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要什么？政府做什么？

民众要什么？政府做什么？

[if gte mso 9]> [if gte mso 9]> Normal 0 false false false EN-CA ZH-CN X-NONE [if gte mso 9]> [if gte mso 10]> 刘仰

这次到贵州感触比较多，再 发一篇。与湄潭相邻有一个县叫做余庆，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以前也算作贫困地区。但近十多年来，余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外地来参观的专家说：“这 哪里是农村，完全是中国式的欧洲”。虽然我很不喜欢拿欧洲做中国的样板，但是，专家的此番言论也可看出余庆县的大概。余庆的名字来自于清朝皇帝，取自“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话。这个县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8万多。目前全县农村每百人拥有35部通讯工具，机动车普及率19%，电视普及率 95%，95%的人喝上了卫生的自来水，农村合作医疗参保97%以上。雨天只要不下地，走到哪里鞋子都不会沾上泥巴。废话少说，看图吧，有图有真相。

 

余庆县松烟镇一个叫做阳光水岸的农民社区。农民房子与此前看到的已有变化。

我问：松烟之名因何而来？没人告诉我准确答案。

社区里的垃圾箱。

社区中心是一片水域，有桥，“阳光水岸”的名字与此有关，像是城市里的楼盘名称。

这些房子有些自住，有些也用来经营。每一户都是楼上楼下，比我家大多了。

社区中心的水域。

上次在偏坡乡，有人为没看到80后美女乡长而遗憾，其实视频里有，我没贴出来。

在松烟镇，我特地为这里的80后女镇长拍了一张照，她很配合。

这是余庆县敖溪镇的土司社区。

 

    漂亮的新农舍在黔北各地并不完全一样，这个社区的房子与其他地方就有较大的差别，例如“马头墙”，完全是江浙地区或者徽州地区的风格，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说起来还有一段我第一次知晓的历史。西南地区历史上长期实行“土司”管理，后来才有“改土归流”，即“土官”由“流官”代替。说得通俗点，“土官”就是本 地人世袭当官，类似等级制度，容易产生黑社会；“流官”就是从秦朝开始的郡县制，由中央向地方派遣官员。这是消除黑社会最好的办法之一。迄今为止，包括美 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为了打击黑社会，也不得不采用外地警察替代本地警察的办法。说远了。我原来以为“土官”就是本地人，但是，在余庆敖溪镇我得知，当年这里 是土司的驻地，但这里的土司是外来的汉人，原先是南京一位将军，明朝时因为有功，被朝廷派到当地任“土司”，所以后来就变成外来人本地化了。正是这位来自 南京的“土司”，将江南地区的“马头墙”建筑风格带到了这里，如今融入新民居的风格，也可看出黔北新民居风格的灵活性。

    余庆县的典型在于，这里的基层百姓首先提出并实践了一个口号：“四在农家”，当地政府发现后，将这个口号确定为政策，以至于“四在农家”现在已成为整个遵 义地区农村的政策方向，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罗家坡是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村民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山上的树砍光了，附近的水井也干了，村民吃水 只能到山下挑。没水就很难种庄稼，村民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八十年代，有文化的周修平当了村民组长，他硬行规定：只准栽树，不准砍树。十多年后，山上植被 基本恢复，罗家坡的环境得到改善。进入九十年代，周修平当了村支书，在带领村民致富小有成果后，自发集资，村民自觉出工修路，对房前屋后实行水泥硬化，美 化村庄环境。并安装了程控电话、闭路电视等。西历2000年，派驻下乡的县干部工作组发现了这个村子静悄悄地发生了巨大改变，便向县领导汇报。县里召开会 议讨论，结合罗家坡等地的农民实践，总结出“四在农家”的内容：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县委当机立断，每个常委抓一个基层点，以“四在农家”为核心，开始10个试点。

 

罗家坡上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

 

“四在农家”的另一个发源地的老照片。最为可贵的是，它的改变来自于农民自发的需求。

 

    “四在农家”包括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说起来好像都是口号，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它既包含了物质文明，也包含了精神文明。最近，广东 省委领导说，广东群体冲突频繁，原因就是社会矛盾长期没有解决，一手硬、一手软。而我们在余庆县看到，当地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只注重发财，县政府更是在农 民自发的基础上，早早明确了“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四在农家”对于每一个村子还有一系列具体的指标。例如“五通”：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 广播电视；“四有”：有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有一门以上生产技能，有一幢够住整洁的住房，有一套适用的家具和电器；“三建”：建图书阅览室，建文体场所， 建宣传栏；“三改”：改灶，改厕，改环境；“治五乱”：柴草乱跺，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跑。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先富之，再教 之”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余庆县的农民与当地政府一样，都把“富在农家”放在首位，上述具体指标，很多都与“富”有关。但是，这里的“富”不像有些地 方，政府财大气粗，农民“被上楼”。余庆县没什么工业，并不富裕，政府拿不出多少钱，但是政府想方设法为农民找到勤劳致富的门路，这就是农业总体规划。

    余庆县政府结合全国市场需求，确定了本地农业的发展方向：12万亩优质水稻，15万亩优质油菜，8万亩优质烤烟，10万亩茶叶，1万亩中药材，1万亩无公 害蔬菜，1万亩红金橘，40万头猪等。同时，为了支持农业，县里也做好园区规划，引进合适的、无污染的加工业。农民能否致富，在余庆县形成一个独特的结 合：农民既有自己单干的劲头，又借助政府之力，为单干的农产品集中找到了市场；而政府又根据市场的变化，引导农民学习新的技能。在农业税已全部取消的情况 下，政府在帮助农民致富方面，几乎完全是用其他财政收入作为投入，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在当地发现不少女干部，问其缘由，答案是：女干部耐 心，比较容易与农民沟通；农民如果有意见，面对女干部，也不容易急躁。这样的细节也是服务意识的体现。

 

龙溪镇茨桑坳新村，房屋又有所变化。有些农民从山上较为偏僻的原住地搬到这里，他们有了新的致富手段。

 

农民盖一栋这样的房子在20万以内，政府补贴大约1万元，主要靠农民自己。但基础设施由政府投入。

 

农民新村内一角。

 

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配套。

 

别墅一般房子旁边的空地还种着菜，才意识到这里是农村。

 

这种带花窗的建筑是干什么的？回答说：畜栏。我要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打扰了。

 

村头的宣传栏。看到“民主”没有？“民主是先锋”，不是吹的。

 

这张照片是黔北地区以前常见的民居。

 

这是一张绝非摆拍的老照片。当年，村民就是这样共同表决，要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最近，广东乌坎事件避免了僵硬对峙，进入沟通解决阶段，一些人便说，这是乌坎村民自治的胜利。我不得不说，广东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于余庆这样的西部地 区。余庆在推广“四在农家”的同时，就积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规范村组管理，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实行“一事一议”的决策制，村民参 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目前，余庆县党务、政务、村务“三公开”达到100%，获得了“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的称号。

    前面讲到“改土归流”的时候曾经说过，完全地方化容易形成“地头蛇”的地方势力凝固，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例如《水浒》中描述的晁盖、宋 江。稍有不慎，凝固的地方势力就容易成为黑社会的源头。事实上，现在的广东地区就经常受此困扰。而在余庆县，村民自治与政府的引导结合得不错，既满足了村 民民主的要求，也避免了某些沿海地区自治变成独立王国“小独裁”的现象。其中原因，一是村民财富的相对平均，财富差距不像沿海地区那么大；二是当地注重教 育，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都搞得不错。我多次说过，公平的教育是消除差异的重要手段，差异的缩小，相对的公平，就能有效避免借助财富集中而出现的“地头 蛇”现象。因此，最近重庆提出共同富裕是民主法制的前提，实际上与余庆县的村民自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不少沿海地区并没有抓住这个富裕和民主的核心问题。

 

余庆县农民艺术家的泥塑作品。

余庆县农民艺术家的泥塑作品。

 

    我在了解了余庆县农民很多自发行动及其出色成果后，立即想到了一个问题：这里的农民为何会这样？是不是同当地的教育有关？的确，余庆县虽然是山区，政府财 政上并不算富裕，但是，这里的教育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前面提到的松烟镇，有一个只有300人的小山村，自恢复高考以来，这个山村共出了8名博士、 7名硕士，被誉为“博士寨”。这是有原因的。义务教育一般是9年，也就是小学+初中，但是，余庆县的高中普及率达到87%，贵州全省这个比例只在53%； 余庆县人均受教育12年，高于全国0.8年；自恢复高考以来，28万人口的余庆县向全国大中专学校输送了2万多名优秀学生；目前，县职业中学的在校生超过 4000人。

    当到处都在说教育重要的时候，其实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尖端教育与普及教育的关系，如果所有人都涌向尖端教育，事实上会造成人才的浪费，还会造成职业选 择的不平衡。反过来，如果普及教育不够，尖端教育也难以有雄厚的基础。二，教育的内容同样重要。道德教育和技能教育，事实上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一 样，都应该“两手都要硬”，像广东省委领导最近自陈的那样长期“一手硬，一手软”，技能教育也许上去了，道德教育就下降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就容 易出现。而在余庆县，自开展“四在农家”以来，刑事发案率长期低于万分之五，多年实现“零上访”，两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普法先进县 的称号。

 

余庆县号称是得到各种先进称号最多的县，各种奖牌挂了满满一面墙，但我最看重这块奖牌。

  

乌江从余庆县穿过，当年红军的足迹也到过这里。这是县里保留的红军当年渡乌江的渡船实物。

如今，乌江上已建了水库，少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湍急，多了红军没见过的恬美。

这是当地人拍的一幅照片，实景与倒影形成奇特的组合，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让子弹飞！

说了很多余庆，还想说点其他。近年来，贵州瓮安广为人知。瓮安紧邻余庆县。这是瓮安县府大楼的一侧。

离开余庆县，正好路过瓮安县。这是瓮安政府大楼。

缺一张大全景。结合上面三张照片可以看到，瓮安县政府大楼的后面是对称的三个山包。风水师说，这既像是元宝，又像是太师椅。现在有不少官员和政府部门都喜欢搞这一套。

 

瓮安县政府大楼正对面的广场。

 

    路过瓮安的时候，所乘坐的车与当地一辆农用三轮车发生小刮蹭，耽误了一会。我没有拍瓮安乡镇的照片，因为，瓮安的乡镇使我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同 余庆的乡村相比，反差很大。而瓮安的县城则相当豪华、气派。两者对比说明什么？余庆是没有矿山资源的山区农业县，临近的瓮安却有丰富的矿山资源，因此，瓮 安比余庆富裕得多。然而，穿过两个县，直观的感觉就是，余庆的百姓富，瓮安的政府富。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何瓮安会发生群体性打砸事件。当余庆县政府全心全 意为民众办事，让民众富裕起来，并力求相对公平的时候，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就是融洽的，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民众反而会感谢政府。显然，瓮安县在这个问 题上未能做到像余庆县一样。中国虽然大，这两个县却紧紧地挨着，反差居然这么大。

    造成这一反差也有客观原因。余庆县以农业为主。按照我国现在的土地政策，土地不能私有化，因而土地资源不能高度集中，农民便相对平均地拥有土地，这是余庆 县能够实现相对平均的共同富裕的客观条件。而瓮安县以矿业、工业为主，资源便容易高度集中。共产党政府在处理农业和土地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对于市 场经济下私有制纷纷涌现的工矿企业，相对来说缺乏经验，思想观念上受西方影响，稍有不慎，便容易出现财富严重不均。当政府在这个问题没能及时协调解决的时 候，便出现了广东所谓“一手硬、一手软”，社会矛盾长期没能化解的现象，便会出现闻名全国的“瓮安事件”。然而，客观原因即便存在，也不是全部理由。主观 上不够重视，没有花力气、动脑筋解决非农业条件下的社会公平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广东终于开始认识到了，而重庆已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余庆县虽然是一个农业县，在经济形态上未必能成为全国的借鉴，但在主观精神上，为人民服务，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两手都要硬”等，的确可以成为全国各地政府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营造群众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才能营造富裕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