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设想的，是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台湾“国防部” 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认可了这一方案。
11 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 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
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 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 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 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1953年7月 27 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此后，台湾国民党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 提及战俘赴台一事，以此证明“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进而证明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 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 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 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 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 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门 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 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好人”、“坏人”、“中国人”，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 义。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再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 弟弟……”
“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 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42年春节，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 年再没回过故乡。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就改变了他所有 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 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 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 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 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 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 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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