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7-结束篇

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7

第六章、脱离中共

80、政治立场不可靠

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共将我一家人从柬共的魔掌中接回中国，得到这样 “ 殊荣 ” 的人不多，可见中共当局对我在柬埔寨的斗争历史是重视的。当时，我已经对柬共的路线深恶痛绝，而中共中央还在认为柬共是一个革命政党，认为它敢于做前人未曾作过的事；相反又为越南共产党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对柬埔寨有野心的。

我在外交部领事司作过一次汇报，我直率地表示中共有必要干预柬共政策。主听人还让我 “ 按毛泽东思想，把详细的情况写出来，让中央参考 ” 。我认为对党要无限忠实，就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在这篇以 “ 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 ” 起头的报告中，我说 “ 以柬共之所为，用不着越南对它有什么野心，只要柬共内部有人敢于树起一面旗帜，波尔布特政权就会应声倒台 ” 。

我给中调部的报告就更细致，中调部的人对我说： “ 听你口头报告，还觉得你是基本肯定柬共的，但读了你的书面报告，却发现你是完全否定柬共的。 ” 原来他们是带着预设的立场看问题的，他们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结果他们反而利用我的情报与波尔布特合谋，杀害了柬共要人苏品，导致了柬共东部大区军民揭竿而起，而波尔布特政权果然不堪越南军队一击，应声倒地，历史不幸被我言中。

那时，已经打倒了 “ 四人帮 ” ，但华国锋汪东兴还在搞什么 “ 两个凡是 ” ，凡是毛泽东确定的路线都是不能改变的；支持柬共也不能动摇。中调部虽然重视我的报告的情报价值，甚至给了我许多表扬和许愿。但它和外交部一样，但发现我不迎合他们支持柬共的态度后，就开始认为我的政治立场不可靠。中共历来以 “ 立场 ” 取人，而它的立场又是变化无常的，这也是中共任用奸佞而归于失败的原因。去到延安、大寨参观和在天安门观礼后，他们就对我开始冷淡，要打发我到香港去，于是我们一家人先去了广州。

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一九七八年九月他在北京训斥波尔布特，说他搞了过左的路线，造成了柬共面临的困境。尽管后来邓小平依然支持柬共，但那是为毛泽东的路线擦屁股。而中共路线的修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 ” 以后，那时中调部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一个 “ 政治立场不可靠 ” 的人了，但那时我已经心有异志，立场真的不可靠，而且准备脱离中共了。

81、广州中调部招待所的刁民泼妇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全家到了广州，被安排在中调部的一间招待所住下，它设在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有两大两小四个房间，我一家住两个大房间。服务员是 “ 李同志 ” ，惠州人，她住一个小房间，负责替我们做饭。她的女儿 “ 阿兰 ” 是人民警察，蓝制服帽上有一粒红星，住另一小间。阿兰的未婚夫是解放军，大家叫他 “ 张参谋 ” ，是海南人

我们住在那里，感到非常荣幸，以为可以向共产党员、人民警察、解放军学习了。而一住就是半年，起初大家感情很好，我还与李同志认了姐弟。有一晚闲谈，我问张参谋： “ 报上讲 ‘ 四人帮 ’ 那样胡作非为，但那时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为什么不管呢？ ” 张参谋有苦难言，他支支吾吾地说： “ 你们有疑问是很正常的，我们也不好讲。 ”

我们一家整天无所事事，日子很难打发。在痛苦傍惶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过去一起做秘密工作的老同志，我们怕窃听，不敢在室内讲真话，就到中山公园去谈心。我告诉他，上面有意图让我到香港去，而我已经一切灰心失望，只想到农村去种菜。他马上接过去说： “ 他们让你出去香港，是天大的好机会。要知道，多少人想要到香港去？就是没办法去。你必须非常清醒，好汉就是要吃眼前亏。不管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你一定要忍、忍、再忍。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你到了香港，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老周，你刚刚回来，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一切情况完全不象过去书本上读到的那样美好，那都是被人美化了的故事，你如果还以为是真的，就太天真了；而你如果再意气用事，那更是要吃大亏的。 ” 这席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就在广州耐心等待。可是，说是把我打发走，办手续却又花了许多时间。

总算联络的张同志来告诉我说，我和妻子去香港的批条最近就要下来，但是孩子要滞后一段时间，我听了非常高兴。星期六，妻子感到将要和儿女分手，趁手头有一点钱，想带他们去吃点东西。女儿很懂事地跟我们走了，而七岁的儿子却说要跟李阿姨去看电视。我太太情急，用柬语对孩子说： “ 你就好好在家，你如果出外，我回来打断你的脚！ ” 她本意是想叫孩子一起去，但孩子还是不听。我们就只好和女儿走了，还第一次进了酒楼。

我们出门后，李同志问我的孩子， “ 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妈妈出去？ ” 他回答： “ 我不想去。 ” 李同志说： “ 那你跟我去机关看电视。 ” 孩子说： “ 我不敢去，妈妈说回来，要是不见我在家，要打断我的脚！ ” 李同志听后，一肚火气快要炸。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家人竟被李同志和阿兰折磨到要发疯。

李姓妇人是勤杂人员，我们的饭菜都由她做。可是，这天她煮好早餐，放在炉子上，自己就回房去睡觉。不一回，她又跳出来。破口大骂我女儿 “ 你死衰女、唔识罗出来食。 ”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我一问她，她就恶狠狠地瞪着我，那张嘴巴象机关枪般嗒嗒地骂道： “ 我不想同你们这些阴险人讲道理。亏我对你们一家人那么好。你们竟然是两面三刀的坏蛋。我看错人了。 ”

我妻子把儿子叫到一边问了个究竟，他说： “ 李阿姨叫我跟她一起到机关看电视，我说我不敢去，妈妈说：要是她回来没看到我在家，就要打断我的腿。 ” 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话被误会了。我把这情况告诉张同志，她就更处处整我们，午餐晚餐都是冬瓜汤，清炒菠菜或白菜，连续一个星期。我又把情况告诉张同志，第二天张同志来说，李同志说她高血压不能为你们做饭了，要我们自己动手做饭，我们一口答应了。张同志就把肉票、鱼票、糖票、油票、粮票和四十元人民币交给我，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

厨房有两个煤炉，分一个给我们用。这种煤炭炉很不方便，但很耐烧，每天晚上要一块煤饼，让火慢慢地延续着，第二天再加一块煤饼来煮饭。可是我们不懂，第一天炉子就熄了，我们到楼下去拣树叶和废纸来起火，摸了大半天才起着了。我又去菜市场买肉，交肉票之后，卖肉的随便切一刀肉给你，连挑选都不允许。从此，我就到自由市场去买肉，我们一家人是这样才了解了社会主义 “ 计划经济 ” ，才了解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贫苦。

一九七八年时，广州自来水的压力很低，深更半夜用水人少的时候，三层楼上才会有水。而我们楼上没有畜水池，只有一个水缸和一个洗衣服用的大铁盆。每晚上我就起来盛水，先把水缸装满，再装满大铁盆、饭锅、汤锅、大碗、小碗，总之一切容器都用来装水。我们一家四口和她们两母女，一天就用这么一点水。

这个可恶的共产党婆，整人一招又一招。过去她半夜起来装水，现在我要半夜起来，这点小事我倒也不在乎。一天，她故意洗澡不关门，我刚好在客厅看报，她用缸里的水灌进她的裤头，伸手去摸洗她的阴部，让水流进铁盆，以示我们是喝她的阴道水。我不想说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这样的德行，但这个共产恶婆就是这么下流缺德。其女人民警察，中午回来，脚穿硬胶鞋，走路象操兵，故意砰砰砰，叫我们不得安宁。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人到东山区铁路局广场上去玩，那里有露天电影、下棋比赛、扑克比赛。我最喜欢看下棋，回到招待所，已是十时三十分，过去开门，锁匙一插进去门就打开了；但是今晚不能开。我知道她们把锁死锁了，于是哀叫请李大姐开门。可叫到嗓子哑了。她就是不下来。夜已深，我让太太和儿女站在门口等，自己去找公共电话，可是夜深了，没有人营业。我不得不到医院去借电话，报告单位的值班同志，要求帮助。

我急步跑回到招待所，又等了一大会，门终于开了。恶妇人还说我们不会开门。我本来气得要爆炸了，但还是克制了。这个恶婆一路上楼一路用广东语骂到： “ 丢你个老母，我落来帮开门，一句多谢都无。种瘟事，死喊家残，死扑街。 ” 这是广东话最恶毒的咒骂。上到楼上她一路还在骂。我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我问机关的人听见骂人的声音没有？那个恶婆更大声地说： “ 我闹啊！你点？ ” （ “ 我骂，你奈何？ ” ）

张参谋现在也不互相招呼了。我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深情，看到电影中抓特务的公安人员，就无限崇敬，对董存瑞、雷锋那样的解放军就更加敬佩了，现在这一切破灭了，我气得头晕发病，天翻地转又呕又吐，连胆汁也吐出来。而那个共产恶婆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用广东话说： “ 张同志啊，你个客人就来死了，又呕又吐。你快地来看，迟了他会死啦。 ”

张同志向水果店借来一架脚踏三轮木板车，把我送到中山医院急救。医生说我患的是 “ 歇斯底里症 ” 。但我很清楚，我已经得了一种 “ 不能和共产党同流合污的疯狂症 ” 。过去听说斯大林说过 “ 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 ” ，而我所见到的这几位中共党员、警察、军官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刁民泼妇，过去我在柬埔寨没有碰到过一个象他们这样品行的人，后来我离开了中国也就再没有见过这样恶劣的人性了。

而这些毒蛇一样的小人，竟是 “ 中共中央调查部 ” 的部属；而即便在它的中枢，也充斥着象王涛那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话说那正是一九七八年 “ 春季广交会 ” 期间，王涛也到广州来公干串联。他到招待所楼上来看我，我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身为中央处长的他，对如此低级的勤杂人员的恶行，居然一脸漠然，毫无办法；他当然更没有设想过，这是否会使一个即将派遣海外的人员发生离心。

我记得王涛在北京训斥我说 “ 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 ；我还记得外交部的那位女司长一再对我说 “ 事情很难办 ” 。我和中共打交道的体会是 “ 人人都是官，事事无人管 ” 。说来，中共最核心最开明的机构如外交部、中调部，尚且如此散沙低能，其它部门就更可想而知了。

82、去香港 “ 潜伏 ”

一九七八年夏天，越南开始与中共翻脸，柬共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根本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中共急于把我送回金边，还不如将我们送到香港去应变。那时，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中调部经费想必也十分紧蹙。而中调部利用我们这些 “ 爱国华侨 ” ，向来都是不肯花钱的，他们一共只给了我们两口子一千港元，就把我们打发到香港自生自灭去了。我们这些 “ 爱国傻瓜 ” ，也向来都是 “ 自愿爱国 ”“ 分文不取 ” 的。当然，也有例外，一九七○年他们让我在金边潜伏，是给了我一大笔钱的，但那是 “ 康老 ” 安排的特殊任务。

我为中共工作了几十年，本以为自己回到中国以后，就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可是组织上竟对我说： “ 我们了解你的革命历史，但不承认你有组织关系。你要重新正式申请入党。 ” 我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他们暗示必须办理入党手续，才能放我去香港，我才写了申请。我在去香港时，只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他们花一千港元把我放到香港去 “ 自生自灭 ” ， “ 灭了 ” 没有什么损失； “ 生了 ” 说不定还是一颗 “ 为党工作 ” 的棋子。

我冒充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张中根太太的外甥，向港英当局申请移民，一九七八年五月间就办好了手续，去香港的前一天，管我的 “ 齐部长 ” （中共的 “ 部长 ” 很多，可大可小）来问我还有什么要求。这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他们从来没有过问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这回我们夫妻二人要先走，孩子们还要暂时留在广州，因此我要求说： “ 请求领导上能够将我们的孩子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住。 ” 他一口答应了。

是中国旅行社的一位干部把我们送出深圳海关，我们在罗湖移民局，坐等了很久，直到一名 “ 内线 ” 移民官坐台，才上去办理入境手续，他问我： “ 你到香港去做什么？ ” 我按约回答： “ 姨丈要我去帮忙做生意。 ” 他就在护照上盖了一个 “ 永久居留 ” 的印章。出了关，我们在一位张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原因是在香港的领导 “ 老许 ” 回北京开刀，没法接头。他回到香港，才让我与香港中国旅行社的 “ 林主任 ” 联系。老许名许耀兴，据说是泰国华侨，早年回国参加了革命。

我们在香港举目无亲，又没有一技之长。离开了张先生家后，租了一间四平方米的楼阁，租金就要四百港元。香港是弹丸之地，居住环境非常恶劣，有一句有名的俗语： “ 给你吃，不给你住 ” 。我们两人只好到工厂去拼搏。我先做烫牛仔裤的工，技术不行，用力过猛，还没有赚几块钱，就把手给弄肿了。后来又到单车制造厂去做装配工，清晨上班，半夜才能回到家；妻子白天去车衣，下班还背一大包回家加夜班。后来，我们搬到廉租屋 “ 九龙城寨 ” 去住，上下要爬十二层。

四个月后，永久居留证件才到手。张先生开的一家旅行社让我带了一个旅行团去广州。到了广州，晚上挂电话给女儿，让她带弟弟来酒店相会。见面时三人拥抱成一团。坐下后，我看到儿子的两只脚在腐烂灌脓，我问女儿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 “ 你们走后，齐伯伯没有让我们搬家，只是搬来了一台电视机放客厅给弟弟看。 ” 她又说： “ 学校看我年龄大了，要我试读初一，而我只有三年小学程度，就必须赶功课。但那母女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我就带着弟弟留在学校做作业。弟弟就在课桌上睡着了，被蚊子咬成了这个样子 ” 。她擦干眼泪又说： “ 那俩母女太可恶了！这几天，广州天气冰凉。我想在厨房煮点热水洗澡，但他们把煤炉弄灭了，不让我煮。我只能用冷水给弟弟擦身，冻得他跳起来直叫。我自己也用冷水洗身，冻得我也发抖…… ”

从柬埔寨来时，我们一家穷到只有四个背包。除了几件衣服，四条高丽参，两顶军用尼龙蚊帐，一部日本收录两用机，一无所有。我曾向这位李大姐表示，去香港时会将这些东西留给他们，她很高兴地告诉女儿说： “ 阿兰，你结婚不用买蚊帐了，周同志留给我们的还有收录机呢。 ” 这些东西看来不值钱，但那时国内有钱也买不到的，而且也没人有钱。等到关系闹僵了，她以为帐子和收录机的希望就吹了，于是就来折磨孩子了。

我出生在民风淳厚的柬埔寨乡间，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华夏祖国，又以为祖国到处都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没有见到一个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没有见到一个勇于牺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们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广州则遭遇了这些为蝇头小利而计较不休的刁民泼妇。共产主义不仅把社会糟蹋得一贫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经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叫我失望透顶的祖国。

我气炸了！既然共产党造就了这样恶劣的社会和人性，我还要当 “ 共产党员 ” 干什么？我要自由自在的做人。我拿起电话，挂到机关去。刚好是张同志值班。我告诉他说： “ 明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再过几天你们就会接到我的退党声明。请你们帮我的孩子办手续，我要接他们到香港去。尽管我现在的生活还不稳定，但也不相信一家人会饿死在香港的！ ”

我是一个忠实的人，当向往革命时，义无反顾；一旦看透了共产党，也是义无反顾。我本来可以不说这些话，但是我要羞辱他们，他们看上去是巨人，内部却是一盘散沙。在中共的眼里，你跟他走，你就不重要；而你要反对他了，它就重视你了。

我回到香港以后，就递交了退党书，几天后他们通知我，说上级要在广州见我，想不到这位上级竟就是位高的王树仁先生。我说到过王树仁，六十年代他是驻柬埔寨的商务参赞，是中国大使馆的实际领导人，七十年代末是中调部副部长，在广州担任重要的工作，他为人非常随和亲切，没有一点官气，对我在柬埔寨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那天，他的太太也来了，我们叙了旧，他对我受的气，似乎也已经有所了解，只是说 “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嘛 ” ，听了这种国内滥用的空话，我也没有什么应对的本事。他劝我继续为党工作，碍于面子，我就对他说： “ 今后我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我还是会去做的。 ” 那次我把孩子也带走了。

83、在香港打烂仗

我在香港一筹莫展，杨杰先生给过我两千港元的帮助。有一天路上巧遇马德望的老朋友陈华发先生，他见我一副落泊相，就建议由他出资一百万港元，购买一些面包车，开辟跑深圳到汕头客运，要我到广州去找门路拿批条，生意上由我来负责管理，年终分百分之十五的红利。我回到广州去钻营，却到处碰钉子，没有人愿意帮忙，因此事情没有成功。

每次回广州，看到到处都是开 “ 皮包公司 ” 的倒流海外的 “ 归国侨胞 ” ，他们利用进出两便的机会，四处钻营，买空卖空，想趁改革开放的赐机，捞第一桶金。我在香港也学会了 “ 冒险精神 ” ，就也在九龙注册了一个 “ 联发贸易公司 ” ，提一个公文包，上下一脚踢，实际一无所有，连活动费都是借来的债。

“ 广交会 ” ，我去凑热闹，学派烟拉关系。有一个外贸干部看了我的 “ 联发贸易公司 ” 的名片，说我这个公司的名字取得好，我说： “ 不但名字好，内在也百分百好，我可以和你联合起来发财。 ” 交了这个 “ 共同富裕 ” 的心，才签到几单辣椒干、白瓜子、桂皮的货。虽说是有了供货的合约，但我没有能力开信用证，只能做中间人赚取佣金。而佣金是要到对方收到货，一切满意后才支付的。

记得与我做的第一单生意的，是一个来自黎巴嫩的中东商人。他在广州也一筹莫展，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我让他看了我的合约书，他知道我有货，于是到香港来，想见见我的 “ 虚实 ” 。当他见到 “ 九龙城寨 ” 地小人多，建筑老旧，垃圾满街，苍蝇乱飞，真吓了一大跳。他打电话上楼，要我下来见他，彼此用纸写，后来又约我到旅店去见他。他有钱买不到货，只能从我这里转手，我想他也是不得不服了我的。

我女儿来到香港后，读书懂了一点英文。于是父女俩人登门造访这位客商。他看来很需要这批货，我说只提百分之四的佣金，但他说只要顺利到货，就愿意支付百分之五，他用手提打字机打好合约书，女儿看后认为没有问题，合约就签成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中东来信，夹着一张支票，是他付给我的佣金。我做事也很守信用，逐步开始在香港、星加坡、马来亚、中东有了一些客户，他们又再互相介绍， “ 联发贸易公司 ” 看来很有前途，我对 “ 自生自灭 ” 也就有了一点信心。

84、重逢老伍

一九七五年初，我与老伍在越柬边界的社马分手，那时越南的战火纷飞。一九七八年秋，我们又在 “ 山水甲天下 ” 的桂林重逢，这时漓江的水清澈见底。他是中国旅行社桂林分社的一个管信件收发的副经理，我是香港旅行社的一个临时导游。

我很敬重老伍，以他对事物判断的透彻，对下属的知人善任，以及与越南共产党高层的亲密关系，和在柬埔寨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中共委他一个方面要员，他的能力也绰绰有余。可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背景，中共就更不能信任他。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他在川龙新社和我在一起，那时他就把柬共看扁了。他以波尔布特对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认识的肤浅，行事的残暴，不止一次向我预言过柬埔寨的悲惨结局。一九七四年，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也不可能不向

中共中央流露这种大逆不道的真知灼见。

我们回顾了走过的忠诚的道路，却怀着失落的苦痛彻夜长谈，设想着永远逃避不了的 “ 海外孤儿 ” 的归宿，他的妻子沉重地说： “ 德高，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 老伍还告诉我蔡抗生从北京下来看他时说 “ 周德高不知天高地厚，胆边生毛，敢和共产党斗 ” ，可见我退党反抗的事情已经尽人皆知。但老伍对蔡抗生说 “ 周德高很有胆量，替我们侨干争回了一点颜面，也让共产党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骨格 ” 。

85、援救在泰国的同志告于失败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军打进金边，柬共就倒台了。二月间，中国出兵 “ 教训越南 ” ，因军队的战力不佳，教训也就很不理想；再碍与螳螂苏联在后，更不敢深入，于是早早就撤了兵。而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被一网打尽，柬埔寨的华运同志，大部分逃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中共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印度支那，如今只剩得是白纸一张。

一九七九年初，老伍也从桂林来到香港，中共好像也没有给他任何资助，生活非常艰苦，好在有一个侄子周济他的生活。我只见他写了许多信给黎笋和阮文灵，要求他们释放受冤被捕的华运同志，使我心中非常感动。五、六月间，老伍建议我到泰国难民营去看看是否有老朋友，我向留港的几位柬埔寨侨商募了一点旅费去了泰国。

我到了曼谷，先找到了马德望同乡杨春裕，他原来是 “ 国光学校 ” 的董事， “ 群星体育会 ” 的总干事，是侨界很有名望的人物，而且与我也非常友好。他在政变前去了澳门，又从澳门移民泰国经商，那时他一帆风顺，家资富有，当印度支那难民大批进入泰国后，他就到边境地区探望，做了许多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许多情况。

他先就告诉我，我的母亲、二妹、三弟，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已经被美国接受，从难民营去了美国。说是有一个幼年生长在汕头的美国老传教士，到难民营访问，听到我母亲和二妹在讲潮州话，就与他们交谈起来，我母亲形容枯槁、命运凄惨，他见了十分同情，于是就用教会的名义出面担保，将他们全部接到美国的北卡罗来那州去了。而我的岳母陈春花一家还留在难民营。

杨春裕给了我一点钱，安排了我去了 “ 考依兰 ” 和 “ 迈律 ” 难民营，找到了岳母一家，又见到劫后余生的洪卫、杜华、宝兰、起丰、美英、林明雄等老友数十人，其状惨不忍睹，亟须救助。他们大部分是从东部和东南地区逃来，李力则是先到了老挝，再来的泰国。我暗示他们不要再抱 “ 落叶归根 ” 的观念，还是在西方寻找出路，否则后悔莫及。大家都明白我的好意，唯有林明雄大骂我是叛徒；后来他被中共安排在海南岛农村种田，曾经来信表示后悔，希望我帮助他离国，最后贫病交加，瘫痪死于病榻。

回到香港以后，我和老伍想到《棉华日报》有一笔广告费存在香港 “ 中国银行 ” ，而这笔大约五十万港元的钱，是五个人（潘丙、江文奇、郭之勤，蔡粱铿、黄盛遭）联名立的户，有三人联署，即可提款。当时，郭、蔡、黄三人都在香港和澳门。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写了一个动用这笔款项的求援同志的报告给 “ 国务院侨办 ” 。

不久侨办召我去北京，司长吴济生和处长张弓、林立三人接见了我，我把泰国方面的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向他们说了很刺激的话： “ 过去你们都说要发扬阶级感情，现在阶级兄弟非常需要你们的感情了。 ” 他们听了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发作，要我回香港听候指示。后来北京方面的确通知了香港中行，但我们在中国银行会面提款时，郭、蔡、黄三人中的黄盛遭拒绝签字，他借口是 “ 不相信周德高 ” 。

黄盛遭，福建人，原来在柬埔寨做钢铁生意，是金边侨界有名的 “ 鳄鱼头 ” ，凡事都要由他领头出面，有一次他为了争出头，竟引起福建帮和潮州帮械斗。而这回不是由他出头去救人，他就宁肯置人于困境不顾了。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没有理性的人，而象黄盛遭这样蛮横的倒还是从未有过。我来回泰国曼谷，又两次去北京活动提取那笔款项，但碰到这个 “ 鳄鱼头 ” 的捣乱，不但毫无结果，却还误了我两个月的生意，因此就更灰心了。

这事把中共搞得非常难堪，泰国的难友们在眼巴巴地等钱；而北京的伟大指示，又可以止于一个 “ 鳄鱼头 ” 之手。中共自然不能冒 “ 见死不救 ” 的恶名，有一天中国旅行社的周副总经理召我去，给了我两万美元，叫我转交老伍，我签了字，把钱交给了老伍。至于这些钱是做什么用，我连问也不愿意问了。中共花了数以几十亿计的财力物力，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可是只愿以几万美元来收拾残局中的败卒。

86、拒绝去柬埔寨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季，柬埔寨大局已经底定，柬共只能在柬泰边境游击，金边的生活也逐步正常化。中国驻泰国大使参加曼谷的外交使团，也到边境去做样子探望难民，以为是配合了世界上的一片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声音，但在难民营遭到难民的羞辱，中共也就明白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痛恨柬共和中共，远远甚于痛恨越南，柬共回金边只是做梦。

秋季的一天，中共在香港的高级负责人， “ 粤海公司 ” 总经理许耀兴约我见面。

他问我： “ 你敢不敢返回柬埔寨？

我反问他： “ 没有什么敢与不敢，只是去柬埔寨做什么？ ”

许说： “ 有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

我又问他： “ 以什么身份回去？是以目前这样的落魄的身份回去吗？ ”

许反问我： “ 你自己的想法呢？ ”

我说： “ 既然是有任务，我就应该是以商人的身份去。后台老板当然是中国。让我代理一些柬埔寨人民需要的商品，卖出以后再还款。 ”

许耀兴最后说： “ 好吧，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

其实我非常明白，柬埔寨是中共的一块心病，而它的信息已经完全断绝，因此中共急于让我这样的 “ 勇敢分子 ” 进入金边，重新为它开辟情报来源。然而，中共在国际上扼杀金边政权的努力，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金边当局仇视中共的情绪也正在兴头上，我在金边知人太多，知我者更不少，只怕是有去无还了。

当然，我也想起王涛处长在北京训斥我的言语， “ 周德高，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

他们凡事都要 “ 请示中央 ” ，万一我在金边有个三长两短，怕更是有去无还了。

再想到这个可与 “ 中央情报局 ” 或 “ 克格勃 ” 媲誉的 “ 中调部 ” ，上面虽有副部长知我任我，下面却有无知无识的勤杂人员欺我辱我。对于这样一个全无章法的团体，我为之卖命还有什么价值？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更不是二十年前的我，叫我去 “ 赴汤蹈火 ” ，我是不得不要问一个 “ 为什么 ” 的了。

只数日后，许耀兴又来约见我。他告诉我说： “ 你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让香港某皮草公司的陈某老板持名，你协助他的工作。 ” 我听后很明白，他们是不信任我的，他们真还不如 “ 康老 ” 任用人时，先就给了我几十万元柬币。俗话说 “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 ，在派我去赴汤蹈火的时候，却还在怀疑我，于是我就一口回绝了他。

我既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对我下毒手。有一天我从罗湖过深圳，排队过海关，那条龙很长，但过得很快，一般人交上回乡证，盖章就放行。轮到我的时候，女关员看清回乡证上的名字，就把它交给一旁的男关员。那人就将我带进一间黑房，命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没有查出什么东西，他们下不了手。但这一招使我清醒：有情况。到了广州，我在华侨大厅租了一个通铺过了夜。

第二天，我很快又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对扮做情侣的男女。然而，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故意急步趋前，他们也快步追来；我又突然急转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他们就停下来交谈。待我返回到华侨大厦，他们也缓步过来。我叫了一辆 “ 的士 ” 到东方宾馆，要将刚发生的事情告诉老伍等朋友，后面一名公安骑摩托尾随不放，我走进东方宾馆某座二楼，他也尾随到服务台，然后盯住我进入那间房。

我把情况告诉他们朋友，他们一起轰笑了起来，说我神经过敏。当晚我已经熟睡，突然房门被打开，闯进来一个女公安，开亮了灯，说： “ 我是查房的，看你回来了没有。 ”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是要罗织 “ 嫖娼 ” 的罪名来抓人。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紧回了香港。

后来朋友们了解到，这不是我神经过敏，而是任务下达得非常紧，只要稍有把柄，就将我拿获。我与中调部就此绝了情，它在我身上的这些作为，像是上了它的船，就非要替它干到底。其实，它是怕我将内幕公诸于世。老伍对我恩义很重，他通过其它线路上友人，向有关方面担保我不会出卖人事和机密，因此事态才渐渐平息，我也就保了几十年的密。

87、幸福的晚年

回到了香港，我就决心离开中共阴影笼罩下的香港。我化了不少年，历尽风险，才偷渡到美国来，后来又获得了合法身份，成为了美国公民，终于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过去我曾经与美国为敌，今天我发现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深深地热爱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

自从我踏上这块繁荣富强的国土，除了驾车超速收到过罚单，始终保持良好的公民纪录。我七十多岁了还在南方的一间学校当清洁工，但我工作勤奋，无怨无悔，以善待报答善待我的国家。我能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以最平常的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

今天，中共已经不原再回顾这些事情，而我们这一代共产革命的曾经信徒，也行将逝去。我的同志们大都受到过柬共的摧残，有的虽然逃离柬共统治，却又被越共监禁多年，今天又都是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共的弃儿。我将自己经历留给后代，也是向历史表达自己的悔意。

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