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风女儿：“成千成万善良人不知道”
胡风被关押十年半后才由北京市法院“公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被赶到四川服刑。1969年5月刑期满了，他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是“关死为止”。老友聂绀弩为他写下激愤的诗句：“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中共建政以后，文艺界由延安、解放区出来的官员执掌大权，对国统区文艺另眼看待，胡风的心情一直是压抑和不服气二者交错，他的行动也是反省和极力表白二者交错。建国之后的五、六年间，文艺界掌权者不时发起对胡风以及他提携的作家的批判，1952年中国作协还召开座谈会，专门“帮助”胡风作检讨。
1954年10月，中国文联和作协连续举行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所谓胡适派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本来不想发言，经人动员才讲话，一旦开炮就收不住了。
毛泽东出手：从“错误文艺思想”升格到“反党集团”
晓风说，此前毛泽东并没看“三十万言书”，胡风两次批评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引起毛的注意，这才调来“三十万言书”看。从中国文联和作协第五次扩大联席会议开始，从这一“壶”（胡）到那一“壶”（胡）──不再批胡适，而完全是针对胡风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还以主要篇幅辩论理论问题，邵燕祥后来感叹说：毛泽东在按语中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对胡风斗争“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而胡风才真是 “书生气十足”呢，他不知道在党看来，他哪里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资格？这个资格只属于党的领袖和领袖指定的人。胡风想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坚持“五四”文学传统，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则，为此批评某些党员作家、官员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和公式化等等，在党的决策者看来，这就是同党争夺领导权、争夺群众。哪里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分明就是政治问题！
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955年1月12日向中央报告，主张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当天就批示：“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周扬1月15日给毛泽东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写报告说，昨晚胡风来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三十万言书”，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献策：“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毛泽东随即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把胡风推到了绝境。时任《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一文中披露了当时批判胡风的部署，以及是如何陡然升级的：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由周扬、林默涵具体指导。1955年《文艺报》一、二期合刊发表了“三十万言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作为批判的靶子，随后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批判胡风。恰在同时，舒芜交出了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分类编辑、注释。中宣部决定将舒芜《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初这一期加编者按发表，由《人民日报》转载。康濯写了编者按语，《文艺报》排好清样送交周扬，周扬又送毛泽东审阅。一天多以后，毛泽东做了决断：“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毛还下令：“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毛泽东亲自将“胡风小集团”改成“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又改为“反革命集团”）。将文艺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上对敌斗争，不仅是“反党”“反革命”，更是“集团”！下手之狠，连早有整胡风之心的周扬、林默涵等人也瞠目结舌！
私信的致命杀伤力
继第一批材料之后，随后又有了第二、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操刀，写了多段按语，后来有些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字字千钧：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历史已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怎样凭空把一个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制造出来呢？中国“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才真“是不知道的”！
毛泽东一夜之间洞察敌情，乾纲独断，看来就是因为读到了舒芜提交的那批掐头去尾的信。毛泽东说：“广大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
舒芜将胡风主要在四十年代《论主观》发表前后给他的信件，摘引34则，“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
第一，十多年来胡风是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第四，十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舒芜最后写下一段总结性评论：“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
毛泽东公然号召利用抛出私人信件来整人，他在按语中说：“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关于“舒芜交私信导致胡风案定性升级”的公案，其经过、其性质，后来都有不同说法。在舒芜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写出多篇文章为父亲申辩。我在随后的文章中将会写到。----高注）
这里有一个插曲：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报》5月13日应登载反省最为恳切深入的第三稿，结果却错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记。胡风一看，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也觉得这太过分了，查问下去，要《人民日报》检讨。但毛泽东发话了：“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
中共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指定陆定一任组长，派人四处搜集与胡风有关的材料。晓风说，父亲母亲和有关朋友们先后被捕，从这些人家中搜出了大量信件，还有一些是主动上交的。公安部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装裱成册，还“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了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领下审阅这些文字，用红笔勾勒‘有用’之处，并写上注释，呈交上去”。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此后二十多年，胡风及家人的遭遇不堪回首。
关押了十年半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胡风，判决说：“被告胡风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效劳。后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勾引公职人员，盗窃国家机密，造谣诬蔑，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赶到四川。晓风虽然舍不得，也只好给父母送行。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没想到这一别竟又是十多年，更没想到这一去还是救了父亲，不然的话，留在北京，等待著他的绝对是‘覆灭’的命运”。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公安人员把胡风夫妇转到了位于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妇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却是“关死为止”！
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已是1973年1月，这里正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站在母亲面前的父亲竟像是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著背、缩著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在管教人员面前连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再也见不到他那明亮的眼神和独有的眯缝著眼的微笑了。”
梅志很快发现胡风极不正常。“他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所致。他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
是梅志的抚慰和照顾将胡风从恐怖和昏乱中拉了过来，摆脱了疾病，恢复了正常。晓风说：尽管母亲自己的精神也濒临崩溃，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垮，还得要想方设法不让父亲垮下去。她在他神志较为清醒时，声泪俱下地说：‘你要振作起来，千万不能垮啊！丢开那些干扰著你的胡思乱想吧！……你要知道，这是生命竞赛啊！你能活著出去，我们就胜利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活著！’”“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支撑，父亲不可能活着见到我们，更不要说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了。难怪前些年有人在文章中把她与旧俄时随丈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比，称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许多“胡风分子”遭遇更惨。晓风说起了路翎── 他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是“不亚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中国最优秀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誉为“史诗性巨著”。晓风说，她记忆中的路翎“非常年轻、帅气，非常有才华”，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地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才释放，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每月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生。哀莫大于心死，他那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晓风说，本人惨，孩子也惨，路翎的二女儿也患精神病，一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响啊。还有几个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绿原的小女儿，插队时受了刺激──还不也是受绿原被冤枉成‘国民党特务’的连累……”
整人者相继被整
被整的人惨，整人的人后来竟也惨：
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曾向胡风等人开过火的人，都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关押、被流放；
到“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随后周扬及其麾下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一大批人，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他们在被囚禁被诬陷的时候，是否想起过“请君入瓮”的成语，是否想起过自己在十多年前对胡风及同伴做了些什么？
“文革”中当周扬挨整时，胡风却不肯落井下石。梅志在《往事如烟》说，1966年7月，四川省公安厅负责人来找胡风：要他揭发周扬，“甚至可以控诉”。潜台词就是鼓励他“立功受奖”，甚至可以减刑。胡风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他并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说，周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怀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认为，周扬的问题主要是组织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自己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命运。他对梅志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这样来批判周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第二年，苗溪劳改茶场看守所长拿著登有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报纸又来找他，也被他顶了回去。
胡风终于等来了昭雪的日子。虽然到他1985年6月8日因病去世时，仍未彻底平反，但他毕竟回到了政治生活当中，头上被安上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和作协顾问”的头衔。
定罪只要一夜，平反却拖八年
打成“反革命集团”，只是一夜之功；而平反“反革命集团”，则用了八年之力，一直到胡风去世三年之后，才彻底推倒了不实罪名。
笔者问晓风，对胡风竟要平反三次，何以如此艰难？其间到底阻力来自何处？
晓风说：不能归咎于哪一个人作梗，还是归结于时代吧。
“我父亲在四川出狱以后，四川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委员的名份，他那时就写材料寄给中央申诉。1979年开四次文代会，吴奚如他们一些人想在会上提胡风问题为什么还不解决？周扬就告诉大家，中央已经有安排，像刘少奇案等等几个大案要统一处理，一个一个来，不让他们在会上提。那年10月我父亲在监狱里得的精神病又犯了，当地医疗条件比较差，他精神上也很压抑，觉得在四川没有希望平反。我们就给中央一次次打报告，要求到北京治疗，其他朋友也帮著要求，1980年 3月父母回到了北京。”
半年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的76号文件下发。当年批胡风是全国铺天盖地，可平反文件却只发到县团级，晓风说，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有人竟还不知道他已经平反了。它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公、检、法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决定将这一错案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消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不过，文件却保留了不少不实之词。它承认这是桩错案，却又在“错案”前面加上了一些定语，说是“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它批判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更是错误的”； “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
晓风说：文件撤消了“反革命集团”这一天大的罪名，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维持了当年批判的主要观点。“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但华国锋还挂著‘主席’的名，‘凡是派’还有势力，这个文件又有某些当年当事人参加起草……1980年嘛，情有可原啊。”
周扬将文件初稿拿来向胡风和家属“征求意见”。当时，胡风正患有严重的心因性精神病，家属不敢给他看这份文件，毫不拖延地提出不同意上述说法，递交上去。但过了几天，正式文件下达，他们的意见根本没被采纳。胡风去世前一年，家属看到他的精神已恢复正常，才给他看。胡风写下一份关于个人历史，关于“五把刀子”等问题的详尽材料，写好后却不让家属寄出，晓风说：“他说‘这都不管用的’，就撕了。看到说服不了他，只好由母亲和我们出面，根据他所写下的，另拟了一份申诉材料。申诉寄出后。果然如同石沉大海，长时间没有回音。”
胡风因受摧残而衰弱的身体心智，已经等不起了，他带著遗憾离开了人世。要求在官方关于胡风的悼词中给予公正评价，是遗属理所当然的愿望。然而，他们还是失望。晓风在《历时八年三次平反，冤案终于有了“说法”》一文中叙述说： “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时，一份早已拟就的《悼词征求意见稿》放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这份悼词不仅按照 1980年76号文件定的调子，沿用了那里面“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尤其是对“胡风案件”这一关键问题写进这样一段话：“胡风同志是带著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中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
晓风写道：由于多年“被监禁”和“伴囚”，已习惯于顺从领导的母亲破天荒地抗议了：“你们这不是鞭尸吗？这样的悼词我们不能接受！”
聂绀弩听到这样的悼词，深为不平。想到因得不到公平评价，不能召开追悼会，遗体不得火化，他夜不能寐，写下了激愤的诗句：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晓风说：眼看问题的解决还有一段艰难过程，我们为了让死者尽早得到安宁，决定不等单位开追悼会，自行于8月3日将遗体火化，只有少数亲友参加。
家属当时感到特别悲愤的原因之一，是彻底平反已经在望，他却没能看到。1985年4月，当得知他来日无多后，家属向有关方面要求尽快就前述申诉材料做出答覆。晓风说：公安部动作最快，再次查阅档案后，同意撤消胡风这几个“政治历史问题”。胡风去世当天上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来到病房，口头向家属传达了公安部这一意见。“可悲的是，父亲当时已昏迷，无法听见这一好消息了。”又过了几个月，11月30日，公安部正式下达了关于撤消所谓胡风“历史问题”的 “85公二字第50号文件”。
这就是胡风问题的第二次平反。
悼词依据新的口径，删去那些负面语句，还在胡风名字的前面冠以 “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中央并指示，胡风后事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追悼会，然后由中宣部再复查解决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遗留问题。1986年1 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胡风追悼会。
迟来的“公正”，还是不是“公正”？
当局允诺的下一步复查迟迟未能进行。晓风说：1986年到1988年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较大，复查平反也就搁了下来。直到1988年6月，才终于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全党下达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即中办发【1988】6号文件）。
该文件主要内容是：对胡风“五把刀子”的论断与胡风原意有出入，应予撤消；关于“小集团性质”“宗派活动”，本著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政治性结论，应撤消；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也撤消。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宣布中共中央再次给胡风冤案平反。胡风一案在33年之后，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获得了全面、彻底平反。不过，正如晓风对笔者所说：1988年平反的规模与1955年批判声讨的规模还是远远没法相比的。
在平反的漫长过程中，中国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胡风诗集、文集、书信集、胡风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风全集》，后获中国最高奖“第七届国家图书奖”。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
胡风的骨灰盒上，嵌著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胡风被关押十年半后才由北京市法院“公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被赶到四川服刑。1969年5月刑期满了，他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是“关死为止”。老友聂绀弩为他写下激愤的诗句：“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中共建政以后，文艺界由延安、解放区出来的官员执掌大权，对国统区文艺另眼看待，胡风的心情一直是压抑和不服气二者交错，他的行动也是反省和极力表白二者交错。建国之后的五、六年间，文艺界掌权者不时发起对胡风以及他提携的作家的批判，1952年中国作协还召开座谈会，专门“帮助”胡风作检讨。
1954年10月，中国文联和作协连续举行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所谓胡适派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本来不想发言，经人动员才讲话，一旦开炮就收不住了。
毛泽东出手：从“错误文艺思想”升格到“反党集团”
晓风说，此前毛泽东并没看“三十万言书”，胡风两次批评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引起毛的注意，这才调来“三十万言书”看。从中国文联和作协第五次扩大联席会议开始，从这一“壶”（胡）到那一“壶”（胡）──不再批胡适，而完全是针对胡风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还以主要篇幅辩论理论问题，邵燕祥后来感叹说：毛泽东在按语中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对胡风斗争“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而胡风才真是 “书生气十足”呢，他不知道在党看来，他哪里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资格？这个资格只属于党的领袖和领袖指定的人。胡风想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坚持“五四”文学传统，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则，为此批评某些党员作家、官员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和公式化等等，在党的决策者看来，这就是同党争夺领导权、争夺群众。哪里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分明就是政治问题！
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955年1月12日向中央报告，主张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当天就批示：“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周扬1月15日给毛泽东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写报告说，昨晚胡风来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三十万言书”，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献策：“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毛泽东随即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把胡风推到了绝境。时任《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一文中披露了当时批判胡风的部署，以及是如何陡然升级的：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由周扬、林默涵具体指导。1955年《文艺报》一、二期合刊发表了“三十万言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作为批判的靶子，随后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批判胡风。恰在同时，舒芜交出了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分类编辑、注释。中宣部决定将舒芜《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初这一期加编者按发表，由《人民日报》转载。康濯写了编者按语，《文艺报》排好清样送交周扬，周扬又送毛泽东审阅。一天多以后，毛泽东做了决断：“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毛还下令：“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毛泽东亲自将“胡风小集团”改成“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又改为“反革命集团”）。将文艺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上对敌斗争，不仅是“反党”“反革命”，更是“集团”！下手之狠，连早有整胡风之心的周扬、林默涵等人也瞠目结舌！
私信的致命杀伤力
继第一批材料之后，随后又有了第二、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操刀，写了多段按语，后来有些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字字千钧：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历史已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怎样凭空把一个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制造出来呢？中国“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才真“是不知道的”！
毛泽东一夜之间洞察敌情，乾纲独断，看来就是因为读到了舒芜提交的那批掐头去尾的信。毛泽东说：“广大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
舒芜将胡风主要在四十年代《论主观》发表前后给他的信件，摘引34则，“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
第一，十多年来胡风是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第四，十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舒芜最后写下一段总结性评论：“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
毛泽东公然号召利用抛出私人信件来整人，他在按语中说：“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关于“舒芜交私信导致胡风案定性升级”的公案，其经过、其性质，后来都有不同说法。在舒芜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写出多篇文章为父亲申辩。我在随后的文章中将会写到。----高注）
这里有一个插曲：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报》5月13日应登载反省最为恳切深入的第三稿，结果却错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记。胡风一看，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也觉得这太过分了，查问下去，要《人民日报》检讨。但毛泽东发话了：“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
中共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指定陆定一任组长，派人四处搜集与胡风有关的材料。晓风说，父亲母亲和有关朋友们先后被捕，从这些人家中搜出了大量信件，还有一些是主动上交的。公安部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装裱成册，还“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了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领下审阅这些文字，用红笔勾勒‘有用’之处，并写上注释，呈交上去”。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此后二十多年，胡风及家人的遭遇不堪回首。
关押了十年半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胡风，判决说：“被告胡风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效劳。后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勾引公职人员，盗窃国家机密，造谣诬蔑，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赶到四川。晓风虽然舍不得，也只好给父母送行。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没想到这一别竟又是十多年，更没想到这一去还是救了父亲，不然的话，留在北京，等待著他的绝对是‘覆灭’的命运”。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公安人员把胡风夫妇转到了位于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妇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却是“关死为止”！
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已是1973年1月，这里正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站在母亲面前的父亲竟像是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著背、缩著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在管教人员面前连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再也见不到他那明亮的眼神和独有的眯缝著眼的微笑了。”
梅志很快发现胡风极不正常。“他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所致。他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
是梅志的抚慰和照顾将胡风从恐怖和昏乱中拉了过来，摆脱了疾病，恢复了正常。晓风说：尽管母亲自己的精神也濒临崩溃，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垮，还得要想方设法不让父亲垮下去。她在他神志较为清醒时，声泪俱下地说：‘你要振作起来，千万不能垮啊！丢开那些干扰著你的胡思乱想吧！……你要知道，这是生命竞赛啊！你能活著出去，我们就胜利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活著！’”“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支撑，父亲不可能活着见到我们，更不要说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了。难怪前些年有人在文章中把她与旧俄时随丈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比，称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许多“胡风分子”遭遇更惨。晓风说起了路翎── 他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是“不亚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中国最优秀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誉为“史诗性巨著”。晓风说，她记忆中的路翎“非常年轻、帅气，非常有才华”，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地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才释放，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每月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生。哀莫大于心死，他那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晓风说，本人惨，孩子也惨，路翎的二女儿也患精神病，一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响啊。还有几个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绿原的小女儿，插队时受了刺激──还不也是受绿原被冤枉成‘国民党特务’的连累……”
整人者相继被整
被整的人惨，整人的人后来竟也惨：
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曾向胡风等人开过火的人，都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关押、被流放；
到“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随后周扬及其麾下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一大批人，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他们在被囚禁被诬陷的时候，是否想起过“请君入瓮”的成语，是否想起过自己在十多年前对胡风及同伴做了些什么？
“文革”中当周扬挨整时，胡风却不肯落井下石。梅志在《往事如烟》说，1966年7月，四川省公安厅负责人来找胡风：要他揭发周扬，“甚至可以控诉”。潜台词就是鼓励他“立功受奖”，甚至可以减刑。胡风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他并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说，周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怀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认为，周扬的问题主要是组织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自己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命运。他对梅志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这样来批判周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第二年，苗溪劳改茶场看守所长拿著登有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报纸又来找他，也被他顶了回去。
胡风终于等来了昭雪的日子。虽然到他1985年6月8日因病去世时，仍未彻底平反，但他毕竟回到了政治生活当中，头上被安上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和作协顾问”的头衔。
定罪只要一夜，平反却拖八年
打成“反革命集团”，只是一夜之功；而平反“反革命集团”，则用了八年之力，一直到胡风去世三年之后，才彻底推倒了不实罪名。
笔者问晓风，对胡风竟要平反三次，何以如此艰难？其间到底阻力来自何处？
晓风说：不能归咎于哪一个人作梗，还是归结于时代吧。
“我父亲在四川出狱以后，四川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委员的名份，他那时就写材料寄给中央申诉。1979年开四次文代会，吴奚如他们一些人想在会上提胡风问题为什么还不解决？周扬就告诉大家，中央已经有安排，像刘少奇案等等几个大案要统一处理，一个一个来，不让他们在会上提。那年10月我父亲在监狱里得的精神病又犯了，当地医疗条件比较差，他精神上也很压抑，觉得在四川没有希望平反。我们就给中央一次次打报告，要求到北京治疗，其他朋友也帮著要求，1980年 3月父母回到了北京。”
半年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的76号文件下发。当年批胡风是全国铺天盖地，可平反文件却只发到县团级，晓风说，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有人竟还不知道他已经平反了。它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公、检、法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决定将这一错案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消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不过，文件却保留了不少不实之词。它承认这是桩错案，却又在“错案”前面加上了一些定语，说是“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它批判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更是错误的”； “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
晓风说：文件撤消了“反革命集团”这一天大的罪名，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维持了当年批判的主要观点。“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但华国锋还挂著‘主席’的名，‘凡是派’还有势力，这个文件又有某些当年当事人参加起草……1980年嘛，情有可原啊。”
周扬将文件初稿拿来向胡风和家属“征求意见”。当时，胡风正患有严重的心因性精神病，家属不敢给他看这份文件，毫不拖延地提出不同意上述说法，递交上去。但过了几天，正式文件下达，他们的意见根本没被采纳。胡风去世前一年，家属看到他的精神已恢复正常，才给他看。胡风写下一份关于个人历史，关于“五把刀子”等问题的详尽材料，写好后却不让家属寄出，晓风说：“他说‘这都不管用的’，就撕了。看到说服不了他，只好由母亲和我们出面，根据他所写下的，另拟了一份申诉材料。申诉寄出后。果然如同石沉大海，长时间没有回音。”
胡风因受摧残而衰弱的身体心智，已经等不起了，他带著遗憾离开了人世。要求在官方关于胡风的悼词中给予公正评价，是遗属理所当然的愿望。然而，他们还是失望。晓风在《历时八年三次平反，冤案终于有了“说法”》一文中叙述说： “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时，一份早已拟就的《悼词征求意见稿》放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这份悼词不仅按照 1980年76号文件定的调子，沿用了那里面“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尤其是对“胡风案件”这一关键问题写进这样一段话：“胡风同志是带著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中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
晓风写道：由于多年“被监禁”和“伴囚”，已习惯于顺从领导的母亲破天荒地抗议了：“你们这不是鞭尸吗？这样的悼词我们不能接受！”
聂绀弩听到这样的悼词，深为不平。想到因得不到公平评价，不能召开追悼会，遗体不得火化，他夜不能寐，写下了激愤的诗句：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晓风说：眼看问题的解决还有一段艰难过程，我们为了让死者尽早得到安宁，决定不等单位开追悼会，自行于8月3日将遗体火化，只有少数亲友参加。
家属当时感到特别悲愤的原因之一，是彻底平反已经在望，他却没能看到。1985年4月，当得知他来日无多后，家属向有关方面要求尽快就前述申诉材料做出答覆。晓风说：公安部动作最快，再次查阅档案后，同意撤消胡风这几个“政治历史问题”。胡风去世当天上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来到病房，口头向家属传达了公安部这一意见。“可悲的是，父亲当时已昏迷，无法听见这一好消息了。”又过了几个月，11月30日，公安部正式下达了关于撤消所谓胡风“历史问题”的 “85公二字第50号文件”。
这就是胡风问题的第二次平反。
悼词依据新的口径，删去那些负面语句，还在胡风名字的前面冠以 “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中央并指示，胡风后事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追悼会，然后由中宣部再复查解决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遗留问题。1986年1 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胡风追悼会。
迟来的“公正”，还是不是“公正”？
当局允诺的下一步复查迟迟未能进行。晓风说：1986年到1988年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较大，复查平反也就搁了下来。直到1988年6月，才终于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全党下达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即中办发【1988】6号文件）。
该文件主要内容是：对胡风“五把刀子”的论断与胡风原意有出入，应予撤消；关于“小集团性质”“宗派活动”，本著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政治性结论，应撤消；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也撤消。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宣布中共中央再次给胡风冤案平反。胡风一案在33年之后，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获得了全面、彻底平反。不过，正如晓风对笔者所说：1988年平反的规模与1955年批判声讨的规模还是远远没法相比的。
在平反的漫长过程中，中国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胡风诗集、文集、书信集、胡风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风全集》，后获中国最高奖“第七届国家图书奖”。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
胡风的骨灰盒上，嵌著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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