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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是个老先生，是个历史学家，上海复旦人，曾经是“四人帮”成员姚文元的笔杆子。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出自此公之笔。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在上海曾经提出武装暴动，说“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当然，后果是获刑14年，于1988年提前释放，之后，回到复旦。
我们知道著名的党内右派李锐曾经写过《庐山会议实录》对庐山会议从他自己亲自参加并受批判的角度谈庐山会议。
这里我转载一篇朱永嘉老先生写的点评庐山会议的文章。其角度和观点与李锐老先生的完全不同。朱是历史学家，功底深厚，引经据典，而李则是革命家，二者文笔不同，观点迥异。供读者比较。
另外，还附录了一篇马立诚先生对朱永嘉老先生这一篇点评的点评。这样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不同的人，历史背景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尤其可以看看这位左派历史学家朱永嘉为什么会为毛辩护，又是如何为毛辩护的。
我想，这对了解时下那些怀念文革，怀念老毛，甚至怀念“四人帮”的所谓“左倾狂潮”能有一些帮助。
为了更好的了解朱永嘉这个人，我同样附录了一篇右派学者朱学勤谈朱永嘉这个人，供读者参考。
朱永嘉是历史人物，也是历史学家，朱学勤也是学历史的。我向来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因而对历史学家也比较尊敬。虽然不怎么认同其观点，但还是非常仔细的品味他的文字。文中引用了古代劝谏的一些经验之谈，我也曾经发文分享过。
文中指出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给毛建言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以及时间点上的种种不当之处。这些我是比较认同的。特别是，彭是军人出身，可能不擅长察颜观色。
然而，彭和张这样的所谓错误，或者说不当，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的性质是不同的，二者是不可比的。而且，彭张这样的错误或者不当，完全不能用来替毛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开脱。
而且我认为，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与其后来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这与毛的人格缺陷以及恶劣人品有关。要不然也解释不了事后毛对彭和张等人所做的迫害了。
话又说回来，在本文我完全没有怪罪朱永嘉老先生的意思。他为他所做过的事情坐过牢，受过苦，他说这些话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背景。
原文：《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 朱永嘉
庐山会议离开现在已有五十年了，当年上庐山亲历其事还健在的人实在不多。李锐是亲历其事之一，他留下了当时在山上参加会议的原始记录，并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使后人得以窥见会议的过程及其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受批评和处分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这件事本身已事过境迁。它已成为党史上的历史事件。从事件本身讲当然是一个悲剧，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如此。但从何以会发生这个悲剧的原因，那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凡事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为后人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到现在再去追求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五一劳动节三天节假日，我休息在家，闲中读书，便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我只是想从这个事件的所以然上做一点个人的思考。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开庐山会议并非是为了整彭德怀他们，而是为了继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后纠正左倾方面的错误，继续处理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方面的遗留问题，形成一个这次会议的《议定纪录》，以便于做好今后的工作。毛提出希望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也是为解决实际工作中左倾方面的错误，从五九年七月一日毛上庐山，到七月十日，在庐山上召开的是神仙会议，放开大家的思想，讨论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团结。没有任何要整人的迹象。七月十日，毛在庐山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毛有长篇讲话，彭德怀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毛这个讲话对会议上讨论的许多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讲到形势问题时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至于党内，他讲到“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实际上反映了毛对党内越来越多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满了，故他不准备把会议开得太长，打算十五日就结束会议。在这个背景下，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以便结束这次会议，李锐也是参加起草的人员之一。彭德怀的信是十四日送给毛主席的，彭自己讲写信的原因是小组会上经验教训探讨得不够，而且十五日便要结束会议，情绪上有点急躁，故写了这封信。这表明双方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党内团结要建立在对形势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所以会议便不能结束，这样才有了后半段的庐山会议。
从彭德怀写信这件事本身讲，是正常的，从言者与听者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从听者角度讲如何善于倾听与自己不同却又合理的意见。对双方讲都有一个修养的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应为对方设想一下。对于听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见，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去宥》，宥通尤与囿，去尤是去除对自己的蒙蔽。文章说：“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听话者已有成见，那么听人言时已有好恶，“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之所恶。”由于有成见的局限，那么听话时，在主观上便有好恶。毛那时听话时对形势的判断已有定见，对与其相近的意见容易接受，与其想左的意见便听不进去了。毛十日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在给这次会议定调子了。故对与其在十日关于形势估计相反的意见，他会感到刺耳。这是从听者的角度讲，毛有不足之处。彭写信是扮演言者的角色，对言者来说言者不能是单方面的强加于对方，否则往往会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你讲的话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如何在说的技巧上，选择的言的时间和场合上，使对方能接纳你的意见又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地骨梗于喉，一吐为快。《吕氏春秋。顺说》讲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众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你的意见。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使对方接受你的意见，不是促使听者与你对抗。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所谓直谏也就是极言，把话说到尽头，《吕氏春秋.直谏》说：“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就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这里面的思想有好几个层次，一是“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那是讲言者不能极言而使听者发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听者发怒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出于极其危险的境界，因为听者与言者都进入了情绪化的阶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阶段，对双方都是危险的境地。非到紧迫无可回旋的余地，那就没有那个必要极言而谏，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犯颜直谏以取得积极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故意用极言来激怒对方，那是有它的个人目的。那样做的结果是把事态推向进一步恶化，那就属于别有用心了。这是古人关于如何说话的经验总结。尽管彭德怀信的内容今天看来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选择说话的时机、场合，技巧上还是有缺陷，所以连赞同彭德怀那些思想的黄克诚在七月十七日上庐山看了这封信也讲：“你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还讲“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可见黄克诚尽管他赞成彭的意见，但在当时对彭德怀写信的提法和做法是有保留的。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此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却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从言者的角度讲，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让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仅仅是个人情绪化的宣泄。《韩非子。说难》之末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让人记取。它说：“夫龙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鳞则几矣。”其实，这不仅仅对人主而言，与任何人对话时，都有一个说话的技巧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对方，而是为了使对方高兴的接受自己正确的意见。《战国策·赵策》与《史记。赵世家》都记载了左师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赵太后是不愿意自己小儿子长安君去齐为质以争取齐国出兵救赵的，而左师去见赵太后。太后盛气相待，他能顺着赵太后疼爱小儿子的思路将心比心地慢慢说服赵太后改变她原来的态度，同意长安君去齐国作质。最终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之。”于是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目的，不能以个人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
庐山会议的事，是在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以后，矛盾才慢慢地不断激化的，它也有一个演化过程，毛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全会同志，并且提出通知林彪、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重新编组，放手让大家议论这封信提出的是非问题。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的发言，张发言前，田家英已经与他通电话，给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别再火上添油了。结果张闻天说：“不去管它！”张在二十一日的小组会上，一个人整整讲三个小时，结果矛盾升级了。张闻天直言极谏的勇气可佳，但从效果上讲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张闻天在毛心目中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了解张个人经历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张这一通发言给他换来了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实在得不偿失。这不仅仅是讲话内容的是非问题，同样也有一个从会议的实际状况出发，如何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的问题。把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为快，那么这个场子就很难圆了。《韩非子。说疑》有这么一段话：“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从个人讲，充当关龙逢、王子比干这样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极谏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使自己名垂青史，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讲，这并不一定是吉祥的预兆，问题是如何扭转这个垂败的大局。这样的办法，对改变败局未必有益。张闻天那次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仅帮不了彭德怀所处的困境，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进一步促使毛在七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以非常激烈的态度，一反上庐山时纠正左倾错误的那个初衷，变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反右倾，从效果上讲，于国、于民、于毛、于彭，于自己都是一着败棋。直言极谏，要看对象、看时机；要讲究方法，不能只图个人情绪上的一时痛快，而不考虑实际效果；应该既要达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于因势利导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环境是客观给定的，不是你想象的；即便要改变制度环境，也急不得，不能乱了自己，故张闻天那天的发言，仍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地方。
促成毛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转向的还有复杂的国际因素：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一月，苏共二十一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大会上不点名地发言攻击中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开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借讲苏联当年成立公社的情况攻击中国，苏联《真理报》在二十一日全文发表赫的讲话。这与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讲话发生于同一天。次日，美国《纽约时报》与台湾中央社都对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况迅即通过内参反映到毛那儿，对毛能不有所触动吗？所以毛在七月二十九日批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的三篇报道，其中有《赫鲁晓夫谈苏联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现在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切都是巧合，但从当时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吗？《韩非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条叫四方，它说：“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把这段话说简单一点，那就是外有强者压境，借外力以逼迫国内，难免有里应外合之嫌。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周总理在八月一日的会上，还问过当年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时，说过什么话。由此可见涉外关系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为这一类事，从毛的视角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多一分小心为好！这也许就是促成毛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出现那么激烈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一个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这一分多疑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与张的行踪。彭在此前，四月间曾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而张闻天也于此时要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会议。两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兰华沙，张闻天及其随行人员搭乘了彭德怀的专机，二人同在前舱。彭德怀在东欧与苏联访问期间，二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彭于六月十三日回国，几天后又与张闻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六月三十日启程赴庐山时，二人又是同乘一节专车，在车上随便交谈，在庐山上两人又是相邻而住。这一切都是巧合，没有问题时，都不成其为疑点，一旦有问题，就不期然地成为疑点。何况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苏联当初是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赫鲁晓夫才得以转危为安摆脱危机的，这对毛不会没有印象。再说，我们都知道苏共一直有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传统，特别是第三国际时期。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苏关系出现分歧迹象后，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民族的尊严，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断然防患于未然也只是一种防卫措施，问题是错在防卫过度，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毛讲话以后，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当然会思想不通，有一些背后议论也是很自然的。李锐在他那本《实录》中也讲到：“自己那天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讲，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啊？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不仅他们三个在那里背后瞎议论，而且跑到黄克诚那儿去，又说了这番话。李锐还说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反而劝他们不要激动，要他们多想想自己的错误，有意见还是当面去找主席说。后来彭德怀来找黄克诚了，他们退出来时，周小舟又在路边碰到了罗瑞卿。罗瑞卿可是公安部长，这说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黄的行踪了，李锐他们几个人去得实在不是时候，怎么不知道避嫌呢？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在那样的场合，几个人到处瞎议论对自己，对会议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啊！以后八月十日，黄克诚在自己组内检查时看到李锐进入会场，后面还跟着罗瑞卿，因为李锐不属于这个小组。黄克诚立即会感到李锐已把那天晚上他们的瞎议论和盘托出。黄克诚便说：那天晚上，李锐说我们现在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句话还不像一颗炸弹一样，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吗？他们这些背后的小广播，瞎议论不是反过来坑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他们吗？正如一滴水滴在沸腾的油锅里，炸开了锅。我回顾这些事，并非是要责怪在庐山会议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为了说明庐山会议这场悲剧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是许多因素偶合的结果，要避免重演这方面的悲剧，不能简单的责难某一个人，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在毛一个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来吸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如何避免任何情绪化的因素，冷静地依照一定程序慢慢地冷处理，才是正确的方式。对于李锐那种一味责难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则本人不敢苟同。我不否认毛晚年有不少缺点和失误的地方，从党的根本利益看，我们可不能倒旗，因为如李锐那样一味情绪化的倒旗，会危害我们党的基础，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利于方方面面从这件事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研究历史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应该为后人如何行事多提一点有益的启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也是如此。应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再说毛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七十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所以，今天我们办刊物也是这样，如《炎黄春秋》那样专门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那样专讲毛建国以后的错误，并把许多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东西添油加醋无限放大，那可真是祸国殃民啊。我真诚希望这些朋友能知过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们不再往佛头上著粪，少作一些孽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它本身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只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工具，是我们营造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手段，则有一个熟悉和掌握的过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有一个慢慢营造良好氛围的过程，它只能在共和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在言论上多一点理性、客观的东西，少一点偏激而又情绪化的东西；在新闻报导上，多一点正面引导，少一点负面问题的报导，对大局稳定还是有利的。为了加快对各种负面问题的及时处理，确实需要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导及批评的言论，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应该有一个宣泄的口子，但这一切应是有控有序地进行，这对大局稳定也是有利的。
庐山会议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冷静地看待和总结其方方面面的教训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从言者与听者这二个不同的视角讲一点这次会议的教训，使人们懂得如何在言者与听者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换位思考是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篇博文没有就这次会议争论有关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这个实际问题的是是非非来讲，这决不是我这篇区区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复杂的事情，亦决非是或非二个字所能下定论。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评估，所以本文的这一缺陷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马立诚点评：一篇关于庐山会议的奇文
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味。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50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
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庐山上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对形势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见，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其间是非以吸取教训，朱先生并不关心，对此几乎不提。朱文的重点，是指责彭德怀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记载的臣子向君王进谏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观。这就是，说话要学会“选择时机、场合、技巧”，“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者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接受你的意见。”总之，要千般委婉，万分顺意，曲尽揣摩，使听者“高高兴兴”，才算达标。朱先生用这把“技巧”尺子一量，觉得彭德怀差了一点。他说：“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这封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至于其他在庐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张闻天，朱文则直斥为捣乱：“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实，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拿彭德怀的信与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见到热衷考证说话技巧的朱先生评论过毛泽东这篇名文的“表达技巧”问题。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为快”呢？
这就启示了我们，说话技巧当然可以探讨，但读者如果仅在这个技术层面绕来绕去，恐怕就辜负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厉害的里通外国说。朱先生说，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彭德怀于4月访问苏联东欧，张闻天恰巧也于此时出访东欧。令朱先生颇不放心的是，彭德怀在访问期间，曾两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不知谈了什么。6月30日，彭张二人启程赴庐山，又乘同一节专车交谈。朱文写道，1959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苏共又素有干预中共事务的传统，当时苏联已经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攻击中国”。因此，对中共来说，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国内”，防备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就成为重要议题。朱文特别回忆说，在庐山上，“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更耸人听闻的是，一向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诩的朱先生指点读者：“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而当初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坐稳位子，正是靠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出发，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这不是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吗？这正是当年批斗彭德怀的重磅炮弹。
至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影响甚巨的严重错误，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说了一句：“毛有不足之处”。因此，朱先生不赞成《庐山会议实录》据实分析当时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使用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评这本书。他说：“我们不能倒旗”，“到现在再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里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六中全会《决议》批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有没有“实在意义”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怀的“责任”，难道他忘了彭德怀已经去世多年了吗？
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令人讶异的是，有些人或许未更世事，读了朱文之后，也在网上跟贴发文骂彭德怀。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夺舍重来”。曾经喧嚣一时的“左”的东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寻找张目机会，此种现象近来屡见不鲜，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右派朱学勤谈朱永嘉：“凌伊”先生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 ，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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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6/2011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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