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生活流水帐 zt

来源: sifu 于 2010-12-19 19:54:20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9001 bytes)

最初的记忆：电影
七十年代初期的露天电影场里，放映最多的影片是《青松林》、《难忘的战斗》和《渡江侦察记》，孩子们把电影中经典的政治话语改变成儿歌，政治宣教便或多或少蒙上了一些游戏的色彩。《青松林》中的插曲被这样传唱：钱广赶大车，给老子带点货，茄子、辣子还有胡萝卜，钱广的女人气呼呼，为什么只给我两块五？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渡江侦察记》的故事情节被概括成四句话：渡江侦察记，牺牲了周常喜；过了浏阳河，枪毙了候登科。
那时候，最伟大的英雄不是董存瑞，不是黄继光，而是杨子荣和洪常青。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除了五大领袖，就是《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的电影画，《红灯记》的剧照也张贴上墙，但李玉和、铁梅的剧中形象不如杨子荣和洪常青那么潇洒俊朗，在大多数孩子的眼里，英雄要么目光如炬、上穿一张虎皮，要么红唇白齿、下穿一件裤衩，革命真好啊，一群人跳着舞、唱着歌，就把国民党反动派从江北打到江南，最后打到台湾岛上去了。
只到《闪闪的红星》出现以后，七十年代的革命价值观才有了新的变化。“我是红军战士潘冬子”是七十年代中期最流行的儿童语言；潘冬子挎一杆步枪、穿一身军装行走在山花丛中的情境，是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眼里最美好的理想图景，“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着这首半懂不懂的歌，我们不止一次地问大人：怎么不革命了？怎么不战斗了？
没有革命的年代，寂寞的孩子就自己站出来炮制革命，有人拎一把菜刀，深更半夜爬到地主家的院子里放火，救火的人问：你是谁？他硬挺着脖子回答：我是红军战士潘冬子！
最初的恐惧：地震
唐山地震后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跟着大人爬到屋顶上睡觉。政治动荡不安，谣言就格外容易传播起来，大人们从早到晚都在谈论有关地震的消息，说哪里已经震了，哪里死了多少人。地震的谣言过去不久，又来了抽血的谣言，说有个敌对国家组织了一帮特务潜入中国，装扮成革命工作组，用最先进的机器，抽孩子们的血，他们只要用机器一照，闪出一道亮光，就能把人身上的血抽干。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守候在家里不敢出门，书不读了，牛不放了，有人躲在屋里，有的钻进地窖，一听到远处有汽车响动，地头上干活的家长们就一哄而散往家里跑。
1975年，人们几乎就生活在谣言和谎乱当中，而地震真正来临，是1976年的初春。本来，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对七十年代的孩子没有多少印象，但大人们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冷峻，他们早出晚归的开会、没完没了的学习，深更半夜回到家里，还要把声音压到最低才敢说话，这种气氛或多或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政治的记忆。
秋天的一个早晨，村小学的广播里放出哀乐，刚上学的孩子们稀稀拉拉返回家，有人问：咋不上学？回答说：毛爷爷死了！孩子的家人脸都吓绿了，抡起铁锹把就往孩子身上抽打，妈妈的，叫你胡说。有人帮他说话：他没有胡说，毛爷爷真得死了！地头上干活的人全都呆住了，手中的铁锹把一杆一杆掉在地上。下午的时候，一位八十四岁的老汉爬在村口，抢地呼地的哭喊：毛爷爷啊，我都活着，你怎么就死了……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晴了，又阴了；阴了，又晴了。毛主席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想从花圈的灰烬寻找点什么，最后捡了一只没有烧透的白纸花回来，挂到村头的白杨树上，纸花在光秃秃的树杈上挂了整整一个冬天。
最初的流行：帽子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流行黄军帽。戴军帽有讲究，先用牙齿沿着帽子顶上的针钱接缝咬出一条挺挺的棱角，再把报纸折叠起来撑在帽沿四周，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始终感觉是挺拨的。比我年长一些的孩子，大多数人都有一顶帽子，每天放学回家，大家都要在路上比一比谁的帽子更新、更挺，我没有帽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比，有时候也会被他们拉过去做个评判，做评判是有条件的，他们从书包里拿出干馍馍让我咬上一口。
到了初中，家里给我买了一顶黄军帽，一块两毛钱，在合作社买的，我也在帽沿上咬了一圈棱角，在帽子里面垫了一圈报纸，有人的时候戴一戴，没人的时候揣在怀里。
那一年快入冬的时候，迎来包产到户以后的第一个农业大丰收，县里的秦剧团到公社慰问演出，唱得是《周仁回府》，我没有耐心看戏，坐在马路边上看人来人往的热闹。一个留长头发、穿喇叭裤的“打砸抢”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绕到我身后，伸头从我头上摘下军帽，蹬着车子飞一般地扬长而去。我一边骂，一边追，终于没有追上，回家哭到半夜，父亲答应第二天再买一顶黄军帽给我。
八十年代初期，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打砸抢”就成了所有坏人的代名词，大人们骂不听话的孩子，一开口就是：你这个“打砸抢”！到了第二年，政府开始治理打、砸、抢等社会治安问题，喇叭裤看不见了，长头发又变成了小平头。有一段日子，飞机天天从头顶上过去，听人说，“打砸抢”抓得太多了，监狱关不下，火车运不完，天上的飞机是送“打砸抢”到新疆的戈壁滩上劳改去的。由于惦记着自己那顶黄军帽，我天天看着头顶上的飞机念叨：枪毙了才好！
最初的理想：武术
八十年代初的流行读物，是《说岳全传》、《兴唐传》和《杨家将》，一本小人书在班上传阅，看到最后，页面已经拦得拼不起来了。我读小说全本的时间略早一些，同学们请我讲说岳和兴唐的故事，我常常拿捏一下，说不讲，肚子饿，就有人从书包里掏半拉馍馍出来。我初二年级的班主任爱听三国，每到周末的班会时间，他就叫我站在讲台上说三国，一本《三国演义》，从“滚滚长江东逝水”到“三足鼎立已成势”，用了两个学期的时间，硬是从头背到了尾。
从迷恋岳云手中的一双铜锤开始，武术是我们那一代人初长时期最美好的人生理想，经常幻想有个白发长须的老头半夜出现，在枕头旁边留下一本武功秘笈，让自己一夜之间练出飞檐走壁、百步穿杨的绝世武功。到电影《少林寺》公映的时候，电影放到哪里，我们就三五成群地跟到哪里，不管山沟还是平川，不管十里还是八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回来的路上，你是觉远，我是王仁则，说着说着就开打了，嘴里发着噼哩啪啦的声音。
有一段时间，我们躲在校园外的树林里，秘谋离家出走投奔少林寺的计划。我们想一路乞讨，徒步到河南，然后剃发为僧，如果少林寺方丈不肯收留，我们就在大殿外面顶风冒雨、长跪不起。准备出走的前两天，本来很坚定的信念出现了一些迟疑，如果一路上讨不到吃的怎么办？如果跪了三天少林寺仍然不肯收我们怎么办？后来，我们找村上一位会武功的人为拜师学艺，学了大约十来天时间，看到真正的武功和小说里写的武功差异很大，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成不了武林高手，对武术的兴趣就慢慢地黯淡来。
有一位辍学的同学，真得去了少林寺，是家长带着路费、学费送过去的，两年后回来，办了一个少林武术培训班，收了不少弟子。我去看过一次，他光着膀子，穿一件米黄色的大裆裤，带领徒弟们蹲马扎。
最初的思考：歌曲
那一年的一个下午，学校广播里放了一首陌生的歌曲，歌声飘进耳朵的一瞬间，我有了一种古古怪怪的感觉，听惯了希望的田野，听惯了边疆的泉水，突然听到低沉的男人声音，或多或少有些惊奇和不适应。“我深深地爱着你，你这多情的土地”，春暖花开的时候，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第一次对音乐产生的反应，居然是一丝莫名的忧伤。
读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小寿匠，为了挣自己的学费，天天跟着我的语文老师在死人的灵棚下画棺材，画一口棺材收二十五块钱，老师分给我五块。老师宿舍里有我一张床，半夜回来，我们在校门口买上几瓶啤酒，在宿舍里喝酒、抽烟，把录音机音量拧到最大。“我的热情，好象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燃烧在沙漠里的小爱河”。这些录音带大都贴着复印出来的黑色标签，但强劲的打击乐声音依然狂热难挡。很多年以后，每次听到这些歌曲，我都会想起十六、七岁的某个夜晚，我们画完棺材，骑着自行车黑夜赶路。
198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坐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张望前面过往的人群。失学以后，我开始做一些小生意，每次进城，都要到这座曾经向往过的大学里走一走，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起风了，有音乐飘进我的耳朵，这样的夜晚，秋风穿透了我周围的世界。“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痴痴地等，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在赤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儿时的光荣”。沙哑的声音，仿佛是来自天籁的哭诉，抑制不住的悸动和震撼，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是一片深秋的树叶，在寒冷的秋风中瑟瑟发抖。从此，我记住了罗大佑的名字。
苦涩的日子，寂寞的行程，在农村老家那间泥壁斑驳的小屋子里，我常常关掉灯，把自己浸泡在乡村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千百次地回味崔健、苏芮、赵传和齐秦，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找喉头哽咽的感觉，并且反刍着那些几乎已经绝望了的梦想：“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傍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金钱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最初的迷茫：前途
高中毕业后回家，收到了一份写满爱情的来信。她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听到我高考落榜的消息，她说“自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说要用“爱情的雨露”来浇灌我，信的末尾是：在天愿做连理枝，在地愿做比翼鸟。
身处绝境，天外飞来横爱，自然喜不自禁。那时候，她已经是一名信用社的职工，吃国家的口粮。我们的恋爱坚持了半年，她看到我前途无望的时候，告诉我说，爱情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听懂了她的意思。人生当中最迷茫的一段时光，我实在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曾经想过到一家地区文学刊物做个聘用制编辑，试探性地徇问，他们没有要我的意思；后来想到当兵，体测的时候就被淘汰；最后什么也不想了，天天看着家门口的白杨树发呆。
相了几门亲，女方的家长都看不上我，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一个女孩子挺愿意的，相亲的时候，她们在隔壁屋子里叽叽喳喳地议论，说这个人脸白。她的家人坚决不同意，脸膛子又不是白面馍馍，肚子饿了你能啃着吃吗？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和媒人在这边听得一清二楚。
百无聊赖中过了两年，城市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到五大毕业生招干的时候，我的前途才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有一张自修的专科文凭，说媒的人又找上门来，那个已经对爱情失望了的女孩子也重新递过话来，说，如果我愿意，她的父亲可以找关系、托路子，想办法帮我招干。
70年代到90年代，我们从有理想变得失去理想，精神和命运在迭荡起伏时代变迁中开始消沉，开始麻木，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悲大喜。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你就会明白《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畅销书，因为它肤浅地表达了70年代以后农村青年对外面世界的仰慕和渴望，而这种肤浅，恰恰又迎合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层次和生活背景。我们不需要深刻的领会，我们只想从路遥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