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细菌战和化学战罪行研究
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而使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更是残忍和非人道的。众所周知，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践是以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日军731部队为中心进行的。中国对细菌战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介绍731细菌部队的文章是1951年《新观察》第2卷第12期方酣的《哈尔滨郊外的日寇细菌杀人工场》。以后，特别是70年代初80年代末，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述不断发表，如《人民日报》1982年8月27日刊载的赵一鹤《灭绝人性的日军细菌战实验》；《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关成和的《为魔鬼剪影——哈尔滨平房日本细菌部队罪行》；《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3期韩晓等《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90年代此方面的著述和文章不断涌现，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24是国内较早关于研究日军731部队的专著之一，指出日军用活人进行各种试验至少有3千人在试验中被杀害，为全面了解731部队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此时期细菌战更加注重实证性研究，如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解学诗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25等，从不同角度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并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郭成周等《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指出在日军投放病菌地区感染鼠疫者达1.2万人以上，致死者7300人。细菌战的研究虽然取得许多成果，但还需扩展研究范围，除731细菌部队外还有位于长春的日军100部队等需要深入挖掘。最近几年来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资料“特别输送”被陆续发现后，更加推动了细菌战的研究。杨玉林等《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26就是作者以档案为线索，深入到黑龙江偏远地区和辽宁、山东等地获得的丰富翔实的实证资料，在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方面取得弥足珍贵的证据。
对细菌战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论述的有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27，该文认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16～1933年是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此期间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鼓吹，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及防疫研究；从1933～1939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大规模实验阶段，此期间祸移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和繁殖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1939～1945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实战阶段，此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均已完成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在诺门砍战场、宁波、常德等地陆续使用了细菌武器。
化学战也称毒气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一支与731细菌部队性质相同、以化学战研究、以活人人体实验为目的的化学部队——日军516部队。日本在中国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在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化学战罪行被有意掩盖，日方一直否认其化学战的责任。在对东北沦陷史研究中，步平等人通过对日军侵略东北罪证调查，发现了遗留化武及其产生对中国平民伤害问题，遂从90年代起对日本化学战的情况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在日本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寻找证据、证人，其《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28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把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推向了国外，同时得到日本方面追究日本旧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责任的进步学者的支持，调查研究证实，在中国有近三千人受到日本遗留化武的伤害。对于侵华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在失败溃逃之时把大量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的领土，从而在战后造成无数起伤害的历史事实，《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29一书，对史实，特别是对集中埋葬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描述。
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而使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更是残忍和非人道的。众所周知，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践是以设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的日军731部队为中心进行的。中国对细菌战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介绍731细菌部队的文章是1951年《新观察》第2卷第12期方酣的《哈尔滨郊外的日寇细菌杀人工场》。以后，特别是70年代初80年代末，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述不断发表，如《人民日报》1982年8月27日刊载的赵一鹤《灭绝人性的日军细菌战实验》；《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关成和的《为魔鬼剪影——哈尔滨平房日本细菌部队罪行》；《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3期韩晓等《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90年代此方面的著述和文章不断涌现，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24是国内较早关于研究日军731部队的专著之一，指出日军用活人进行各种试验至少有3千人在试验中被杀害，为全面了解731部队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此时期细菌战更加注重实证性研究，如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解学诗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25等，从不同角度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并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郭成周等《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通过作者调查采访及利用档案材料，较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指出在日军投放病菌地区感染鼠疫者达1.2万人以上，致死者7300人。细菌战的研究虽然取得许多成果，但还需扩展研究范围，除731细菌部队外还有位于长春的日军100部队等需要深入挖掘。最近几年来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资料“特别输送”被陆续发现后，更加推动了细菌战的研究。杨玉林等《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26就是作者以档案为线索，深入到黑龙江偏远地区和辽宁、山东等地获得的丰富翔实的实证资料，在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方面取得弥足珍贵的证据。
对细菌战的理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论述的有辛培林《论日本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几个问题》27，该文认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16～1933年是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此期间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鼓吹，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及防疫研究；从1933～1939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大规模实验阶段，此期间祸移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和繁殖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1939～1945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实战阶段，此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均已完成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在诺门砍战场、宁波、常德等地陆续使用了细菌武器。
化学战也称毒气战，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一支与731细菌部队性质相同、以化学战研究、以活人人体实验为目的的化学部队——日军516部队。日本在中国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在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化学战罪行被有意掩盖，日方一直否认其化学战的责任。在对东北沦陷史研究中，步平等人通过对日军侵略东北罪证调查，发现了遗留化武及其产生对中国平民伤害问题，遂从90年代起对日本化学战的情况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在日本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寻找证据、证人，其《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28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把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推向了国外，同时得到日本方面追究日本旧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责任的进步学者的支持，调查研究证实，在中国有近三千人受到日本遗留化武的伤害。对于侵华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在失败溃逃之时把大量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的领土，从而在战后造成无数起伤害的历史事实，《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29一书，对史实，特别是对集中埋葬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