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一江山岛站役前的高层决策内幕 (5)
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
兵法，讲究的是个“奇”字，出奇制胜。
但一江山岛太小了，小到只有０．７平方公里。在这狭小的地段上，密密麻麻地修建了明、暗地堡１５４座，四周的岩石上层层叠叠打凿的尽是机枪发射孔。四周只要是能提供船只停靠的岸滩，早都布满了水雷和轨条砦，加之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叫你插翅难飞。剩下的难以攀越的陡崖石壁，也布置了倒打火力控制。怪不得大陈守备司令刘濂一自称是“固若磐石”呢。
是啊，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登陆的地段人家都想到了，硬往上冲那是拿鸡蛋碰石头，人是肉长的，人再多，总多不过子弹吧？登陆部队总指挥、２０军副军长黄朝天，亲自化妆成渔民，登上一条打鱼的机帆船，一直驶到离一江山岛岸仅二三千米的海面上侦察。他后来回忆说：“才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还要严重，……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都是悬崖陡壁。”（注：国防大学《风驰虎跃一江山》２７２页）而这三处恰恰是预定的登陆地段。
父亲说：“对设防到这种程度的敌人，就是要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地段登陆，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时间登陆。邓艾伐蜀的故事听过了吧。”
三国后期，司马昭伐蜀，蜀将姜维聚兵坚守剑阁关口，魏军久攻不下。魏将邓艾亲率精兵沿西面的羊肠小道绕过剑阁，迂回蜀国内地。这支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跋涉７００余里，最后，他们来到一条绝路上。面对眼前的陡壁悬崖，高山深谷，带的干粮吃完了，饥饿疲惫，军队的意志开始动摇。身为主将的邓艾，当机立断，用毡毯裹着身子，率先从悬崖峭壁上滚了下去，将士们一个个也跟着滚了下去。这支军队终于被邓艾带出了绝境，从蜀军的背后江油杀出，一举夺占了蜀国的都城成都。
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人，解决问题，举重若轻。但父亲不是这种风格的人。他有想法，而且是奇想，但对实现想法，一定是事必躬亲。他做起事来，一丝不苟，而且特细。批的文件，密密麻麻，眉头、边旁，全都占满了。只要是分内的事，什么都管，几乎没一样过问不到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只要是首长交代过的事，不管大小，你就准备好吧，指不定哪天就冷不丁地查问下来。你有困难，办不了，不要紧，你提出来啊！他会认认真真地和你一起研究，但你要糊弄他，可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大会小会的把你提溜出来，挖苦的那个难听啊！他的秘书就和我讲过，下面部队提出要退役一批军马，队列部批复同意。首长把承办人找来询问缘由，回答说“大概是老了吧”。什么？“大概”两个字是该你用的吗？首长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说“既然你是管马的，以后就叫你马大哈吧！”搞得人家无地自容，谁还敢再掉以轻心？下部队，哨所、仓库、家属院哪都去，尤其边边角角的，什么食堂、伙房、厕所都不放过，检查完了，再来听你的汇报。父亲这个人，生活上很粗心，吃什么、穿什么从不计较，一顿饭下来，你问他吃的什么，他会很茫然。但对工作上的事却是记性特好，过目不忘，尤其对路、对人，只要是走过一次，见过一面，就像是刻在脑子里了，多少年过去了，仍然一见如故。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作风，把个周围的人都累个贼死。他的几任秘书，私下都说，跟着首长真累；当我的面说，你爸爸精神真好；反正都是一个意思。总理、少奇、彭老总、陈老总就很赏识他这个特点。陈毅对他说，彭老总点将要你跟他去朝鲜，给他当参谋长，我就是不放，还是留你在东南沿海，给我当参谋长吧。
别人评价他，说他雄才大略，有大将风度。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用他的话说：“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都只是个普通人，如果还算是有点成绩的话，得益于两个字：认真。”我接受父亲的这个观点，靠别人，靠运气，不如靠自己，靠自己的勤勉，靠认真，靠仔细。生活中细致而微小的事物，虽然不会咄咄逼人，却在“细微之处见精神”。
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选择突破地段，他亲自研究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的翻来覆去地看，发现拼接部有一小段缺口，也就是航拍时，一段狭长的海域被遗漏了。是空中侦察方案的问题？不该啊！他马上找来空军情报参谋，一问，断定是飞行员偏离了拍摄航路造成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按规定航线拍摄？情报参谋推测，很可能下面是敌人的高炮阵地，为了规避，飞机偏离了。父亲说，你把这个飞行员给我找来。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并不主张去白白送死。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按守岛敌人现有的地面火器是难以击中的。我，要求你再飞一次。
为搜索敌人的工事、火力点和海域情况，空军共派出飞机１７批６０架次照相侦察，１７批３４架次目视侦察，其准确率达８０％左右。
父亲回忆说，这个年轻同志的这次拍照非常成功。就在这条缝隙中，有一块距离一江山岛很近的岩礁。这是块很重要的石头。叫什么名字，他已记不清了。我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搞清，可能是叫擂鼓礁，很响亮的名字。重要的是，在它前面还有很多块礁石，依次指向一江山岛。有趣的是，有的照片上有，有的照片上就没有。不难判断，是暗礁，涨潮时淹没了，退潮时裸露出来。
就是它！把它圈下来。为什么不登上去呢？这是观察敌岛的绝佳位置。
２０军第６０师侦察科长利用夜暗，三次泅渡登上前面的礁岩，潜伏在石缝中观察，最近处离一江山岛仅３００米。涨潮时全身浸泡在海水中，退潮时他们就把雨衣翻过来，在暴烈的阳光下潜伏拍照，拿到了一江山岛岸滩和潮汐线的第一手资料，为最后确定登陆地段立下了大功。
我曾看过台湾方面写的一江山战斗，很血腥，尽管文章描述的守岛蒋军如何的英勇，但对比起共产党的军队来，从战役高级指挥员，到军长，到侦察科长，到飞行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恐怕还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敬业、这样智慧、这样敢冒险的人。南京军区创作员陆柱国写过本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震林的原形就是这位侦察科长。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登陆地段就选择在西北角的突出部——黄岩礁和海门礁。这是个与登陆作战条令不甚相符的地段，怪石嶙峋，像鲨鱼的牙齿般的露出水面，伴随着岩头浪和漩涡。岩头浪，就是那种冲上峭壁后反弹回来的海浪，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不要说打仗，就是平时航船通过，也要惊出一身冷汗。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敌人火力配置最弱的地段。这里离一江山的次主峰最近，只要利用满潮时节，不用涉水，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而迅速地登岛上岸，拿下制高点，割裂敌防御体系，各个歼灭。父亲说：“这就是栈道，邓艾偷袭江油的阴平栈道。”他拿起桌上的眼镜盒比做登陆艇，把另一只手掌立起来，说：“你看，登陆艇就这样直接撞上岩石，但不能停，还要开足马力，顶住，保证登陆兵冲上岸。就这个动作，我们反复演练。”
后来国民党方面的回忆文章说，共产党的部队几乎是从海那边的岩石顶上突然冒出来的，可怕之极！
前指决定，改变我军夜战惯例，战斗在白天发起，白天航渡、白天登陆。这是父亲的意见，我们登陆船只性能各异，驾驶、协调的水平有限，白天有利于航渡编队和准确抵岸。而且，登陆地段狭窄，夜间谁都看不清，撞在一起，还不成一锅粥了？何况，我已握有制空、制海权，可以保障昼间航渡和登陆的安全。根据当时潮汐推算，确定午后１２时３０分起航，１５时满潮时刻登陆，抢滩突击。这样距天黑还有４个小时，拿下岛上制高点，基本结束战斗，应该说，是够用了。
为了隐蔽战役意图，指派陆军部队在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攻击的假定目标，给敌人的判断造成错觉。指挥所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事先，公安局迁移了附近的一些居民。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３个多月的训练。三军实战演习的地点选在远离战区的穿山港，给空军下达的任务是，演习期间绝对不准一架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以北一线。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后来证明，敌军对我作战意图一直迷惑不解。
穿山地区模拟现地的实兵演习是在最炎热的季节进行的。
当年跟随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们到穿山的那天晚上，天气热极了。军里请吃饭，还喝了酒，吃的好像是猪头肉吧。那时哪里见过冰箱，食物可能有些变质，军里也是的，吃什么不好？结果当天夜里首长就拉稀了，拉了２１次，坐在马桶上，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找医生。第二天是听汇报，军里建议改天，首长躺在那一个劲地摆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中午饭时他醒了，说要听演习方案，他站不起来，就用了张躺椅，就是南方那种藤子编的，把他抬到作战室，他是躺着听的。第二天计划是到现地看部队抢滩上陆的行动，肯定是去不了了。但他就是不让变。我和军里说，既然首长定了，先这样安排准备，到时候再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上楼去看他。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猜怎么啦？他在那儿做起体操来了，做的就是他自己编排的那套操，拳打脚踢的，好像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奇了！……”
我和兄弟们背后说到父亲时，总爱引用小林园夫描写革命党人的一首诗《那家伙》：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真实的战争，永远不会像电影那么传奇。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１９５４年６～８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６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１６０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６月１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８５３页）８月２１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５７６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１９５２年７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１１月１０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１１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３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１１月３０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１２月２０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１２月９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１２月２０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１２月１１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１９５５年１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１２月１０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４９４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同上》）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１２月１１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１２月１６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５５年１月１０日前完成，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１月中下旬及２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３、４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５天后，也就是１２月２１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１９５５年１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Ｄ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Ｄ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５级，浪高不大于４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２０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１月１６日至２０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１７、１８、１９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１８日最好，１９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１７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１８日定为Ｄ日。
登陆部队于１７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１６日夜仍有五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１７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１８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１８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１７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１７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登陆部队陆军第６０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１月１７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１０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１月１６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１６／１”
１月１７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１月１６日电悉。我们认为１月１８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２、３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１９３５年９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２纵１３大队（原３军团所属红１３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１８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１８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１６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１月４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父亲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时任２０军副军长、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也是军区领导命他撤回部队，他没有服从。他说登陆部队归前指指挥。他是他的老首长，也许因此得罪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这样一次战斗，他终身为此骄傲。
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３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１６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１月１７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０～３，云高３５００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３～４米／秒，能见度１０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３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１７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１８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１９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１１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２０００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１３００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７００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
１月１８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
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
兵法，讲究的是个“奇”字，出奇制胜。
但一江山岛太小了，小到只有０．７平方公里。在这狭小的地段上，密密麻麻地修建了明、暗地堡１５４座，四周的岩石上层层叠叠打凿的尽是机枪发射孔。四周只要是能提供船只停靠的岸滩，早都布满了水雷和轨条砦，加之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叫你插翅难飞。剩下的难以攀越的陡崖石壁，也布置了倒打火力控制。怪不得大陈守备司令刘濂一自称是“固若磐石”呢。
是啊，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登陆的地段人家都想到了，硬往上冲那是拿鸡蛋碰石头，人是肉长的，人再多，总多不过子弹吧？登陆部队总指挥、２０军副军长黄朝天，亲自化妆成渔民，登上一条打鱼的机帆船，一直驶到离一江山岛岸仅二三千米的海面上侦察。他后来回忆说：“才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还要严重，……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都是悬崖陡壁。”（注：国防大学《风驰虎跃一江山》２７２页）而这三处恰恰是预定的登陆地段。
父亲说：“对设防到这种程度的敌人，就是要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地段登陆，在他认为不能登陆的时间登陆。邓艾伐蜀的故事听过了吧。”
三国后期，司马昭伐蜀，蜀将姜维聚兵坚守剑阁关口，魏军久攻不下。魏将邓艾亲率精兵沿西面的羊肠小道绕过剑阁，迂回蜀国内地。这支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跋涉７００余里，最后，他们来到一条绝路上。面对眼前的陡壁悬崖，高山深谷，带的干粮吃完了，饥饿疲惫，军队的意志开始动摇。身为主将的邓艾，当机立断，用毡毯裹着身子，率先从悬崖峭壁上滚了下去，将士们一个个也跟着滚了下去。这支军队终于被邓艾带出了绝境，从蜀军的背后江油杀出，一举夺占了蜀国的都城成都。
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人，解决问题，举重若轻。但父亲不是这种风格的人。他有想法，而且是奇想，但对实现想法，一定是事必躬亲。他做起事来，一丝不苟，而且特细。批的文件，密密麻麻，眉头、边旁，全都占满了。只要是分内的事，什么都管，几乎没一样过问不到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只要是首长交代过的事，不管大小，你就准备好吧，指不定哪天就冷不丁地查问下来。你有困难，办不了，不要紧，你提出来啊！他会认认真真地和你一起研究，但你要糊弄他，可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大会小会的把你提溜出来，挖苦的那个难听啊！他的秘书就和我讲过，下面部队提出要退役一批军马，队列部批复同意。首长把承办人找来询问缘由，回答说“大概是老了吧”。什么？“大概”两个字是该你用的吗？首长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说“既然你是管马的，以后就叫你马大哈吧！”搞得人家无地自容，谁还敢再掉以轻心？下部队，哨所、仓库、家属院哪都去，尤其边边角角的，什么食堂、伙房、厕所都不放过，检查完了，再来听你的汇报。父亲这个人，生活上很粗心，吃什么、穿什么从不计较，一顿饭下来，你问他吃的什么，他会很茫然。但对工作上的事却是记性特好，过目不忘，尤其对路、对人，只要是走过一次，见过一面，就像是刻在脑子里了，多少年过去了，仍然一见如故。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作风，把个周围的人都累个贼死。他的几任秘书，私下都说，跟着首长真累；当我的面说，你爸爸精神真好；反正都是一个意思。总理、少奇、彭老总、陈老总就很赏识他这个特点。陈毅对他说，彭老总点将要你跟他去朝鲜，给他当参谋长，我就是不放，还是留你在东南沿海，给我当参谋长吧。
别人评价他，说他雄才大略，有大将风度。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用他的话说：“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都只是个普通人，如果还算是有点成绩的话，得益于两个字：认真。”我接受父亲的这个观点，靠别人，靠运气，不如靠自己，靠自己的勤勉，靠认真，靠仔细。生活中细致而微小的事物，虽然不会咄咄逼人，却在“细微之处见精神”。
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选择突破地段，他亲自研究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的翻来覆去地看，发现拼接部有一小段缺口，也就是航拍时，一段狭长的海域被遗漏了。是空中侦察方案的问题？不该啊！他马上找来空军情报参谋，一问，断定是飞行员偏离了拍摄航路造成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按规定航线拍摄？情报参谋推测，很可能下面是敌人的高炮阵地，为了规避，飞机偏离了。父亲说，你把这个飞行员给我找来。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我并不主张去白白送死。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按守岛敌人现有的地面火器是难以击中的。我，要求你再飞一次。
为搜索敌人的工事、火力点和海域情况，空军共派出飞机１７批６０架次照相侦察，１７批３４架次目视侦察，其准确率达８０％左右。
父亲回忆说，这个年轻同志的这次拍照非常成功。就在这条缝隙中，有一块距离一江山岛很近的岩礁。这是块很重要的石头。叫什么名字，他已记不清了。我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搞清，可能是叫擂鼓礁，很响亮的名字。重要的是，在它前面还有很多块礁石，依次指向一江山岛。有趣的是，有的照片上有，有的照片上就没有。不难判断，是暗礁，涨潮时淹没了，退潮时裸露出来。
就是它！把它圈下来。为什么不登上去呢？这是观察敌岛的绝佳位置。
２０军第６０师侦察科长利用夜暗，三次泅渡登上前面的礁岩，潜伏在石缝中观察，最近处离一江山岛仅３００米。涨潮时全身浸泡在海水中，退潮时他们就把雨衣翻过来，在暴烈的阳光下潜伏拍照，拿到了一江山岛岸滩和潮汐线的第一手资料，为最后确定登陆地段立下了大功。
我曾看过台湾方面写的一江山战斗，很血腥，尽管文章描述的守岛蒋军如何的英勇，但对比起共产党的军队来，从战役高级指挥员，到军长，到侦察科长，到飞行员，在国民党军队中恐怕还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敬业、这样智慧、这样敢冒险的人。南京军区创作员陆柱国写过本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震林的原形就是这位侦察科长。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登陆地段就选择在西北角的突出部——黄岩礁和海门礁。这是个与登陆作战条令不甚相符的地段，怪石嶙峋，像鲨鱼的牙齿般的露出水面，伴随着岩头浪和漩涡。岩头浪，就是那种冲上峭壁后反弹回来的海浪，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不要说打仗，就是平时航船通过，也要惊出一身冷汗。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敌人火力配置最弱的地段。这里离一江山的次主峰最近，只要利用满潮时节，不用涉水，就能出其不意地直接而迅速地登岛上岸，拿下制高点，割裂敌防御体系，各个歼灭。父亲说：“这就是栈道，邓艾偷袭江油的阴平栈道。”他拿起桌上的眼镜盒比做登陆艇，把另一只手掌立起来，说：“你看，登陆艇就这样直接撞上岩石，但不能停，还要开足马力，顶住，保证登陆兵冲上岸。就这个动作，我们反复演练。”
后来国民党方面的回忆文章说，共产党的部队几乎是从海那边的岩石顶上突然冒出来的，可怕之极！
前指决定，改变我军夜战惯例，战斗在白天发起，白天航渡、白天登陆。这是父亲的意见，我们登陆船只性能各异，驾驶、协调的水平有限，白天有利于航渡编队和准确抵岸。而且，登陆地段狭窄，夜间谁都看不清，撞在一起，还不成一锅粥了？何况，我已握有制空、制海权，可以保障昼间航渡和登陆的安全。根据当时潮汐推算，确定午后１２时３０分起航，１５时满潮时刻登陆，抢滩突击。这样距天黑还有４个小时，拿下岛上制高点，基本结束战斗，应该说，是够用了。
为了隐蔽战役意图，指派陆军部队在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攻击的假定目标，给敌人的判断造成错觉。指挥所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事先，公安局迁移了附近的一些居民。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３个多月的训练。三军实战演习的地点选在远离战区的穿山港，给空军下达的任务是，演习期间绝对不准一架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以北一线。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后来证明，敌军对我作战意图一直迷惑不解。
穿山地区模拟现地的实兵演习是在最炎热的季节进行的。
当年跟随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们到穿山的那天晚上，天气热极了。军里请吃饭，还喝了酒，吃的好像是猪头肉吧。那时哪里见过冰箱，食物可能有些变质，军里也是的，吃什么不好？结果当天夜里首长就拉稀了，拉了２１次，坐在马桶上，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找医生。第二天是听汇报，军里建议改天，首长躺在那一个劲地摆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中午饭时他醒了，说要听演习方案，他站不起来，就用了张躺椅，就是南方那种藤子编的，把他抬到作战室，他是躺着听的。第二天计划是到现地看部队抢滩上陆的行动，肯定是去不了了。但他就是不让变。我和军里说，既然首长定了，先这样安排准备，到时候再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上楼去看他。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猜怎么啦？他在那儿做起体操来了，做的就是他自己编排的那套操，拳打脚踢的，好像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奇了！……”
我和兄弟们背后说到父亲时，总爱引用小林园夫描写革命党人的一首诗《那家伙》：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真实的战争，永远不会像电影那么传奇。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１９５４年６～８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６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１６０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６月１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８５３页）８月２１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５７６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１９５２年７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１１月１０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１１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３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１１月３０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１２月２０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１２月９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１２月２０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１２月１１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１９５５年１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１２月１０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４９４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同上》）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１２月１１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１２月１６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５５年１月１０日前完成，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１月中下旬及２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３、４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１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５天后，也就是１２月２１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１９５５年１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Ｄ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Ｄ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５级，浪高不大于４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２０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１月１６日至２０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１７、１８、１９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１８日最好，１９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１７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１８日定为Ｄ日。
登陆部队于１７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１６日夜仍有五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１７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１８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１８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１７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１７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登陆部队陆军第６０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１月１７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１０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１月１６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１６／１”
１月１７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１月１６日电悉。我们认为１月１８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２、３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１９３５年９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２纵１３大队（原３军团所属红１３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１８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１８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１６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１月４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父亲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时任２０军副军长、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也是军区领导命他撤回部队，他没有服从。他说登陆部队归前指指挥。他是他的老首长，也许因此得罪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这样一次战斗，他终身为此骄傲。
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３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１６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１月１７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０～３，云高３５００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３～４米／秒，能见度１０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３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１７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１８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１９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１１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２０００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１３００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７００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
１月１８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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