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
李冰封
这篇文章是二十三年以前就准备写的，因材料不足，未能动笔。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全会精神深得民心、党心，举国上下，热气腾腾，拨乱反正，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家出版社出书的状况也十分红火。1980年3月，刘少奇的平反大会刚开过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怀念刘少奇同志》一书，深受读者欢迎，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七十八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书中收有吕振羽的《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一文。组稿的编辑，见到了吕老及其夫人江明，回来后，向我谈到了吕老的有关情况：
历史学家吕振羽是1963年年初就被拘捕的。当时，他是中央高级党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被拘捕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公安部门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准对任何人谈到吕振羽的去向，只能说他出差去了。吕被拘捕不久，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来吕家看望吕老，江明也只是不断哭泣，不能说出吕老的去向。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被正式逮捕。在吕被捕期中，审讯约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关于1935年11月开始举行的、历时九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去南京谈判的共产党代表是周小舟，联络员是吕振羽。开始谈判时，吕尚未入党，在谈判期中才参加了共产党。谈判的指挥，是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陶尚行。整个谈判期间，吕振羽并不认识且未见过刘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苏北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当年谈判的幕后指挥员刘少奇。
七百余次审讯吕振羽的重点，是要他制造伪证，证明刘少奇进行了“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并说刘少奇等人“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硬说南京谈判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干的。
这件事，实际上已内定了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想方设法，多方制造伪证，来为这三重大罪定性。
当时，我就觉得，或许这就是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开始。但由于材料不足，且有些材料也只是“孤证”，还要进一步研究，故文章没有写成。吕老也于当年（1980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直到2002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本书：《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朱政惠著。朱政惠是吴泽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而吴泽又是吕振羽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此书是朱政惠在他的博士论文《吕振羽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写成的，其中第十章《最后的奉献》，详记1963年吕被捕后十二年中的情况。除了有些情况是江明的口述外，主要引用了这段时间吕振羽的诗文，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记述，以及吕逝世后张爱萍等人的悼诗、悼文，材料甚为丰富。
由于受朱政惠这段文章的启发，我又找出了《周小舟传》，书中详记了南京谈判的经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还翻阅了《刘少奇选集》下卷有关文章，并重看了《怀念刘少奇同志》一书，重新参阅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面对史料，经过综合思考，觉得以下各点主要事实，都可完全证明“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
（一）1962年12月，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吕振羽参加了这个学术讨论会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同时，他还到湖南邵阳师专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邵阳离吕在抗战开始时创办的有名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很近，离吕的故乡武冈也近，所以他还有可能回这些地方看看，故于1963年1月才乘火车返京。传说，返京时，车到丰台，吕被拘捕，公安部门并通知他的家人，不许外传吕的去向。1963年1月到1967年1月，拘捕期内，实际上是要他写出伪证，证明刘少奇在南京谈判期间，充当内奸。但拘捕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段期间，吕身边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但他仍然潜心于他的学术研究，写出了各种史学评论二十万字，约二十余篇，并撰成《学吟集初草》约十万言。1964年2月23日，他在被囚禁的地方，写下《甲辰元旦试笔》一诗，诗云：“脑力衰颓羡岁华，倔强犹欲看朝花。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旧吟哦待选拔。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此诗说明他虽被拘禁，但心境平和，仍想努力做史学研究。
到1967年1月，他被正式逮捕投入京郊监狱，前面讲的“审讯约八百次，其中七百多次都是为了南京谈判”，估计就是在这时进行的。但他仍没有屈服。1968年12月，他在狱中获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时，万分震惊，成诗云：“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狐篇。”诗的末句是说，他要吁天辨诬，用董狐之笔，为刘少奇鸣不平。他自己也在狱中，处境十分艰难，敢于这样写，敢于讲真话，实在也要有很大的勇气。写这样的诗，也证明他拒绝提供“伪证”。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吕的夫人江明上书鸣冤，吕才被无罪释放。从1963年1月到1975年1月，他被囚禁整整十二年。
（二）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谈判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1935年11月，吕振羽收到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科长、湖南同乡谌小岑的一封信，大意说：东邻侵凌，姜龚两府宜联合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姜、龚两府，即暗指蒋介石一方和共产党一方。这封信，是宋子文找了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由曾出面，找谌小岑写的。谌小岑请当时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也是湖南人）牵线，找到了吕振羽。吕当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接信后，即把此信交给北平市委周小舟。周小舟说，市委讨论后再答复。过了数日，周通知吕，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节，应着重说明。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为此重要情节写了证明材料。他证明：周小舟就南京谈判事，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毛回电同意。这就是说，不是后来办案人员说的“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的”。安子文的证明材料原件，现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此后，多次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分歧。1936年8月，国民党政府遂通知“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以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曾养甫还表示，希望周恩来来南京，或张冲和他自己去延安，继续谈判。
南京谈判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北方局也都及时报告中央。同年八月，周小舟还携带全部材料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全部经过和有关情况。据吕振羽在《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一文中指出，这次谈判的全部材料，在“文化大革命”前，尚存中央档案馆。当时，周小舟到延安后，还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旋即担任毛的秘书。
这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事实，罗织诬陷，颠倒黑白，人妖不分”的主要特点，在它的准备阶段，已就暴露无遗了。
（三）在党的七大以前，刘少奇就是党内公认的“第二把手”。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他变成了“躺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且对这个“赫鲁晓夫”要用制造伪证的办法，栽诬以大罪，置之于死地？这个问题，应该是研究中国“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从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1959年8月17日，在整所谓“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主要发言。刘少奇的发言，远离了实际状况，讲了许多过头话。他在讲话中进一步赞扬毛泽东，并积极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要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
刘少奇还说：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这时，刘少奇当然还没有变成赫鲁晓夫。但他讲这话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正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饿了两年饭”（刘少奇语），1961年初，为纠正农村中“左”的错误，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领导都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做了四十多天的调查。1961年5月7日，在他的家乡宁乡炭子冲和农民的谈话，就讲得很实际，入情入理，他讲了解散食堂的问题（笔者当年曾被下放到离宁乡不远的洞庭湖边的农村基层“监督劳动”，亲眼见到因为大办食堂，砸锅毁灶，弄得农民一家呼天抢地，哭哭啼啼，民怨冲天）。以后，刘少奇提出可以解散食堂，大得民心。文化大革命中，农村中开会批判刘少奇时，有青年上台讲话，老农民就在台下骂：“忘恩负义的忘娘畜生！没有刘少奇来散了食堂，你骨头就敲得鼓响了，还能批判！”安徽有一位省委副书记张恺帆，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下到安徽无为县基层了解情况，因看到搞食堂劳民伤财，群众又吃不饱，民怨很深，动了恻隐之心，解散了食堂，结果，遭毛泽东严厉批判，并被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撤职处分，随后又被秘密逮捕。已故皖籍女作家戴厚英有《恺老，您好！》一文，记张恺帆事迹甚详。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第一次在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他问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陶也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刘少奇还说：“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在1962年1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重提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提到一些错误的口号要纠正，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外，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强调了“实事求是”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也在会上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公开批评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作风带来的弊端。会议虽然也强调毛泽东的领导，也引用了不少毛泽东的语录，但不讲要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了。毛泽东这时仍是念念不忘“不要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念念不忘“躺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过去，崇拜和迷信自己的人，现在都在不指名地大讲特讲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赫鲁晓夫”又是什么？于是，刘少奇就被想当然地变成了“赫鲁晓夫”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于是，就要准备发动一场政治运动。
（四）吕振羽在被囚禁期中，不作伪证，气概非凡，表现了他高尚的人品。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引用了欧阳修“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的话，称赞他这种非凡的气概。侯外庐说：“振羽同志在冤狱中所表现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不愧为我们党内和学术界敢于和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斗争的英雄楷模。”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一书中还提到，吕振羽在狱中斗争的故事，“多到一时耳塞”，“振羽在冤狱中对党始终忠贞，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拒挡了一切构陷刘少奇同志的阴谋，对林彪、‘四人帮’、陈伯达之流的邪恶势力表现出旋风般的仇恨”。吕逝世后，侯外庐并在悼文中称他是二十世纪的董狐。和吕相知甚深的张爱萍将军也赋悼诗云：“华中抗日同疆场，海湾养伤情难忘。探求史学聆教益，纵谈时事须眉扬。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人民历史人民写，夫子坦荡气轩昂。颂君乘鹤从容去，立学高风世馨香。”吕振羽这种誓死拒作伪证的高尚行为，以及许多党员和群众在狱中表现出的各种高尚的行径，很可能延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从而推迟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不过，这要详细研究过一些专案的审讯纪录及各种相关材料后，才能确定。
《书屋》2004年第11期，发表时题名改为“呼天辨诬董狐篇”，今按作者意见改为原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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