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永胜》一书附录四是迟泽厚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 —秘书眼里的黄永胜》，其中透露了一位开国上将的“事迹”。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p601-602）
知情人透露，许世友还是 1975年年底率先向毛泽东进言要求批邓的几个人之一。许世友的功夫不仅体现在告密上，更体现在整人上。董国强先生曾经以江苏南京为例，详细论述了许世友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机会大整原来对立面的过程。（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许世友更是利用整“五一六”造成冤魂无数，更应该为著名的蔡铁根大校冤案一事负责。蔡铁根的儿子后来在回忆其父的文章中发出怒吼：我们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而许世友这个毛泽东的走狗、老王八蛋，是罪魁祸首！（蔡铁根，《蔡铁根长子叙述蔡铁根平反经过》，未删节版。）
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拒不承认其在中美会谈中对美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决定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许世友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被召来参加这次批斗。在批斗会现场，许世友在椅子上不安分的跳上跳下，用手指着周说：告诉你，总理，如果苏修打进来，美帝打进来，你如果想要做儿皇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允许你的，不会放过你的。（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1974年1月，许世友在江青的支持下，对原广州军区的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揭批”。许世友拉上赵紫阳，接见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广州地方两派群众组织的３３名头头，宣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党，要这些头头与他“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揭，我们在军队揭”。许世友频频在大会、小会、军内、军外讲，广州军区的问题“不简单”，过去被“捂了盖子”，现在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运动迅速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问题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随着材料越揭越玄，破绽越来越多，中央终于看不下去。北京在7月29日发来紧急电报指名批评了许世友，并派韦国清来处理善后。广州军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戛然而止。（迟泽厚，《人间自由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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