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肖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改革开放以来盛传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刘邓不能分”。可是近些年来，又有人说：“58年反教条主义是邓小平把刘伯承送进中南海怀仁堂，在千人大会 上带病做检查。实际上毛主席事前都说过，让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做检查表个态就行了。”我一直抱着好奇的心态，想知道刘邓的关系究竟怎麽样。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二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 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 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 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 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 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 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 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 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 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 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 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 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 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 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 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 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 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 (刘史）
仔细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
第二年，1953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
第三年，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四年，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年，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六年，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第七年，1958年，邓小平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刘伯承挨整，粟裕挨整。
第八年，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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