛的清客”；随后，又随毛登天安门城楼，去北戴河海滨，到外地出巡；在取得毛的信任之后，毛还要李当他的秘书，“除了读读《参考资料》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说起来真可笑：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这三年多时间里，李志绥根本还没有做毛的保健医生，还没有到毛的身边，“回忆录”里居然编造出那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而且描写得那样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回忆录”作者们（李志绥这本“回忆录”是由多人参与写作的，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专门说到）精心埋下的重要伏笔。这样，他们就可以任意编造一些毛只对李一人“彻夜长谈”的“内心的话”。
2、虚张声势之笔
李志绥把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便于对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做文章。
坦率地说，读这本“回忆录”，我处处感觉到一种浓烈的政治意图，是借“回忆录”的形式来发表政论。在全书中，一个核心论点是把中共八大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矛盾的起点。李志绥说，他跟随毛泽东到了八大开会的地方，听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并且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
关于八大本身的问题我放在下面再谈，这里先说一点，就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开会时，李志绥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谈不上跟随毛去参加那次会议。当时，我是毛的秘书，毛要我去听大会的报告和发言，我自始至终就没有看见过李志绥。
我也向当时还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徐涛和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核实过，他们也都说，李志绥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陪同毛出席会议并在后台旁听。
我还问过毛的机要秘书高智，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李志绥跟毛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会议。他没有资格参加，根本不可能。”
“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游三江（珠江、湘江、长江）的情况，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真以为他是紧随毛身边的经历者。其实，他除了随心所欲地编造以外，还有些是抄自别人回忆的东西，甚至连别人搞错了的东西也照抄过来。
所谓负责勘察水情的警卫中队队长韩庆余因阻止毛泽东游长江被撤职，就是一个例子。那是抄自李银桥回忆错了的地方。
当年毛的副卫士长、现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当时的警卫中队队长韩庆余是一直陪同毛游三江的两位主要警卫人员。最近孙勇向我详细他讲了当时的情景。
他说：“当时我没有看到李志绥。说韩庆余被撤职，不是事实。老韩不但没有被撤职，而且后来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护毛主席游泳。老韩不久还提升为大队长，后来又提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副师级）。毛主席发火归发火，但心里明白大家是对他的安全负责，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谈不上撤谁的职。”
我想，举这些事实已经够了。这本被称为“回忆录”的书，从李志绥什么时候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开始，就是编造的。
我再说一遍：李志绥开始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五四年。而一九五七年以后，李志绥还有几次下放。到医院工作等，离开毛的身边。所谓“跟随在毛的身边为时二十二年”，无非是他用来抬高自己身价的虚张声势之笔。
（二）李志绥是否负责教毛泽东学英文？他有机会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吗？
1、谁教毛泽东学英文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很少生病，他也不愿意让医生看病，这在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徐涛和护士长吴旭君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里都有记载。毛有什么必要常把李志绥叫到他那里去呢？但这样一来，李志绥这本书就没法写下去了，更说不上达到出版者所要求的提供“全球第一手资料”了。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教毛泽东英文的头衔。
他在“回忆录”里着意地向读者提示道：“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帮助毛泽东读英文的到底是谁？是我，而不是他。这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
我是一九五四年秋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他的秘书的。
我作为秘书第一次和毛面谈，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他对我说：你当前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和重要动向，筛选文件，随时向我汇报。
毛交给我另一项工作就是教他学英文。他还对我说：“你教我学英语好吗？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噗！”说罢就放声大笑起来。
毛第一次见我就要读英文，问我是否带着英文读物。我因为事先有准备，便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人民中国》，选了一篇时事短评，读了起来。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帮他学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我离开中南海。
我从李志绥的“回忆录”里看到，一九五五年夏李志绥就教起了毛泽东学英文。我真想不到这位在书中还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竟会干起了冒名顶替的把戏。
他那时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毛泽东还不认识他，怎会让他教英文呢？
因为是撤谎，一说到具体情况，自然就漏洞百出。
李志绥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左右，他在北戴河教毛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他还说：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我们每天晚上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
不论是他说到的一九五五年还是一九五六年，一直是我在教毛读英文，这是毛身边全体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的；李志绥这时绝对没有教过毛读英文，这也是毛身边全体工作人员可以证明的。这么多人都在，他居然能编出这样荒唐的谎话来，实在叫人吃惊。
再翻翻我的日记：一九五五年，毛是在八月七日才动身去北戴河的，李志绥怎么可能在六月中旬左右就在北戴河教起毛泽东学英文呢？
毛每年去北戴河的时间一般是在八月，这是海水温度最适合游泳的时候，个别年份也有七月去的，但六月份去北戴河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称为“二十二年来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的李志绥，连毛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习惯都不清楚！
说教毛学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无其事。毛那时只是读些英文新闻稿、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连英文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还没有读。
因为当时毛的英文程度读这些书还有困难，
怎么会一下子就能读起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了？这本书的文字要比《矛盾论》艰深许多。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毛才开始读《矛盾论》的英文版。
在毛读过的英文版《矛盾论》目录的背页上，毛亲笔写了三行字：“一九五六、五、十初读”；“一九五九、十、三十一重读”；“一九六一、十、九”。在最后一页他又写了一行字：
“Ended at June 18，1956”。在《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 毛亲笔写了：“Begin at June18，1956”。在最后一页亲笔写了“Ended at 1956.11.19”。
这就是说，毛读《矛盾论》英文版，第一遍是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结束。六月十八日当天紧接着读起《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十一月十九日结束。
凡是毛读过的英文版书籍，如《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等，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作过注解。这些书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但在中央档案馆恰恰没有李所说毛读过的英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书。
李志绥说，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我们每天晚上都读英文”。但他始终说不出在读什么，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毛当时正在读什么书。说他每天晚上都陪毛读英文，这本来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倒可以把实际情况说清楚：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毛在北京就开始同我读《共产党宣言》，先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边读边议论。序言中谈到：“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说，是随时随地依现存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毛说：“可惜教条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的议论很多，过去我已经写过文章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北京到北戴河后，继续同我读这本书。李志绥对这些当然都一无所知。
2、“彻夜长谈”的真相
毛读英文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白天，在晚上学习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根据我十多年的经验都是如此。在北戴河，有很多时候，是毛游泳前后在海滨浴场的休息室里读的。
李志绥为什么连毛读英文的时间都要胡编？这不难明白，因为如果不把他所说的帮助毛读英文的时间放在晚上，他的所谓“彻夜长谈”不就没有着落了吗？所谓毛对他个人所说的许多政治议论，不也就一概没有着落了吗？
根据我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体验，毛对身边工作人员是非常照顾和体贴的。
毛极少在夜间找我，即使夜里有事要找我，要是过了十点多钟，他总是要卫士先看一下我的房间的灯熄了没有（我同毛的住所是前后院，相隔很近），如果我己睡下，就不要叫我，除非有急事。
在毛写给我的信中，有好几封谈到读英文的事。这几封毛的亲笔信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现将其中几封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我的信中说：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
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我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你找December 8，1959，Vo1．2，No。49《北京周报》看一下，看Battling with Nature这一篇文章，将一切我不认识的字查明注出。
我准备学习一下。
一九六○年九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在同年十月五日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要读这一卷的英译本：
林克同志：
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后，毛泽东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 遍。
李志绥大吹大擂，说是他教毛泽东学英文，可是他讲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当然更拿不出任何一件像这样确凿的证明来。
据护士长吴旭君说，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农村调查期间，李志绥曾偶尔陪毛读过几次英文，但同毛读英文的主要是吴旭君。
事实上，李志绥根本没有担任过教毛泽东学英文的任务。至于他借此编出的所谓毛常常同他“彻夜长谈”，我可以断言，这从来就没有过。
（三）李志绥是否深得毛的信任，毛甚至提出要他当自己的秘书？
1、“全能”的角色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毛泽东身边的“全能”的角色。
用这种办法，使一些人真以为他的那本书有着很大的“权威性”。
他时而是一个医术高明、观察精细的保健医生，时而又是精通外文的毛的英文教员；时而是一个预知一切、洞悉一切（特别是关于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近观者，时而又是涉世不深、头脑简单可以作为闲聊对象的“清客”。
他深得毛的信任，而又心怀贰志，颇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样子。毛对他不但可以谈党内重大的人事安排，谈自己对党内高层领导人的看法，让他出席许多重要会议，而且派他去见外国贵宾。
在毛病逝之前，他又成了一位“全能”的“医疗组长”，指挥全国第一流的各科医疗专家进行抢救，而又能穿梭斡旋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之间，处变不惊，游刃有余。甚至连逮捕江青这样的大事，汪东兴都要求教于他。
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太离奇了。
就我所知，在毛身边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位身兼数项要职、“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的工作人员。至于李志绥，他当时不仅很少有机会见到毛，而且还害怕见到毛。用毛的护士长吴旭君的话说，“他躲还躲不及，他接近不了主席”。
他每次都是先到卫士那里了解毛这一段时期的身体情况，如果没有异常情况，总是转身就走，从不主动到毛的住处去。即使毛生了病，他也总是叫护士长吴旭君陪着他去。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包括我、高智、吴旭君、孙勇、封耀松等等在内，都可以作证。
高智还告诉我：“我们很少见到李志绥，他很少到一组（由毛身边工作人员组成）来，隔几天才来一次。就是来了，也从不主动到主席那里去。我每天好几次给主席送文件，从来没有见到他同主席坐下来谈过话。我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到门诊部去看病，有时他来，向他要些药吃。李志绥这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从来不随便说话。外出赶上陪主席散步，他也是离得远远的。”
卫士封耀松说：“李志绥见到毛主席就紧张。”
就是这样一个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却能厚着脸皮造出这样的谎言：毛曾经考虑要他当秘书，汪东兴也劝他答应下来，但他没有同意。“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资料》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为了这些事，我去问了汪东兴。汪说：“根本没有这些事，更谈不上劝他接受了。毛主席从没有要他教英文，当秘书，他也从没有向我谈过。如果毛主席对他有这些要求的话，他必须向我报告，我一定会知道。”汪东兴还说：“我看了李志绥的那本书，里头充满了假话。”
至于《参考资料》，在一组，当时能够订阅的人，只有汪东兴、叶子龙和我。
毛从来没有交给李志绥一个读《参考资料》的任务。他连一份《参考资料》都没有，怎么个读法？如果说李志绥偶尔也能看到《参考资料》的话，那是他到我那里走动时，顺手翻看一下而已。
从书里的叙述中也无意中透露出，李志绥连《参考资料》是什么性质的资料都不清楚。他在“回忆录”里说：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道和评论，毛读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参考资料》刊登的都是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西方通讯社播发的各种电讯稿，以及国外政界要人的讲演、时评、政论文章等等，从不刊登国内报刊的消息，更不要说是什么“批判右派的报道和评论”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一直是这样。
2、弄巧成拙
李志绥还根据早已公开的秘密，故弄玄虚，给人造成他曾经与闻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和重大决策的假象，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本人政治生活的无知。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毛从来不跟他们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谈中央的人事安排和人事变动。这是一条原则。对此，毛是非常严格格守的。
我同毛泽东的接触比李志绥要多得多，保守他说，也有几十倍，况且我还是他的秘书，但毛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谈过这一类的事。
李志绥说，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毛事先给他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处理这类问题的严格规矩。李志绥和参加写这本“回忆录”的那些人由于是抄袭和编造的，而又不了解真实情况，弄出了许多错误。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一，搞错了机构的名称，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第二，搞错了机构的组成情况。李志绥说，毛给他看的名单上，“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最初名单上，顾问只有康生一人；没有设第一副组长；副组长（连同江青）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就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时，始终是如此。陶铸兼任顾问，江青得到“第一副组长”的头衔，都是这年八月间才有的事。
第三，搞错了名单的酝酿过程。李志绥说，“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名单里最初根本没有陶铸，何来毛告诉李志绥说是他加上的这一番话？而且，这个名单也不是林彪提出的。
李志绥还说，他看过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并称江青“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李志绥这又是想显示他与闻机密的身份和他公布这封信的神秘色彩，结果却再一次露出了编造的破绽。
其实，这封信里面有批评林彪的内容，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在党内任何一个范围内“印发流传”。毛泽东写成此信后，只给那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李志绥说“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他又编错了，实际上康生当时没有看过）。后经毛同意将原信销毁，销毁前江青留下了一份抄件。
至于中央决定将这封信印发向全党传达，那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以后的事，自然李志绥也会听到或看到的。
原信销毁时留下的那份抄件，毛泽东曾经作过校阅，并且作了一些修改。如果李志绥果真在当时早就将原信“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倒是一件重要的文献稿本了。但只要核对一下，就会发现：他在“回忆录”中全文发表的这封信，同林彪倒台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按照毛泽东修改过的抄件向全党传达的那封信，一字不差，完全一样。
这个文件，国内很多很多人都看到过，如今更广泛地见诸国内多种公开出版物，没有什么稀奇。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连这样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虚，干出骗人的勾当，这也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3、两个李志缓
因为李志绥这本“回忆录”伪造自己的经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造假中又经常露出马脚，这就在书中出现了两个李志绥。一个是无时不在、无所不知的“李志绥”，“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似乎什么事情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另一个则是保健医生李志绥，对政治上的事情了解不多，自称“在糊糊涂涂之中渡过”，“完全与世隔绝”，“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少见到毛”。
这是李志绥“回忆录”里无论如何也消弭不了的一个极大的矛盾。尽管“回忆录” 经过许多“高手”的指点，又有经验丰富的石文安（AnneF， Thurston）女士的“监督”
（supervision），做了大量的手脚和掩盖，但总没有处理干净，后一个李志绥还是若隐若现地出没于书中。
李志绥就是一名医生，他在一组的职务就是为毛泽东做保健工作。我作为毛的秘书，在十多年中，看过的机密电报、文件、内部资料，不下十几万件，李志绥根本看不到这些材料。我参加的中央各种会议总有二三十次，而李志绥连参加一次这种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李与毛接触的机会和时间很少，他能了解什么机密？他能听到多少毛泽东的谈话？
李志绥吹嘘自己“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这些又以何为证呢？李志绥所能提供的东西少得可怜，很引起一些人兴趣的就是几张他与毛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一些是作伪的），其他什么也拿不出来。
据我所知，凡是毛的身边工作人员，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汪东兴、叶子龙不说了，就说高智、徐业夫、罗光禄和我个人，都有毛泽东写给我们的亲笔信或便条，我就有几十件。唯独李志绥这位据说是最受毛信任的、经常与毛“彻夜长谈”的。同毛相处时间要数天下第二的人，却连一件毛写给他的信或便条都拿不出来。
这难道不奇怪吗？
李志绥本人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硬把李志绥往政治上扯，通过李的口说了许多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能力十分不相称的他自己懂也不懂的事情，还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了种种分析、概括和判断，不但十分荒唐，而且搞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显得十分可笑。
下面，我们再看看，“回忆录”究竟在重大历史事实上编造了一些什么谎言。
第二章 谎言与事实
李志绥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
有着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更是画龙点睛地写道：
“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这些话尽管根本不符合事实，倒是把他们所以要出版并且用那么大力气来宣传这本书的真实意图说明白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李志绥和毛泽东的接触十分有限，也并不了解多少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状况，要他把这些“深刻入微”地写出来，除了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拼凑起来以外，就只有靠任意编造了。
这自然谈不上是什么“真实的毛画像”。对书中涉及的事实，如果一一加以驳正，实在是说不胜说。我只能就其中的若干重大间题，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参考现在保存着的文献记载，说明一些事实真相。
（一）关于中共八大
李志绥这部“回忆录”的中心内容，是以中共八大为起点、“文化大革命”为终结，来刻意描述被它称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
中共八大前后毛与刘、邓等人的所谓严重分歧和矛盾，是这部“回忆录”全部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点。
1、是“权力斗争”吗？
为了让读者了解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胡编乱造的，我不得不占用一些篇幅把书中的有关部分抄录如下：
“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 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 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
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这些话简直都是天方夜谭。
召开八大事先不同毛泽东打招呼，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毛泽东没有参加，事先连稿子都不给他看。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共产党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全是胡说。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居然会事先不知道，还要别人向他打招呼；大会的政治报告居然会不让他参加讨论，连过目都不让他过目。自称与闻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密的李志绥，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大堆违反常识的话呢？
就在“回忆录”的第一七一页上又明明这样写着：一九五六年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两处截然相反的说法，竟然都是通过同一个李志绥的口说出来的，叫读者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我的日记中记着，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达北戴河不久，八月份毛泽东不但认真看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初稿，还看了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初稿。
事实上，确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毛泽东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宣布的。从大会的筹备（主要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到大会的召开，都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在档案中记载得很清楚：从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到九月八日，毛泽东分别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以及少数起草人的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前后共达十九次之多。其中，除少数几次是毛泽东同几位起草人的谈话以外，刘少奇参加了全部会议，邓小平只有一两次会议没有参加。
直到八大开幕前几天--九月六日至八日，毛泽东还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最后一次谈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部分的修改。
从八月上旬直到九月十四日（八大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导并亲自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上。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等人交换意见十分频繁，仅毛发出的有关信函就有二十四件，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刘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给刘的信中写道：“此件（指政治报告槁‘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林克）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政治报告临近定稿时，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又写信给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见书前图片专辑）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虽然没有对刘的政治报告那样多，但同样是认真审阅，并亲笔修改。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给邓的信中说：“此件（指邓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稿。--林克）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在第二十三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许多句于太长，不好读。我在第三十二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九月十三日，毛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谈到刘、邓和周恩来的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这三个报告就是在毛的主持下，由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
李志绥的书中所谓毛说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云云，究竟是像黎安友所说的“真实”而“深刻入微”，还是纯粹造谣？用不着我说，读者大概都可以自己作出结论。
请读者注意，凡是关键问题、要害间题，“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让毛泽东出来说话，而且往往又只是对李志绥一个人说的。反正毛已作古，死无对证，他们认为可以根据某种需要，想要毛说什么话就让他说什么活。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给自己戴上一个教毛学英文的头衔，说他可以经常同毛“彻夜长谈”，无非就是为编造种种离奇古怪的政治谎言作铺垫的。
2、毛泽东不支持八大路线吗？
至于李志绥所说“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上面介绍的情况就已可说明这全是瞎说。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再补充说几句。
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议题，正是毛泽东确定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林克）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政治报告里，有一段经过毛推敲斟酌而引人注目的文字，是这样写的：“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
八大强调集体领导，提出防止个人崇拜，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在八大举行前五个多月，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特意加写了几段批评个人崇拜和维护集体领导的文字，例如：“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
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讲集体领导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写的。
毛泽东是不是从中共八大开始，对刘、邓越来越不满？不。恰恰相反，正是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增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推举邓小平任总书记。七届七中全会上有一段毛、邓的话，可以清楚他说明毛当时对邓小平的看法。
邓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回过头来，再看看李志绥书里所讲“‘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等等，真不知道他在胡说些什么。
“回忆录”还说，“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事实上，那时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正是毛泽东自己。
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毛在审阅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把“毛泽东思想”统统改掉，或者删去，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专门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在审阅这个通知时，还亲笔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这个通知下发的时间，离开正式宣布召开八大只有三个月，离八大正式召开也只有一年零九个月。
至于设立党中央名誉主席的建议， 也是毛泽东提出来 的。毛的出发点是为党和国家的安全着想。对这些问题，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不知底里，妄加评说，硬归结到了一个他们十分喜爱用的概念，叫做中共“权力斗争说”。举一可以反三。他们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许多严重错误的结论，根据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李志绥还说，他陪同毛出席了八大会议，“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政治歧异。”
李志绥甚至借我向他介绍情况之口，说毛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这倒真使我“非常惊骇”。我人还在，他居然就能这样造谣，真不知该说他什么好了！
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总是很难把话说圆，稍不小心，就会露出漏洞来。李志绥这本书的中文版第四五六页上有一句十分醒目的话：“我这时（指一九六六年八月，着重点是我加的。--林克）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不知怎的，李志绥大概是忘记了他前面说过的话，原来他发现毛在八大对刘、邓“大为震怒”或者“深为不满”，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而不是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开幕之日。这类自相矛盾的纰漏，在编造谎言的人那里总是会要不断出现的。
3、毛何以对警卫工作不满？
李志绥还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同八大拉扯到一起，给它们涂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塞进所谓“中共权力斗争”的私货。“回忆录”中的所谓毛对警卫工作恼怒，大发脾气，就是一例。
“回忆录”中说：“但毛平息怒气（指所谓八大时毛对刘、邓的不满。--林克）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一九五六年，八大开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毛不能明说他真蓝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事都要向刘少奇报告。”“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
关于这件事，我也问了孙勇。他是这样说的：
“八大那个时候，是我们党及中央领导人之间最团结、最融洽的时候。中央发生分歧是‘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批评警卫工作与八大毫无关系。对警卫工作，不仅主席有意见，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也有意见，不满意。主要是感到警卫森严，限制大多，与群众隔离，脱离了群众，有时惹得他们生气。他们有意见也不是从一九五六年才开始的。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就有意见了。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在正式开会之前，大家对警卫工作提出批评，我记得有总理。陈云同志。
我从延安时期，就为中央首长做警卫工作。那时首长经常接触群众，在转战陕北时还住在老百姓家里，同群众没有隔膜。进城以后，情况变了，社会情况复杂了。我们警卫工作很紧张，限制是多了一点，因为怕出事，目的是要确保首长的安全。这样，首长就觉得不自由了，与群众隔离了，脱离群众了。主席就曾多次批评警卫工作脱离群众。中央首长对警卫工作有意见，甚至不满，主要就是这个。李志绥说，毛生气的真正原因，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把‘毛的起居一切’都报告了刘少奇、党中央，这完全是瞎扯，是绝对没有的事。李志绥根本不知道情况，在那里胡说。”
“回忆录”中关于中共八大的种种谎言，单凭李志绥那点本事，是编不出来那么多的。“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这是点睛之笔。这句话我很熟悉，这正是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像黎安友这样的人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和说明中共以后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次不过是又刻意地借着李志绥这本书搬用过来，仿佛又找到了这个当时并不在场的所谓“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作证”罢了。
（二）关于毛泽东发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动机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对八大决议极为震怒，便借机发动整风，鼓励民主人士提意见，“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又“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李的结论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末‘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
事实是这样的吗？
1、毛泽东因何要整风？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为什么要整风呢、是要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发生以后，刘少奇感到执政党脱离工农群众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的话，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他认为，这次整风就是要解决部分党员在党执政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后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使这次整风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活动非常繁忙。三月间，他出巡外地，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讲话，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动员整风。
四月七日，他回到北京，又同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研究讨论整风问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气氛是和谐融洽的，意见和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几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整风问题。
毛、刘等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是真诚的。一方面是由于有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想由此造成一种生动活泼、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治空气。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摘要刊登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揭露出不少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毛看后，特地批给刘、周、陈、邓、彭传阅，并且写了这样两段话：“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这时已是五月中旬，毛仍然把报纸上反映的各种意见，包括对共产党提出的尖锐批评意见，看作是“值得过细一看”的，丝毫没有提到敌我问题。
这一时期，毛泽东是真心真意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谈不上什么“引蛇出洞”的问题。他认为，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整掉脱离群众的作风以后，威信会更高。
2、从整风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和五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两个座谈会总的气氛是好的，提出了许多尖锐但又是善意的批评。有极少数人借机发难，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两个座谈会期间，毛多次听汇报。这极少数人的言论，引起他的警觉，感到事情并不是完全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五月中旬，毛在听取汇报中得知，极少数人在会上提出要“轮流坐庄”，还要搞“海德公园”。他当即表示：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他决定把会上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忧虑的。他关心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个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
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什么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抑”。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李志绥作为一个医生，讲到病人的病情，他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要了，更不用说一个正派人应有的道德了。
毛派我和胡乔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向他汇报，连续了好几天。
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在这篇文章里，毛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五月十六日，毛就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一、发动全党整风，是毛，刘、周、朱、陈、邓等人的一致意见，是中共八大之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措施，决非像李志绥所说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产物。整风的目的，是要解决执政的共产党脱离群众的问题，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以便调动党内党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是八大路线的精神。李志绥说什么整风是由于毛对八大路线的“震怒”而引发的政治斗争，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知扯到哪儿去了！
二、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权力斗争”。
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毛认为出现了右派分子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定情况下提出的。即便如此，毛从主观上仍是力图将少数右派分子同真心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广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决非像李志绥所说是将矛头对准整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四、反右派斗争以后，毛从理论上重新考虑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夸大了阶级斗争，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改变了八大路线，改变了直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他还一再强调的“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个观点，成为后来毛的一系列政治失误乃至犯严重错误的理论根源。
3、是“政治圈套”吗？
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使得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伤害了党内党外一大批好人，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这是毛泽东的错误。
但是，这场斗争的出现及其不幸的结局，都超出了毛泽东预先的估计和部署。
李志绥把这些情况都说成是毛在事先有计划、有步骤搞的一个“政治圈套”，甚至追究到所谓中共八大开始出现的毛与刘、邓的“矛盾”，甚至说毛预先就说出会有几十万右派。这就完全违反了事实。
“回忆录”中引述了毛在七月初对李关于反右派问题的一大段谈话。不明真相的读者很可能认为真有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些全是假的。作为李志绥听到毛讲这段话的主要根据，就是他所说的一九五七年七月这次南行的行程，而这是胡编的。
“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来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说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毛在杭州作了一次讲话，几天后便乘专列到了南京。从南京乘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的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然后到青岛。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外出，是七月一日从北京乘飞机当天直达杭州的（上午五时五十五分起飞，九时半到杭州），而不是乘专列。档案记载和我的日记是一致的。可见，李志绥说“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这次毛根本没有到济南（他是七月十二日由南京乘飞机直接到青岛的，当天上午六时半起飞，八时半抵青岛），怎么会在济南“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呢？怎么会同他们说什么反击右派的问题呢？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这又是李志绥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说的谎话，不客气他讲，李志绥和毛接触的机会是无法同我相比的。--林克）。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政治评估”，因为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再说，那时李志绥不过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保健医生，我怎么能同他谈这类问题呢？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常常用这种手法：把他想要说的话，强加在别人的头上，特别是借同毛接近的人的嘴说出来，有时甚至还有对话，让读者看起来，仿佛是有根有据、真实可信的。对我是如此，对别人自然也会如此，至于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请读者务必注意。
（三）关于一九五七年米高扬秘密来华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据李志绥“回忆”，他和米高扬还讨论了一阵子原子弹问题。
随后，李志绥将他与米高扬的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蔽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了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李在编造了这一番对话后，笔锋一转，道出了他真正要说的话：“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这一切，全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1、来华使命
米高扬这次秘密来华，唯一的使命，就是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情况，根本没有同毛泽东谈原子弹问题，更谈不到什么“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记载：这次会谈，从五日晚七时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半（中间吃饭时间四十分钟）。主要由米高扬通报情况，毛、周等偶尔插话和提问。毛泽东也向米高扬简单提了一下中国的反右派问题，还谈到他第二次访苏的日期问题。
毛泽东在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之后，当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并让翻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读给米高扬听。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李志绥根本不在场，也不可能在场，他对谈话内容毫无所知。
至于李志绥讲，毛泽东要他去见米高扬，真是编造得绝顶地荒唐离奇。米高扬来，毛泽东竟会派他的一个刚刚到任的保健医生去谈原子弹这样极端机密而敏感的问题，这本来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相信的，但我还是去查证了一下。
关于这件事情，最了解情况的是当时负责俄文翻译并全程陪同米高扬的阎明复。
我问了阎明复。
他说：“米高扬七月五日到杭州后，就说他腰痛。当晚，他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会谈，会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接着就去休息了。他离开后，我给叶子龙讲了米高扬说他腰痛的事。叶子龙说，让李大夫带人去看看（请读者注意，不是毛泽东，而是叶子龙叫李志绥去米高扬那里。--林克）。那天中午十二点多钟，米高扬才起床，李志绥带了一位名叫孙振衰的年轻大夫来给他针灸。由于一点多钟飞机就要起飞，李志绥和孙大夫前后只呆了十几二十分钟就离开了。其间，李志绥除了问了问米高扬的病情以外，根本没有谈别的事。我一直在场。我是翻译，李志绥不懂俄文，不通过我他怎么与米高扬交谈呢？”
我告诉阎明复：“李志绥的书里说，他与米高扬谈了原子弹问题。”
阎说：“这是胡说八道！”
李志绥还讲到，毛泽东说苏联想控制中国，不让研制原子弹。这也是捏造。当时，苏联政府正准备同中国签订帮助中国利用原子能的协议，还要派专家来。
2、“一反对，二不怕”
好了，李志绥造假造得太离谱了。那些假东西，他以为写得越是具体细致，越是绘声绘色，越容易使读者相信。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类假东西，一经戳穿，他就越要触霉头。相信过他的话的读者，就会有一种受到欺骗、受到侮辱的感觉，看到那个在他们面前有声有色他讲“故事”的人其实是一个人格卑劣的骗子，这种人的话还能够相信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黎安友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对李志绥的一段评价的话：“李志绥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直率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
黎安友这些话，其实不过是在替这本书做广告，把它“包装”得更诱人一些。
这倒反映出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正是说出了黎安友之流想说的话。
但人们一旦了解了事实，自然会问：李志绥真的是“坦荡”和“直率”吗？难道在黎安友看来，经过“西方训练”出来的、具有“外国气质和西方仪表”的人，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说，李志绥编造谎言，欺骗世人，是没有道德和良知的表现，那么，他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则说明他连做人的起码准则都丢掉了。
他说：“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谁都知道，毛泽东对战争（包括核战争）的态度，历来是：一反对，二不怕。
首先是反对，这是前提。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由他和周恩来奠定并一贯坚持的。其次是不怕。人家要打（包括核战争），怕有什么用？你越怕，人家可能越要打你；你不怕，有准备，反而他不敢来。这就是毛的辩证法。
正是本着争取和平、避免战争的基本态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访问莫斯科时说：“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着重号是我加的。--林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对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的态度。相反，这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有时说过一些极而言之的话，这决不意味着他不在乎死多少人，而是说即使死了那么多人，只要正义的力量存在，战争的胜利就一定属于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人民。
至于说，“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更是无稽之谈。大家都知道，对于内部审干肃反，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一贯坚持。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都不杀，后来他们还分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李志绥之流，用这种恶毒的语言对毛进行人身攻击，天理难容！
（四）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两件事1、毛彭“冲突”
一是所谓彭德怀拒绝与毛泽东谈话。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似乎他就在现场。其实，李志绥作为一名保健医生，虽然跟着上了山，却根本参加不了会议。当时他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写了不少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材料，有关方面也公布了一些档案。李志绥的“回忆录”利用了这些材料，由于他们真假不辨，连有些不实的材料也照抄过来。书中关于彭德怀拒绝同毛谈话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志绥称：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不谈了。’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李志绥的这段“回忆”，是抄别人的，只是改了一些字。经核实，这段回忆并不准确。这次会后，彭德怀确实同毛泽东匆匆谈了几句话，但是没有顶嘴，更没有拒绝同毛谈话。我倒是参加了庐山会议的。散会后，我正走在毛泽东后边，那时周围的人很多，”我只听见他们简单交谈了几句话，并没有见他们之间发生争吵。
据《彭德怀传》说：彭德怀“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记载，主要是根据彭德怀当年写的庐山笔记。其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 是否有参考价值， 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三十余年患难相处，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着重号是我加的。--林克）
李锐也是这次彭毛碰面的目击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据高智前不久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主席要我听听大会，我一进会场，看到一位同志正在大声批判彭德怀，讲到长征期间的一些事。我听了一会就离开会场，回来报告了主席。大概过了两三天，彭总打电话说要见主席。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啊，请他来。这天上午，彭总来到主席的住处，我带他进去。一见面，彭总还向主席问好。起初，我还有些担心，在门口坐了五六分钟，一直听不到房间里高声说话，就放心地走开了。这是开始批判彭总不。几天发生的事。”
这些材料都说明，彭德怀尽管对毛的讲话有意见，但是并没有拒绝同毛谈话。至于李志绥所说七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谈话，当面顶了起来，更是道听途说的事。
2、毛贺会面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同贺子珍见面的情况。
毛泽东在庐山接贺子珍上山会面，确有其事，这些年已公开发表了一些材料。
李志绥借此大事渲染，像写小说一样，编织了许多故事，作了细腻的描写。不仅有毛贺之间的对话，而且贺子珍什么时候“眼睛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什么时候“神情越加激动”，什么时候“脸色出现淡红色”，等等，都有详细记述，仿佛他就在旁边一样，而且还知道毛贺会见前伪通信内容。更有甚者，李还捏造了贺子珍走后，毛和他之间的一段对话。李志绥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是不是还知道人世间有“羞耻”二字？
其实这次会面，毛泽东当时为了避免引起麻烦，除值班卫士封耀松外，避开了所有的身边工作人员，李志绥就夏不用说了。我也是在事后很久才听说此事的。
既是造假，肯定就要出错。
首先一个大错，就是把毛贺见面的时间搞错了。李在“回忆录”中称：“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事实上，这次会面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不是在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
这本号称提供“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回忆录”，却连这样最起码的事实都弄错了，原因在于当时李志绥根本不知道这次会见，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要冒充自己在现场，胡编乱造一气。
据水静（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在“回忆录”第二○○页上，李志绥张冠李戴，把她说成是当时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夫人”。--林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杨尚奎要她接贺子珍上庐山。七月八日下午三时，水静和贺子珍准时从南昌出发，到达庐山枯岭，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八号房住下。
第二天晚上九时左右，毛泽东在庐山一八○号院住处同贺子珍见了面。当时在毛住处守候的，只有值班卫士封耀松和陪同贺子珍前来的水静。毛与贺谈话时，他们两人就离开了，等候在楼下值班室。
毛同贺单独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由封耀松扶贺子珍出来，又叫水静进去。毛泽东告诉她，贺于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李志绥想当然他说是江西公安厅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的。--林克）。还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他还要水静把贺子珍从他那里拿走的三小瓶安眠药设法要回来。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相会，我还特地通过通信方式向封耀松进行了解。他写来一个材料，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时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一八○号院。
主席到庐山后，情绪很好，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他对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同志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在七月五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我算了一下，报告主席：“七号，九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七月九日晚，约九点多，一辆轿车停在一八○号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主席：“水秘书她们来了。”主席说：“好的。”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香烟在桌边，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
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回到卫士值班室，水静同志讲：“小封，他们还在谈吗？”“是啊！”
我讲。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讲：“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我与水静断续谈着。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于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于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并讲：“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主席并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同志通了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这时快一点钟了。我为主席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关于贺子珍同志上庐山一事，只有我与水静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这样那样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
一九九五·八·八
这就是毛泽东同贺子珍会面的经过。连引见人和值班卫士都没有听到毛贺的谈话，李志绥却有本事在“回忆录”里绘声绘色地写了毛贺对话和他们各自的神情。
你说怪也不怪？
（五）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会议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李志绥“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话：“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1、经济困雄时期的毛泽东
九中全会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主要议题是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坚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就是毛的意思。
从一九六○年冬天起毛就下决心解决农业问题，一九六一年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农业问题，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好转，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
所谓“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又不知从何谈起？
李志绥其实根本不了解政治情况，他的书又偏要把重点放在大谈政治问题上，这也许是出于某些方面对他的要求。强不知以为知，这就使他常常陷于漏洞百出的狼狈境地。
九中全会是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召开的。毛面对这个困难局面，为解决农业问题，转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处境，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九中全会、广州会议、北京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党团结一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用了三年时间，到一九年国民经济就实现了根本好转。“回忆录”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事实却连一个字也不提，而造谣说什么“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
李志绥还说，毛对“横行”的浮肿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视”，“十分残酷无情”。他把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这件事，讥讽为“毛的牺牲对大饥荒毫无助益”。甚至说：“尽管如此，毛主席这个姿态仍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在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一九六○年冬，毛泽东的心情确是十分沉重的，对出现浮肿病、饿死人等情况十分不安。我经常同他接触，深深地感觉得到，他在困难时期不吃肉，表现出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精神。
对于“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错误，从一九六○年开始，毛泽东多次作过自我批评。
一九六○年十一月，他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其中讲到“今年以来，在一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指浮肿病及非正常死亡现象。--林克），情况是严重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报告还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亲自为中央起草了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他在批示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在全党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很快见效，农业生产比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随之逐步改善，饿死人和得浮肿病的状况很快改变并扭转。
李志绥说毛对“横行”的浮肿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视”，“十分残酷无情”。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话，无非还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我从它背后，仿佛闻到了充满敌意的火药味！
在困难时期，我常看见毛泽东心情沉重，寡言少语，独自在那里沉思。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夜里，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个人吃饭。毛的神情严肃，对我们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这类事实大多了。李志绥对这些却只字不提，而刻意渲染什么“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形腐败”。试想，如果真像李志绥说的那样，中国能够只用三年时间就克服了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吗？
2、不存在的党内分歧
关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 李的 “回 忆录” 是这样写的：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目了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会上讲的。”“刘少奇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于支持包产到户的方法。”“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听李志绥的口气，他是参加了广州会议的，而且听了邓小平关于“自猫黑猫”的发言，还很有把握地称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其实，李志绥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这一段话又是李志绥及其同伴胡诌出来的，搞得牛头不对马嘴。
广州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包产到户（或称“责任田制”），甚至连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个问题都没有讨论， 主要是制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是为了克服农村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顺带说一下，李志绥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说成是《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广州会议是干什么的。
至于邓小平的那句“名言”，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中说的。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讲的话，李志绥怎么会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就听到了呢？李志绥不说亲自“听到”还好一点，那样还可以给自己留一点辩解的余地，如果有人指出来，可以推说是听别人说的。他却偏要摆出一副会议参加者的样子，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对中共内情十分了解，干脆写上个“第一次听到”，这一下子坏了，马脚全都露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回忆录”的作者们，不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什么人，谁也没有在广州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或称“包产到户”）。
刘少奇、邓小平等提出同意搞包产到户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一年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例如，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回到湖南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时，还制止了有的社员向他提出搞包产到户的要求（这是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带着调查组到这里调查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说明这些事实，不是说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制不对，主要是为了揭穿李志绥所谓“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至于什么“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实。
但李志绥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骇人听闻的话来：“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五年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很可能把李的这番刻画细致、有情有景的生动描写信以为真。噢！原来“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毛早在五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就“深思熟虑”地决定了。但是，只要看一看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类谎言就不揭自破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下放河南回来后不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毛身边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到江西省贵溪县蹲点、调查和参加劳动的。九月初，省委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南昌。回到南昌，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才告诉我，毛要我立即上庐山。
我见到毛，他说，会议很忙，有许多文件要看。他让我帮助他筛选文件。我看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和会议简报，每天选送给他。由于会议文件多，工业问题较农业问题复杂，所以毛集中精力研读文件。在我送文件和同他的交谈中，从未发现毛对会议有什么不满的情绪或表示。李志绥既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也没有看过一份文件，怎么能断言中央领导人有严重分歧呢？
我比较熟悉毛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李志绥编造的那种昏话，决不可能出自毛之口。李还伪造了许多话强加于毛：什么“高帽论”、“争宠论”、“我就要用英美派”。“英美派万岁”等等。我在毛身边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听到毛讲过这类观点，也从没有听到过他用这种口气谈话。
李志绥的“回忆录”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任意编造他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个别谈话”，特别是他同已去世的人的“个别谈话”，而且往往还要带上一句：对方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谈。李以为这样一来，“死无对证”，又是独家新闻，就可以以假乱真。可惜他疏忽了，有的人虽然去世了，但不少的见证人还在，大量的会议记录仍在，并不是由他怎么说，便可以把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的。
（六）所谓毛泽东批评陈云的批语
1、“毛批”疑案
李志绥说：“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后，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治安危，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件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后被拿来用作批斗陈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李还说，一九年，徐业夫“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份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后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么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
李志绥在这里编造了一个直接牵涉到我的故事，伪造历史，欺骗读者。
第一，毛泽东有没有这样一个“批语”？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即根据陈云讲话精神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这个报告起草后，周恩来曾经将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形势的估计）送毛看过。在五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针。
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为讨论这个报告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说：“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会后，周在五月十九日将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通知稿送毛。
五月二十四日，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退总理。照办。”可见，毛泽东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是赞同的，不是像李志绥说的那样对陈云极为不满。所谓毛的“批语”，完全是李志绥凭空捏造的。至于毛对陈云等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不满意，是一九六二年巡视外地以后的事，那是他的看法后来起了变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也没有写过这种批语。
第二，造田家英和我的谣言。李说，林克在田的授意下，把“毛批”给压下了。
本来，连“毛批”都没有，何来“压下”？从李的记述来看，好像他连我是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大清楚，给我安上一个“做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的头衔。在“文革”以前，先后给毛泽东做机要秘书的，只有叶子龙、罗光禄、高智和徐业夫，我从没有做过机要秘书。就从收发文件来说，中央有关人事间题的文件、档案，从来都是领导人亲自密封后，再由机要秘书传递，决不会不经密封就交秘书传递的，更不可能由秘书随便看并且把它压下。这是起码的常识。李志绥把自己描写成参与机密的核心人物，其实他不过是个医生，连保密文件如何处理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再说，这是财经小组的报告，批件应该送财经小组，不应该送中央书记处。
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毛批”，而且要我交给中央书记处，我有这样的胆子，敢压这样的文件吗？而且一压两年之久，毛泽东居然不闻不问，中央财经小组也没有人催间一句，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吗？
我确实也接触或保存过一些机密文件。这类文件，我们都是锁在办公桌或保险柜里。如果有这样重要的文件，竟敢压在褥子下面，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据李志绥说，我压文件的事，后来是徐业夫报告了汪东兴和毛泽东。徐业夫已经死了。汪东兴还健在，他否认有这件事。再说，如果真有私压毛泽东批示这样的大事，我还能不受批评处分吗？可我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批评处分。
2、我被外调的实情
至于说“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那更是信口开河。
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毛的指示，我到了河北新城县参加“四清”工作，半年后又回到中南海。我调出中南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总之，李志绥越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深知中共高层内情、处于重要位置的角色，就越是在事实面前栽跟头。事实上，他又根本不处在这样的位置，不知道多少内情，就只好在那些参与者的帮助下，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结果漏洞百出，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那些绘声绘色的描写，还是可以起一些欺骗作用的。但是，欺骗作用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七）关于逮捕江青
1、谁参与逮捕江青？
李志绥的“回忆录”在其“序幕”和结尾两次讲到逮捕江青的事。
“序幕”里说：“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
结尾说：
医疗组向政治局汇报毛发生心肌梗塞和抢救情况的会议结束以后，“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了他。他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汪说：‘主席死了，就不好弄了。’我说：‘那可不见得。’汪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夭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还说：“汪东兴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李志绥扯了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弥天大谎。像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机密，行动前只能有极少几个人知道，怎么会事先向一位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保健医生征求意见？又有什么必要向他通报情况？
我又问了汪东兴。汪东兴断然他说：“李志绥在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时（指一九七六年七月。--林克）还提不到抓江青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在两个月前就告诉他？”“中央最后粉碎‘四人帮’的计划，那是绝密的东西，怎么能告诉他？粉碎‘四人帮’跟李志绥毫无关系。李志绥所说的逮捕‘四人帮’的情况也不对。”
事实上，确定逮捕“四人帮”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参与决策并指挥这场行动的只有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等极少数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连负责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等人都是在行动之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
2、自抬身价
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还编造了一个谎言：“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指华国锋。--林克）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手写的纸条给我看。 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华国锋当时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有什么必要给一个保健医生看这些纸条？真正的见证人汪东兴回忆说：“事实是这样的。毛主席会见外宾，华国锋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后稍事休息，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写了三个条子。谈话后，华国锋出来，走到大厅，把条子摆在桌子上给我看，告诉我毛主席写条子的经过和同外宾谈话的内容。当时只有华国锋和我两个人。”
这就是事实真相。李志绥编造出这么多连毛泽东身边的秘书都不能与闻的事，他扯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要是真相信了黎安友之流的话， 把这本书当作“真实”的“最深刻入微”的“著作”，那就非大上其当不可。
通观这本所谓“回忆录”，李志绥千方百计弄虚作假，给人们造成一个突出的印象是：
毛进行的一些重大活动：开会，同人谈话，会见外宾等等，都有李志绥在场、陪伴，李并且经常同毛单独谈话。李志绥还可以同许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等单独对话，谈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
李志绥的目的是，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为可以直接接触党中央核心的一个人物，这样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 肆 意地编造毛的“谈话”、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欺骗读者。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这些都是假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就是凡是涉及中**内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除了他引用的已经公开的材料以外，只要是透露所谓“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地方，就必定出错。这还不值得深思吗？我为他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感到可怜、可叹、可悲和可耻！他的谎言构成为历史的笑柄。
李志绥“回忆录”中对事实的伪造，实在是举不胜举，驳不胜驳。要一一揭露，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及。我也不想在一些琐碎问题上过多浪费我的笔墨。但是，只就以上所举的这些事情的辨析，我想，读者就可以了解李志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这本“回忆录”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了。
第三章 李志绥其书
我读了李志绥的“回忆录”的英、中两个文本的正文及前言后语，得到两点认识。
（一）精心制作的政治宣传品
1、无视事实真相
这是一本采取个人回忆录的形式、适应西方某些敌视中共的人们需要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宣传品。无怪乎“美国之音”等西方舆论工具，要一齐出马，大肆宣传这本书。
“回忆录”作者们利用李志绥的身份和李志绥伪造的三块招牌，欺骗读者，制造谣言，捏造事实，诽谤毛泽东，诋毁共产党，对毛进行人身攻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毛泽东这样一位根本改变了中国面貌，甚至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被李志绥、黎安友等人描述成为一个“残忍的、虚伪的、玩弄权术的、生活糜烂的、独裁的封建君主”。
他们这些人很不愿意，似乎也不敢面对以下这些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虽然还没有完全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历史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华民族终于昂首挺胸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经过曲折，但毕竟以旧中国不可想像的速度向前发展，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有的还处于世界前列。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敢于同任何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霸权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准也不敢再来任意欺侮我们这个民族了；在他的晚年，又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根本地改变了， 什么“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帽子统统被甩掉了。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是接受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又批判地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第一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这一切，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的基本方面和主流方面。而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是根本找不到的。李志绥及其同伙们对这些都有意视而不见，统统抹掉。
2、目的在于反共
正是这么一本书，被黎安友吹捧为“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这正好反映了黎安友这类少数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仇视甚至是恐惧的阴暗心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犯过错误，包括反右扩大化，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这些错误，有的当毛在世时，已由他本人领导作过某些纠正；其他错误，已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并郑重地作出深刻的历史总结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防范这类错误使不再发生。
而“回忆录”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地加以夸张、歪曲，而且无中生有地进行捏造，在毛的生活、性格、待人接物方面，更制造了大量的十分恶毒的谣言，使用不堪入目的下流语言，将污水泼在毛泽东的身上。这本书死劲地“印证”西方某些人所需要的“中共权力斗争说”。
李志绥等人觉得，只要有了李的做过毛泽东保健医生这个身份和那三块招牌，造毛泽东的谣，是很方便的，而且就会有人相信。所以，我想提醒一下读者，凡是书中写的“毛在会议后跟我说”、“毛有天跟我说”、“后来毛告诉我”、“毛私下和我说”，以及毛与李的单独对话（我再重复一遍，李志绥没有同毛长谈的可能性），等等，一定要特别警惕！不管他们怎样吹嘘这本书是“全球第一手资料”，实际上这些东西一钱不值。
整部“回忆录”是一个为反毛反共的目的服务的政治宣传品。如果依据李志绥的瞎说胡诌，来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定会失去客观性、科学性，走上与历史事实相悻的歧途，而且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二）集体创作的“回忆录”成书过程
我在前面就说过，单凭我所熟知的李志绥那点能力和经历，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回忆录”英文版的“鸣谢”名单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回忆录”的英译者戴鸿超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第六十六卷第四期上发表《英译〈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回忆》一文，对成书经过略有透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英文版的“鸣谢”名单里可以看出，程度不同地参与这本书的竟有二十六人之多。
名列榜首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AndrewJ．Nathan）。“鸣谢”里说黎安友“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戴鸿超则说黎安友被聘为该书的顾问。这位教授又是“回忆录”前言的作者。这个前言可以说是整部“回忆录”的一个概括，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说出一些李志绥不便说的话。也可以说，这本“回忆录”就是按照这篇前言所透露的意图写出来的。
其次是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女士。“鸣谢”里说她的贡献是“使这本书更加适合非中文读者的口味” ，并且负责“监督” （supervision）许亚民（Yamin Xu）的工作，将李志绥的回忆同其他人写到的有关回忆毛的内容相比照。
关于这位女士怎样插手“回忆录”的工作，戴氏透露了如下情况：当笔者（指戴氏。--林克）的译稿交到蓝登书屋总编辑兼副总经理（JasonEpstein）手中以后，“他认为李医生写作态度太过客观，只是记事，不表示意见”。
“编者有这样的理想，便需大动干戈，编修文稿，要李医生提供三类新资料：（一）李的身世及经历，（二）李对毛的看法及评语，（三）原文稿衍生的各项问题。李医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已签约在先，同意出版书局有权增删资料，只好勉为其难。一九九一年春天，由黎安友教授推荐，李医生出资聘请一位修习中国文史的石文安女士作为助理编辑。一方面与李连续面谈，搜集上述三类资料；一方面协助编修工作。”
“哪晓得这位助编一晃之下，花去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任务。”“据笔者的看法，她的编修工作，非常成功，把原本是一部历史性文稿变成了一本兼具文学气质的作品。可是这期间，她与李医生之间，或多或少发生不同意见。”
再次是戴鸿超。他的任务是把李志绥的“回忆录”初稿译成英文，供黎安友和石文安等人“大动干戈”地进行“编修”，“定为标准版”。
再其次是许亚民。此人是李志绥进行中文写作时的助手。“鸣谢”中说，许亚民的工作同中文原始稿及英文稿本都有密切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建设性工作”。但他的工作要在石文安女士的“监督”下进行。
除了上述四位重要人物，据李志绥说，还有美国一些学者在英文书稿的不同阶段，读过并且评论过这本书。李志绥在谈到这些学者读过并且评论过的“英文书槁”时，用了另一个词“the English draft”，而且说明是“在其不同阶段”。也就是说， 在“中文原始稿”（the originaIChinese text）和“英文稿本”（manuscript）之外，英文本“回忆录”正式出版以前，还有过一系列不断修改增补的“英文草稿”。李志绥说：“他们的意见和鼓励，是极其有价值的。”
此外， 还有蓝登书屋的人员参与此书出版。 还有罗伯特·巴尔内特（RobertBarnett）作为李志绥的“版权代理人”。据李志绥称，此人给他以强有力的支持，鼓励他“渡过了困难的日子”。夏元瑜允许李志绥使用他的一张中南海示意图。还有田北辰（TianBeichen）将李的“部分日记”从北京带到美国。
这样，通过李志绥在“呜谢”中提供的名单，我们终于发现了这本“回忆录”的参与者和策划者了，也知道这本书在写出“原著”之后，如何经过多人之手、又“花去两三年的时间”才“编修”完成的过程了。他们以为掌握了李志绥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又“已签约在先”，“有权增删资料”，就可以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将广泛收集来的各种资料按照他们的需要拼凑起来，改头换面，通过李志绥的口，向不了解真相的读者捏造出一个被完全歪曲和丑化了的毛泽东，从而达到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丑化中国共产党，根本动摇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的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罪恶的目的，李志绥和黎安友都直言不讳。李志绥在全书“终曲”中声称：“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这就是李志绥跟他的外国同伙们惯用的语言，说出了他们共同（或称集体）炮制这本“回忆录”的意图所在。
（三）蚍蜉撼树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以至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已成为历史事实，谁也抹杀不了。
只要是不存偏见、持严肃公允态度的学者和研究者，都不会采取李志绥、黎安友一类人的态度。我有几位研究毛的外国朋友，他们就是这样。
施拉姆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比如，他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号《中国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在二十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过毛泽东。他说：毛随着年龄的增长，迷恋所享有的特权和环绕他的光环。虽然我是第一个指出毛的这种思想，但目前流行的对毛的看法，即毛只不过是又一个皇帝，则又走得太远了，因为他有意识的思想结构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
施拉姆还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等目标是普遍受到共产党内外拥护的。大跃进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却导致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苦难，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摧毁官僚主义，建立一个人类的新集体，却将社会弄得分崩离析。这两件事都使中国倒退，或走进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权时期，经济增长率很高，技术发展很快（如制造出热核武器），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考虑，毛的形象还是正面的。如果说，对毛的评价是正确的，那末，毛的统治时期应当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我同施拉姆教授虽然在一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他的看法我也并不是全都同意。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评价毛泽东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严肃的。
李志绥是一个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的人，也是一个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的人。他为了诽谤毛泽东，污蔑共产党，讨好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赚取一笔可观的美金收入，可以凭空编造大量谣言和故事，使用超出寻常的恶毒的语言，昧着良心，咒骂、诽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同李志绥相处的近十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对毛表面表示忠诚，向江青百般讨好、阿谈奉承的李志绥，他那张面孔，至今还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当我读到他的“回忆录”时，真是大吃一惊，完全不是当年的李志绥了，是同当年的李志绥的面孔截然相反的另一副面孔，是一个丧尽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丧尽了中国人的良知的李志绥。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李志绥。
李的“回忆录”中有一句诬蔑毛泽东的话：“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妆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存在。”我看，用这一句话来说李志绥自己，再恰当不过了。
李志绥们想用一本书，把一代伟人、中华民族的英雄毛泽东打倒搞臭，那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妄想！历史的发展必定作出这样的判决：毛泽东终究是一个历史巨人，而李志绥们必将同他们的“回忆录”一起，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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