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潮州帮和客家帮)。
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 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 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 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 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晋商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晋商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晋商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大商人也只能说一下近代的孔祥熙和今天的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 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 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 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 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 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 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 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 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 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发迹，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环境上，西晋、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个江 南，人口、技术、典籍大进大出，形成了开放型的南北杂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带动了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等产品的需求；三条方 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对外交往有交通地理优势；唐末后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现，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风民俗，陈陈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州本土经济得到开发后，社学、 私塾、刻书纷纷兴起，人的素质逐步提高。从历史上看，徽商确有过人的精明之处。2、徽商兴起还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换代的强力，自然禀赋的优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北宋王安石变法后，政府对盐、酒、铁、茶的专卖管制有所松动，官府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弥补内盐有余、边关粮紧的赀货缺口。 宋、明之际“以粮换盐”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商行、市易务、经纪人极为活跃，纸币（时称“交子”）开始了全国性流通，实物税收越来越多地被货 币税收所代替。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断涌现，而科举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员异地委派制。官员们不得在祖籍或成长地方圆500 里之内任职，因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倾向不很明显。徽商、晋商俱是行商，异地拓展业务的地缘、人缘条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浙商
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但本书所介绍的只是指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 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
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 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 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在近代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不少领域，宁波商帮都曾创造了众多称王、称第一的业绩，其行业几乎涵盖了工商系统的绝大部分。无怪乎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粤商 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一带（也就是现在的珠三角地区）的商帮。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唐代，唐太宗以天国强宗的信心，应允「四邻夷国」、「入贡来朝」，在隋朝已先行初步实施开放的基础上，实行「招来遐域」的对外开放贸易政策，使中国进入了 一个对外开放贸易的新时期。而唐代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重点。当时海上贸易大致分为交、广和楚、杨南北两条海上贸易航线，其中又以交、广为重点，交、广 又以广州为中心，广州此时即已成为当时中国四大贸易港之首，另外三大贸易港是泉州交州和扬州。开元二年(714年)左右，唐政府在广州设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广州市舶使院」，其官员称「广州市舶使」或「广州结好使」。为了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又特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至唐朝末年，则在阿拉伯商人和流浪文人中有起义军首领黄巢在广州曾为筹集军费而屠杀十二万阿拉伯和东南亚等外国商人的传说。可见当时广州海外贸易之兴盛。
如果说隋唐时期中国海外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贸易总量上尚不占主要地位，到了宋代，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消灭了割据广东一带的南汉政权后，为扩大对外贸易，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这是两宋设立市舶司的开始。其后，宋太宗宋真宗又先后于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设立市舶司。这样，北宋中期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司，并称“三司”。在这三个贸易港中以广州的最大，最繁盛。“三司”的外贸收入中，广州常占9/10。由于宋朝时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贸易往来的陆地丝绸之路受到西部崛起的西夏等国巨大的威胁，所以北宋政府转而重视海路方面的贸易，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史称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中国最大对外贸易港。直到后来南宋时期，泉州因为接近首都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慢慢取代广州成为宋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但广州仍然作为第二大贸易港，居重要的地位。元朝因为一统海外很多地方，所以陆路贸易重拾繁荣，海路贸易则相对有所回落。到了明朝中期嘉靖年间，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这样广州又独大了四十多年，直至晚明开除海禁，广州和福建浙江等地的港口则同为全国最重要的贸易港。
明亡清立后，清廷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特别是针对郑成功家族利用台湾为基地对清廷的奔袭，一直实行海禁，更谈不上多少海路贸易，直至康熙二十四年，当时清政府刚刚解除海禁，为加强对处贸易管理，清政府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4个贸易口岸设置了4个海关，以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中以广东的海关为重要。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商人多年来屡屡进行违法贸易, 到乾隆二十二年(1957年)，清政府决定撤销其他口岸及海关，只设粤海关，使之成为其后100多年间中国唯一的海关，为中国海关制度奠定了基础。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闭关锁国的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再成为“洋船”必争之地。负责承办对外商业往来的广州洋货行亦称为十三行，富甲一方，开业于广州的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西晋商一起，被称为清代中国三大商人集团，亦是清朝至鸦片战争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也被清朝统治者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相传当时十三行商中最大的潘、卢、伍、叶四大家族，在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商人眼中单选一家则已是富可匹敌西欧的国王，其中伍秉鉴为当时的首富，一些西方学者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他的资产达白银2600万两，而据称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只仅值七百万两，他也是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亦是唯一的商人，另外5人则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宋子文。鸦片战争中，英军一度曾兵临广州城下，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无力抵抗，只好令行商前往调停，奉命行事的伍绍荣即为伍秉鉴之子，与英军首领义律谈判后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鸦片战争失败后《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又为行商之首。
长期的海内外贸易，使粤商特别是广府商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启蒙，相比起中国其他商系，则显得思想更开放，出手更大方，更有包容性，在双赢的前提下愿意和同行甚至是外地商人诚心合作，如果说别的商系的一些商人做生意一定要拿大头甚至是全拿，粤商则是能赚的生意就会做，不讲究赚多赚少，而且自已赚钱的同时会给对方留下赚钱的余地，经商非常讲究信用，如果说一些商系的商人讲究的是精打细算到铁公鸡的地步，甚至是算计自已的合作伙伴，广东商人一般很少被人与一毛不拔联系在一起，相反，在生意场上赚大钱，舍小钱，广交朋友，对员工有人情味一向是区分粤商和其他商系的重要特征。粤商另一个特点是周游世界，无处不往。事实上广东商人对于中国近代两大经济中心上海和天津的贡献都很大，以旧上海为例，旧上海最繁荣的1935年，外地人共有约253万人，当中江苏人在华界和租界共有125万人，浙江人则共有约80万人，安徽人有12.6万人，广东人则仅有11万人，但上海近代作家程乃珊曾专文写过，粤商在旧上海商界的经济实力要强于人口远多于自己的苏南,苏北,上海本地人,与宁波商人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并列为商界之首。举个例子，广东香山(现珠三角的珠海、中山、澳门一带的旧称)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著名的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当中郭乐郭泉兄弟办的永安公司居首，他们家族(亦被称为永安系统）的永安纱厂则是上海纺织业中第二大公司，仅次于荣德生荣毅仁家族的申新公司，后来郭家与荣家曾一同被毛泽东召见共商国是。此外，当时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冠生园马玉山，上海唯一的托拉斯影业公司联华，中国最著名的民族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上海最著名的四大舞厅之一大都会，上海最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上海最大的华资荼叶出口企业华荼公司等著名企业均为粤商所创，比如说冠生园的老板冼冠生南洋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即为广东南海人，联华影业的董事长则是当年的香港首富何东，华荼公司的老板唐季珊则是广东香山人，他也是阮玲玉生前的情人。
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粤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对于新事物接触早，抱开放的态度去学习并将之引进到内地，也是粤商的特质之一，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广东人靠观念上海人靠办法福建人靠手段这一说法的由来，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百货业电影业卷烟业，还有现在最著名的国产葡萄酒商张裕，亦是粤商张弼士所创办，除此外，大量的广东人亦因为英语娴熟，在当时的外国公司中从事高层的贸易代理，也就是当时人称的大班或代办。比如说天津近代四大洋行买办中梁炎卿、郑翼之即是广东人，梁炎卿以两千万银元资产的家底始终居为天津买办之首，天津建国前最高的建筑物广东会馆即为他所大力捐建。在旧上海的大洋行买办当中，广东人论规模论职位亦是与浙江人并列的。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 ，甚至于达到三分之二的惊人比重。其中最著名当数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人。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和电报局，电报总局始设天津，后改上海，亦称电报招商局，所以上海有其三，这些企业，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干设立起来的，比如说唐廷枢徐润主持的轮船招商局，以及郑观应主持的电报总局。如果说这些是清末的洋行大买办，则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最辉煌历史中就有广东香山人，英商祥茂洋行买办陈炳谦，为当时买办中投资房地产最多、置产最广的房地产大业生，申达经租处经租的包括大楼、公寓、仓库、里弄等房屋845幢，几乎全部是他所遗下的产业。
当代华人首富李嘉诚(潮州籍)以及身家在华人财富圈中仅次其后的李兆基和李兆基的世交新鸿基郭炳湘三兄弟，亦是全球华商界中仅有的三家过千亿的商人，则是现代创业成功的粤商典型，当然了，曾被胡润百富榜和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内地首富的碧桂园杨国强国美黄光裕以及一直有隐形富翁之称的东莞王金城家族则是改革开放后乘着先行一步的东风发展起来的现代粤商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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