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zt)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陈大斌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永嘉1956年的试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源头。
　　杜润生说，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躯。永嘉的这次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说，“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先行者们为县委领导、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一些区乡的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试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派到燎原社进行试点的工作组组长、亲手完成试点全过程各项工作，并写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总结的戴洁天。这三位里，与我有点交往的只有戴洁天一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人谦和的学者，了解加深之后，更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正直的品格，重实践做实事，脚踏实地的作风所感动。正是从他身上，我认识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先行者们的胸襟和胆识。

与农民、农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

　　戴洁天是浙江省瑞安县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就接近党的外围组织，后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投入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大批爱国、进步学生疏散离校，戴洁天回到温州，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个地下小组，温州解放后，戴洁天参加永嘉青年工作队，配合进城部队做好城市宣传和接管工作。1950年戴洁天进浙江省干校土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回温州专区永嘉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与永嘉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互助合作运动兴起后，他常年在乡下办社，与农民共同生活，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县里的人们说，“这个大学生可真是从里到外，真正工农化了。”
　　1955年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高级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溪区潘桥农庄。这个农庄以一个高级社为核心，吸收周围15个初级社、一批互助组和一批单干农户，组成一个有1184户人口、8456亩土地的大型农庄。戴洁天是县里派来的建社工作组组长。建社完成时正赶上春节，只见到处红旗飞扬，村村敲锣打鼓迎“高潮”，社社演戏庆“升级”。可春节一过，开始备耕，社干部们才发现，面对如此庞大的农庄，上千男女劳动力，不知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合理计酬，只好仍然沿用小型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戴洁天感到问题严重，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春耕大忙一到，全社肯定会乱成一锅粥。眼下社员口粮普遍紧张，如果不能有效组织社员搞好生产，增产粮食，今后合作社如何巩固？社员靠什么生活？他当机立断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在完成建社任务后，继续留在潘桥社“解剖麻雀”，帮助社干部摸索如何搞好大社的生产管理，发展生产。
　　得到批准后，戴洁天就在潘桥扎下来，他选定农庄主席谢文法所在的生产队作为试点。他先是白天跟随社员下田干各种农活，夜晚参加评分。做完这一切例行工作后，再召集社干部研究生产管理问题。戴洁天很快便看到问题的症结：这里实行的粗放管理办法，干什么都集体伙干，只有大包工，没有小段计划，计酬仍然是“死分活评”，“白天大伙一起混，夜晚面红耳赤争。”这时，正巧浙江省委农工部印发了一个《改进生产管理》的小册子，介绍了《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可惜小册子里只介绍了这个名称，却无具体做法，也没有可参考的实例。即使如此，戴洁天也很受启发，他多年探求的目标就是要解决社员责任心不强，农活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这个“个人专管地段”里大有文章可做。过去一直是包工包产到队，至多包到作业组，绝不允许包到社员包到户。这个“个人专管地段”就突破了包工不可到人的禁区。结合过去实行过的小段包工的经验，他和社干部一起着手改进生产管理。首先是划小、加强基层劳动组织，全社以行政村为基础，划为7个大队，55个生产队，生产队固定作业区（专管），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核算单位；然后是全社建立“四包”责任制，生产队向合作社“四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四包”，而社员个人，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社员个人专管）。这就叫“个人专管”，“联地到人”。几个措施的实行，把“专管制”与层层“四包”，与按件计酬结合起来，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从而使潘桥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正常生产秩序初步建立起来，队长、社长觉得好管了，全社的生产管理面貌从此大变。
　　试行两个月后，戴洁天写出《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产管理与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中共温州地委在报告上批道：“这种办法是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一种高级形式的管理制度。”

决心从实际出发，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实行这种专管制，解决了生产管理上的“大呼隆”，使生产秩序大为改观，但这种办法只“联地到人”，却不联系产量，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社员的生产责任心不强，劳动质量无保证的问题。社员说，增产一千斤，也没有我一斤的好处。社员们出勤多了，并不愿多出力流汗，更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一件农活。而搞农业种庄稼，是开“露天工厂”，受制于天，受限于地，既是社会生产过程，又是生物的生长过程。所以，农业的管理绝不比工业管理容易，人的责任心至关重要。农业生产还有一个特点，从种到收，要几个月时间，劳动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没有最终成果，但每个环节都对最终成果——作物产量产生直接的、无法挽回的影响。只要哪一个环节没做好，其他环节的劳动可能全部劳而无功。只有从种到收，每一个环节，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才可保证这一季庄稼丰收。所以农业上真正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能够让社员们人人关心生产，时时事事注意农活质量，尽力尽心地做好每个工序的劳动。戴洁天说，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农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绝对不能离开包工到人，而且还一定要联系产量。要搞好高级社的管理，就要在个人专管制、联地到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建立联系产量计酬的包工包产到人到户的责任制。
　　戴洁天此议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大伙都说这个办法准灵。可是，从合作化兴起就狠批单干是资本主义，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的是“时时集体，事事集体”。当时上级已有明文规定，“三包”也好，“四包”也罢，只能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最多是作业组向生产队承包，绝不允许个人承包。这种既包工又包产，而且还要包到人、包到户的办法，能够实行吗？
　　戴洁天的想法得到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让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发言。李桂茂是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山东老干部，1949年南下来到永嘉。他作风深入，熟知农村情况，了解农民，重实际、敢负责。在合作化问题上，一直注意从实际出发。他是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县委宣传部长李云河（这年6月他才升任县委副书记），也积极支持包产到户试验。恰在这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刊登了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当包工包产》，介绍了安徽芜湖、四川江津一些农业社包工包产的情况，支持这些地方试行的包产到组、到户的做法。永嘉县委看了此文大受鼓舞和启发，更坚定了搞联产到户责任制试验的决心。李桂茂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上常委们意见分歧，支持的、反对的各有四票，是试还是不试？最后的决策系于李桂茂一人。这关键时刻，李桂茂当即拍板，决定在三溪区潘桥社进行包工包产到户试点（后因故又将试点改在李桂茂在土改中的基点乡燎原农业社进行），并决定戴洁天担任县委试点工作组组长。
　　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大社，有778户，3600口人，有水田5400多亩。1956年5月戴洁天带领县委试点工作组来到燎原社，决心通过与群众共同的实践搞好试验。在燎原社试点的十个月里，他白天下田劳动，在生产中了解、发现问题，夜间开会研究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农活种类繁多，地块不同，季节有异，要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回忆起当年在燎原社的试验，戴洁天说，“当时，我就住在会计室的后间，在小学里搭伙。我和社干部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天夜里工作到下半夜，没补贴，没有例假日，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积极苦干。尽管生活清苦，但我们并不感到难受，反而感到其乐无穷。因为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建立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符合社员心愿，又符合党的政策要求，既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责任制。”“全体同志意志坚强，忘我工作，夜以继日，经常油尽鸡鸣，不觉东方之既白，肚子饿了，喝一瓢冷水充饥，相顾笑语。我们是在实践中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从5月到9月，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探索，试点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联产承包的经验来。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既可实际操作，又有理论上的阐述，是对这次包到户实践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总结。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这是中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时间虽然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包产到户总结

　　戴洁天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管理特点，就是应该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南方水稻地区生产特点相结合。”“总结”正是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总结”细致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