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应该见过这种引水方法，它由水源、管道和储水器三部分组成，依靠水位落差输水，于是就借此解决杭城居民饮水问题。他先在杭城人口稠密的地方，大致沿今天的延安路，距离西湖东岸约三百步的南北一线，由南到北开凿了西井（相国井之西南）、金牛井（西井西北）、方井（俗称四眼井，相国井之西北）、相国井（今井亭桥略西）、白龟井（龙翔桥西）和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钱塘门内今小车桥一带），统称六井。它们实际上是面积较大、可容纳较多水量的地下蓄水池，井壁和底部用砖砌成，能够防渗漏，其深度根据和入水口水位保持足够输水的高程差确定。第二步，在疏浚涌金门至钱塘门之间的西湖东岸后，按照到对应井口最近距离处的湖底砌上砖石，做成入水口，外面打上木桩护栏，在入水口中蓄积清澈的西湖水，有的还设有水闸，可随时启闭。最后采用“开阴窦”即在入水口与出水口之间开挖深沟，安上竹管，覆土后成为暗渠，引湖水入井。两节竹管用类似以麻布和漆制造漆器的方法连接，使水不渗漏。苏轼称赞此项工程说：“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
四十多年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西湖以及至六井的通道都已严重淤塞，市民又在饮用苦水。白居易疏浚了西湖，并制定一些管理西湖的法规，下文将会详细介绍。同时他又清理阴窦竹管，恢复了六井，尽管只当了两年多的杭州刺史，政绩有口皆碑。此后六井经历多次淤塞，由于对杭城民生的重要，又多次重新修通。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就任通判，当时六井又废，他亲自负锸执畚协助知州陈襄整治六井。十几年后苏轼以知州身份第二次到杭州，六井再废。他研究了历史上历次六井堵塞的时间，发现周期越来越短。结合上次整治的经验，知道问题出在输水管道：本来竹管就容易朽坏，使得阴窦堵塞，随着城市发展，车辆不仅数量增多，载重量也增加，越来越容易压坍竹管或阴窦，就像今天的桥梁常被超载的重型卡车压坏一样。于是他改用细腻的陶土烧成的陶瓦管代替竹管，四周再用石函保护，避免阴窦泥土坍陷堵塞，取得很好效果。
后来苏轼被贬到惠州安置，一举一动都受监视，不能擅离贬地。有一次他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来信，告知广州正流行瘟疫，百姓死亡人数众多，特地想讨教有何良策。苏轼在惠州有一位朋友，罗浮道士邓守安，十分了解广州情况，两人一起探讨解决办法。认为广州人饮用咸苦的水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而白云山有水质很好的泉水。于是苏轼回信建议引白云山蒲涧水入城，改善水质防疫，并介绍了杭州六井所用的引水方法，又把土法自来水推广到广州。
随着时间推移，杭州地下水质逐渐变好，明代以后人们就地掘井的井水也能饮用，原有六井的功能减退，除相国井外其余五井都已废弃填埋。相国井座落杭城中心的解放路和浣纱路口西侧，可能是六井中最大一口，因李泌后来任宰相而得名。井上原有亭保护水质和供人休息，浣纱路本是民国初年填没的一条小河，河上的桥就叫井亭桥，现在此处地名仍叫井亭桥，只是既没有河也没有桥更没有亭。
民国时在原址用红砖砌了一个大井栏，一九八七年重修，改用白色大理石制作井圈护栏，在井旁立石碑记其事，并将相国井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〇〇四年又在湖滨三公园当年向西湖取水的入口处，重建李泌引水装置和六井各不相同的井栏作为纪念标志，表达杭州人民对李泌、白居易、苏轼这几位德高望重老市长的缅怀和尊敬之情意。
李泌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和贤相，所以古代杭城及周边各县的举子进京赶考，都要先来到相国井虔诚参拜，往相国井里投入银钱求赐功名，这应该是相国井一直未废的原因。直到文革以前，绍兴等外地学子来杭参加考试，还慕名到相国井，向井里投币。高考恢复后最初几年，又有不少学子到此井投入硬币，那时水清见底，可以见到堆积着一层白花花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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