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6

我与中共和柬共 ——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6

第五章、柬共的胜利和失败

59、柬共进城

美国决定全面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开始，停止援助金边政权了。四月五日朗诺出走美国。四月十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降下美国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没有进城，金边的市民照样过了一个传统的佛历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 “ 解放 ” 金边，身着黑衣的柬共部队（人称 “ 乌衫兵 ” ）进城，而朗诺军队早就溃不成军。

施里玛达是个有担当的人，美国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金边政府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和总理隆波烈都拒绝了，他们都留在金边。朗诺的胞弟朗龙是与波尔布特感情很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波尔布特进入丛林之前。他同麦士俊将军、僧王胡达方丈一起到新闻部的广播室，向全国人民广播，吁请人民保持冷静，说他和胡达方丈等，在新闻部等候和柬共领导人共商大事，可是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处决。四月二十一日施里玛达和隆波烈也被处决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国广播，说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将轰炸金边以及各大城市，请市民收拾一些细软和随身用品，暂时离开城市，数日之后就可以回来。一周后，两百万居民悉数撤尽，其中即有华人四十余万，金边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热的月份，几百万市民拥塞在几条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没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园的金边市民带不了什么财物，只能带一些现钞。可是，柬共紧接着宣布废除货币流通，现钞顿时变成废纸。许多家庭已经断粮，老弱开始病倒路边，到处是被遗弃的尸体，和混乱、呼叫、嚎哭、哀鸣，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顿时间柬埔寨变成了人间炼狱。

疏散过程中，演出了无数惨剧，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不愿离城的躲在房内，竟遭炸弹炮击；医生、护士为了抢救病人，延误了撤离时间，便死于枪下。百万市民匆忙出城，所备食品不多，许多人饿毙途中。妇女更经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妇人死亡比例尤大。到达偏僻乡村或荒芜密林后，又有许多人死于霍乱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占、唝吥、柴桢、菩萨、磅清扬、茶胶、磅通、磅逊等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山区迁移。各地柬共都规定了最后期限，不按时离城者，格杀勿论。而自一九七六年起，柬共又将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度迁移，其中以徙往马德望省的居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柬埔寨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极高。

波尔布特竟自我表彰说： “ 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 ” 。数年之后，有记者访问塔莫，他解释驱赶城市人民一事说，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搞清敌我关系的具体情况，只好把城市人民统统撤离到农村，一举打乱敌人，来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这本是柬共蓄谋已久的 “ 革命创举 ” ，可是除了波尔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领袖都肆口抵赖。那位身为柬共的第二号头目，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一再宣称柬共的事情都是 “ 集体领导 ” ；而身为 “ 民主柬埔寨 ” 国家主席团主席的乔森潘，竟一概不认账，最近他还说他是在进金边的路上，见到跋涉的民众，才知道这回事的。

后来，柬共不仅实践中共实践过的 “ 人民公社 ” ，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 “ 婚姻配给 ” ，真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它又将高棉人民分为 “ 老人民 ” 和 “ 新人民 ” 两等，前者是原来的农民，后者是城市居民转化成的 “ 准人民 ” ，而一些柬共农村干部又对 “ 新人民 ” 施行了令人发指的奸淫掳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狱中的人间。而毛泽东曾经这样地夸奖波尔布特的恶行： “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

60、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海外华侨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肤浅，而且总是被 “ 祖国强大了 ” 和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这样的口号和假像所欺骗蒙蔽。我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亢奋情绪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怀抱中去的。整个华侨社会又以中共支持柬共，而取了一种 “ 凡是祖国支持的，我们就要拥护 ” 的 “ 爱国主义 ” 的盲目态度。

然而，自从柬埔寨共产党成了中共的 “ 友邦 ” ，柬埔寨华侨就是没有价值的 “ 家奴 ” 了，依了 “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 封建传统，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华侨，也包括我们这些几十年来效忠它的侨干，一并赠与柬共了。中共曾经正式通知我们 “ 以后你们和中国没有关系了 ” 。从此，我们就成为海外孤儿，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鱼肉。

几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发财致富的口号响彻云霄，纽约某些 “ 同乡会 ” 中，有许多人在为中共大使馆、领事馆摇旗呐喊，他们觉得 “ 祖国强大 ” 了， “ 热泪盈眶 ” 了，做中国人 “ 有面子 ” 了，要和 “ 反动分子 ” 和 “ 敌对势力 ” 勇敢斗争了，其实内中有许多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们当初却是一些为世界革命不惜抛头颅的胡涂虫。

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至于 “ 团结华侨 ” 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而中共最重视的，还是与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关系。到了柬共统治的时期，中共心目中只有 “ 兄弟党 ” ，牺牲心向祖国的侨民，他们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劫难，而当地华人又首当其冲。西哈努克时期，全柬华人共约七十万，柬共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有人估计华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为造就 “ 心向祖国 ” 的局面，断送华侨社会安定的生活，我虽非首恶，但亦为犬马，每当念起这些，我就陷于极端痛苦的内疚中。

柬埔寨的华人大部经商，经济能力一般高于普通民众。然而，柬族民众虔信佛教，心地善良；华人社会也恪守儒家信条，柬华两族非但没有 “ 阶级冲突 ” ，反而是 “ 水乳交融 ” 。但是从共产党的 “ 阶级分析 ” 来看，华侨的都是 “ 剥削者 ” ，而柬共学习中共的阶级分析，宣传 “ 华侨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资产阶级 ” ，因此华侨面临着比柬族更为险恶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称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出现了 “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 ，而且要各级组织注意 “ 散布反对言论的人 ” 和 “ 懒惰的人 ” ，说前一种人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后一种人是剥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尔布特变本加厉地开展 “ 肃反 ” ，殃及到商人、医生、教师，乃至残疾者；而华人中的商人、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尤深。许多柬共华裔党员、干部大批遇害，张东海、苏灼、吴植俊、密娟……无一不是冤魂。

因为柬共的排挤，我们没能回金边，柬共看中共的面子，对我们这些 “ 华运 ” 干部还算过得去。但华侨有时能碰上几个中国援柬专家，他们向这些 “ 祖国亲人 ” 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们 “ 顾全大局 ” 、要 “ 忍耐 ” ；甚至还有援柬人员认为华侨是 “ 剥削阶级 ” ，当面训斥他们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还听说，有许多华侨冒死去金边，向中国大使馆哭诉求救，而大使馆给他们的答复都是： “ 要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 ” 难怪有人说： “ 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 。这也就是过去 “ 心向祖国 ” 的柬埔寨华侨，为何如今对祖国一片冷漠，对中共心怀仇恨的原因了。

61、全面整肃的启端

待柬共进入金边，将城市居民驱往农村，赶尽全部越南侨民，杀绝朗诺政权人员，庙宇关门大吉，波尔布特的错误就统统浮上台面。于是，党内的反对意见抬头，波尔布特意识到他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便开始整肃内部，全面消灭异己了。然而，事端却是出自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谈论党史的文章，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尔布特认为这是有意贬低他、抵毁他。原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金边的那次代表大会上，他才成为党的中央成员，杜沙穆担任党的总书记，农谢和他两人是助理书记，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踪，他才转正为总书记。以前的党的领导集团中没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认一九六○年之前的柬共历史。

这个心胸狭隘的总书记认为，是有人利用党的成立的时间，来与他论资排辈；他可能盘点了党内的营垒，农谢是他的同伙，英萨利是他的姻亲，宋成是他的亲信，胡荣已经消灭，乔森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有老抗法人员，才能与他较量。于是他就称病离职，让农谢代理操办，农谢先把高明和东北大区书记倪沙良抓起来。高、倪两人莫名其妙，还以为是误会，高明写信给波尔布特，表白忠于党、忠于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党内成名很早，学生时代就参加越盟的抗法斗争，一九五○年三月为建立柬共，在越柬边界港口城市南河仙举行预备会议，高明与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就都是与会者。一九六○年的党代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络绍去越南访问，后来就一直留在河内担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后，波尔布特又向中央委员高莫尼和驻越南大使谢安下手，因为他们和高、倪两人的关系很好，他们后来一起被处决了。这批高干的被处决，对柬共党内的震动太大，同情他们的人很多，不满的情绪在酝酿。于是，波尔布特利用一间金边中学的校舍，组建了一个专职审讯的 S-21肃反监狱，任用他的一个磅通省的同乡，名叫 “ 密杜 ” （真名江吉耀）的华裔干部主事。 “ 密杜 ” 心狠手毒，他指使杀害了约两万名柬共同志，那间校舍后来成了堪与奥斯威辛齐名的S-21监狱。

62、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龙县委书记密春开了一辆摩托车来到我家，我们住得很近，也经常在路上相遇，但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次他登门是来通知我，要我带全家去北京，而且他还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轮把我们一家人送到金边。到了金边我们先住在一间招待所，第二天转到原大臣甘德的别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辖的屋舍。我在那里遇到吴植俊，他用柬语对我说： “ 外交部已经得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你马上去北京。 ” 那时，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干部，也是波尔布特的贴身翻译。柬埔寨华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我在华运人员中资格并非最老，但却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的人。在我之前王海已经先行，他原本是国内的干部，后来到柬埔寨来参与工作，在华运主管侨校工作，他对柬埔寨的党情国情知之不多，甚至很少，到北京后自然言之无物。于是大使馆或中调部才决定将我召去。

第三天，大使馆傅学章开车来接我们，他于五十年代就到金边来学习柬语，一九六三年破获台湾特工时，我写的匿名信还是经过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他驱车绕金边一周，只见萧条肃杀、面目全非。到了大使馆，孙浩来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馆的 “ 一秘 ” ，现在荣任大使，在饭席间他直率地对我说： “ 英萨利这个人很坏，很反华。 ” 这可能与 “ 四人帮 ” 倒台后英萨利有很多反对议论有关。

自柬共进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两年。此间，中国援柬专家有数万人，对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内部的人头落地，他们不可能没有与闻，但 “ 四人帮 ” 绝对信任柬共，根本没有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实际情况的愿望。我去北京时， “ 四人帮 ” 已经倒台，虽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中共反省错误路线的呼声已经高涨。

63、外交部和中调部

我们一家人是乘飞机直达北京的，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是中调部王涛处长，他先把我们安排在北京饭店，一个星期后才转到地安门中调部招待所。那是在一条胡同中的大院子，所长是一位 “ 小刁同志 ” ，他关照我们不要到外面去随便走动。

在北京饭店住的时候，王涛说外交部想听一下我的报告。那次我是在领事司做报告，有六个人来听，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肤白白、风度很好的女士，说是 “ 亚洲司司长 ” ，她说自己 “ 姓龚 ” 。可能是乔冠华夫人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因为龚澎在一九七○年就故世了。还有两位原来在驻金边大使馆工作过，我认识他们，但名字记不起来了。

听了我对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评，这位女司长倒还算很客气，她很含蓄地说： “ 你报告的情况，好像与伍某某同志说的有点不一样…… ”

伍某某就是 “ 老伍 ” ，他已经先来过了。当然，老伍是 “ 老同志 ” ，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有更多的了解，他的汇报难免不有所保留，而且他对柬埔寨社会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孙浩大使是外交部系统的人，还是中调部系统的人。以孙浩对英萨利、宋成等极坏的看法，就是对波尔布特集团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话，还情有可原；难道他们还不相信孙浩吗？但中共一贯是以 “ 立场 ” 看问题的，那时 “ 四人帮 ” 虽然被打倒了，他们支持柬共的立场，却还在继续坚持中，我的话他们当然是听了不愉快的。

最后，我告诉这位女司长，柬共非常残暴，希望能将一些有危险的同志接回祖国来。她一脸无奈地说： “ 回来很难安排。 ” 我说： “ 他们不会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要他们到新疆去，他们就会到新疆去的。 ” 她又说： “ 困难很多啊！ ” 时到如今，我还认为华侨和侨干的大量牺牲，与中国外交部的漠不关心有直接关系，中国外交从来没有把保护侨民当作自己的使命。

而中调部人事全非，来与我谈话的人，竟连一九六九年底是谁接待我的，也不知道了；我告诉他们是一位叫蔡笑农的处长，王涛就诡谲地笑了，而且笑得很粗鲁，使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蔡笑农是按 “ 康老 ” 的指示，安排我的潜伏任务的，康生死后已为党内所不齿，蔡笑农可能也失势了，但对于我这样根正苗红的海外干员，可能还不至于够上 “ 康生分子 ” 或 “ 四人帮余孽 ” 的资格。

接着，中调部的领导要我写一份关于柬埔寨的情况的详细报告。当时，我对柬共深恶痛绝，但对中共还有许多美好的想法，以为自己总算是回到了亲娘的怀抱，而对中、越两党的对立也完全没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引起中共对柬共错误路线的注意，并尽快将处于困境和危险中的华运同志调回国内，避免无必要的牺牲。完成这份报告已经是六月初。

我的报告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一位 “ 高局长 ” 曾经对我说： “ 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条（记不清楚是几百了，只记得尾数是四十九）情报，虽然有些我们需要核实，但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关于你的职务级别，我们稍后再做决定。 ” 他还说： “ 根据你的情况，还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广州去等候，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

我那一阵很风光，隔三叉五地就有科长、处长、局长、主任来问寒问暖，请客吃饭。但是王涛有一天突然对我说： “ 读了你的报告，愈读愈发现你是反对柬共的。 ”

中调部发现了我的情报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我反对柬共的立场，领导上与我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下来了。看来中调部、外交部都持支持柬共的立场，我也就开始有点灰心了。

后来，当我再三提出将统战人士林宏毅、杨碧陶，生病的洪觉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杀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国内来时。王涛竟而拍桌子大骂： “ 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

王涛，一个胖胖的北方人，官不大，官气却很大，而且毫无见识，他的举止谈吐，就更不适宜在中调部这样的部门工作。今天，如果他还健在，还有良心，还能读到这段关于他的文字的话，他应该感到非常羞愧，他实在是太对不起牺牲在柬埔寨的同志了。当时是夏天，我却有在冰天雪地的冷感。啊！原来这就是被我当做亲娘的祖国党，我们在柬埔寨出生入死地为它奋斗，无畏地面对内外的屠刀，然而它只把我们当作随时供牺牲的卒子。

我太太和我还是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参观，在大寨接待我们的还是陈永贵的一个副手。 “ 十一国庆 ” 还上了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部里还有人关照我，观礼时如果有摄影机对准我，就应该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对于一个海外工作人员的观点，他们也未必看得很重，他们希望今后还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们这么多的情报，非但没能帮助他们，反而像是将他们推进泥坑去了。

64、苏品被杀

我的报告中有一则是苏品与越南方面有联系。苏品在抗法时期的战友 “ 阿保 ” ，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变后没有返回柬埔寨。阿保与越共中央关系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前面说到，老伍去北京汇报工作回来后，被阮文灵留在越共南方局所在的社马基地，阿保也在那里。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马见老伍，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苏品曾经两次派人来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柬共的胡作非为，而阿保也已经向越南中央通报，但均未被采纳。我向中共报告这个情况，当然是出自对苏品的同情。

高局长说我提供的情报，有的 “ 需要核实 ” ，可能就是这一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报告后的一个月，时任 “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 ” 第一副主席的苏品（主席乔森潘）和西南大区书记朱杰，就被邀请访问中国。当时苏品仍然主掌东部大区工作，而且是负责对抗越南的七号公路地区的军事总指挥。

尽管，我报告的是苏品在柬共进城前与越南的关系，但中共却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 “ 亲越派 ” 的态度。因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谢安等人的严重事态，而苏品和朱杰又对中越两党的矛盾没有深入了解，在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他们可能表达了对波尔布特集团某种程度的不满，于是也就印证了我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

紧接着，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尔布特和温威等访问北京和平壤，当时掌权的华国锋对波尔布特大加赞扬，他说： “ 尊敬的波尔布特同志，您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请您继续走下去。 ” 中共方面意识到，如果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的合作，将打破它的战略安排，因此就向他们通报了这些动向。一九七七年 “ 十一国庆 ” ，我站在观礼台上，回头见到波尔布特和华国锋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苏品和朱杰回到柬埔寨后，波尔布特没有立刻对他们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杰，五月份才开始对苏品下手。这件事与邓小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华国锋的安排，然而柬共为此加速败灭的后果，却要由邓小平来承担了。

同年四、五月间苏品在金边住院，他的军事副手盖宝在东部大区开始清洗，除了被就地处决的以外，还有四百余名涉嫌的柬共军人被押往金边S-21监狱。密杜曾经报告农谢说监狱人满为患，农谢则指示他不必再细问，统统杀了就算了。据盖宝说，波尔布特和农谢曾经亲自召见他，向他出示朱杰的与苏品密谋叛乱的供词。盖宝进而传唤苏品，苏品派人与盖宝沟通，但去者皆无还。

盖宝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工农分子，少年时期就参加抗法斗争，经历与塔莫相似，因对波尔布特惟命是从，而与塔莫成为柬共两大军头，在柬共内部有恃无恐，还担任柬共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等职务，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后，他才下山向洪森政府投诚。萧特对盖宝和密杜有详细的访谈，内容相当可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苏品忍无可忍，要去金边弄清是非。他的部属，柬共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说他曾经劝苏品不要自投罗网；但苏品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带了四名警卫（萧特说他还带了妻子）去了金边。苏品一行来到湄公河边的水净华渡口，他派一名警卫拿着他的亲笔字条去求见波尔布特，可是这名警卫一去不复返。没多时，金边开来两艘汽艇，汽艇泊岸后，二十几名武装人员登岸快步冲向吉普车，并开枪扫射。苏品腹部中弹，负伤逃至湄公河畔一间庙宇中，但失血过多，伤势严重。

金边方面派飞机散发传单，命令当地军民缉捕苏品归案。六月三日，他属下的一名团长拿着一张传单去见苏品。他自知来日无多，对下属说： “ 我不行了，往后的事情只能靠你们担当了。 ” 说着拔出手枪向自己胸部开枪，再把枪口塞进口中再开一枪。苏品死后，他的妻子儿女及乡里七百余人被杀；他的儿女亲家，西北区书记莫森巴一家也被株连，全部被杀。

65、揭竿而起

整肃苏品是波尔布特与中共的合谋。苏品是柬共内部威望甚高的领导人，而且长期领导东部大区的军事政治，他的死使整个东部大区人心震撼，而紧跟而来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属韩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尔布特调塔莫的西南区部队前去镇压，韩桑林兵败，率部退入越南境内。塔莫杀红了眼，数万人民群众也逃去了越南，他们后来在越南境内扯出了 “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 的旗帜，训练出了自己的军队。

“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 的领袖人物中，韩桑林原本是东部军区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谢辛是第四师的一名后勤干部，而最杰出的就是后来在金边长期执政，而又表现出卓越政治才干的洪森，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营团级指挥员。一九九三年，联合国主导的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他首先授这三人以 “ 五星上将 ” 的殊荣，以表彰他们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勋。

洪森的出走比韩桑林还要早一些。那是因为盖宝不断进行清洗，却又不断命令下属向越南发起进攻，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员，洪森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恐怖，于是逃到越南去了，他被越南方面囚禁了二十几天，才被释放。另一名 “ 救国阵线 ” 的组织者，就是宾索万，只是他过早地被越南清洗了，因此没有得到最后的荣耀。

韩桑林等起事后，柬越发生正面冲突，东部大区大批群众逃亡越南。波尔布特对此恨之入骨，他将柴桢省边境上的人民集中起来，又向中国订了几百吨绿色布料，这些布料在两周内分五批运到。柬共将它们裁缝成衣服和水布，柴祯省边境人民每人配给一套，再用卡车将这些穿绿色服装的人们运到金边，然后用火车转运到菩萨省。这几千名 “ 绿色坏人 ” 无处逃遁，就在菩萨省的土地上被消灭了。

救国阵线在愈来愈紧急的情况下，曾多次要求越南帮助他们推翻波尔布特，越南碍于中共可能的干预和美国一贯的敌视，投鼠忌器而犹豫不决。但训练了一支的越柬混合的特工部队，计划潜入金边，解救被软禁的西哈努克，由西哈努克来领导柬埔寨军民推翻波尔布特。然而，这个行动失败了，特工部队在突破金边外围防线时，被柬共军队发现，在激战中被消灭。

66、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当时，中共对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说没有了解，但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交接权力，内部的思想一片混乱。然而，帮助波尔布特 — 农谢 — 英萨利集团整肃苏品，引发柬共内部叛乱，推动柬共政权加速崩溃，其后又让中共头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出访柬埔寨，要求见西哈努克，但柬共只让她在西哈努克的寓所外绕了一圈，对这位政治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但邓颖超和她的先夫周恩来都以说 “ 违心话 ” ，做 “ 违心事 ” 著称，她在离开金边前发表一次广播讲话，她说： “ 在高山上，有许多树，其中一株长得比别的树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强烈的风所吹袭，但不管强风如何使劲地吹，这株大树依然傲立挺直不动，最后终于战胜了这个恶运。 ” 尽管她的言辞美妙，但柬共的恶运却难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东部大区军民叛乱后，越南也加紧了应对的步伐，九月间范文同出访新、马、泰诸国，争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归。接着他与黎笋赶到莫斯科，与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山雨欲来，柬共是热锅上的蚂蚁，七月份宋成访问北京，八月份农谢访问北京，九月份下旬波尔布特也赶来拜见邓小平，如日中天的邓小平接见了这些曾经好高骛远，如今却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当时柬共驻北京大使毕姜（现在金边）回忆了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的谈话。邓小平开始先大骂越南忘恩负义，接着就教训波尔布特，说柬共的困难是自己过左的路线造成的，邓小平还告诫他统一战线和团结西哈努克的重要意义，在谈到越南可能入侵时，邓说抵抗越南的战争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担当，中国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毕姜说波尔布特在聆听这位 “ 修正主义分子 ” 的教训时，始终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波尔布特还没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边就传来了乔森潘宴请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的消息，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究竟是在取悦强人邓小平，还是在取悦弱者西哈努克？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邓小平和西哈努克，对柬共都是有用的人。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面对来自北方强敌与越南的威胁，重新上台敢于拍板的邓小平亲自出马，十一月间他赶到东南亚，他承诺停止对马共、泰共的支持，宽慰了这些反共国家，使它们站在反对越南的立场上。同时，中共要人汪东兴、胡耀邦赶到金边，汪东兴建议柬共储备粮食，发放武器给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会进行时，金边又断电一片乱象。最明白世道的，莫过波尔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发给人民，等于把武器发给敌人。

英萨利回忆，十一月一、二两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个 “ 第五次代表大会 ” ，会上选出了由七个人组成的 “ 中央常委 ” ，其排名如下：波尔布特、农谢、塔莫、英萨利、温威、宋成、宫苏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温威、宫苏潘三人在一起议事，突然一群持枪的军人冲进室内，吓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裤裆里……，所幸抓走的只是温威和宫苏潘。时仅一日 “ 七人常委 ” 就只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还在随心所欲的兴头上。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柬共最后的 “ 核心 ” ，大概就是这些人了，乔森潘一世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温威和宫苏潘显然不会谋害自己，塔莫和英萨利似乎也可以高高挂起，这个清洗决定，较可能是在波尔布特、农谢、宋成三人之间秘密达成的。

波尔布特在最后的日子，曾经对西方记者这样说： “ 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并要我对 ‘ 种族灭绝 ’ 行为负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 ” 他接着说 “ 我应该向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负责，因为这个路线政策太左了，我没有及时发现到各方面的失误，及事态的严重性。其实我就是像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下面孩子干了些什么，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负责执行中央决策工作的秦森瓦，负责知识界工作的倪沙良，还有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的苏品，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但结果他们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

波尔布特不但将责任卸得一干二尽，而且还要让被他杀掉三个 “ 亲密战友 ” ，来替他背黑锅。他说东说西，有一件事情他是万万不能说的，那就是他杀死苏品是来自中共授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撤出金边后，要将涉及机密的中文翻译人员尽数杀绝的原因。

67、柬共逃出金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 “ 救国阵线 ” 引路，久经战练的越南军队，分七路打进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为界，两方割治的想法，但只出手几天，柬共就不堪一击，全面溃逃，波尔布特被逐出金边后，逃至柬泰边境苟延残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边易手，次日 “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 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脑就是韩桑林，宾索万等人。此时，全世界唯有中共如丧考妣。来年，恼羞成怒的中共以 “ 自卫反击 ” 为名 “ 惩罚越南 ” 。

被逐出金边的柬共主力，盘踞在连接戈公、马德望、奥多棉吉、柏威夏诸省的柬泰边境地区，中国政府很快和泰国达成协议，以放弃对泰共武装的支持，换得取道泰国支持柬共的条件。泰国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间，取了 “ 两害权其轻 ” 的原则，在它的默许下，柬共人员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马德望省的拜林、梅莱，奥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 “ 抗越斗争 ” （一九七九 —— ***）的中心。此间波尔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莱之间的山区。

描写柬共逃出金边的纪事很多，据说情况混乱已极。英萨利是赤脚上了去马德望的火车，然后步行进入泰柬边境的山区，孙浩大使带着大使馆的官员与柬共外交部长英萨利同行，以示中国与 “ 民主柬埔寨 ” 同生死的决心，英萨利向萧特提供的一张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冈山的打扮。这无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两百万人民被赶出金边，今天就轮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 “ 两害权其轻 ” 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领他们去找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 “ 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野蛮的 ‘ 翁卡 ’ 统治，永远当奴隶了。 ”

中共因 “ 文革 ” 而濒于崩溃，唯望柬共能制造一个胜利，让自己在东南亚保有一席之地，给涣散的党心民心，打一剂强心针。然而，柬共的暴政，残害了原来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高棉民族，也使 “ 心向祖国 ” 的柬埔寨华侨遭受惨重牺牲，从此对中共深恶痛绝；而柬共被逐出金边，也就把中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68、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一九九九年，我从美国回柬埔寨，有机会参观那座用中学校舍改建成的杀人魔窟S-21，现在它已经向公众开放。这个柬埔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 “ 密杜 ” 的主持下，前后关押杀害了约二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员，只有六人幸免于难。由于柬共仓促逃出金边，魔窟的档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诬陷为 “ 美国中央情报局 ” 、 “ 苏联克格勃 ” 、 “ 越南 ” 的特务，甚至 “ 刘少奇派修正主义分子 ” ，其诬陷捏造的荒谬程度超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波尔布特的许多 “ 亲密的同志 ” ，都死于S-21，民柬副总理温威是波尔布特参加印支共产党时期的老战友，在他担任副总理时，曾陪同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和北朝鲜，两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他的被捕与他的前任上司苏品有关，在杀他之前，波尔布特亲自参加审讯，并对他拳打脚踢，死前温威先被打断了一条腿。

符宁在西哈努克时期曾任司法部长，后来又在民柬政府担任新闻部长。西哈努克认为，论才学和智慧，乃至人缘和礼仪，符宁都远胜于英萨利。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进城后提出体恤人民疾苦和发扬党内民主的意见，因此不能见容于波尔布特。在一张铁床两边有两副手铐和两副脚镣，讲解员说那是符宁被处决前睡的床。

我的悲愤从心中迸发出来，脑中闪现了在六十年代中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符宁和凌秘书在谈话，我在一旁做翻译。一个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一个说我们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美好的话余音缭绕，可是符宁却被革命巨兽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柬方抗法人员代表农顺，后来担任金边《人民报》总编辑。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政变后被朗诺政府释放，到 “ 解放区 ” 在柬共内担任要职；而革命成功后，当年与他不和的《人民报》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尔布特最主要的亲信，身居柬共要职，因此农顺也在S-21被处决。

秦森瓦是波尔布特的随从，在东北根据做油印工作时，得到波尔布特的信任，进城前就被提拔担任柬共中央办公厅厅长，进城后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象这样亲近的人，也被波尔布特处决。而与我熟识的苏灼、张东海等，也统统死在里面。

苏品案发以后，S-21囚犯大增，处决也加速进行。这座原来是中学校舍的走廊上，陈列了数千名被杀者生前的相片，这些表情绝望的死囚绝大多数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但我认出不少过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边中华医院护士陈萍，她是柬共党员陈绿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怀抱一个小孩。一九七〇年我从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与柬共中央建立直线联系，第一个接头的就是绿野，后来绿野在 “ 解放区 ” 死于疟疾。陈萍一定是因为温威 — 苏灼这一条线的牵连，而被清洗了。

狄蒙 女士，是一个留法的生物学博士，是很少有高学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经任命她担任劳工社会福利部部长，我在《棉华日报》工作期间访问过她多次，有时她在国会受议员质询时，我也在场，她是一个难得的机敏干练的才女，一个心气很高的单身贵族。她的思想左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员，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发现了她。

69、红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 “ 万隆会议 ” 开始，西哈努克就结识了周恩来，中柬关系就翻开了爱恨交织的篇章。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堪称是中、柬关系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等，也先后访问柬埔寨。高层互访之频繁，实属罕见，而民间文化交流和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常以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别于政府间的关系的蛮横道理，长期支持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共产党的暴力武装，因此这些国家长期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在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保持与中国和西方的等距关系。五十年代，中共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当孤立，柬埔寨是一个难得的 “ 友邦 ” ，对于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还是有所节制的。

柬埔寨的共产革命惨剧，是中共影响的苦果，也是越南战争的结果。越南战争是 “ 社会主义 ” 与 “ 资本主义 ” 两大阵营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柬埔寨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西哈努克也只能在它们之间走钢丝。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却是美国发动政变的错误。

中共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联合，西哈努克名义上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元首，其实他只是一个红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将他和柬共捆绑成为一对 “ 夫妻 ” 。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负责监护他的英萨利，对待他连起码的的尊重和礼仪都没有。尽管，莫尼克是英萨利之妻乔蒂丽，还是在西索瓦预科的同学。

西哈努克说到，中国政府给他维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国鹅肠时，一个柬共干部竟当面指责他说： “ 这是人民的血汗。 ” 西哈努克顿时大光其火，回答他们说： “ 这不是你们的血汗，而是中国政府给我的。 ” 其实，这是他自己化钱买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与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斗争。周恩来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万别让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人民，因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战斗的意志。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当和事佬。他曾经当着西哈努克、莫尼克、宾努、乔森潘和乔蒂丽说： “ 亲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产党同志们有不少误会；但是请诸位别忘记了你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一些分歧毕竟是小事。 ” 西哈努克无奈，只好微笑。乔森潘也报以微笑，西哈努克说那是笑里藏刀，令人心寒。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 “ 亲王殿下，你讲话很坦率，你有资格当共产党员。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员吧！ ”

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为了帮助柬共小伙伴，才将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战车上的。西哈努克曾经指出： “ 我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就很难得到农民的支持。 ” 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获准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当时，周恩来已经病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着前来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团成员乔森潘和乔蒂丽，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来说： “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而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负责。我想对你们提出一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当然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 ”

这一段话见诸于中国出版的《波尔布特》，对于一贯篡改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死无对证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以为一个 “ 行将就木 ” 的 “ 革命老人 ” ，说些 “ 其言也善 ” 的话，是相当可能的。可惜这些惨痛的教训，被 “ 初出茅庐 ” 的柬共领袖置之脑后。

中共对柬共进城前的内部斗争，对柬共的极左思潮，不是没有察觉。然而，柬共的这些错误的根子在于中共，在于毛泽东思想。而当时中国自己正在进行浩劫式的 “ 文化大革命 ” ，在这种 “ 己不正 ” 的状况下，又如何能够去纠正更加左倾的柬共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妨问问周恩来：当中共在犯那些错误的时候，你周恩来又在干什么呢？

西哈努克在国际社会巨大影响，和在柬埔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东德驻北京大使（前驻金边大使）的夫人，当时是含着眼泪劝西哈努克取消回国的决定，说他们认为返回柬埔寨后，亲王本人和王族成员都将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没有接受忠告，终于回到他的祖国，去承受了三年软禁生涯。在当时，东德与苏联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然而，事实证明，东德方面所表达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金边后，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老鼠成群结队，水电时有时无。他说他终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有时竟无聊到观看壁虎交配来打发时间。后来西哈努克情绪失控，乃至与乔森潘争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溃，不时发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孙被柬共杀害，他在回忆录中说： “ 我偷藏了一条大绳子，准备在浴室上吊，也常备大量安眠药，随时可以服药自杀。 ”

西哈努克夫妇能逃过大难，也算是奇迹。

说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统，在一九五二年举行的一次选美会上，莫尼克貌压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见钟情。自从莫尼克嫁给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就此收敛了风流的情种；莫尼克几十年如一日，陪同西哈努克遍访世界各国，她的美艳因此为世界所知。大色鬼苏加诺一再到访金边，明说就是为了再睹莫尼克的芳容。赫鲁晓夫曾经戏言，如果没有莫尼克的陪同，就不允许西哈努克踏上苏联的国土。有一次柬埔寨和苏联谈判友好条约，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不召而来，人人心不在焉，个个目不转睛……这些都是西哈努克的回忆。

莫尼克为西哈努克生下两位王子，大的叫 “ 西哈·莫尼 ” ，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国王，其人知情达理，孝敬父母，曾留学北朝鲜，金日成也很疼爱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软禁在金边时，柬共以假电报召西哈莫尼回金边参加纪念活动，于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经抱住父亲的双脚，要求父王将自己交给柬共，来换取父母的自由。次子 “ 诺灵·狄奉 ” ，留学苏联，思想亲共，与西哈努克做对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对波尔布特没有把西哈努克杀掉，感到不理解。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闹到忍无可忍，最后求助中国政府将他送去法国。

70、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视察 “ 解放区 ” 时，波尔布特不让他知道谁是柬共的真正领袖；他回到金边后，波尔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见他，而且还对人说过： “ 西哈努克对革命有些贡献，因此我们才免他一死，否则还真想杀掉他呢。 ” 一九七九年元旦一过，越军兵临城下，一月五日， “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 ” 乔森潘，请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厦来喝茶。

西哈努克到时，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已经站在政府大厦门前等候，波尔布特行弯腰合什礼，傲慢无比的英萨利，也只得跟着照办了。这是西哈努克访问 “ 解放区 ” 以来，第一次再见到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显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侣的称谓和用语与西哈努克交谈，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方式，乔森潘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讲话。

波尔布特是要让他到联合国去控诉越南。喝茶时，他对西哈努克说： “ 殿下在世界上有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够为柬埔寨的利益争到好处。 ” 西哈努克应对说： “ 我感谢阁下的政府派我去当一名 ‘ 律师 ’ 。 ” 然而，面临灭顶之灾，波尔布特还吹牛： “ 这次战争不会拖太久，也许只须两三个月，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将把这些越南人打败。将侵略者赶出柬埔寨国土。到时，殿下愿意回国，我们将在祖国恭候。 ” 在回忆这段话时，西哈努克不无幽默地说，他很钦佩波尔布特的口才和临危不惧的镇定。

最后，波尔布特说： “ 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 ” 西哈努克在说一些义不容辞的答应话时，英萨利插话： “ 我们安排了飞机，但由于座位不够，您只能同夫人先走。 ” 西哈努克担心亲属将成人质，向波尔布特请求说： “ 请允许让我的全部家庭成员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 ” 波尔布特看了看英萨利，然后说： “ 好，让他们全体上飞机。 ” 还是波尔布特决定放人，英萨利好像比波尔布特更刻薄。

一月六日早晨，越军的炮声离愈来愈近了。西哈努克一家人来到机场，见到机场的另一端停放着一排中国造的米格十九型战斗机，但由于柬共没有人会驾驶，都将留给越南人当战利品。而中国飞机能否到达，能否降落，能否起飞？也都是问题。直到中午一架波音七○七型客机降落在波成东机场，才使西哈努克见到了解脱的光明。

以越南占领了金边，推倒了柬共的暴政，既有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又有苏联的撑腰，占尽了上风。而中共则是最大的输家，也是它的历史上最大的败笔，它为了给柬共喘息机会，让西哈努克到联合国去谴责越南侵略，自然是唯一的办法。对共产阵营的内部恶斗，美国当然是喜不自在，然而 “ 抑强扶弱 ” 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它站在中共的一边谴责越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经再也见不到周恩来了，是起死回生的邓小平亲自来接的机，西哈努克走下飞机时，邓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话又是 “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第二故乡 ” ，不知道这话有没有歉意。几天后，西哈努克就从北京启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从他离开金边之时起，柬共派了秀木、杰春等三人全程监视西哈努克。

在安理会柬埔寨问题特别会议上，西哈努克谴责越南侵略，古巴追随苏联帮越南说话，安理会谴责案的表决票数大大不利于越南，但苏联动用了否决权。而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对柬共的的承诺，心却如死灰，他声明以后他是 “ 自由人 ”“ 爱国者 ” ，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机警地递纸条给美国保安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他和莫尼克，终于甩脱了柬共人员的尾随。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敌美国申请庇护，本可以成为一条惊人的消息，但美国考虑到要与中国结盟对抗苏联，就必须给中国人面子，因此先安排他们俩夫妇住进一家医院，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不久，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见面。

饱受毛共摧残后复出的邓小平，抚慰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奴克说： “ 红色高棉对殿下种种作法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忘记了殿下对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尊重殿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甚至也还不满中国，对此我也应该向殿下表示道歉。 ” 邓小平还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在中国将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邓小平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数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抱歉的话，共产党一口一个 “ 人民 ” ，可是心目中却只有帝王将相。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要面子的国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国的面子，惟有在中国他才能予取予求，这些斤两他都掂量得很清楚。于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决定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讳地说： “ 如果我必须接受某一国政府的供养，最好就是中国政府。 ” 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从纽约飞回了北京，中国政府给了他国家元首规格的欢迎。

71、邓小平教训 “ 同志加兄弟 ”

中、越两共，一贯唱着是 “ 同志加兄弟 ” 和 “ 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 的高调，可是当波尔布特暴政被越共消灭后，邓小平就放出 “ 教训越南 ” 的狠话来了， “ 大同志 ” 要教训 “ 小同志 ” 的， “ 老大哥 ” 要教训 “ 小兄弟 ” 了。邓小平在对越南用兵的报告中指出，柬共的军队仍有一定的实力活动于农村山区，中国的 “ 自卫反击 ” 也是对他们的支持，对越用兵其实是 “ 围魏救赵 ” 的重施。

邓小平更知道中国军队长年不打仗，军力懈怠。他还说过： “ 这次自卫反击也是一次练兵。 ” 邓小平可能还有更多的个人因素，他是要发动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来检验一下 “ 我指挥枪 ” 的能力，然后再用枪杆子来为 “ 我指挥党 ” 保驾护航。他在一九七九年初访问美国期间，就向美方做作了 “ 教训越南 ” 的承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多万中国军队兵分两路越过中越边境，中方称这次战争为 “ 对越自卫反击战 ” ，多数中国人也有踏平越南方可解恨的思想，然而人民解放军的战力大为 “ 失准 ” ，野战部队连与越南地方部队作战，亦不能胜任。经历了长期 “ 政治斗争 ” ，正应了 “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 的悲哀戏言，中国的军力已经十分衰弱。但这一场战争延续成经年的边界冲突，对越南的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也算是达成一部分目的。

当然，邓小平本人对越南有一段不愉快的心结。中越恶战后，越南方面翻出了许多令中共难堪的老帐，其中有一条说： “ 一九***年东京湾事件后，邓小平曾秘密访问河内，向越南方面提出，愿意每年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附加条件是要越南拒绝苏联对越南的援助。 ” 越南方面还说： “ 越战期间，中国方面曾千方百计阻挠苏联援越物资的运输。 ”

那时，苏联是世界一霸，黎笋有了俄国人的撑腰，揭露中共毫不假颜色，他说： “ 中共支持越南革命的目的，是它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计划的一部分。 ” 还说，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提出中、越联合协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夺权。一九六七年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曾鼓励华侨青年搞红卫兵运动，遭到越南方面制止。一九六八年中国反对越南在南方发动 “ 春节攻势 ” ，认为只能靠打持久战取胜。越共把这些芝麻绿豆全部扯在一起，其中当然不乏事实，但象 “ 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 ” 这样的罪名，也只是用了世界共产党惯用的 “ 上纲上线 ” 的伎俩，要把中共搞臭而已。

叫中共下不了台的是，黎笋还揭露，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达成秘密协议，中国愿意协助美国保留阮文绍政权。交换的条件就是要美国放弃台湾。因此，一九七一年毛泽东规劝到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建议越南放弃解放南方，但遭到范文同的拒绝。我们当然无法求证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的私房默契，但毛泽东向范文同作此建议，越南方面是没有必要造谣的。

黎笋对中共的这番不留情的揭露，实在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越共再也料不到它抱的那条苏联大腿，竟至于溃灭于骤然；而日日摇摇欲坠的中共，居然还能挺到今天，中共、越南、北韩竟成共产主义的三盏孤灯，越南也只能学 “ 改革开放 ” ，有时还要到北京讨一杯羹。总之，世界上的共产党，行事都是一个模式：不作尽作绝，是决不罢休的。

72、柬共重整旗鼓，又重归失败

在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下，中国又与美国连手，使柬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拒绝承认金边当局，并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而溃退到边境山区的柬共，也不得不检讨过去的一些失误，在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如波尔布特就曾经承认取消货币是错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柬共宣布 “ 自动解散 ” ，实际上 “ 翁卡 ” （革命组织）原封不动。一九八五年波尔布特、农谢宣布退休，以进一步改善形象，但波尔布特仍主宰红色高棉的一切大政方针。之后，红色高棉部队开始恢复元气，八十年代末拥有二万五千人的二十五个师的军队，控制着近约二成的偏远国土。

而西哈努克和 “ 自由高棉 ” 领导人宋双，也在柬泰边境各自拥有小股武装。尽管西哈努克憎恶柬共，但还是再度与之合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柬共、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成立 “ 民族团结政府 ” ，由西哈努克任主席，宋双任总理，乔森潘任副总理兼 “ 国民军 ” 总司令。红色高棉是三方中最大的军事力量，西哈努克是它最大的政治资本，中共希望柬共能在西哈努克的招牌下继续生存下去。

一九八六年以后，联合三方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增强；反倒是二十万越南军队无法决战决胜，长期滞留柬埔寨，军费浩大；而国际的制裁，又使越南经济停滞不前，其间发生民众大批逃亡的船民惨剧，使越南的面子很不好过。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乔夫上台以后，对前任遗留的问题作了许多反省，如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这种大局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柬埔寨的政治解决方案。

柬埔寨问题的要害有两个，一是越南撤军，二是处置柬共头目。前者纠缠了很多年月，但一九八六年黎笋死后，情况迅速变化。一九***年一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突然访问北京，开始了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四月五日越南又单方面宣布将于九月三十日前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这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铺平了道路。越南的这些做法，显然来自苏联的压力。

从一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的彻底崩溃，越南失去了靠山，更必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共在一九***年受到重创，也急于在世界事务上改善自己的形象，过去是毛泽东和 “ 四人帮 ” 在柬埔寨问题上涉足太深，邓小平对柬共极左路线则未必不深恶痛绝，只是苏越连手的军事成功过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不得不强打着精神来支持柬共。而一旦越南有意和解，中共立即顺水推舟。

后来经过美中苏英法五国、东盟诸国和联合国的斡旋，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与会国外长及 “ 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 ” 十三名成员（西哈努克，金边政府六人，西哈努克派、自由高棉、柬共各二人），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议》《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及《最后文件》上签了字。同意实现民族和解，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西哈努克的决定 “ 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 ” ，回金边复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柬共代表乔森潘由曼谷乘飞机到达金边后，即在寓所被愤怒的民众殴打成伤。

为了调解柬埔寨四派的斗争，联合国从一九九二年二月起，陆续派出二万二千名人员，帮助实施巴黎和平协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维和行动，总共花费二十八亿美元。然而，在巴黎协议上签字的红色高棉一方却突然变卦，以金边当局控制实权和存在越南移民为借口，拒绝与之合作，并抵制预定的一九九三年进行的大选。它先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继而拒绝裁减军队，还不断采取军事进攻，进而发生多起伤害维和人员的恶性事件，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六十六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军人。

波尔布特做出这个错误决定，是因为他对柬共取胜毫无信心，他希望 “ 枪杆子 ” 能够维持一个持久的对立局面。而他对西哈努克派取胜也没有把握，他寄望于西哈努克派竞选失败后，重新与柬共结盟。选前乔森潘还曾经在曼谷会见宋双，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选，红色高棉方面愿意向他提供六百万美元的援助，但遭到宋双的拒绝。

结果，其它十九个柬埔寨大小政党，都参加了一九九三年五月举行的大选，出人意料的是，西哈努克派的 “ 奉辛比克党 ” 得到 45.47％的最高票，金边当局控制的 “ 人民党 ” 得票 38.22％。 “ 奉辛比克党 ” 是 “ 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 ” 的简称。

在苏联东欧纷纷变天的情况下，金边方面未雨绸缪。巴黎会议尚未结束，以韩桑林为首的 “ 高棉人民革命党 ” ，就在金边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 “ 人民党 ” ，并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旧纲领，和实行自由经济、多党民主、保证公民权利，尊奉佛教为国教的新目标。这些变动是为了改变形象，适应未来大选的需要。他们还很早就看到西哈努克站在谁的一边，谁就将是大选的胜利者。

人民党的骨干是由柬共 “ 叛徒 ” 组成的，他们大都是苏品的下属，东部大区的中下级军事干部。然而，他们中间产生了洪森这样圆滑的政治家。洪森生于一九五二年，投身红色高棉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谋反时还只是一个青年军人，而一九八七年他以总理的身份在巴黎与西哈努克会面时，已经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一九九一年，他就亲自去北京把西哈努克接回金边，两人竟能相处得象父子一样。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柬埔寨王国政府组成，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中国和泰国立即承认它是合法政府。然而，柬共既想离间新政府，又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交出控制地区和解散武装。首鼠之间，时不待人，柬埔寨两大派的格局迅速重组，柬共与西哈努克、宋双的 “ 三方联合 ” 自动破裂。柬共葬送了回归政坛的历史性机遇，也失去了中共对它的最后寄望，正如一位中国官员说： “ 红色高棉的事管到这里，中国也管够了。 ” 从此中共对柬共的援助全面停止。

新政府得到全世界一致承认，柬共军队士气开始涣散。在乔森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时，七月间柬共部队又在各地挑起事端，残害百姓。新 “ 三方联合 ” 政府军，决定对柬共实施清剿。一九九三年八月中旬，在诗梳风以北的丰查镇的战事中，英萨利几乎被擒，柬共中央大批重要文件被缴获。十月二日，乔森潘再到金边以 “ 承认政府 ” 来讨价还价，无奈柬共已经没有身价，乔森潘无功而还。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政府军攻克柬共北部重镇安隆汶；三月二十二日陷西部重镇拜林。尽管拜林和安隆汶相继被红色高棉重新占据，但它的战力已非神话。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柬埔寨王国国民议会宣布 “ 红色高棉 ” 和 “ 民主柬埔寨 ” 为非法组织，继而对波尔布特与英萨利作了缺席审判。红色高棉争取东山再起的十五年斗争，又付诸东流。

73、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毛泽东 “ 输出革命 ” 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办 “ 输出革命 ” 的就是邓小平，当时中共和越共的立场是一致，要推动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据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说，一九五九年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而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会见马共领袖，促令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并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马共持续提供了巨额的运转经费。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他的 “ 输出革命 ” 的立场，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这种变化。因为援助柬共的物资必须通过泰国，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设在中国境内的泰共 “ 爱国阵线之声 ” 降低调门，泰共拒绝这个要求，电台随即被关闭。一九八○年十二月，邓小平接见陈平，要马共关闭设在湖南山区的 “ 马来亚革命之声 ” ，理由是要换取东盟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柬共，而且是 “ 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 ” 。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 “ 武装斗争 ” 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参与和帮助下展开的。参加缅共斗争十五年的杨美红女士，在她的《婴粟花红》一书披露，缅共许多干部都是在中国受训武装斗争的，而缅共人民军的 “ 七号 ”“ 八号 ” 首长就是中共的军事顾问，其基层有大量的中国知识青年参战，缅共的军需和装备，更是由中共一手操办。她所描写的缅共的斗争方式和自相残杀，与我所见到的柬共所为完全雷同。

杨 女士说缅共的中央会议常常是在中国境内召集，会议厅中悬挂毛泽东、林彪和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相片，会前三呼 “ 毛主席万岁 ” 和 “ 德钦丹东主席万岁 ” ，高唱 “ 东方红 ” 和 “ 大海航行靠舵手 ” 。德钦丹东翻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党内也搞什么 “ 斗私批修 ”“ 抓走资派 ” 。中央书记处书记巴丁、中央分局书记顶吞、政治局常委博铁、依洛底瓦江军区政委梭东，都被无端处置，被杀前自己挖好葬坑，刽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头落地。而德钦丹东也被贴身警卫一枪，结束了作恶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历史。邓小平认识到 “ 输出革命 ” 是在祸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决定，从此东南亚各国走向国泰民安。中共领导人乔石出面召见缅共代表团，宣布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终止一切援助。缅共迅即灭亡，余众有的在云南养老，有的在缅北经营毒品，继续危害世界。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创建越南共产党的胡志明。他领导抗日、抗法的独立斗争，无可厚非。但自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终止战火，到一九五八年战火重起，越南南北两方的人民只休息了三年，而这场 “ 解放南方 ” 的战争，居然长达十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七五年方止。现在共产主义的 “ 崇高理念 ” 烟消云散，当初胡志明撕毁协议，发兵 “ 解放南方 ” ，自然是一场邪恶的非正义战争。

美国见义勇为，毅然出兵；而为 “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 ，中共苏共也竞相大施援手，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斗。最后美国虽然失败，但越南民族也 “ 付出了空前的牺牲 ” 。而越南统一后，越共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经济全面崩溃。饥饿的人民竟敢以一叶偏舟投奔怒海，出现了世间少见的难民潮。这样的 “ 民族胜利 ” 还有什么意义？

74、波尔布特的新婚

波尔布特之妻乔奔娜丽早在一九七○年就精神分裂，八十年代初离开丛林到中国就医。一九八五年，年近七十岁的波尔布特与不到三十岁的 “ 密松 ” （ “ 松同志 ” ）结婚，贫苦农民出身的密松一直追随柬共，据说这个婚姻得到了乔奔娜丽的认可。婚后密松为波尔布特生下了一个名叫 “ 西 ” 的女儿。

一九九八年四月波尔布特死亡，终年七十二岁。四月十五日，红色高棉按照佛教的仪式，为波尔布特举行了葬礼，十八日仪式结束后，波尔布特被火化，当时密松和西都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面，而死去的波尔布特则满头黑发。

二○○三年，西方记者在安隆汶采访了四十五岁的密松，那时她已经与波尔布特的秘书狄昆纳结合，记者向她求证波尔布特是中毒而死和尸体被调换的传说时，密松说： “ 他是死于心脏停搏，没有人投毒。至于他的头发，是我在他的要求下给染的。他对我说， ‘ 这样一来，如果我死了，人们不会相信这就是我 ’ 。 ” 波尔布特说过这样的名言， “ 秘密工作是一切成功的关键 ” ，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有这么一小手 “ 秘密 ” 。

密松说，一九八○年她就与波尔布特在丛林中相识了，当时有许多男子向她求爱，但她却与革命领袖一见钟情，后来为他生育。她说波尔布特是一个很 “ 宽容 ” 的人，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她还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不象传说的那样，是由 “ 翁卡 ” 安排了这场婚姻。

我们不必怀疑这位农村女子的真情，她所说的是她所知的真实，即波尔布特是个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事实上，毛泽东也是情欲旺盛的男子，波尔布特和毛泽东一样，都会生儿育女，但是他们也是残害人类的妖孽，毛泽东使无数的中国的妇女失去丈夫，波尔布特使无数柬埔寨的儿童失去父亲。

波尔布特与高棉村姑密松的婚姻，是一双男女的血肉结合。然而，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的姻亲关系，也因此新婚而结束。这对结识几十年的志同道合的政治友人，创导种族绝灭的共产主义领袖，从此亲密不再，而仇恨相继了。英萨利叛变后，曾经这样地议论他过去的连襟： “ 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权力，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方面，皆无人可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神。 ”

75、连襟的决裂

柬共党内视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两人，有着 “ 盘石一般坚固 ” 的关系。柬共进城前，英萨利为看守柬埔寨的 “ 政治财富 ” 西哈努克，长驻北京，他得过 “ 四人帮 ” 的很多恩惠。柬共已经进城后，英萨利担任 “ 民主柬埔寨 ” 的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 “ 一举粉碎四人帮 ” ，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他从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高官说： “ 他们（指 ‘ 四人帮 ’ ）都是很好的人。 ”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奉召去北京报告情况，在金边时中国大使孙浩告诉我，身为民柬外交部长的英萨利，曾经在外交部对他的部属说： “ 我们和中国的来往要特别提高警惕，我们欠中国很多恩情，他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新兴起来的强国。可他们骨子里就是想把我们当成他的附庸国。 ” 孙浩提到另一个 “ 很坏的人 ” 就是宋成，英萨利和宋成可能是柬共内部反对中共改革路线的主要人物。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共撤出金边后，越南扶持的新政权将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两人，缺席审判且处以死刑。为此，英萨利曾对外国记者宣称，整肃处决大批柬共干部的时候，他在国外，因此完全不知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柬共的清洗是进城以后达到高潮的，尽管他有时在纽约联合国与会，但对许多柬共高层人物的谋杀，不可能不有所与闻。这个没有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引起了高层死硬分子的一致不满，也导致他的影响力的下降。

然而，一九九一年巴黎和议签字前后，英萨利和宋成反倒是主张民族和解，和赞同参加联合国主持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选的，但却遭到波尔布特以及农谢、塔莫一干人等的坚决反对。从一九九三年起，波尔布特就剥夺了英萨利的军权，一九九四年他动了心脏和腰椎手术后，他要求逐步退出第一线，只在梅莱边境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时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他又被波尔布特指为意志衰退，贪污腐败。

一九九六年八月，英萨利宣布向政府投诚。不仅使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这个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还沉重打击了红色高棉的军心，由此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事实上，在英萨利获悉红色高棉总部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后，就加紧与洪森方面进行有关投诚的具体细节安排。但表面上，他的叛变是柬共第四五○师和第四一五师的军头推动的；据他的儿子说，这几支部队都坚定不移地信服他的父亲。这几个军人的行为，固然是被波尔布特的极左路线促发的，但他们与英萨利显然是密谋在先的。

76、四五○师和四一五师叛变的原由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间，柬共在政治、军事两条战线上连续失败，西哈努克与柬共的决裂，又使它却失去了最后一点合法性。于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的柬共部队，前途不明，士气低沉。可是波尔布特奇想突发，竟于一九九五年在柬共内另组一个秘密的 “ 贫民党 ” ，来调查干部的思想状况，企图以这个 “ 党中党 ” 来控制局面。而这个消息走漏出来后，在各个部队的领导层又一次引起恐慌，驻梅莱的第四五○师师长索佩，和驻拜林的第四一五师师长伊钱，就开始串联，以图自保。

一九九五年五月，柬共中央指示各控制区内，除了农业生产外，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佛事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没收汽车、摩托车和便携收音机。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的民众投向金边新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指示，没收农民的手推车和小货车，违者将被逮捕受训，索佩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接着四五○师和四一五师都接到有一批 “ 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 ” 要来参加工作的通知。索佩和伊钱开始谋反。

七月中旬，宋成和塔莫视察各部队，讲解中央的新政策。在其它部队进行得尚顺利，但在宋成在梅莱，塔莫在拜林，分别受到营团级干部的质问，塔莫不辞而别。八月五日，索佩和伊钱都接到红色高棉总部命令，要他们去北方军区，向塔莫报到。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甚么，因此都没有服从。三天后，塔莫派了他亲信的三二○师副师长，带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而索佩部下五百人将他们反包围。对峙双方互相松手后，索佩带领部队撤出梅莱。

下午，红色高棉电台就广播了索佩部队叛变的消息，还指控英萨利是主谋，广播还命令驻拜林的坦克分队和步兵师前去消灭叛徒，但伊钱抗命。就这样四五○师和四一五师一同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第二天，金边政府就向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

77、洪森策反成功，英萨利受西哈努克宽赦

为策反英萨利，洪森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意识到这将为和平解决红色高棉，彻底结束内战铺平道路。事实上，在六月间英萨利就得到了一盘洪森的录音讲话，洪森向他保证，柬共投诚人员的 “ 生命安全、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将和柬埔寨公民一样，获得没有任何歧视的保障 ” ，允许他们 “ 加入柬埔寨王国军队、国家警察部队和宪兵部队、民政部门、以及其它王国政府部门 ” ，或者 “ 根据自己的志愿和能力，从事任何正当的职业 ” 。

英萨利起事后，洪森和拉那烈王子立即赶到起义地区，慰问投诚部队，会见英萨利夫妇。洪森一再表示： “ 英萨利的行动不是投诚，而是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的宝贵贡献，是双方的共同胜利。 ” 而且在群众大会说： “ 一九七○年以来的二十年战乱不断的历史责任，不应当由我们这代人负责，是上一代政治家遗留下来的。 ” 还说： “ 除了波尔布特少数人外，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对历史负有责任。 ”“ 你们返回社会大家庭，不是投诚，不是自首，是作为一个柬埔寨儿女应尽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结束战争和流血，重建家园。 ”

英萨利对西哈努克有很多失礼之处，柬共进城后西哈努克的许多家人死于迫害。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三年，两度被缺席审判。而在英萨利投诚后，西哈努克表现了大度，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签署特别赦免令，赦免了英萨利，还将盛产宝石和木材的拜林划为特区，由原红色高棉人员自治，至今英萨利还住在那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彻底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编并入政府军。

英萨利率领四一五师、四五○师、五一九师和二五○兵团等部队四千余人投诚，是末路中的红色高棉走向公开分裂的第一步。到一九九七年五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战部队。依一九九三年联合国的统计，柬共部队共二万五千人，因此合计有近二万人加入了英萨利的投诚行列。从此，柬共西部军区丧失殆尽，波尔布特和农谢、乔森潘、宋成夫妇等人，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从各地聚集到塔莫控制的北方军区的中心安隆汶，等待最后的失败。

转型中的柬埔寨充满了丑恶和堕落，拜林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金边政府论功行赏，率先投诚的红高棉领导人获得优待。第二年，伊钱就参加了洪森的 “ 人民党，而且被委任为拜林市委书记和市长， “ 枪杆子里出财富 ” ，这位党政军的首长，也是拜林的首富。他在拜林有三处新建别墅，在市中心还有三个店面。英萨利的别墅也是他送的，英萨利的儿子是拜林副市长，兼拜林医院的院长。

78、宋成全家被杀

失去了的每月提供一千万美元经费的拜林，在与世隔绝的安隆汶，红色高棉的死硬集团中也发出了与金边接触的呼声。然而。金边政府也在貌合神离的局面中。西哈努克派的胜选，是来自西哈努克个人声誉，并非是王子拉那烈的威望，因此金边的实权是握在红色高棉的 “ 叛徒 ” 洪森的手中。安隆汶能选择的谈判对手，不可能是死敌洪森，而只能是拉那烈。而拉那烈又一度是红色高棉的盟友，而且当时仍然有名无实，需要支持。波尔布特对这种接触不满，但还是默许乔森潘作出面经营这件事。

政府军副总参谋长的聂文财将军，是拉那烈王子方面的人，他说： “ 我们代表的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席代表的红色高棉的对话，是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柬埔寨驻泰国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安隆汶，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等，就结束战争和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协议。五月二十五日，我带领三名助手去安隆汶，与上述代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又取得良好结果。六月一日，我们四人再次前往安隆汶，与乔森潘本人直接举行会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 事情顺利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认识聂文财，他是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学生，普通话说得很好，后来他参加了拉那烈王子的部队，成了西哈努克派的一个重要将军。一九九九年我回金边，他是金边政界名人。

双方甚至讨论了柬共余部加入政府军的具体条款，其中有一条是波尔布特、塔莫、宋成三人必须离开柬埔寨。据说，波尔布特对此的反应是愤怒，塔莫不作声，而宋成则同意了。但是，六月十一日聂文财等人再次飞往安隆汶，进行最后一轮协商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原来是波尔布特得到了有人与洪森秘密联络的情报，而这个人恰恰是原柬共军队总司令兼民柬政府国防部长，波尔布特最坚定的支持者宋成。宋成的弟弟，就是驻诗梳风以南地区的三二○师的师长尼昆，在一九九六年的投诚浪潮中，尼昆和部队一起投向了金边，而洪森利用尼昆的关系，与宋成开始有所接触。

宋成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符宁……这一批留法激进分子集团中的一员，他是波尔布特最默契、最信任，而且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担任柬共军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又是金边S-21监狱的直接指导者，因此直到最近，农谢坚持要把S-21中的屠杀罪行全部推卸给他。而中国方面也对他表示不满，孙浩大使在议论英萨利后，还曾经对我说过： “ 宋成这个人非常阴险。 ” 而宋成的妻子云娅，不仅是一个善于生育的女人，她还长期担任柬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作为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他和波尔布特结识后，共事了四十多年。一九***年开始，他和乔森潘一起参与了各次和议活动。而同样作为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甚至比英萨利更早就主张参加大选，但从此他就从红色高棉中央的高位上下滑，他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被 “ 意志鉴定 ” 的排字工人塔莫取代。无疑，英萨利的出走是他的榜样，但他和云娅，以及九个子女统统不智地陷在安隆汶这个魔窟中，根本没有出逃的可能。

老迈衰弱的波尔布特获悉宋成私通洪森，孤家寡人对 “ 叛徒 ” 的仇恨，已经不可按奈。六月十日凌晨，他召集紧急会议，乔森潘、农谢、塔莫等人到会，会中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波尔布特宣布，宋成是洪森的间谍，他已经下令将他枪决，与会者保持沉默，最后大家在绝望中离开。第二天，波尔布特强迫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上宣布，在安隆汶为洪森建立间谍网的宋成云娅夫妇，已按照人民的意志被处决。后来，金边的电视播送过宋成全家十一人的尸体被车轮碾压后，头颅破损的不堪目睹的镜头。

79、波尔布特的死，才迎来红色高棉的末日

当宋成、云娅的九个子女也死于非命的消息传入红色高棉的战士们耳中，最后一次叛乱的烈火被点燃了。六月十三日，宋成原来的一些部下带领战士向安隆汶进攻，波尔布特命令塔莫前来解围，但塔莫不仅拒绝执行，反而下令逮捕他的上司。波尔布特睡在担架上，吊着输液的盐水瓶，带着二百名卫士逃到泰柬边境的一个叫 “ 普雅维哈 ” 的古庙。临走时，他还吩咐把兼有的委曲求全和办事能力的乔森潘带上同行，他之与乔森潘的不可分离，就如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恩怨与共。

六月十八日，波尔布特身边的人员已经几乎散尽，他不得不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一位追随他多年的柬共军人回忆，波尔布特曾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 真想不到，处决一个叛徒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哗变。 ” 事实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斗争狂人，他们以残酷而堵塞了自己的视听，那时不只是英萨利、宋成是叛徒，而是红色高棉人人都想叛变，都在反思这个领袖的所有作为。处决宋成一家，促成了柬共对波尔布特的判决。

六月十九日，安隆汶举行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他们的领袖被逮捕；红色高棉电台则又再一次宣布： “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 然而，对 “ 叛徒 ” 毫不留情的波尔布特，却并没有表现出革命家视死如归的气概。当乔森潘向他宣布审判在即的时候，他恳求这个一贯谦让的下属，留他一条性命，因为 “ 这样会对 ‘ 翁卡 ’ 更为有利 ” 。七月二十五日，安隆汶举行了公判大会，波尔布特被判 “ 终身监禁 ” 。

红色高棉以药物继续维持了波尔布特三百天生命，让他与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安隆汶享受了宋成和云娅没有享受到的最后的天伦之乐。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他默默死去。

红色高棉对波尔布特的审判，引起世界舆论的质疑。但是，以红色高棉几个最后仅存的核心人物乔森潘、农谢、塔莫的经历、性格和处境而言，这或许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因为魔鬼曾经对他们有过不可言喻的魅力，而且他们又都是魔鬼的同谋。即便众叛亲离，但不等到魔鬼的自然死亡，他们是没有胆量将魔鬼处死的。

一九九三年大选后，国际社会和金边政府中的一些人态度强硬，主张将红色高棉领袖送交国际法庭审判。于是，无论是和解，或者是投降，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这也就成为红高棉与政府无法和解的最后障碍。而英萨利投诚后，洪森说这是 “ 和解 ” ，而不是 “ 投降 ” ，并让他率部在拜林地区安居乐业。洪森认为 “ 我们最需要的是停止战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使柬埔寨人民不再流血，他就有功劳。即使他过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功能赎罪，值得我们欢迎。 ” 于是只用了五年，就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柬埔寨政府军副参谋长米索皮在柬泰边境，会晤红色高棉代表英潘等人。仅数小时后，英潘等人即宣布决定脱离塔莫，率领三洛和安隆汶地区的部属，无条件向政府归顺，其中包括塔莫的女婿米斯穆斯，参谋长盖姆翁，财务主管农努，以及这支部队的指挥官英潘、沙罗尤姆和吉姆森等，总数五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夜，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塔莫留在安隆汶就擒。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红色高棉，不复存在。金边的监狱里只囚禁了两名红色高棉犯人：密杜和塔莫。

由多国人员组成法庭原本计划于二○○七开始审判塔莫，但是塔莫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金边狱中，他的审判程序不得不终止，他成为又一个以死亡逃脱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而英萨利、农谢、乔森潘都以沉默在等待死亡，红色高棉领导人逃脱审判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真相的湮没可能才是最大损失。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这段丑恶的历史，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于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布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

北京的盛宴无时不刻在等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光临，洪森总理很快就要到中国援建的政府大厦中去批阅档，老迈的农谢和乔森潘还在拜林回忆权力的美好，而扁担山脉上埋着的中国地雷，则至今还没有扫清，或许永远也扫不清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给柬埔寨民族留下的：过去、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