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总编回忆揭发宋美龄钜额贪污
来源: 風向 于 2010-09-30 12:30:05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发孔、宋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在一九四六年叁月至十一月，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叁亿叁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而当时国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过五亿美元。这一大案的揭露，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孚中」的老板宋子文（T. V. Soong）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之兄和孔夫人宋霭龄之弟，人称「国舅」。而孔祥熙（H．H．Kung）是蒋介石委员长的连襟，抗日战争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由於蒋兼院长是掛名，副院长实际上爲内阁阁揆，全国财经大权一把抓，而他最拿手的措施，就是印钞票。抗战胜利後，蒋介石面对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及中外舆论对孔的抨击，遂把阁揆的位子转交给宋子文。宋自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一直是帮蒋搞财经的。宋爲哈佛大学毕业，自认与美国关係不同一般，常常挟洋自重。孔在中国人心目中爲「土财神」，而宋则爲「洋财神」，孔、宋在中国成了「财阀」的代名词。共产党攻击国民党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孔、宋就居其二。他们两家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後的短短八个月内，就贪婪地把国家掌握的外汇大量占爲已有，并违反进出口条例，疯狂进口外国产品图利，活活呈现了吸血鬼的面目。
接收变「劫收」，丧失了民心
本来，国家的经济在抗战朝间已经是百孔千疮，抗战胜利後，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大员蜂拥到京、沪、平、津，从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政府手中去接收权力和财产，结果，变成了「劫收」，出现所谓「五子登科」的局面。接收大员一夜之间就拥有了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加上位子（官位）。原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本来盼望国府官员凯旋归来，「拯斯民於水火」，而政府宣布汪伪发的钞票只能二百比一兑换法币，简直就像冷水浇头，公蟹从ξ抟烨澜俾傧萸?傩铡５鹊浇哟ツ前锶缋撬苹⒌墓僭贬幔??蝗惹楦?癄懕?椤９?竦车拇蠛镁置妫??脖錉懠鹊沟目窭健⒔?愕拇笙谩?
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共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从战略防禦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优势日益丧失，国军的士气也日益低落。爲了给前方战士打气，国民党中央组织了庞大的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我随中央常务委员刘文岛爲团长的豫鄂慰劳团到了河南新乡一带，在王仲廉部队与士兵开座谈会时，最使我感到震惊、不可想像的事咧，莫如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前线与共产党军队打仗，战壕的士兵口渴时想喝一口水而不可得，因爲後勤部门没有配备士兵携带军用水壶。对照一下豪门的穷奢极侈，妞孔、宋家族花费大量的外汇从美国进口包括化粧品在内的各种日用品，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时比较有头脑的学者和有理想的从政者都已预见到国共双方的战争，国民党必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已丧失了民心。
谁应负内战失败的责任？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各种因素还没有完全显露明白以前，社会舆论从社会生活现象观察，认定蒋介石的亲属和亲戚是罪魁祸首。不论堂堂议坛或民间谈话多把矛头对準孔、宋，有的锋芒直指蒋夫人，提出「女人误国」之说。《救国日报》的龚德柏先生并举出唐明皇在马嵬坡杀杨贵妃以安抚六军的故事，暗喻蒋介石应杀宋美龄以慰国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激愤的表示，事实上这种意见蒋老先生也不可能听到。
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国民参政会在南京举行。这个会产生於抗战初期的一九叁八年，包括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比如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都是参政员。在国民政府一九四八年行宪前，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会的作用。国府的立法院反而是聊备一格。一九四六年底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因尚未行宪，一般人注意政治动向，仍把焦点对著参政会。
失败谁负责？孔宋是祸首
当时参政员对政府的激烈质询，成爲人们精神上最大的慰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共产党代表和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人的发言，反而是国民党代表和亲国府人士的质询，如六十年代移居加拿大有「大砲」之称的黄宇人，後来出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和远在民初就任国会议员的浙江大老褚辅成等，常有极精彩的提问。黄宇人这拿大砲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叁次会议中带头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案，连署包括刘蘅静、齐世英、王正廷、刘文岛、陈肇英等一○叁人。决议爲交常会依法律程序办理，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感觉：难道国民党没救了？
一九四七年春，傅斯年先生曾发表一篇烩炙人口的鸿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读来真过瘾，我爲此特别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致敬。当时，我以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之身，前往参政会旁听并采访。听到参政员们就扬子公司、孚中公司一案对孔、宋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套取国家外汇，提出措辞尖锐的质询，很受感动，认爲是正义之声。财政部长俞鸿钧（O. K. Yu）则提出使人听了从内心深处厌恶的答覆，处处拿蒋介石做挡箭牌。如当参政员问起扬子、孚中公司破坏进出口管制、利用政治特权大量套取外汇的问题时，俞鸿钧首先只是说政府当慎重处理。後来在被追问时，才说：「最高当局（指蒋介石）已命令财政经济两部会同调查」。再问「调查的结果如何」时，他却毫不客气地说：「已呈报最高当局。」再问：「参政会能不能代表老百姓要求得知调查结果？」俞鸿钧竞蛮横地答道：「这要请示最高当局。」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把整个会场的气氛弄得僵极了。有的参政员气得脸色铁青，有的参政员则在散会後破口大骂：「他妈的！这些傢伙脑子里除了最高当局什麽都没有。」
年轻人义愤，豁出去再说
我离开会场回到报社途中，胸中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愤之气，很自然地产生一种衝动：爲什麽不可以在报上揭发这一大贪污案呢？跟著就想到以《中央日报》、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地位，能够重拳出击吗？岂不是造反？再一想到记者天职，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惑。终於年轻人的义愤战胜了世故的考虑，不管叁七二十一，豁出去再说。回到采访部就给负责专跑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後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一个任务，叫他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拿到财政经济两部关於扬子、孚中两公司违法套汇的调查报告，并告诉敬尧，我将配合他采取行动。当我下定决心与孔、宋战鬥时，社长马星野、总主笔陶希圣完全不知情，只和总编辑李荆荪打了一个招呼，他也没有特别当真。
就如战役展开前分析敌我形势一样，我分析了一下整个情况，要拿到孔、宋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贪污国家外汇的调查报告，只有两个采访渠道——财政部和经济部。财政部既有孔祥熙安下的钉子，又有俞鸿钧奴才式的效忠，对此一定是全面封锁。要想突破，只有从经济部下手。当时，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之举，经过政党协商，把农林、经济两部划出来由青年党人掌握，左舜生出任了农林部长，陈启天出任了经济部长。我当时跑国共和谈及政府改组新闻与陈启天很谈得来，便在有一天晚上，喊著漆敬尧一起到陈启天家去拜访，一方面拜託他今後多给敬尧一些方便，一方面直截了当地跟他谈起孔、宋案，我怂恿他放一响砲，爲青年党参政争光。我说：「你是青年党的部长，我是国民党的记者，两党合作後就可立即公佈案情。」当时，陈说了一句：「非同儿戏！」
回到报社，我把準备揭发孔宋的构想，具体告诉了总编辑李荆荪和另一副总编辑朱沛人，而且说，準备从经济部下手，有可能最近就拿到调查报告。沛人连声叫好！荆荪知道我真的要幹了，面有难色，主张慎重，他说，党报揭露这种大案，影响太大，恐怕承受不住。因爲我和荆荪是同班同学，情同手足，便跟他带开玩笑带认真地说，我如果弄来了，你不登我就跟你打架。
没有想到，就在看陈启天後一日，漆敬尧把这份调查报告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那里拿到了。他向邓透露了我们前一晚对陈的拜访。拿了就往报社跑，当他递给我时，我情不自禁地在他肩头猛拍一掌，敬尧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得意的儍呼呼笑容。
党报揭大员，京沪同震动
到了上班以後，李、朱、我叁人碰头商议究竟怎麽处理。我要求头版发表，荆荪却反对发表，说此事关係太大，即使发表也要取得社长马星野老师的同意，我们不能害他。我力辩马老师从不管新闻怎麽发。他可以往我们几个学生身上推，如果事先告诉他，他反而要背起责任包袱了。沛人做和事佬，提出折衷建议，叫我和荆荪各让一步，发，不发头版，发在第四版。因此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这一天，在中国报业史上开创了党中央机关报揭露党的中央大员贪污的先例。下仅震动了南京，而且轰动了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大城市。当上海《新闻报》和《大公报》全文转载这一消息後，我的老师、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先生还特别打电话向我祝贺，并告知反应强烈。
原来是合猩缱つ暇┘钦哒殴?耍?吹狡咴仑ゾ湃铡吨醒肴毡ā丰幔?舅?灾泄??伪尘暗牧私猓?谧?⒄庖坏鞑楸ǜ媸保?恿艘桓龅佳裕?该髡馐窃谖旱侣踅??蠲拦?芡扯怕趁胖??椿?鞯鞑槁眯衅诩洌珻C派所控制的《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向宋子文、孔祥熙控制的两家公司开炮。这样就把一项新闻揭露弄成爲一个政治事件。不仅国外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上海的英文报纸也刊出了这一报导。蒋夫人恰巧那几天在上海，她爲此而生气打电话给蒋老先生，推辞了返回南京的日期。这是後来出身官邸的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告诉我的。她当然很容易接受派系鬥争的判断。蒋老先生的震怒，自不待言。
就在此事中外喧腾之时，中共的新华社也以国民党发生内糁?剩??耸卤ǖ紶慍C系要以打倒孔、宋在蒋介石面前争宠，并藉而笼络人心，故在《中央日报》上作了这一揭发。还附带提到，「年轻记者陆铿」的名字。这对蒋老先生说，自然是火上加油。不过这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全国大镇压时，我已被关在他们的监狱里但侥倖未杀的原因之一——他们因爲新华社的报导，对处理我就比较慎重。按中共审讯人员的话来说：「你的身份太神秘，问题太複杂，需要详加调查，才能定案。」结果杀人的疾风吹过了，倖免一死。
蒋召集会议，勒令查来源
七月叁十曰蒋主席在黄埔路官邸召开了会议，除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李惟果、陶希圣出席外，财政部长俞鸿钧也被喊去，追究爲何财政方面官员竟将调查报告洩漏给记者？同时指示李惟果、陶希圣向《中央日报》彻查消息来源。
我在发表这一调查报告前，有意识地要给俞鸿钧一点苦头吃。鉴於俞鸿钧张口闭口以「最高当局」作挡箭牌，我在新闻导言後的第二段一开头故意加上「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心想，看你今後还敢不敢再拿大帽子吓唬人！俞鸿钧受了蒋介石的训斥後，随即回到财政部召开司局长会议，勒令洩漏消息给《中央日报》记者的高级官员赶紧自首，否则查出来後最高当局就要以洩漏国家机密罪论处。把在座的财政部高官个个弄得很紧张，纷纷站起来表态，绝无洩漏消息情事。但《中央日报》消息明明写著此消息来自财政方面，又作何解释呢？
就在七月叁十日下午，俞鸿钧痛苦之馀，无可奈何，只好派出他的亲信、与文化界有较多联繫时任其机要秘书的黄苗子（四十年代重庆「二流堂」的名人、八十年代在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成名书法家）到中央日报社找我，想一探究竟，并告诉了俞鸿钧遭遇到困境，希望我能告诉他一点线索。我当然是用一套「太极拳」把他应付走了。直到叁十八年後在香港重逢苗子，我才向他致歉。因爲在苗子找我之前，李惟果部长已经和我通了电话，他简单地问：「消息是从那里得来的？」我也篙单地答：「来源未便奉告。」他在电话里说：「我是宣传部长呀！」我说：「我知道，但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他说了一声：「再说吧，我现在有事。」就把电话掛断了。
李惟果部长後来告诉我，当时考虑到他平常跟我接触较少，我对他也认识不够，对他可能没有信心，只是先在电话里试探一下。他决定分别找马星野社长、陶希圣总主笔跟我谈。马先生卧病，陶先生因而承担了叫我交代的任务。
正如前述，由於在办报立场观点上，陶公（报馆上下都这样称呼他）和我们年轻人是有分歧的，虽然平常大家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在揭露孔、宋的消息见报之日，七月廿九日下午，马星野社长正在生病，他打电话找我，我把发表这一消息的心路历程告诉了他，并表示责任由我一力承担。马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大声，你太冒失了。」以後就未再过问此事。
陶希圣查案，成短兵相接
七月叁十日，陶希圣先生入夜来到报馆，请我到总主笔室谈话，当时因有两位主笔戴杜蘅和殷海光在座，不便深谈。我提议到社长室，因马先生不在，主任秘书周天固也下班了，房子是空的，於是陶先生和我在社长室展开了第一回合的「短兵相接」。他说：「发表有关扬子、孚中公司的调查报告，这件事闹大了，上海各大中文报纷纷转载，英文报也大作文章，总裁非常震怒。你过去在报上刊登徐部长失踪，总裁已经原谅了你，可你没有接受教训，胆子越来越大，这一次一定得好好把事情谈清楚。消息是从那里来的？是自己采访的，还是外人送来的？你爲什麽要发表这个稍息？而且还要发头版，你是什麽用意？目的何在？」我见陶来势汹汹，一改平日和颜悦色的态度，我把心一横，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有计划，也可以说有预谋要发表这一消息的。陶表现出来的惊诧之色，是我过去从未见到的，眼睛睁得很大瞅住我，甚至一度把眼镜取下来对我端详一番。他的吃惊反而使我感到好笑。於是把怎样听到参政会的辩论，俞鸿钧怎样拿「最高当局」作挡箭牌；参政员是如何气愤；我如何下决心要搞到这个调查报告，加以揭露。我说：「陶公，我已向社长马老师说了，责任由我一力承担。但消息来源我不能讲。」陶希圣听了我的陈述後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怕你承担不起啊！好好考虑考虑。」就起身定出社长室，我也回到编辑部。把跟陶公短兵相接的经过告诉了荆荪。荆荪叫我作好思想準备，以承受即将来到的压力！
七月卅一日，《中央日报》在陶希圣的设计下，玩了一个「小数点」遊戏，以叁栏加框刊出「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爲题的既像更正又像声明的方块，内称：「前日（本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於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㈠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㈡本报所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实孚中公司结购外汇爲一五叁七七八七·二叁美元。扬子公司结购外汇爲一八○六九一○·六九美元。中国建设银结构外滙爲八七七·六二美元。」叁亿一下变成叁百万，真是高手。
李惟果谈话，提及魏德迈
七月卅一日，李惟果先生来到报馆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他已瞭解了在彭学沛做部长时代我阗的祸（指在报上以花边新闻刊出徐永昌失踪以报复徐拒绝接见我那件事）。然後，以缓和的语气说道：「年轻人嘛，总不免有些衝闯，只要是正路，就没有问题。」接著，他说已经从陶希圣先生处听说了我发表这一调查报告的起因，但没有考虑到大环境，魏德迈将军受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在中国调查实况，很可能共产党及反政府的人藉此加强对政府的攻击，直接影响美援。总裁要了解消息来源，并没有处分什麽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知道一个全貌。」
我说：「美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民主，党的机关报揭露政府的弊端也是民主的表现，我不认爲调查报告的揭露会影响美援。至於说出消息来源，按照记者信条是不可以的。我请求最严厉的处分。」
李惟果笑著说：「你想到处分，自然不肯说了。其实，说出来不见得有处分，不说出来倒可能处分。」
我重申我愿意接受处分。李惟果摇摇头，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想想，明天好好谈。」
大概就在七月卅一日深夜，向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拿到这个调查报告的负责采访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陪同邓翰良到南京大杨村十二号我家里来看我，他说这几天的情势很紧张，财经两部都在查，如果我们说出调查报告是他从机要文件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将被判重刑，而他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妻儿，所以特来求我，话犹未完，撲通跪倒在地。
我在极端惊诧、没有任何考虑的情况下，也赶紧跪下，并马上把他一齐拉起，请他坐下。告诉他，做记者有做记者的信条，对消息来源保密是信条之一。现在责任完全由我一力承担，连漆敬尧都不攀扯，当然更不会攀扯他，我即使杀头也不会洩漏，请他放一百二十个心，但对他因此而担惊受怕表示歉意。他连声称谢而去。
也就在卅一日上午，爲了防止有关方面来查原稿，我特别从校对室把原稿抽出销燬，而且写了一张字条给校对长，万一受到查询，不妨出示我的字条。
爲了使漆敬尧避避风，我决定把原派到庐山等蒋主席上山的记者龚选舞调回南京，让漆敬尧去庐山接替他的工作，并顺道返湖南岳阳探亲一行，轻松一下。
李陶同约谈，盘根又究柢
八月一日，对我的约谈开始了，地点分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室、中央日报社长室和中央饭店。
部长李惟果，四川才子，美国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对於新闻自由有一定的观念，因此，约谈中多半采取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副部长陶希圣，曾随汪精卫到南京，後又与高宗吾携同日汪密约投效蒋介石，在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五组组长。对刑名之学深有研究，故对待我的问题，多操「晓之以利害，喻之以法威」手段，务求很快地使我说出消息来源，可以向蒋交卷。在八月一日至八月四日的时间中，他们有时两人一起和我谈，有时分别和我谈，真可以「舌敝唇焦」形容。我思想上感受到空前未有之压力，但没有一点惧怕。
两位部长盘根究柢，对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瞭解，我坦率地告诉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记者的生活经历，坚定了我终身献身新闻事业的志趣，对新闻自由的执著，成了我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B B C广播学院的一段学习，时间不长，却使我对海德公园的民主著了迷，进而对「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大感兴趣。我认爲中国要得救，只有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而自由的新闻事业就是照亮这条道路的火炬。
李惟果先生对我海阔天空似的陈述，似乎不无兴趣，只是偶然提醒我：「恐怕太理想主义吧？！」「这样想当然可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呢？」陶希圣先生对我讲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他劝我：「不要逃避现实，浪费时间，还是赶紧把消息来源讲出来吧！」
当时，不知是一股什麽力量支配我横下一条心，坚持记者信条，拒谈消息来源。任你千方百计，我只有一个主意：头可断，血可流，消息来源不可说。当对方讲得入情入理时，我不免产生共鸣，甚至产生一种自责的想法；当对方语涉威胁时，我则以沉默相对，甚至产生来一次「生命的赌博」的念头。
当李、陶两位向蒋老先生汇报说，我强调记者信条不能违背，拒绝讲出消息来源时，蒋老先生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麽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李、陶两位从黄埔路官邸出来以後，严肃地把蒋老先生的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给我。我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勇气，大声地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
陶出言威胁，陆给以反击
李惟果听到我的答覆後，最初表情很不自然，似乎感到诧异，但很快地转爲和颜悦色，以充满关爱之情的语调劝我说：「老弟，你要冷静地考虑，不要负气，不要任性。」而陶希圣则铁青著脸警告我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我当时有负李惟果先生的教导，不但没有冷静对待，反而顶撞了陶希圣先生，我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李马上打断我的话，以责备的口吻说：「陆铿，大声，你不可以这样对陶公讲话，陶公警告你，是爲你好呀！」幸而当时李是正部长、陶是副部长，所以在李的宽容下，陶也没有发作。不过，当他们向蒋老先生汇报後，老先生极爲震怒，表示要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时任内政部长的张厉生先生参加黄埔路官邸会议後，及时通知了我，说情况很严重，可能会被捕受审，而且可能交给宪兵司令部办，还说，陈布雷先生、李惟果先生和他本人都不主张交给军统来办这件事，叫我做一点準备。无异透露消息给我，是有人主张把我交给军统的。张厉生先生留法勤工俭学出身，在国共和谈时是我经常采访请教的对象。慢慢熟了以後，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爲人清廉，多少具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情怀，对国事蜗螗，也偶尔流露叹息。他对我揭露孔、宋，甚爲同情。我当时对被捕审讯倒不怕，怕的是刑讯逼供。於是接受张厉生先生的建议，跑到一向对我关爱备至的新闻界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公馆，向于先生报告了全部经过，请求于先生向宪兵司令张镇打个招呼。
于先生马上叫他的副官宋子才掛电话找到张司令，我听于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是真夫（张镇之号）吗？《中央日报》的陆大声，可能送到你的司令部来。我告诉你一句话，不准用刑！不准用刑。」张镇在电话里连声「是！」「是！」表示谨遵于先生的吩咐。不过，他说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於我这个案子的指示。
风暴已扩大，美国亦重视
揭露孔、宋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暴，不但南京的政治圈有了强烈反应，在外交圈也引起了重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爲此特别召开了内部会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特渥斯（Butterworth）就此事向司徒雷登作了一个全面的简报，并向来华调查中国情况的魏德迈将军也作了同样的简报，司徒雷登还叫他的私人顾问传泾波（Philip Fu）注意一下黄埔路官邸将采取什麽行动。事隔叁十多年後，傅泾波先生在华府他家中跟我谈起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美方的动向，还风趣地说了两个字：「好险！」
当我得知可能被捕受审以後，就和李荆荪商量，究竟是在家里被捕好，还是在报社被捕好。商量的结果，认爲在报社被捕较家里爲好。因爲孩子太小，我的大儿子可望，叁岁半；二儿子可信，不满半岁；荆荪的大儿子李元尚在襁褓中；荆荪的母亲李老太太，岳母方老太太年纪都大了，怕军警骤至，会吓倒老小。惊动邻居，也是不安。当时我们同住南京太平路大杨村十二号，楼上楼下；同院住的还有中央社编辑部编辑沈宗琳和《申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周亚夫。
我的妻子杨借珍，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对政治和新闻一向都无兴趣，平日注重钻研技术，强调平安是福。而这一次对我拒绝说出消息来源的作法，却百分之百赞成。当我準备被捕时，她爲我收拾了一个旅行包，除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及换洗衣服外，特别放进一把扇子。南京是中国有名的「叁大火炉」之一，她怕我在监牢里会热昏掉。
按照约定，李惟果部长八月五日到报馆接我去一个地方，当时在思想上是準备进宪兵司令部受审。八月五日一大早我就拎了旅行包，由荆荪陪同一起乘车到新街口报社。当妻子牵著大儿子、奶妈抱著二儿子和荆荪夫人佩倩一起并排爲我送行时，我还是笑嘻嘻地并无半点难过，只是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向送行的人挥手时，心里才猛然浮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感。
不是去坐牢，总裁要召见
到报社不久，李部长就乘车来到了新街口中央日报大楼，他一面上楼一面问：「陆副总编辑呢？」我在楼口迎接了他。他说：「我们走吧！」我说：「请等一分钟，我拿一下旅行包。」他却说：「不用了。」我一时情急表示：「坐牢不换衣服怎麽行？」他才说：「不是送你去坐牢，是总裁召见。」
车子从新街口到黄埔路途中，李惟果以极爲热情的口吻告诉我，事情看来已有新发展，究竟结果如何，还要看总裁召见後怎麽说。因此他强调：「老弟!你今天的对答很具关键性。」
到达黄埔路军校蒋氏官邸。一进门就有侍卫官唱名：「李部长到！」给人一种威严感。接著空军武官夏功权中尉（後任国府驻美代表、驻乌拉圭大使）、海军武官邹坚上尉（後任国府海军总司令、驻韩大使）双双出迎，握手後请入会客室。
当我跨入会客室时，一眼看到蒋老先生正从最里面起坐室的一把沙发中站起来，身著白夏布大褂，伸手向一个白磁缸子里取了假牙双手安上，然後稳步走出。我跟著李部长向他一鞠躬。只见他手轻轻一摆，示意叫我们坐，我也就一屁股坐下，面对面地听他教训。李部长隔一张茶几坐在另一张沙发上。
没有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麽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著什麽。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胆子说：「报告校长（以政校学生的身份如此称呼），是不是准我多讲几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著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麽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那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麽打？！。」
豁出性命易，慷慨陈词难
接著，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认爲经济已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已到了极爲严重的地步，政府高官不管老百姓死活，只顾大量钦财，甚至利用特权把国家的外汇占爲已有。整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过五亿多美金，扬子和孚中公司竟弄去叁亿多。宋子文先生和孔祥熙先生都是国家重臣，公然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进口大量奢侈品、包括化粧品在内，大大有损政府的威信。
我像放连珠炮似地越说越起劲，强调与共产党的鬥争是生死存亡的鬥争，决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盲目乐观；陈辞修将军说：「叁个月可以消灭共军。」如今呢？共军已从战略防禦转入战略进攻；国军呢？再从党的各派系看，究竟有那一个派系、那些人，是真正在爲国爲民全力奉献的？像陈立夫先生口头上讲得很动听，但实际上仍然是把CC与其他派系的鬥争置於国共鬥争之上，表现得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那是要全国一致拥戴校长您和平民主建国的。参政会上很多参政员放大炮，多数都是放得很有道理的。可惜校长没有能够听到。就以质询扬子、孚中两公司的案子来说，并不是要拆政府的台。如果国家很穷，少数官员很富，是会失民心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先生在答覆参政员质询时却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妄图拿「最高当局」堵住别人的口，不仅堵不住，而且引起反感，甚至把反感转到最高当局身上。结论是，党和国家都面临著危机。
这时，我注意到，随著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著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後他的头竟有时候随著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於是我斩钉截铁地作了结语：
「我爲什麽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醜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最後，我缓和地解释了爲什麽没有遵照他的指示说出消息来源，我说：「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不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蒋老先生的反应显然良好。我接著说：「校长，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但作法是错的，影响是很坏的。因此，请求校长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说到这里，我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李承担责任，蒋说不处分
就在我站起来的几乎同时，李惟果部长也站了起来，一板一眼地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有亏职守。此次《中央日报》犯大错误，责在惟果，说明平日督导无方，对年轻同志启迪不力。陆铿年轻，激於爱党爱国热忱，有失操切；观其动机，似可原宥；考虑影响，责有所归。爲伸党纪，请求总裁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老先生看我两人都站起来请求处分，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
「我什麽人也不处分，我什麽人也不处分！」还以右手比了手势。
我看到李部长满面兴奋之色，突然灵机一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於是一面口称：「谢谢校长！」 一面两腿併立，深深一鞠躬。蒋老先生点点头，李惟果也微微欠身说了一声：「总裁，我们告辞了！」就引导我走出官邸。两位武官在门口立正送客。
坐进汽车後，李部长用力向我背上拍了一下，迸出一句：「老弟！真有你的！」直到这时，他才告诉我一个秘密，在这件事发生後，他因连续几天劝我讲出消息来源，往往深夜才回家。他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劝他不要逼我太甚。他本人也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在职责上有必要叫我讲出消息来源，向蒋老先生覆命；一方面又怕我真的讲出消息来源，问题弄得不好收拾。蒋老先生催问紧迫的那几天，他回到家里时，夫妻俩对话，第一句竟是：「讲了没有？」「没有。」「好！好！」
李部长说：「我夫人已与我约好，到事情解决时，我们要请你吃饭，她要亲自做菜慰劳你。」我当然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概就在八月中，李惟果伉俪设家宴请我们夫妇并请李荆荪伉俪作陪。佩倩因爲要带小孩未能前往，由荆荪陪我和惜珍赴宴。李夫人汤佩芬女士比惟果先生年长一岁，烧得一手好菜，殷勤待客，惟果先生开玩笑称她爲「李母汤太夫人」，汤夫人学养甚深，评人论事，见解不凡，对我颇多勉励，其音容笑貌，虽相隔四十年记忆犹新。
揭发孔、宋贪污案究竟怎麽会由一场政治风暴忽然急转直下，据事後李惟果先生暨夫人设家宴爲我庆贺时的谈话，及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在宾州访问惟果先生共同作的分析，计有五个因素：
事急转直下，因素约有五
一、在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夫人看，《中央日报》敢於揭露孔、宋，决不是青年记者所能做、所敢做的，背後必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由於《中央日报》一直由C C系控制，而美国合猩缬置髦复耸履薈 C系对孔、宋之开炮，因此连蒋老先生都接受了这一看法。但他听我谈话，语及陈立夫时，直指其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反映了我并非CC系的工具，打破了原来的判断。用英文来说，就是弄得Confuse了。
二、此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国民政府对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很重视的。在《中央日报》揭载此事时，美国前驻苏和驻法大使蒲立德代表《时代》（Time）和《生活》（Life）杂誌到了南京，他在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接触时就问到此案。这是董先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东京告诉我的。
叁、正当此事在南京引起一场政治风暴时，魏德迈将军代表杜鲁门总统有中国调查之行。魏氏此来希望推动国府走向民主政治，而此事至少可以作爲中国愿意推行民主的一个标誌。当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主席讨论中国民主时，蒋氏即以此事说明中国正在向民主政治迈进。双方谈话已载入《美国对华关係白皮书》附录。此事原来看是负面的影响，结果产生正面的影响。
来源: 風向 于 2010-09-30 12:30:05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发孔、宋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在一九四六年叁月至十一月，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叁亿叁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而当时国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过五亿美元。这一大案的揭露，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孚中」的老板宋子文（T. V. Soong）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之兄和孔夫人宋霭龄之弟，人称「国舅」。而孔祥熙（H．H．Kung）是蒋介石委员长的连襟，抗日战争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由於蒋兼院长是掛名，副院长实际上爲内阁阁揆，全国财经大权一把抓，而他最拿手的措施，就是印钞票。抗战胜利後，蒋介石面对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及中外舆论对孔的抨击，遂把阁揆的位子转交给宋子文。宋自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一直是帮蒋搞财经的。宋爲哈佛大学毕业，自认与美国关係不同一般，常常挟洋自重。孔在中国人心目中爲「土财神」，而宋则爲「洋财神」，孔、宋在中国成了「财阀」的代名词。共产党攻击国民党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孔、宋就居其二。他们两家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後的短短八个月内，就贪婪地把国家掌握的外汇大量占爲已有，并违反进出口条例，疯狂进口外国产品图利，活活呈现了吸血鬼的面目。
接收变「劫收」，丧失了民心
本来，国家的经济在抗战朝间已经是百孔千疮，抗战胜利後，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大员蜂拥到京、沪、平、津，从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政府手中去接收权力和财产，结果，变成了「劫收」，出现所谓「五子登科」的局面。接收大员一夜之间就拥有了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加上位子（官位）。原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本来盼望国府官员凯旋归来，「拯斯民於水火」，而政府宣布汪伪发的钞票只能二百比一兑换法币，简直就像冷水浇头，公蟹从ξ抟烨澜俾傧萸?傩铡５鹊浇哟ツ前锶缋撬苹⒌墓僭贬幔??蝗惹楦?癄懕?椤９?竦车拇蠛镁置妫??脖錉懠鹊沟目窭健⒔?愕拇笙谩?
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共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从战略防禦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优势日益丧失，国军的士气也日益低落。爲了给前方战士打气，国民党中央组织了庞大的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我随中央常务委员刘文岛爲团长的豫鄂慰劳团到了河南新乡一带，在王仲廉部队与士兵开座谈会时，最使我感到震惊、不可想像的事咧，莫如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前线与共产党军队打仗，战壕的士兵口渴时想喝一口水而不可得，因爲後勤部门没有配备士兵携带军用水壶。对照一下豪门的穷奢极侈，妞孔、宋家族花费大量的外汇从美国进口包括化粧品在内的各种日用品，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时比较有头脑的学者和有理想的从政者都已预见到国共双方的战争，国民党必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已丧失了民心。
谁应负内战失败的责任？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各种因素还没有完全显露明白以前，社会舆论从社会生活现象观察，认定蒋介石的亲属和亲戚是罪魁祸首。不论堂堂议坛或民间谈话多把矛头对準孔、宋，有的锋芒直指蒋夫人，提出「女人误国」之说。《救国日报》的龚德柏先生并举出唐明皇在马嵬坡杀杨贵妃以安抚六军的故事，暗喻蒋介石应杀宋美龄以慰国人。这当然只是一种激愤的表示，事实上这种意见蒋老先生也不可能听到。
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国民参政会在南京举行。这个会产生於抗战初期的一九叁八年，包括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比如中共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都是参政员。在国民政府一九四八年行宪前，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会的作用。国府的立法院反而是聊备一格。一九四六年底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因尚未行宪，一般人注意政治动向，仍把焦点对著参政会。
失败谁负责？孔宋是祸首
当时参政员对政府的激烈质询，成爲人们精神上最大的慰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共产党代表和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人的发言，反而是国民党代表和亲国府人士的质询，如六十年代移居加拿大有「大砲」之称的黄宇人，後来出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和远在民初就任国会议员的浙江大老褚辅成等，常有极精彩的提问。黄宇人这拿大砲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叁次会议中带头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案，连署包括刘蘅静、齐世英、王正廷、刘文岛、陈肇英等一○叁人。决议爲交常会依法律程序办理，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感觉：难道国民党没救了？
一九四七年春，傅斯年先生曾发表一篇烩炙人口的鸿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读来真过瘾，我爲此特别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致敬。当时，我以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之身，前往参政会旁听并采访。听到参政员们就扬子公司、孚中公司一案对孔、宋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套取国家外汇，提出措辞尖锐的质询，很受感动，认爲是正义之声。财政部长俞鸿钧（O. K. Yu）则提出使人听了从内心深处厌恶的答覆，处处拿蒋介石做挡箭牌。如当参政员问起扬子、孚中公司破坏进出口管制、利用政治特权大量套取外汇的问题时，俞鸿钧首先只是说政府当慎重处理。後来在被追问时，才说：「最高当局（指蒋介石）已命令财政经济两部会同调查」。再问「调查的结果如何」时，他却毫不客气地说：「已呈报最高当局。」再问：「参政会能不能代表老百姓要求得知调查结果？」俞鸿钧竞蛮横地答道：「这要请示最高当局。」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把整个会场的气氛弄得僵极了。有的参政员气得脸色铁青，有的参政员则在散会後破口大骂：「他妈的！这些傢伙脑子里除了最高当局什麽都没有。」
年轻人义愤，豁出去再说
我离开会场回到报社途中，胸中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愤之气，很自然地产生一种衝动：爲什麽不可以在报上揭发这一大贪污案呢？跟著就想到以《中央日报》、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地位，能够重拳出击吗？岂不是造反？再一想到记者天职，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惑。终於年轻人的义愤战胜了世故的考虑，不管叁七二十一，豁出去再说。回到采访部就给负责专跑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後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一个任务，叫他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拿到财政经济两部关於扬子、孚中两公司违法套汇的调查报告，并告诉敬尧，我将配合他采取行动。当我下定决心与孔、宋战鬥时，社长马星野、总主笔陶希圣完全不知情，只和总编辑李荆荪打了一个招呼，他也没有特别当真。
就如战役展开前分析敌我形势一样，我分析了一下整个情况，要拿到孔、宋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贪污国家外汇的调查报告，只有两个采访渠道——财政部和经济部。财政部既有孔祥熙安下的钉子，又有俞鸿钧奴才式的效忠，对此一定是全面封锁。要想突破，只有从经济部下手。当时，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所谓「扩大政府基础」之举，经过政党协商，把农林、经济两部划出来由青年党人掌握，左舜生出任了农林部长，陈启天出任了经济部长。我当时跑国共和谈及政府改组新闻与陈启天很谈得来，便在有一天晚上，喊著漆敬尧一起到陈启天家去拜访，一方面拜託他今後多给敬尧一些方便，一方面直截了当地跟他谈起孔、宋案，我怂恿他放一响砲，爲青年党参政争光。我说：「你是青年党的部长，我是国民党的记者，两党合作後就可立即公佈案情。」当时，陈说了一句：「非同儿戏！」
回到报社，我把準备揭发孔宋的构想，具体告诉了总编辑李荆荪和另一副总编辑朱沛人，而且说，準备从经济部下手，有可能最近就拿到调查报告。沛人连声叫好！荆荪知道我真的要幹了，面有难色，主张慎重，他说，党报揭露这种大案，影响太大，恐怕承受不住。因爲我和荆荪是同班同学，情同手足，便跟他带开玩笑带认真地说，我如果弄来了，你不登我就跟你打架。
没有想到，就在看陈启天後一日，漆敬尧把这份调查报告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那里拿到了。他向邓透露了我们前一晚对陈的拜访。拿了就往报社跑，当他递给我时，我情不自禁地在他肩头猛拍一掌，敬尧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得意的儍呼呼笑容。
党报揭大员，京沪同震动
到了上班以後，李、朱、我叁人碰头商议究竟怎麽处理。我要求头版发表，荆荪却反对发表，说此事关係太大，即使发表也要取得社长马星野老师的同意，我们不能害他。我力辩马老师从不管新闻怎麽发。他可以往我们几个学生身上推，如果事先告诉他，他反而要背起责任包袱了。沛人做和事佬，提出折衷建议，叫我和荆荪各让一步，发，不发头版，发在第四版。因此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九日这一天，在中国报业史上开创了党中央机关报揭露党的中央大员贪污的先例。下仅震动了南京，而且轰动了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大城市。当上海《新闻报》和《大公报》全文转载这一消息後，我的老师、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先生还特别打电话向我祝贺，并告知反应强烈。
原来是合猩缱つ暇┘钦哒殴?耍?吹狡咴仑ゾ湃铡吨醒肴毡ā丰幔?舅?灾泄??伪尘暗牧私猓?谧?⒄庖坏鞑楸ǜ媸保?恿艘桓龅佳裕?该髡馐窃谖旱侣踅??蠲拦?芡扯怕趁胖??椿?鞯鞑槁眯衅诩洌珻C派所控制的《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向宋子文、孔祥熙控制的两家公司开炮。这样就把一项新闻揭露弄成爲一个政治事件。不仅国外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上海的英文报纸也刊出了这一报导。蒋夫人恰巧那几天在上海，她爲此而生气打电话给蒋老先生，推辞了返回南京的日期。这是後来出身官邸的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告诉我的。她当然很容易接受派系鬥争的判断。蒋老先生的震怒，自不待言。
就在此事中外喧腾之时，中共的新华社也以国民党发生内糁?剩??耸卤ǖ紶慍C系要以打倒孔、宋在蒋介石面前争宠，并藉而笼络人心，故在《中央日报》上作了这一揭发。还附带提到，「年轻记者陆铿」的名字。这对蒋老先生说，自然是火上加油。不过这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全国大镇压时，我已被关在他们的监狱里但侥倖未杀的原因之一——他们因爲新华社的报导，对处理我就比较慎重。按中共审讯人员的话来说：「你的身份太神秘，问题太複杂，需要详加调查，才能定案。」结果杀人的疾风吹过了，倖免一死。
蒋召集会议，勒令查来源
七月叁十曰蒋主席在黄埔路官邸召开了会议，除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李惟果、陶希圣出席外，财政部长俞鸿钧也被喊去，追究爲何财政方面官员竟将调查报告洩漏给记者？同时指示李惟果、陶希圣向《中央日报》彻查消息来源。
我在发表这一调查报告前，有意识地要给俞鸿钧一点苦头吃。鉴於俞鸿钧张口闭口以「最高当局」作挡箭牌，我在新闻导言後的第二段一开头故意加上「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心想，看你今後还敢不敢再拿大帽子吓唬人！俞鸿钧受了蒋介石的训斥後，随即回到财政部召开司局长会议，勒令洩漏消息给《中央日报》记者的高级官员赶紧自首，否则查出来後最高当局就要以洩漏国家机密罪论处。把在座的财政部高官个个弄得很紧张，纷纷站起来表态，绝无洩漏消息情事。但《中央日报》消息明明写著此消息来自财政方面，又作何解释呢？
就在七月叁十日下午，俞鸿钧痛苦之馀，无可奈何，只好派出他的亲信、与文化界有较多联繫时任其机要秘书的黄苗子（四十年代重庆「二流堂」的名人、八十年代在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成名书法家）到中央日报社找我，想一探究竟，并告诉了俞鸿钧遭遇到困境，希望我能告诉他一点线索。我当然是用一套「太极拳」把他应付走了。直到叁十八年後在香港重逢苗子，我才向他致歉。因爲在苗子找我之前，李惟果部长已经和我通了电话，他简单地问：「消息是从那里得来的？」我也篙单地答：「来源未便奉告。」他在电话里说：「我是宣传部长呀！」我说：「我知道，但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他说了一声：「再说吧，我现在有事。」就把电话掛断了。
李惟果部长後来告诉我，当时考虑到他平常跟我接触较少，我对他也认识不够，对他可能没有信心，只是先在电话里试探一下。他决定分别找马星野社长、陶希圣总主笔跟我谈。马先生卧病，陶先生因而承担了叫我交代的任务。
正如前述，由於在办报立场观点上，陶公（报馆上下都这样称呼他）和我们年轻人是有分歧的，虽然平常大家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在揭露孔、宋的消息见报之日，七月廿九日下午，马星野社长正在生病，他打电话找我，我把发表这一消息的心路历程告诉了他，并表示责任由我一力承担。马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大声，你太冒失了。」以後就未再过问此事。
陶希圣查案，成短兵相接
七月叁十日，陶希圣先生入夜来到报馆，请我到总主笔室谈话，当时因有两位主笔戴杜蘅和殷海光在座，不便深谈。我提议到社长室，因马先生不在，主任秘书周天固也下班了，房子是空的，於是陶先生和我在社长室展开了第一回合的「短兵相接」。他说：「发表有关扬子、孚中公司的调查报告，这件事闹大了，上海各大中文报纷纷转载，英文报也大作文章，总裁非常震怒。你过去在报上刊登徐部长失踪，总裁已经原谅了你，可你没有接受教训，胆子越来越大，这一次一定得好好把事情谈清楚。消息是从那里来的？是自己采访的，还是外人送来的？你爲什麽要发表这个稍息？而且还要发头版，你是什麽用意？目的何在？」我见陶来势汹汹，一改平日和颜悦色的态度，我把心一横，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有计划，也可以说有预谋要发表这一消息的。陶表现出来的惊诧之色，是我过去从未见到的，眼睛睁得很大瞅住我，甚至一度把眼镜取下来对我端详一番。他的吃惊反而使我感到好笑。於是把怎样听到参政会的辩论，俞鸿钧怎样拿「最高当局」作挡箭牌；参政员是如何气愤；我如何下决心要搞到这个调查报告，加以揭露。我说：「陶公，我已向社长马老师说了，责任由我一力承担。但消息来源我不能讲。」陶希圣听了我的陈述後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怕你承担不起啊！好好考虑考虑。」就起身定出社长室，我也回到编辑部。把跟陶公短兵相接的经过告诉了荆荪。荆荪叫我作好思想準备，以承受即将来到的压力！
七月卅一日，《中央日报》在陶希圣的设计下，玩了一个「小数点」遊戏，以叁栏加框刊出「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爲题的既像更正又像声明的方块，内称：「前日（本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於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㈠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㈡本报所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实孚中公司结购外汇爲一五叁七七八七·二叁美元。扬子公司结购外汇爲一八○六九一○·六九美元。中国建设银结构外滙爲八七七·六二美元。」叁亿一下变成叁百万，真是高手。
李惟果谈话，提及魏德迈
七月卅一日，李惟果先生来到报馆找我单独谈话，他说他已瞭解了在彭学沛做部长时代我阗的祸（指在报上以花边新闻刊出徐永昌失踪以报复徐拒绝接见我那件事）。然後，以缓和的语气说道：「年轻人嘛，总不免有些衝闯，只要是正路，就没有问题。」接著，他说已经从陶希圣先生处听说了我发表这一调查报告的起因，但没有考虑到大环境，魏德迈将军受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在中国调查实况，很可能共产党及反政府的人藉此加强对政府的攻击，直接影响美援。总裁要了解消息来源，并没有处分什麽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知道一个全貌。」
我说：「美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民主，党的机关报揭露政府的弊端也是民主的表现，我不认爲调查报告的揭露会影响美援。至於说出消息来源，按照记者信条是不可以的。我请求最严厉的处分。」
李惟果笑著说：「你想到处分，自然不肯说了。其实，说出来不见得有处分，不说出来倒可能处分。」
我重申我愿意接受处分。李惟果摇摇头，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想想，明天好好谈。」
大概就在七月卅一日深夜，向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拿到这个调查报告的负责采访财经新闻的记者漆敬尧，陪同邓翰良到南京大杨村十二号我家里来看我，他说这几天的情势很紧张，财经两部都在查，如果我们说出调查报告是他从机要文件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将被判重刑，而他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妻儿，所以特来求我，话犹未完，撲通跪倒在地。
我在极端惊诧、没有任何考虑的情况下，也赶紧跪下，并马上把他一齐拉起，请他坐下。告诉他，做记者有做记者的信条，对消息来源保密是信条之一。现在责任完全由我一力承担，连漆敬尧都不攀扯，当然更不会攀扯他，我即使杀头也不会洩漏，请他放一百二十个心，但对他因此而担惊受怕表示歉意。他连声称谢而去。
也就在卅一日上午，爲了防止有关方面来查原稿，我特别从校对室把原稿抽出销燬，而且写了一张字条给校对长，万一受到查询，不妨出示我的字条。
爲了使漆敬尧避避风，我决定把原派到庐山等蒋主席上山的记者龚选舞调回南京，让漆敬尧去庐山接替他的工作，并顺道返湖南岳阳探亲一行，轻松一下。
李陶同约谈，盘根又究柢
八月一日，对我的约谈开始了，地点分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室、中央日报社长室和中央饭店。
部长李惟果，四川才子，美国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对於新闻自由有一定的观念，因此，约谈中多半采取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副部长陶希圣，曾随汪精卫到南京，後又与高宗吾携同日汪密约投效蒋介石，在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五组组长。对刑名之学深有研究，故对待我的问题，多操「晓之以利害，喻之以法威」手段，务求很快地使我说出消息来源，可以向蒋交卷。在八月一日至八月四日的时间中，他们有时两人一起和我谈，有时分别和我谈，真可以「舌敝唇焦」形容。我思想上感受到空前未有之压力，但没有一点惧怕。
两位部长盘根究柢，对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瞭解，我坦率地告诉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记者的生活经历，坚定了我终身献身新闻事业的志趣，对新闻自由的执著，成了我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B B C广播学院的一段学习，时间不长，却使我对海德公园的民主著了迷，进而对「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大感兴趣。我认爲中国要得救，只有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而自由的新闻事业就是照亮这条道路的火炬。
李惟果先生对我海阔天空似的陈述，似乎不无兴趣，只是偶然提醒我：「恐怕太理想主义吧？！」「这样想当然可以，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呢？」陶希圣先生对我讲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他劝我：「不要逃避现实，浪费时间，还是赶紧把消息来源讲出来吧！」
当时，不知是一股什麽力量支配我横下一条心，坚持记者信条，拒谈消息来源。任你千方百计，我只有一个主意：头可断，血可流，消息来源不可说。当对方讲得入情入理时，我不免产生共鸣，甚至产生一种自责的想法；当对方语涉威胁时，我则以沉默相对，甚至产生来一次「生命的赌博」的念头。
当李、陶两位向蒋老先生汇报说，我强调记者信条不能违背，拒绝讲出消息来源时，蒋老先生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麽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李、陶两位从黄埔路官邸出来以後，严肃地把蒋老先生的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给我。我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勇气，大声地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
陶出言威胁，陆给以反击
李惟果听到我的答覆後，最初表情很不自然，似乎感到诧异，但很快地转爲和颜悦色，以充满关爱之情的语调劝我说：「老弟，你要冷静地考虑，不要负气，不要任性。」而陶希圣则铁青著脸警告我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我当时有负李惟果先生的教导，不但没有冷静对待，反而顶撞了陶希圣先生，我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李马上打断我的话，以责备的口吻说：「陆铿，大声，你不可以这样对陶公讲话，陶公警告你，是爲你好呀！」幸而当时李是正部长、陶是副部长，所以在李的宽容下，陶也没有发作。不过，当他们向蒋老先生汇报後，老先生极爲震怒，表示要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时任内政部长的张厉生先生参加黄埔路官邸会议後，及时通知了我，说情况很严重，可能会被捕受审，而且可能交给宪兵司令部办，还说，陈布雷先生、李惟果先生和他本人都不主张交给军统来办这件事，叫我做一点準备。无异透露消息给我，是有人主张把我交给军统的。张厉生先生留法勤工俭学出身，在国共和谈时是我经常采访请教的对象。慢慢熟了以後，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爲人清廉，多少具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情怀，对国事蜗螗，也偶尔流露叹息。他对我揭露孔、宋，甚爲同情。我当时对被捕审讯倒不怕，怕的是刑讯逼供。於是接受张厉生先生的建议，跑到一向对我关爱备至的新闻界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公馆，向于先生报告了全部经过，请求于先生向宪兵司令张镇打个招呼。
于先生马上叫他的副官宋子才掛电话找到张司令，我听于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是真夫（张镇之号）吗？《中央日报》的陆大声，可能送到你的司令部来。我告诉你一句话，不准用刑！不准用刑。」张镇在电话里连声「是！」「是！」表示谨遵于先生的吩咐。不过，他说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於我这个案子的指示。
风暴已扩大，美国亦重视
揭露孔、宋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暴，不但南京的政治圈有了强烈反应，在外交圈也引起了重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爲此特别召开了内部会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巴特渥斯（Butterworth）就此事向司徒雷登作了一个全面的简报，并向来华调查中国情况的魏德迈将军也作了同样的简报，司徒雷登还叫他的私人顾问传泾波（Philip Fu）注意一下黄埔路官邸将采取什麽行动。事隔叁十多年後，傅泾波先生在华府他家中跟我谈起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美方的动向，还风趣地说了两个字：「好险！」
当我得知可能被捕受审以後，就和李荆荪商量，究竟是在家里被捕好，还是在报社被捕好。商量的结果，认爲在报社被捕较家里爲好。因爲孩子太小，我的大儿子可望，叁岁半；二儿子可信，不满半岁；荆荪的大儿子李元尚在襁褓中；荆荪的母亲李老太太，岳母方老太太年纪都大了，怕军警骤至，会吓倒老小。惊动邻居，也是不安。当时我们同住南京太平路大杨村十二号，楼上楼下；同院住的还有中央社编辑部编辑沈宗琳和《申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周亚夫。
我的妻子杨借珍，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对政治和新闻一向都无兴趣，平日注重钻研技术，强调平安是福。而这一次对我拒绝说出消息来源的作法，却百分之百赞成。当我準备被捕时，她爲我收拾了一个旅行包，除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及换洗衣服外，特别放进一把扇子。南京是中国有名的「叁大火炉」之一，她怕我在监牢里会热昏掉。
按照约定，李惟果部长八月五日到报馆接我去一个地方，当时在思想上是準备进宪兵司令部受审。八月五日一大早我就拎了旅行包，由荆荪陪同一起乘车到新街口报社。当妻子牵著大儿子、奶妈抱著二儿子和荆荪夫人佩倩一起并排爲我送行时，我还是笑嘻嘻地并无半点难过，只是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向送行的人挥手时，心里才猛然浮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感。
不是去坐牢，总裁要召见
到报社不久，李部长就乘车来到了新街口中央日报大楼，他一面上楼一面问：「陆副总编辑呢？」我在楼口迎接了他。他说：「我们走吧！」我说：「请等一分钟，我拿一下旅行包。」他却说：「不用了。」我一时情急表示：「坐牢不换衣服怎麽行？」他才说：「不是送你去坐牢，是总裁召见。」
车子从新街口到黄埔路途中，李惟果以极爲热情的口吻告诉我，事情看来已有新发展，究竟结果如何，还要看总裁召见後怎麽说。因此他强调：「老弟!你今天的对答很具关键性。」
到达黄埔路军校蒋氏官邸。一进门就有侍卫官唱名：「李部长到！」给人一种威严感。接著空军武官夏功权中尉（後任国府驻美代表、驻乌拉圭大使）、海军武官邹坚上尉（後任国府海军总司令、驻韩大使）双双出迎，握手後请入会客室。
当我跨入会客室时，一眼看到蒋老先生正从最里面起坐室的一把沙发中站起来，身著白夏布大褂，伸手向一个白磁缸子里取了假牙双手安上，然後稳步走出。我跟著李部长向他一鞠躬。只见他手轻轻一摆，示意叫我们坐，我也就一屁股坐下，面对面地听他教训。李部长隔一张茶几坐在另一张沙发上。
没有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麽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著什麽。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胆子说：「报告校长（以政校学生的身份如此称呼），是不是准我多讲几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著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麽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那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麽打？！。」
豁出性命易，慷慨陈词难
接著，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认爲经济已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已到了极爲严重的地步，政府高官不管老百姓死活，只顾大量钦财，甚至利用特权把国家的外汇占爲已有。整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过五亿多美金，扬子和孚中公司竟弄去叁亿多。宋子文先生和孔祥熙先生都是国家重臣，公然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进口大量奢侈品、包括化粧品在内，大大有损政府的威信。
我像放连珠炮似地越说越起劲，强调与共产党的鬥争是生死存亡的鬥争，决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盲目乐观；陈辞修将军说：「叁个月可以消灭共军。」如今呢？共军已从战略防禦转入战略进攻；国军呢？再从党的各派系看，究竟有那一个派系、那些人，是真正在爲国爲民全力奉献的？像陈立夫先生口头上讲得很动听，但实际上仍然是把CC与其他派系的鬥争置於国共鬥争之上，表现得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那是要全国一致拥戴校长您和平民主建国的。参政会上很多参政员放大炮，多数都是放得很有道理的。可惜校长没有能够听到。就以质询扬子、孚中两公司的案子来说，并不是要拆政府的台。如果国家很穷，少数官员很富，是会失民心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先生在答覆参政员质询时却左一个「最高当局」，右一个「最高当局」，妄图拿「最高当局」堵住别人的口，不仅堵不住，而且引起反感，甚至把反感转到最高当局身上。结论是，党和国家都面临著危机。
这时，我注意到，随著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著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後他的头竟有时候随著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於是我斩钉截铁地作了结语：
「我爲什麽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醜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最後，我缓和地解释了爲什麽没有遵照他的指示说出消息来源，我说：「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不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蒋老先生的反应显然良好。我接著说：「校长，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但作法是错的，影响是很坏的。因此，请求校长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说到这里，我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李承担责任，蒋说不处分
就在我站起来的几乎同时，李惟果部长也站了起来，一板一眼地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有亏职守。此次《中央日报》犯大错误，责在惟果，说明平日督导无方，对年轻同志启迪不力。陆铿年轻，激於爱党爱国热忱，有失操切；观其动机，似可原宥；考虑影响，责有所归。爲伸党纪，请求总裁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老先生看我两人都站起来请求处分，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
「我什麽人也不处分，我什麽人也不处分！」还以右手比了手势。
我看到李部长满面兴奋之色，突然灵机一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於是一面口称：「谢谢校长！」 一面两腿併立，深深一鞠躬。蒋老先生点点头，李惟果也微微欠身说了一声：「总裁，我们告辞了！」就引导我走出官邸。两位武官在门口立正送客。
坐进汽车後，李部长用力向我背上拍了一下，迸出一句：「老弟！真有你的！」直到这时，他才告诉我一个秘密，在这件事发生後，他因连续几天劝我讲出消息来源，往往深夜才回家。他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劝他不要逼我太甚。他本人也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在职责上有必要叫我讲出消息来源，向蒋老先生覆命；一方面又怕我真的讲出消息来源，问题弄得不好收拾。蒋老先生催问紧迫的那几天，他回到家里时，夫妻俩对话，第一句竟是：「讲了没有？」「没有。」「好！好！」
李部长说：「我夫人已与我约好，到事情解决时，我们要请你吃饭，她要亲自做菜慰劳你。」我当然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概就在八月中，李惟果伉俪设家宴请我们夫妇并请李荆荪伉俪作陪。佩倩因爲要带小孩未能前往，由荆荪陪我和惜珍赴宴。李夫人汤佩芬女士比惟果先生年长一岁，烧得一手好菜，殷勤待客，惟果先生开玩笑称她爲「李母汤太夫人」，汤夫人学养甚深，评人论事，见解不凡，对我颇多勉励，其音容笑貌，虽相隔四十年记忆犹新。
揭发孔、宋贪污案究竟怎麽会由一场政治风暴忽然急转直下，据事後李惟果先生暨夫人设家宴爲我庆贺时的谈话，及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在宾州访问惟果先生共同作的分析，计有五个因素：
事急转直下，因素约有五
一、在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夫人看，《中央日报》敢於揭露孔、宋，决不是青年记者所能做、所敢做的，背後必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由於《中央日报》一直由C C系控制，而美国合猩缬置髦复耸履薈 C系对孔、宋之开炮，因此连蒋老先生都接受了这一看法。但他听我谈话，语及陈立夫时，直指其偏狭自私，眼光如豆，反映了我并非CC系的工具，打破了原来的判断。用英文来说，就是弄得Confuse了。
二、此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国民政府对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是很重视的。在《中央日报》揭载此事时，美国前驻苏和驻法大使蒲立德代表《时代》（Time）和《生活》（Life）杂誌到了南京，他在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接触时就问到此案。这是董先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东京告诉我的。
叁、正当此事在南京引起一场政治风暴时，魏德迈将军代表杜鲁门总统有中国调查之行。魏氏此来希望推动国府走向民主政治，而此事至少可以作爲中国愿意推行民主的一个标誌。当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主席讨论中国民主时，蒋氏即以此事说明中国正在向民主政治迈进。双方谈话已载入《美国对华关係白皮书》附录。此事原来看是负面的影响，结果产生正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