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诚一
抗战初期，我任第九战区上校作战参谋，1939年被派赴刘汝明部任职，直至1949年刘渡海去台湾。其间我曾先后担任六十八军少将副参谋长、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第八兵团副参谋长等职，与刘汝明共事十年，并深得其器重。刘部的重要军事行动我多所参与，平时朝夕相处，闲谈所至，对其生平亦有所闻。现就记忆所及，将我们共处所经历的事情叙述如兹。但因年代久远，恐难以周详，谨此说明。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
29军部分将领合影 军长宋哲元（中）与高级将领张自忠（前排左二）、刘汝明（前排右二）等合影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多是他平时向我谈起的，也有些是从别人处听到的。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去天津当铺学徒，后来不甘受东家的欺压愤而离开，投效冯玉祥部队。冯玉祥初见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却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他做自己的随从。刘汝明对冯玉祥十分忠实，冯对刘亦很重用，屡屡提拔，由班、排长直至师长。冯玉祥部下主要骨干有“十三太保”之称，即韩复榘、鹿钟麟、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等人。冯玉祥当年曾对他们说：“今天我为你们13人主盟，将来你们就是13个督军。”后来韩、石等人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先后投蒋，而刘汝明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之下却不为所动，直到抗战爆发，冯玉祥失却兵权，蒋介石统领全国军队，刘才受蒋令作战。
1926年，刘汝明由旅长升任师长，4月中旬至8月中旬，刘率部孤军守南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阵地防御战的奇迹。1926年春，冯玉祥在直奉军阀及阎锡山的逼迫之下通电下野，去苏联求援，所部国民军由张之江代理指挥。4月中旬，原驻北京的刘汝明奉命撤往南口阵地，与奉系及直鲁联军作战。南门阵地工事依山凭险而筑，是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修建的，十分坚固。当时国民军补给很困难，枪枝弹药缺乏，而直奉军装备优良，不仅有飞机大炮，兵力也是国民军的数倍。刘汝明在南口正面阵地，承受了直鲁军及奉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多次进攻，伤亡惨重。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骑兵旅长马玉田对刘当面报告说：“我的骑兵旅损失完了，没有一个人了!”刘生气地指着马说：“你不是一个人么?!”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恰在此时，一发炮弹正打中他原来坐的地方，刘幸免于难。类似的事还有。他曾津津有味地和我闲谈过以前作战的事：“当年冯玉样与护国军作战(后冯加入护国军)，我是连长。我带连队去夺取一个高地。有个排长畏缩不前，我叫他回来，自己带人冲上去。谁知对方炮弹恰巧打在这个排长所在的山凹里，排长被打死了，原来我就是在山凹里蹲着呢!”刘汝明部队在南口坚持到8月中旬，终于奉命撤退，原来的1万多人只剩下1000来人了。刘部在南口坚持了4个月，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军队，客观上帮助了北伐军在南方的作战。
刘部撤到西北后不久，冯玉祥自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率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西北 军对其拥戴如故，热烈响应。未几冯部迅速到达下凉重镇，又向西安进军。当时属于北洋军阀的刘镇华部，号称l0万之众，包围西安城数月。城内守军是杨虎城将军及李虎臣的部队，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陕军系统。由于长期围困，城内缺食，至有易子而食的惨闻。刘汝明自告奋勇，轻装疾进，很快地到达了西安南侧地区刘镇华军之侧背，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刘镇华部措手不及，仓皇溃走，其弟刘茂恩(任团长)被俘。刘汝明解西安之围受到了西安军民的感激和赞扬。
西安之围解除后，冯玉祥即初步统一了陕西省。1927年春，冯部编为10路大军向河南进发，并于6月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1928年lO月，冯玉样赴南京任军政部长，带刘汝明同去，刘任军政部参议。当冯将刘介绍给蒋介石时，蒋即说：“这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青有为……”
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任冯军第五路总指挥。当他进展到湖北均县及郧县时，武汉大为震动。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作战，鄂西空虚，蒋遂派员乘飞机送50万银行支票给刘。刘拒绝了，但对来人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了。”(这是在刘部长期任军需官的郭少峰讲的)
阎、冯失败后，西北军残部撤退到山西境内，刘汝明亦由鄂西地区北撤。当他到达孟津县北黄河渡口的时候，见特务师长魏凤楼也到达这里，但魏的态度有所犹豫，刘即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先生最亲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拉着魏凤楼一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不久，西北军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后任一四三师师长，驻察哈尔。
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其大刀队名闻遐迩。砍杀日军数千人，令日军闻风丧胆。在日本人的《军令手册》上曾写道：这是(指长城抗战)日军之耻辱，是为教训。当时刘汝明部在长城的罗文峪口参战，在日军大炮轰击下潜伏着，直俟日军进到极近的时候，才突然跃起，与日军白刃相交，杀得日军猝不及防。刘部旅长李曾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好后走路跛了，被人称为“李跛子”。另一旅长李金田也受了伤。在抗战时期，有一天我与刘正站在一起时，李曾志和李金田来了。我对李曾志微笑着，刘以为我在讥笑李，正色对我说：“你看他跛了，那是他在长城抗战中被日军打跛的。”又指着李金田说：“他也受伤了，不过是轻伤。”我说：“我是知道的，正因为他一步一跛，但是精神抖擞，威风不减，我才笑的。”
率部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汝明在张家口、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他这个汉奸阴影，一直到他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的时候。那时他已升任六十八军军长。我当时是陈诚的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上校作战参谋，受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派遣，赴刘部做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王恰民及军统局的电台组同往。陈诚面告我“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防止刘当汉奸。另外，由于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电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部军纪极坏，派我们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曾经在宋哲元手下做事，1928年宋兼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时，我在该省党部训练部任秘书，1936年间。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任上校课长，与刘汝明相识，正因为这种关系，才派我去刘部。
我到达湖北广济县刘的军部，刘一见我就大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刘田团长确实是我的同乡，离我家仅20多里地。张家口作战时，他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我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
以后我了解到，刘汝明的“汉奸”嫌疑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的二儿子刘铁钧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部当顾问；又有张岚峰是日本炮校毕业的，在刘部任参议。这二人在抗战后均当了伪军。还有，在张家口作战时，南京认为刘有过南口作战的经验，令其守南口，而刘却因官兵眷属及财产等部在张家口而拒绝，后由汤恩伯去驻守南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便有了“汉奸”之嫌。在抗战中，其子刘铁钧与潘伯豪的女儿离了婚，并在战场上和大哥刘铁山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打日本飞机。后来刘铁山到美国去学空军，回国后在昆明机场服务中殉职。与刘从无私人函电来往的何应钦曾来电安慰，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1938年7月中旬，刘部奉命列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进驻湖北省广济县，担任长江北岸自小池口、红庙以西至大佛宦之线的守备。自7月中旬至8月20日，敌我相峙，屡进屡退。日军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当面之敌为日冈村宁次所指挥的第六师团，配有日本空军司令及川古好敏率领的3个飞行团和日海军司令及川古志所率领的第三舰队。白天，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但刘汝明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而镇定自若。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小草屋里正看作战地图，日军飞机飞临上空，我再三对他说躲避一下，他都说不要紧，直至日机飞到头顶上，他仍不去躲避，对我说：“日机来，未必轰炸我们这个地方；即是轰炸这个地方，未必是炸这所小房子；炸了我们这房子，未必炸中你我二人。”终未离开。与我同来的王恰民，—听飞机响就腿软，后来回后方去了。
在广济期间，刘部军纪不大好，官兵的眷属随军南下，衣物细软等拖泥带水，在北方有火车、马车或卡车运送，到了湖北江边是湖沼地带，只能手拉肩挑，整个军队乱哄哄的。官兵系北方人，不知蚊虫厉害，没有备蚊帐，适逢夏秋间，湖沼地带蚊声如雷，咬人甚烈，大批官兵得了疟疾，医药又奇缺，以致病死者达数千人。与日军作战阵亡者也没有这么多。然而刘汝明部在此地一直坚持到8月20日，才奉命撤退。日军第六师团伤亡亦大，据说先后补充兵员数次。
8月20日撤退那天，约在中午12时许，日军的枪声突然在我的住房附近响起。我电话问刘，他大骂友军(八十四军)不遵守命令，本应在下午5时撤退却在上午10时就撤走了。他当即亲自率警卫部队占领一个小山头抵抗，同时命令副官处长陈凤鸣说：“我们800个伤兵，若有一个未运走者，杀你的头！”与此同时，我先行撤退，走了约20里地过了松阳桥后，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告知刘部情况。两个小时后，蒋即复电问刘的下落。不久刘汝明到了这里，我将蒋电示之，刘颇感激蒋的关切。以后刘部奉调浠水，后转黄陂县休整。
10月25日，武汉弃守，刘部奉命撤往鄂西北，并以一部急赴应山。其实应山早已失陷，日军已超越兖花公路了。刘汝明令四二七旅阎尚元开往应山，刚到应山城附近，阎即为日军迫击炮击伤腿部，沿兖花公路撤退之第五战区各军百多门大炮被日军掳去。
日军虽然越过了兖花公路，但无力控制这条公路。我和刘汝明率手枪队及电台人员乘卡车沿这条公路向鄂西行驶。当我们宿营于马坪镇(安陆县境内)时，撤退的零星小部队都说：“这里有六十八军军长在，就是有一个军在这里。不要怕，慢慢地走吧。”其实只有上述那些人。刘汝明要在此地等候自己的后续部队都到达以后才离开。西北军所谓子弟兵，是上下不相离的。
不久，六十八军奉令调河南省泌阳县，负责确山，明港、桐柏、泌阳160里之防线，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是冬，何应钦参谋总长到樊城，召集第五战区军长以上会议。未几，蒋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战区及第一战区军长以上会议。刘在参加会议回防后有声有色地对我说：“委员长一到讲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说：‘我是不想来的，但是这次江北撤退，第五战区失掉了百多门大炮，应由淮人来负责?李副长官(品仙)你报告，若报告错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报告是从奉令撤退讲起的。蒋说：‘不要那么长，只说在兖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说：‘当时我要子亮(刘汝明)派一部去占领应山，掩护我在兖花公路上的撤退。后来应山失守，子亮兄没有告诉我。’蒋说：行了，不要往下说了。’于是会场空气紧张起来，大家看着我，张自忠等人暗地递纸条给我，要我请求申辩。我未动。散会后，蒋即召我去谈活。一见面，蒋说：‘很好很好，你在应山打得不错，旅长受伤了。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就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我一听蒋先生说‘报告错了，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你的电报蒋已看到了。”原来日军之所以能那样快地占领应山，是因为在平靖关(应山以北)的作战部队(两个师)提前撤走，日军不战而通过平靖关南下应山。这一情况刘当时曾让我电告蒋，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责备刘。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个旅团北犯我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一一九旅退据明港西北地区。重庆军委会电令确保距明港90里的确山，刘没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调驻防桐柏地区的两个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进，切断敌军后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敌反攻，令军部控制之预备队独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阳的曾沟向铁道线挺进，腰击由明港向确山进犯之敌。翌早，日军飞快回窜，我军仅截击其少数后尾部队，俘虏日军两名，明港阵地收复。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凋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另有庞炳勋部在开封地区也有一次主动作战等等。
1940年春，由信阳出发的一路日军(另一路由开封中牟地区出发)向六十八军当面猛烈进攻，气势颇凶，六十八军在泌阳王店等处稍事抵抗后即向王店西北地区撤退，日军进占南阳。当时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和我均主张军队集结到铁道以东地区，那里没有日军。但刘决定集结到西北地区，以钳制南阳之敌。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知道后，在洛阳对石敬亭 (任军风纪视察团主任)说：”刘军长有二三万人之众，驻在泌阳西北地区，控制了叶县南阳之间地带，日军必不能久据南阳。”并以此意电慰刘。刘遂对我们说：“郭寄峤这句话表现是一个内行。”后来南阳之敌果然迅速撤走，并处处遭到刘部袭击，损失不少。刘对我说：“我 8个团都打上仗了，若往东撤。就打不上了。”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山沟中，有40余名日军骑兵被歼灭。此后，刘汝明部曾由泌阳地区向罗山挺进，策应在大别山的第二十—集团军作战，击退从信阳来犯之日军，受到重庆军委会嘉奖。这时我已任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1943年春，刘汝明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移驻南阳城外12里的相国寺。六十八军军长职由其弟、暂三十六师师长刘汝珍升充，原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调任暂三十六师师长。第二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五十五军(曹福林)和六十八军。五十五军重点守备唐河地区，六十八军部署在南阳地区。
1945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老河口(第五战区驻地)及南阳两大军事重镇。进攻南阳之敌分3路来犯，一路攻击暂三十六师守备的南召之线，三十六师崔贡琛部进行了坚决抵抗，但作战失利，退向淅川地区；一路日军进攻驻唐河地区的五十五军，该军经过一定的抵抗后，向西南撤退至孟家楼，利用有利地形，又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三路日军攻击的重点是南阳，集中炮火轰击南阳城内外工事。城外诸葛庵及玄庙观的两个据点各驻一个连，除一排长幸存外，其余全数阵亡。负责南阳守备的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率部在城内坚守了一个星期之久(该师为刘汝明的基本部队，最为有力者)。由于孤军守城，刘汝明断然下令该师撤退，并令所辖两个军全部向鄂西的均县、郧县集结，守备川鄂边区。南阳遂告陷落。
南阳是军事重镇，原在此地配属了中央炮兵十六团，团长姓刘，另配有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由于从未有联合演习过，在此次作战中美国空军飞机将炮十六团给轰炸了，致使官兵慌乱一团，大骂美国空军。日军乘机掳去我大炮23门。对于这次失败。陈诚大怒，声言要枪毙炮团刘团长。刘汝明得知，即电陈诚说，该团失去了23门大炮，应由我负责，因为这是我指挥的。后来陈诚给刘团长以撤职处分。刘汝明一向对部下肯负责，所以能得部属之心，我亦因此愿为其效命。
参加内战
抗战结束后，刘奉命由鄂西移驻河南许昌，接受日军一个旅的投降。随后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番号取消，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刘为司令官，移驻开封，奉命整编。刘最不耐烦“整编”二字，曾慨然谈及冯玉祥当年成败得失之旧事说：“西北军本是铁的团体，后来冯先生听石敬亭参谋长的话，以为诸老将领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功多权大跋扈，宜稍事抑制，以后遂提拔一些新进，如梁冠英、吉鸿昌等。结果离心离德。”这次整编，六十八军及五十五军均整编为师(内战开始后又改为军)，原来辖的3个师分别整编为两个旅。还有一些其它部队如：原孙桐萓部两个师整编为八十一旅，归六十八师；原石友三旧部五十九军整编为一八一旅，归属于五十五师；其他原西北军的零星部队及张岚峰的伪保安总队编为两个旅，也归刘部统辖。这是蒋刘的默契。
开封是停战协定区，军事调停小组在这里进行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李静宜先生、国民党方面是我，还有一美方代表及翻译。我问刘汝明对会议有何意见，他说：“共产党包围东明县城(在开封东北)很久了。让他们先撤50里再说。”军调小组开会时，我照此提出，李静宜只是笑笑而已，而美国人讥笑说：“都是一些破枪破炮，打什么仗呢!”会议无结果而散。1946年，刘以其基本部队六十八军部署在开封，以五十五军部署在商丘，两军横亘陇海路中段，与解放军作战。夏秋间，解放军刘邓大军自太行山南下，一举击破五十五军在陇海路之各部，直下杞县、柘城等，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从而进入长江流域。刘汝明则在开封布防，以其八十一师在城东南25里的地方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刘汝明遂进入兰封地区。
这期间，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张克侠自山东枣庄来到开封，与刘彻夜深谈。事后刘汝明对我说，张克侠对他说：“西北军为蒋介石打天下，拼死拼活这么多年了，可还把我们当作杂牌军看待。为他们继续卖命又何苦呢?国民党腐败无能，又有什么前途呢?”刘未表示自己的意思。
不久，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顾祝同的外甥)，自郑州向东北追击刘邓大军，结果在红庙地区被刘邓大军消灭，赵锡田等被俘。刘部被迫从兰封退守开封。自此，刘汝明便与顾祝同及其指挥机关闹开别扭。1947年冬，顾电令刘以一个师由开封向菏泽方面前进，以策应邱清泉兵团由金乡、鱼台地区向菏泽进犯。途中邱清泉兵团受到解放军的阻击，未能如期行进，致使刘汝明所派之一一九师(师长刘广信)孤军深入，在菏泽被解放军消灭，刘广信亦被俘。刘汝明大怒，多日不接顾祝同自郑州绥署打来的电话，并声称说：“我用兵数十年，未曾有过这样的耻辱!”
1948年7月间，在河南省政府的宴会上，蒋介石特派之战地视察团第—组组长刘伯龙 (黄埔三期，曾任军统局别动队总司令)说：“我打了几十年仗，谁打假仗我还不知道么?”暗指刘汝明与解放军作战不力，打假仗。刘汝明大怒，起身揪住刘伯龙就打，省主席刘茂恩急忙拦住才罢手。刘汝明身材高大，在冯玉祥那里当兵时受器械训练－－木马、大刀、杠子是过了关的。而刘伯龙矮小，没有受过那种训练，着实受惊不小。刘汝明没等宴罢即返回司令部，召集高级幕僚开会，致电蒋介石，控诉刘伯龙之骄横。蒋复电刘汝明安慰之。实际刘汝明大打出手．还是源于杂牌与嫡系之间的鸿沟，一些老资格的将领早已对黄埔生的傲气心怀不满。1940年在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散会后，刘汝明、张自忠等在刘戡、宋希濂（二人均为黄埔学生)后面走着．只听刘戡指着在他前面的四川将领李家钰说：“靠这些老先生们去抗日，真是活见鬼!”张自忠、刘汝明听到了，心里极为反感。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令刘汝明放弃菏泽、开封，速到商丘地区集结。10月18日。刘刚抵商丘，就对我说：“从菏泽、开封到商丘是广大粮区，一望无际，壮丁无数，无缘无故放弃了，不知是谁出的屎主意!说什么‘搞会战’。哼，会战一失利全局都完了!嫩小子！”刘汝明一方面不愿放弃第四绥靖区的地盘(辖53个县，6个旅)，一方面他也唯恐自己6万之众的实力在作战中被消灭。
未几，黄白韬部被包围，刘峙命邱清泉由商丘之砀山驰援。于是刘汝明部突出孤立在徐州西边的前线。这时淮海战役形势对国民党军日益不利，刘汝明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把我的话一字不改地告诉刘峙，‘把冯仰之(治安)放在枣庄，把我放在商丘，而把中央军放在徐州，他们总是打中心，我们总是打外围，太令人寒心。’”刘汝明守在旁边，看着我打电话，我只能一字未改地告诉刘峙。刘峙回答我：“你等候10分钟。”随后说：“你们(欠一八一师)即可开蚌埠。”次日晨，刘汝明遂率其五十五军及六十八军乘火车经徐州向蚌埠集结。我协同米文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一八一师师长)率一八一师守备商丘。
刘汝明到徐州后，看到徐州形势日急，便于晚8时打电话给我，令我星夜赶往徐州，翌早又调米文和及其部队开往徐州。就在米文和到达骑河楼的时候，遭遇解放军，经一昼夜鏖战，一八一师被击溃，米文和被俘，残部600余人由团长刘兴远带领逃到蚌埠，副师长宋希珍亦率二三百人溃奔徐州。一八一师在骑河楼与解放军作战，迟滞了解放军向徐州的集结，故后来顾祝同到徐州时，我带刘兴远去见他，顾当即升刘兴远为一八一师师长。
由于商丘弃守，徐州西北彻底地暴露在解放军包围之下。当时从商丘到蚌埠的火车非常迟缓，刘汝明在徐州调度火车等待部队约有一周之久。此间(约11月)，张克侠(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任军长)率国民党第七十七军起义。刘汝明令我面告刘峙，刘峙已获知此情况，只是面色阴沉地问：“刘汝明如何?”我说：“大概没有多大问题。”未言及其他。从刘峙处回来见刘汝明时，刘说：“昨夜在冯治安公馆内(刘当时住在此处)，孙少云 (孙良诚)、程希贤(冯治安的参谋长)都在座。张克侠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我们没有什么前途等。后来张坐车前往枣庄前线，我就知道事情坏了。”晚上，冯治安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孙良诚、程希贤也都去了，本想好好谈谈，但谁也不好说什么，气氛很沉闷，冯治安的面色也很阴暗。
张克侠起义的当天，刘峙即派一个营监视冯治安的公馆，过了两三天，蒋介石派飞机接冯去南京。其余部虽尚存万人之众，但七零八落，第三十八军由副军长李九恩(后任军长)率领，后来也起义了；吉星文整顿各残部，编成七十七军，吉任军长。1949年10月，该部仅存 70多个连排长，被刘汝明收容，吉只身逃往台湾。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原是张自忠将军的老底子，就这样完结了。
11月中旬，刘汝明乘火车到蚌埠，令我与他同住宝成面粉公司。刘将六十八军部署于淮河南岸凤阳迤淮南市至田家庵之线；五十五军部署于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当时蚌埠驻军还有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辖九十九军及九十六军。
淮海战役一天天不利于国民党军，宿县失守导致固镇被解放军占领，截断了徐蚌段交通。宿县的失守，是由于内部矛盾所致。在刘汝明最后一个团即三五六团撤离商丘过宿县时，曾奉令接替该地驻军交警十六总队。交警十六总队系军统局系统，当时回答说：“尚未接到上级命令。”迟疑不交，三五六团徐团长正巧不愿在此地防守，一心想返回刘汝明的大部队，即令部队乘火车向蚌埠开去。待交警总队接到移交命令时，三五六团已离开，刘峙再令刘汝明派部换防，刘以“军事指挥之反复是兵家之大忌”为词而不从。嗣后各方面电报往来商洽宿县防务的问题，未妥之际，解放军已兵临宿县，一举击溃正待撤防的交警十六总队，占领了该镇。夺得此重镇，解放军便可直捣蒋军徐州的后方，割断黄维兵团与杜聿明、邱清泉等兵团的联系，并可与淮淝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配合，所以固镇很快被解放军占领。刘汝明既不服从刘峙命令而致使宿县、固镇失守，蒋介石只得派原西北军将领、国防部顾问秦德纯，持他的亲笔信到蚌埠，面商刘汝明恢复固镇。同时南京新闻局长邓文仪亦衔命而来。刘汝明始命六十八军第四二七团攻取固镇，并携邓文仪乘铁甲车亲自前往督战，夺回固镇。
不久，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告急，刘汝明、李延年奉令各以一个军迅速赴援。刘部第五十五军、李部第九十九军从蚌埠地区出发，夹津浦路(五十五军在左，九十九军在右)正齐头并进时，忽然参谋总长顾祝同率其作战处长徐XX(陆大毕业生，无甚实战经验)飞抵蚌埠，令五十五军星夜撤过新马桥、并炸毁之，俟到达淝河南岸后再向西北前进，九十九军亦同时后撤。第五十五军在黑夜通过新马桥时，由于桥身狭窄，人心惶恐，秩序大乱，个个争先恐后抢过铁桥，被挤死者及落水者甚多。刘汝明知悉后大怒，于翌日上午令我面见顾祝同，询问何以无缘无故地撤回来，尔后又要前进?我面报后，顾祝同让我去问徐处长，徐打开作战地图说：“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4个纵队由泗县、灵璧向南挺进，威胁该两个军的侧背，所以命他们撤回，以淝河为依靠前进方比较安全。”其实后来确切情报表明，所谓飞机侦察的情况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豫东行署主任赵子力所率领的民团及许多散兵溃卒等数万人向东南方向盲目逃窜，结果被飞机误认为是解放军。五十五军经如此惊吓折腾，士气衰退，官兵满腹牢骚，只好旷费时日进行整顿，再前进时，行动就迟缓了。九十九军比五十五军行动更慢。刘汝明恐五十五军孤军深入，便要求刘峙打电话给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令该军迅速前进，勿使五十五军突出，胡接电话后根本不作答复，即把话筒放下。刘峙无法，只好笑笑了事。
同往双堆集赴援者还有从锦州溃逃出来的第五十四军残部几千人，由其一八九师师长张纯率领，另有锦州其他军队残部也归附张纯，逃至营口，乘船抵上海，又至蚌埠。这些残兵败将久战疲惫，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阻击下不能前进。由于九十九军及五十五军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应援，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只有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率3000人逃窜到蚌埠西面一带。
淮海战役终于以国民党军被歼，解放军胜利而告结束。刘汝明由于在这次战役中善于保存实力，执意要守“中心”不打外围，所部损失不大。在撤退时，刘汝明又令我向顾祝同要求第四绥靖区先期过江，不得作为最后掩护部队，顾只好忍痛同意。刘部于1949年2月由荻港等处先期过江，到达了芜湖等地，又沿长江防线担任了新的守备任务。
刘汝明一心事蒋
淮海战役期间，由于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刘汝明也一度受到徐州“剿总”刘峙的怀疑与注意。在1948年12月的一天晚上，五十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陈玉书因事从前方回蚌埠军部，并带了一个特务排同来。当他们乘车行至蚌埠西北附近的铁桥时，警备部队(九十六军)令其停车检查方能放行，陈未理睬，汽车—冲而过。陈玉书本是未将后方部队放在眼中才有此举，不料却引起“五十五军叛变了”的谣传，纷纷扬扬，煞有介事。第四绥靖区政治部主任罗春波即向南京的邓文仪传话，南京一时风声鹤唳也紧张起来。一天早晨，刘峙和李延年同来看望刘汝明。待他们走后刘问我：“你知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吗?”我摇了摇头，刘说：“据我的卫兵报告，昨晚警备司令部派了一个营秘密监视了我们一夜，拂晓才撤去。他们真太胆小了，这么一个营管什么用!”随后令我去南京，将这里发生的情况面报蒋介石。我见蒋后，蒋听了我的报告说：“一切有我，告诉他(刘汝明)不要管这些。”很快，向南京传话的罗春波被撤职，由王维绩接替第四绥靖区政治部主任职。刘汝明的胞弟、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在传言最盛之时十分不安，曾电请南京军统局委其为该局设计委员，以定军心。军统回电说，前方现役高级将领本局不便委任，兹委第四绥靖区副参谋长李诚一为本局少将设计委员，代替贵军长言事。后来我在南京见到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他对我说：“凡是刘氏兄弟有任何困难和要求，他们不便说的由你代替说。”可见当时蒋介石以及军统局对刘汝明、刘汝珍是很放心，也是十分器重的。
刘汝明对蒋始终忠心耿耿，共产党曾设法对他几次进行策反均未成功。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孙良诚部师长王清波以及第八十—军的参谋处长贾本甲曾派人送信来，分致刘汝珍及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后在江西起义)，敦劝他们起义。刘、葛二人将信交给了刘汝明，刘汝明便展览似地将信拿出来给大家看。1948年12月间，孙良诚被俘，在就地学习时派人持信到蚌埠，劝刘起义。刘与其第二处处长陶纪元(原孙良诚的军法处长)商量，决定借此机会将孙良诚“骗出来”。他令陶纪元写回信说，须孙亲自来蚌埠“共商大计”。他将回信交来人带走，把此计划告诉了刘峙，刘峙自然同意。孙良诚与刘汝明风雨数十年，深知刘的为人，接信后便领其意，在取得解放军的同意后，又派人赴刘汝明处商定了渡河地点(刘汝明之子刘铁钧团防地)及时间。原来孙良诚准备只身前往，临行时王清波及在孙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周镐亦执意同去。孙良诚劝周不要去．说：“刘汝明和我几十年袍泽关系，共患准，同生死，我个人去就行了，绝无问题。”但王、周仍要同去，只好3人同行。在会面地点，不仅有刘汝明等在那里，刘峙因不放心也亲自等候，本来知道只有孙良诚一人来，没料到王清波和周镐同至，刘峙即命人将王、周二人带走，令孙良诚随刘回总部。王清波和周镐以后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刘汝明曾派我去找毛人风，保孙良诚为国防部参议，免周镐一死。当我向毛提出后，毛人风严厉地问：“他也保周镐么?”我见气氛不对头，只好说：“孙刘二人数十午患难袍泽，当然保孙是主要的。”这样毛人凤表情才有所缓和。后来孙果然得委国防部参议。在这种事情上，刘汝明要比冯治安有胆量。
在1947年期间，原任二十九军参谋长的张樾亭据说因卖给解放军枪枝被南京通缉，避居于冯治安处，不久冯因怕受牵连让张到开封投奔刘汝明。刘汝明让我照顾张樾亭，以至于就在刘的眼皮底下，张的共产党员的弟弟和家庭教师自由来往出入，没出一点儿问题。
刘汝明虽然追随蒋介石参加内战，但他并不希望以自己的实力去和共产党拼，而是希望“中央军”和解放军去拼，让他们两败俱伤。当孙殿英在汤阴城内与解放军激战时，我和刘汝明及参谋长杨然正看作战地图，刘汝明脱口而出说出了一句：“哼，共产党应该打黄埔学生，打这杂牌的孙殿英干什么！”话音未落，突然想到我在一旁(我是黄埔学生)，看了我一眼，顿时满脸通红。
就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已快全线崩溃之际，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在电台广播中指名号召刘氏兄弟及曹福林等人及早起义，投向人民，指明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为他们干了几十年，仍不过是杂牌军而已等等。刘汝明在广播稿播发前就知道此事，曾邀我一同听，我未去。次日晨我们俩共进早餐时，他将内容详细告诉了我，我未表态。良久，他说：“这些话何尝不是真的呢?他们(指何应钦、顾祝同等)总是把我们当杂牌看待。不过蒋(介石)先生个人对我还是不错的。生我者父母，培育我者冯（玉祥）先生。现在冯先生死了，李德全又算什么！若冯先生还在，我今天只有不干了，两方都不得罪。现在……”言外之意是要跟着蒋介石干下去。
此后不久，刘汝明为进一步扩充实力，要我去南京见顾祝同，要求再增加6个团的番号。因为杂牌军每师均比“中央军”少一个团(杂牌军2个，“中央军”3个)，刘要与“中央军’，一样每师辖3个团。我到南京后曾找军务局长俞济时和毛人凤谈过，他们都同意。又找顾祝同谈，顾并不愿意再让刘汝明增加6个团，但却不得不答应，于是就说：“现在兵员困难，须自己去设法征兵。”我即在南京电话告刘。刘汝明遂令所部就地抓兵，弄得蚌埠、合肥一带鸡飞狗跳。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有—次和我闲谈时说：“我的那些老粗们真是闹笑话，合肥县一个村镇的士绅们请当地驻军的营团长们去吃饭，非常丰盛。岂知吃过饭后这些老粗们把大门一关，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伙夫杂役统统抓走充了军，闹得百姓哭天喊地，绅士们瞠目结舌，莫知所以。”由此可见刘汝明征兵扩军之一斑。
失败赴台
刘汝明在渡过长江，安排好防地之后，即于1949年1月19日向顾祝同请假4天，赴上海探望他的老母。时过40多天刘仍未回防，顾祝同多次打电话催他速回，他就是不理。顾祝同无奈，只好派我去上海请他回来。我到上海见刘后，刘表示只听蒋介石个人的命令(蒋当时因国民党军淮海战役中失败下野回奉化了)，别人不能指挥他。刘令我去奉化见蒋表示这个意思，蒋听了后当然还是要刘回防。3月中旬刘汝明动身返前线，在路过南京时拜见了李宗仁 (任代总统)，白崇禧也在座。白曾对刘说：“我们应为生存而战。”刘汝明根本不买他的帐，在这种时候谁都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告急的时候，蒋曾令白以一个军驰援，白未受命出兵，现在对刘大谈什么为生存而战，无非是让刘充当炮灰，刘岂能不知。
刘返驻地不久，便担任了第八兵团总司令，仍兼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总部驻安徽省青阳县。以五十五军部署于铜陵以西，六十八军置于九江以东，中间是九十六军(归第八兵团建制)。淮海战役后，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在一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曾忧心忡忡地问我：“刘汝明的子弟兵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意即刘部不会象其他军队与解放军作战一触即溃吧。刘汝明的实力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雄厚的，淮海战役中末受什么损失，又增加了九十六军一个军的兵力，因此他受到了国民党军高层人物的重视，连何应钦、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样一向对杂牌军不屑一顾的人物，到这种时候也必须倚重于刘了。
1949年4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李益智的电话，得知在其右翼的第八十八军与解放军接上关系，解放军已经渡过江了。刘汝明立即下令所部全线撤退，直至皖南屯溪才停下来，与我和参谋长杨然研究继续撤退的路线。杨然主张向广西方向撤退，我主张向福建方向撤退，刘汝明也是想退往福建，于是最后决定向福建沿海撤退。刘汝明率五十五军翻山越岭，于6月初抵达龙岩和漳州，沿途汤恩伯、顾祝同、朱绍良(福建绥署主任)令其在闽浙边界阻击解放军，刘均置之不理，除与阻击的少数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外，便是一股脑儿地南撤。
六十八军在南撤途中，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率全师起义，副军长王振声和参谋长杜允中也随同起义。余部一一九师及一四三师受到解放军进攻，损失惨重，该两师师长张勋亭和阎尚元被俘，军长刘汝珍率领仅余的一个团和一些零星部队逃到福建建瓯县，与五十五军会合赴漳州。第九十六军撤到福建后，也被击溃。
刘汝明在所部全部到达龙岩地区后，即赴台湾住旬日，回漳州后对我说：“他们(顾祝同、朱绍良等)都是些外行，有10多个电报说我叛变了，大总统不信。殊不知我到此地是为大总统守大门的。”
迄至9月份，汤恩伯任闽南总司令，以刘汝明为厦门防卫总司令。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之一一九师刘铁钧部守备厦门，刘汝珍率所辖之一四三师残部及八十一师孟恒昌部守备漳州。未几，解放军叶飞第六兵团在解放福州后乘胜南下漳厦，击溃刘汝珍在漳州的防守，刘泅水逃往厦门，残部两个团急待厦门总部派船接渡到厦门，但厦门警备司令毛森将所有船只控制了，未能及时开往，该两团即被解放军全歼。刘汝明大怒，声言“毛森贻误战机，应予以枪毙”。汤恩伯当即下令撤消毛森警备司令职务，由我兼任。我认为此时接职是火中取栗，辞而未受。
解放军很快发动对厦门岛的进攻。厦门守军除刘汝明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的残部外，还有汤恩伯率领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汤总部的后备部队一一六师(师长叶会西)及蒋纬国从台湾带来的7辆坦克。解放军善于夜战，经过7夜激战，七十四师李益智部的一个团被解放军驱赶出大陆。这是国民党军最后逃离大陆的一个团。在这前后，蒋介石乘兵舰由台湾到厦门，随行的有谷正纲、俞济时及侍从秘书曹圣芬。蒋在刘的总部说：“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打了这样一仗，本主席是以自豪也。我现在不当大总统了，可还是革命领袖，革命领袖比任何人权力都大，任何人都应该听我的……”谷正纲接着说：“李宗仁也应该听革命领袖的。”蒋介石这样说的意思一是说明他不准备放弃权力，二是对刘慰问有加，表示他相信刘汝明。
10月16日拂晓，少数解放军在一八一师(师长刘兴绍)防地登陆，我们问刘如何处置，刘生气地说：“尹俊的一个团已由金门到厦门，昨晚汤恩伯没有通知我又调回金门。李益智打仗向来不怯阵，昨晚叫喊得很凶。算了，下令撤退！”他当即以电话命令部队全部撤退，渡海到金门去。实际上李益智率七十四师起义了。他的参谋长许文钦在1947年守备兰封时被俘，接受教育数月被释放回七十四师。李益智的起义即是由许策动的。
l7日拂晓，汤恩伯、刘汝明乘小艇赴金门，我去送行，他们劝我一同走，我说原来答应与杨然参谋长同走，而他当时还未得到走的通知，只能晚走，刘遂嘱我：万建藩副总司令处还有小艇，可与杨然一同到金门。待我通知杨然后，海浪忽然大作，万建藩的小艇即刻开走了。后来我虽然又找到一条小艇，并且已经上了船，但思前想后，考虑到家有70老母和妻室儿女，境况又十分贫困，不忍就此离去，遂又下船，径直回到厦门，第二天便到解放军军管会登了记。18日，汤、刘由金门派船将所有的残余部队万余人接运到金门
抗战初期，我任第九战区上校作战参谋，1939年被派赴刘汝明部任职，直至1949年刘渡海去台湾。其间我曾先后担任六十八军少将副参谋长、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第八兵团副参谋长等职，与刘汝明共事十年，并深得其器重。刘部的重要军事行动我多所参与，平时朝夕相处，闲谈所至，对其生平亦有所闻。现就记忆所及，将我们共处所经历的事情叙述如兹。但因年代久远，恐难以周详，谨此说明。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
29军部分将领合影 军长宋哲元（中）与高级将领张自忠（前排左二）、刘汝明（前排右二）等合影
刘汝明的早年经历多是他平时向我谈起的，也有些是从别人处听到的。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去天津当铺学徒，后来不甘受东家的欺压愤而离开，投效冯玉祥部队。冯玉祥初见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却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他做自己的随从。刘汝明对冯玉祥十分忠实，冯对刘亦很重用，屡屡提拔，由班、排长直至师长。冯玉祥部下主要骨干有“十三太保”之称，即韩复榘、鹿钟麟、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等人。冯玉祥当年曾对他们说：“今天我为你们13人主盟，将来你们就是13个督军。”后来韩、石等人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先后投蒋，而刘汝明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之下却不为所动，直到抗战爆发，冯玉祥失却兵权，蒋介石统领全国军队，刘才受蒋令作战。
1926年，刘汝明由旅长升任师长，4月中旬至8月中旬，刘率部孤军守南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阵地防御战的奇迹。1926年春，冯玉祥在直奉军阀及阎锡山的逼迫之下通电下野，去苏联求援，所部国民军由张之江代理指挥。4月中旬，原驻北京的刘汝明奉命撤往南口阵地，与奉系及直鲁联军作战。南门阵地工事依山凭险而筑，是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之下修建的，十分坚固。当时国民军补给很困难，枪枝弹药缺乏，而直奉军装备优良，不仅有飞机大炮，兵力也是国民军的数倍。刘汝明在南口正面阵地，承受了直鲁军及奉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多次进攻，伤亡惨重。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骑兵旅长马玉田对刘当面报告说：“我的骑兵旅损失完了，没有一个人了!”刘生气地指着马说：“你不是一个人么?!”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恰在此时，一发炮弹正打中他原来坐的地方，刘幸免于难。类似的事还有。他曾津津有味地和我闲谈过以前作战的事：“当年冯玉样与护国军作战(后冯加入护国军)，我是连长。我带连队去夺取一个高地。有个排长畏缩不前，我叫他回来，自己带人冲上去。谁知对方炮弹恰巧打在这个排长所在的山凹里，排长被打死了，原来我就是在山凹里蹲着呢!”刘汝明部队在南口坚持到8月中旬，终于奉命撤退，原来的1万多人只剩下1000来人了。刘部在南口坚持了4个月，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军队，客观上帮助了北伐军在南方的作战。
刘部撤到西北后不久，冯玉祥自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率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西北 军对其拥戴如故，热烈响应。未几冯部迅速到达下凉重镇，又向西安进军。当时属于北洋军阀的刘镇华部，号称l0万之众，包围西安城数月。城内守军是杨虎城将军及李虎臣的部队，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陕军系统。由于长期围困，城内缺食，至有易子而食的惨闻。刘汝明自告奋勇，轻装疾进，很快地到达了西安南侧地区刘镇华军之侧背，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刘镇华部措手不及，仓皇溃走，其弟刘茂恩(任团长)被俘。刘汝明解西安之围受到了西安军民的感激和赞扬。
西安之围解除后，冯玉祥即初步统一了陕西省。1927年春，冯部编为10路大军向河南进发，并于6月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1928年lO月，冯玉样赴南京任军政部长，带刘汝明同去，刘任军政部参议。当冯将刘介绍给蒋介石时，蒋即说：“这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青有为……”
1930年，中原大战时，刘任冯军第五路总指挥。当他进展到湖北均县及郧县时，武汉大为震动。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作战，鄂西空虚，蒋遂派员乘飞机送50万银行支票给刘。刘拒绝了，但对来人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了。”(这是在刘部长期任军需官的郭少峰讲的)
阎、冯失败后，西北军残部撤退到山西境内，刘汝明亦由鄂西地区北撤。当他到达孟津县北黄河渡口的时候，见特务师长魏凤楼也到达这里，但魏的态度有所犹豫，刘即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先生最亲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拉着魏凤楼一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不久，西北军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后任一四三师师长，驻察哈尔。
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其大刀队名闻遐迩。砍杀日军数千人，令日军闻风丧胆。在日本人的《军令手册》上曾写道：这是(指长城抗战)日军之耻辱，是为教训。当时刘汝明部在长城的罗文峪口参战，在日军大炮轰击下潜伏着，直俟日军进到极近的时候，才突然跃起，与日军白刃相交，杀得日军猝不及防。刘部旅长李曾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好后走路跛了，被人称为“李跛子”。另一旅长李金田也受了伤。在抗战时期，有一天我与刘正站在一起时，李曾志和李金田来了。我对李曾志微笑着，刘以为我在讥笑李，正色对我说：“你看他跛了，那是他在长城抗战中被日军打跛的。”又指着李金田说：“他也受伤了，不过是轻伤。”我说：“我是知道的，正因为他一步一跛，但是精神抖擞，威风不减，我才笑的。”
率部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汝明在张家口、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他这个汉奸阴影，一直到他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的时候。那时他已升任六十八军军长。我当时是陈诚的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上校作战参谋，受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派遣，赴刘部做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王恰民及军统局的电台组同往。陈诚面告我“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防止刘当汉奸。另外，由于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电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部军纪极坏，派我们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曾经在宋哲元手下做事，1928年宋兼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时，我在该省党部训练部任秘书，1936年间。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任上校课长，与刘汝明相识，正因为这种关系，才派我去刘部。
我到达湖北广济县刘的军部，刘一见我就大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刘田团长确实是我的同乡，离我家仅20多里地。张家口作战时，他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我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
以后我了解到，刘汝明的“汉奸”嫌疑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的二儿子刘铁钧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部当顾问；又有张岚峰是日本炮校毕业的，在刘部任参议。这二人在抗战后均当了伪军。还有，在张家口作战时，南京认为刘有过南口作战的经验，令其守南口，而刘却因官兵眷属及财产等部在张家口而拒绝，后由汤恩伯去驻守南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便有了“汉奸”之嫌。在抗战中，其子刘铁钧与潘伯豪的女儿离了婚，并在战场上和大哥刘铁山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打日本飞机。后来刘铁山到美国去学空军，回国后在昆明机场服务中殉职。与刘从无私人函电来往的何应钦曾来电安慰，并对多人说过：“高级将领只有两人送子弟学空军，刘汝明其一也。”
1938年7月中旬，刘部奉命列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进驻湖北省广济县，担任长江北岸自小池口、红庙以西至大佛宦之线的守备。自7月中旬至8月20日，敌我相峙，屡进屡退。日军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当面之敌为日冈村宁次所指挥的第六师团，配有日本空军司令及川古好敏率领的3个飞行团和日海军司令及川古志所率领的第三舰队。白天，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但刘汝明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而镇定自若。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小草屋里正看作战地图，日军飞机飞临上空，我再三对他说躲避一下，他都说不要紧，直至日机飞到头顶上，他仍不去躲避，对我说：“日机来，未必轰炸我们这个地方；即是轰炸这个地方，未必是炸这所小房子；炸了我们这房子，未必炸中你我二人。”终未离开。与我同来的王恰民，—听飞机响就腿软，后来回后方去了。
在广济期间，刘部军纪不大好，官兵的眷属随军南下，衣物细软等拖泥带水，在北方有火车、马车或卡车运送，到了湖北江边是湖沼地带，只能手拉肩挑，整个军队乱哄哄的。官兵系北方人，不知蚊虫厉害，没有备蚊帐，适逢夏秋间，湖沼地带蚊声如雷，咬人甚烈，大批官兵得了疟疾，医药又奇缺，以致病死者达数千人。与日军作战阵亡者也没有这么多。然而刘汝明部在此地一直坚持到8月20日，才奉命撤退。日军第六师团伤亡亦大，据说先后补充兵员数次。
8月20日撤退那天，约在中午12时许，日军的枪声突然在我的住房附近响起。我电话问刘，他大骂友军(八十四军)不遵守命令，本应在下午5时撤退却在上午10时就撤走了。他当即亲自率警卫部队占领一个小山头抵抗，同时命令副官处长陈凤鸣说：“我们800个伤兵，若有一个未运走者，杀你的头！”与此同时，我先行撤退，走了约20里地过了松阳桥后，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告知刘部情况。两个小时后，蒋即复电问刘的下落。不久刘汝明到了这里，我将蒋电示之，刘颇感激蒋的关切。以后刘部奉调浠水，后转黄陂县休整。
10月25日，武汉弃守，刘部奉命撤往鄂西北，并以一部急赴应山。其实应山早已失陷，日军已超越兖花公路了。刘汝明令四二七旅阎尚元开往应山，刚到应山城附近，阎即为日军迫击炮击伤腿部，沿兖花公路撤退之第五战区各军百多门大炮被日军掳去。
日军虽然越过了兖花公路，但无力控制这条公路。我和刘汝明率手枪队及电台人员乘卡车沿这条公路向鄂西行驶。当我们宿营于马坪镇(安陆县境内)时，撤退的零星小部队都说：“这里有六十八军军长在，就是有一个军在这里。不要怕，慢慢地走吧。”其实只有上述那些人。刘汝明要在此地等候自己的后续部队都到达以后才离开。西北军所谓子弟兵，是上下不相离的。
不久，六十八军奉令调河南省泌阳县，负责确山，明港、桐柏、泌阳160里之防线，与信阳方面的日军对峙。是冬，何应钦参谋总长到樊城，召集第五战区军长以上会议。未几，蒋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战区及第一战区军长以上会议。刘在参加会议回防后有声有色地对我说：“委员长一到讲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说：‘我是不想来的，但是这次江北撤退，第五战区失掉了百多门大炮，应由淮人来负责?李副长官(品仙)你报告，若报告错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报告是从奉令撤退讲起的。蒋说：‘不要那么长，只说在兖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说：‘当时我要子亮(刘汝明)派一部去占领应山，掩护我在兖花公路上的撤退。后来应山失守，子亮兄没有告诉我。’蒋说：行了，不要往下说了。’于是会场空气紧张起来，大家看着我，张自忠等人暗地递纸条给我，要我请求申辩。我未动。散会后，蒋即召我去谈活。一见面，蒋说：‘很好很好，你在应山打得不错，旅长受伤了。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就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我一听蒋先生说‘报告错了，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你的电报蒋已看到了。”原来日军之所以能那样快地占领应山，是因为在平靖关(应山以北)的作战部队(两个师)提前撤走，日军不战而通过平靖关南下应山。这一情况刘当时曾让我电告蒋，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责备刘。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个旅团北犯我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一一九旅退据明港西北地区。重庆军委会电令确保距明港90里的确山，刘没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调驻防桐柏地区的两个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进，切断敌军后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敌反攻，令军部控制之预备队独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阳的曾沟向铁道线挺进，腰击由明港向确山进犯之敌。翌早，日军飞快回窜，我军仅截击其少数后尾部队，俘虏日军两名，明港阵地收复。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凋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另有庞炳勋部在开封地区也有一次主动作战等等。
1940年春，由信阳出发的一路日军(另一路由开封中牟地区出发)向六十八军当面猛烈进攻，气势颇凶，六十八军在泌阳王店等处稍事抵抗后即向王店西北地区撤退，日军进占南阳。当时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和我均主张军队集结到铁道以东地区，那里没有日军。但刘决定集结到西北地区，以钳制南阳之敌。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知道后，在洛阳对石敬亭 (任军风纪视察团主任)说：”刘军长有二三万人之众，驻在泌阳西北地区，控制了叶县南阳之间地带，日军必不能久据南阳。”并以此意电慰刘。刘遂对我们说：“郭寄峤这句话表现是一个内行。”后来南阳之敌果然迅速撤走，并处处遭到刘部袭击，损失不少。刘对我说：“我 8个团都打上仗了，若往东撤。就打不上了。”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山沟中，有40余名日军骑兵被歼灭。此后，刘汝明部曾由泌阳地区向罗山挺进，策应在大别山的第二十—集团军作战，击退从信阳来犯之日军，受到重庆军委会嘉奖。这时我已任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1943年春，刘汝明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移驻南阳城外12里的相国寺。六十八军军长职由其弟、暂三十六师师长刘汝珍升充，原六十八军参谋长崔贡琛调任暂三十六师师长。第二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五十五军(曹福林)和六十八军。五十五军重点守备唐河地区，六十八军部署在南阳地区。
1945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老河口(第五战区驻地)及南阳两大军事重镇。进攻南阳之敌分3路来犯，一路攻击暂三十六师守备的南召之线，三十六师崔贡琛部进行了坚决抵抗，但作战失利，退向淅川地区；一路日军进攻驻唐河地区的五十五军，该军经过一定的抵抗后，向西南撤退至孟家楼，利用有利地形，又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三路日军攻击的重点是南阳，集中炮火轰击南阳城内外工事。城外诸葛庵及玄庙观的两个据点各驻一个连，除一排长幸存外，其余全数阵亡。负责南阳守备的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率部在城内坚守了一个星期之久(该师为刘汝明的基本部队，最为有力者)。由于孤军守城，刘汝明断然下令该师撤退，并令所辖两个军全部向鄂西的均县、郧县集结，守备川鄂边区。南阳遂告陷落。
南阳是军事重镇，原在此地配属了中央炮兵十六团，团长姓刘，另配有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由于从未有联合演习过，在此次作战中美国空军飞机将炮十六团给轰炸了，致使官兵慌乱一团，大骂美国空军。日军乘机掳去我大炮23门。对于这次失败。陈诚大怒，声言要枪毙炮团刘团长。刘汝明得知，即电陈诚说，该团失去了23门大炮，应由我负责，因为这是我指挥的。后来陈诚给刘团长以撤职处分。刘汝明一向对部下肯负责，所以能得部属之心，我亦因此愿为其效命。
参加内战
抗战结束后，刘奉命由鄂西移驻河南许昌，接受日军一个旅的投降。随后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番号取消，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刘为司令官，移驻开封，奉命整编。刘最不耐烦“整编”二字，曾慨然谈及冯玉祥当年成败得失之旧事说：“西北军本是铁的团体，后来冯先生听石敬亭参谋长的话，以为诸老将领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功多权大跋扈，宜稍事抑制，以后遂提拔一些新进，如梁冠英、吉鸿昌等。结果离心离德。”这次整编，六十八军及五十五军均整编为师(内战开始后又改为军)，原来辖的3个师分别整编为两个旅。还有一些其它部队如：原孙桐萓部两个师整编为八十一旅，归六十八师；原石友三旧部五十九军整编为一八一旅，归属于五十五师；其他原西北军的零星部队及张岚峰的伪保安总队编为两个旅，也归刘部统辖。这是蒋刘的默契。
开封是停战协定区，军事调停小组在这里进行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李静宜先生、国民党方面是我，还有一美方代表及翻译。我问刘汝明对会议有何意见，他说：“共产党包围东明县城(在开封东北)很久了。让他们先撤50里再说。”军调小组开会时，我照此提出，李静宜只是笑笑而已，而美国人讥笑说：“都是一些破枪破炮，打什么仗呢!”会议无结果而散。1946年，刘以其基本部队六十八军部署在开封，以五十五军部署在商丘，两军横亘陇海路中段，与解放军作战。夏秋间，解放军刘邓大军自太行山南下，一举击破五十五军在陇海路之各部，直下杞县、柘城等，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从而进入长江流域。刘汝明则在开封布防，以其八十一师在城东南25里的地方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刘汝明遂进入兰封地区。
这期间，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张克侠自山东枣庄来到开封，与刘彻夜深谈。事后刘汝明对我说，张克侠对他说：“西北军为蒋介石打天下，拼死拼活这么多年了，可还把我们当作杂牌军看待。为他们继续卖命又何苦呢?国民党腐败无能，又有什么前途呢?”刘未表示自己的意思。
不久，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顾祝同的外甥)，自郑州向东北追击刘邓大军，结果在红庙地区被刘邓大军消灭，赵锡田等被俘。刘部被迫从兰封退守开封。自此，刘汝明便与顾祝同及其指挥机关闹开别扭。1947年冬，顾电令刘以一个师由开封向菏泽方面前进，以策应邱清泉兵团由金乡、鱼台地区向菏泽进犯。途中邱清泉兵团受到解放军的阻击，未能如期行进，致使刘汝明所派之一一九师(师长刘广信)孤军深入，在菏泽被解放军消灭，刘广信亦被俘。刘汝明大怒，多日不接顾祝同自郑州绥署打来的电话，并声称说：“我用兵数十年，未曾有过这样的耻辱!”
1948年7月间，在河南省政府的宴会上，蒋介石特派之战地视察团第—组组长刘伯龙 (黄埔三期，曾任军统局别动队总司令)说：“我打了几十年仗，谁打假仗我还不知道么?”暗指刘汝明与解放军作战不力，打假仗。刘汝明大怒，起身揪住刘伯龙就打，省主席刘茂恩急忙拦住才罢手。刘汝明身材高大，在冯玉祥那里当兵时受器械训练－－木马、大刀、杠子是过了关的。而刘伯龙矮小，没有受过那种训练，着实受惊不小。刘汝明没等宴罢即返回司令部，召集高级幕僚开会，致电蒋介石，控诉刘伯龙之骄横。蒋复电刘汝明安慰之。实际刘汝明大打出手．还是源于杂牌与嫡系之间的鸿沟，一些老资格的将领早已对黄埔生的傲气心怀不满。1940年在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散会后，刘汝明、张自忠等在刘戡、宋希濂（二人均为黄埔学生)后面走着．只听刘戡指着在他前面的四川将领李家钰说：“靠这些老先生们去抗日，真是活见鬼!”张自忠、刘汝明听到了，心里极为反感。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令刘汝明放弃菏泽、开封，速到商丘地区集结。10月18日。刘刚抵商丘，就对我说：“从菏泽、开封到商丘是广大粮区，一望无际，壮丁无数，无缘无故放弃了，不知是谁出的屎主意!说什么‘搞会战’。哼，会战一失利全局都完了!嫩小子！”刘汝明一方面不愿放弃第四绥靖区的地盘(辖53个县，6个旅)，一方面他也唯恐自己6万之众的实力在作战中被消灭。
未几，黄白韬部被包围，刘峙命邱清泉由商丘之砀山驰援。于是刘汝明部突出孤立在徐州西边的前线。这时淮海战役形势对国民党军日益不利，刘汝明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把我的话一字不改地告诉刘峙，‘把冯仰之(治安)放在枣庄，把我放在商丘，而把中央军放在徐州，他们总是打中心，我们总是打外围，太令人寒心。’”刘汝明守在旁边，看着我打电话，我只能一字未改地告诉刘峙。刘峙回答我：“你等候10分钟。”随后说：“你们(欠一八一师)即可开蚌埠。”次日晨，刘汝明遂率其五十五军及六十八军乘火车经徐州向蚌埠集结。我协同米文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一八一师师长)率一八一师守备商丘。
刘汝明到徐州后，看到徐州形势日急，便于晚8时打电话给我，令我星夜赶往徐州，翌早又调米文和及其部队开往徐州。就在米文和到达骑河楼的时候，遭遇解放军，经一昼夜鏖战，一八一师被击溃，米文和被俘，残部600余人由团长刘兴远带领逃到蚌埠，副师长宋希珍亦率二三百人溃奔徐州。一八一师在骑河楼与解放军作战，迟滞了解放军向徐州的集结，故后来顾祝同到徐州时，我带刘兴远去见他，顾当即升刘兴远为一八一师师长。
由于商丘弃守，徐州西北彻底地暴露在解放军包围之下。当时从商丘到蚌埠的火车非常迟缓，刘汝明在徐州调度火车等待部队约有一周之久。此间(约11月)，张克侠(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任军长)率国民党第七十七军起义。刘汝明令我面告刘峙，刘峙已获知此情况，只是面色阴沉地问：“刘汝明如何?”我说：“大概没有多大问题。”未言及其他。从刘峙处回来见刘汝明时，刘说：“昨夜在冯治安公馆内(刘当时住在此处)，孙少云 (孙良诚)、程希贤(冯治安的参谋长)都在座。张克侠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我们没有什么前途等。后来张坐车前往枣庄前线，我就知道事情坏了。”晚上，冯治安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孙良诚、程希贤也都去了，本想好好谈谈，但谁也不好说什么，气氛很沉闷，冯治安的面色也很阴暗。
张克侠起义的当天，刘峙即派一个营监视冯治安的公馆，过了两三天，蒋介石派飞机接冯去南京。其余部虽尚存万人之众，但七零八落，第三十八军由副军长李九恩(后任军长)率领，后来也起义了；吉星文整顿各残部，编成七十七军，吉任军长。1949年10月，该部仅存 70多个连排长，被刘汝明收容，吉只身逃往台湾。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原是张自忠将军的老底子，就这样完结了。
11月中旬，刘汝明乘火车到蚌埠，令我与他同住宝成面粉公司。刘将六十八军部署于淮河南岸凤阳迤淮南市至田家庵之线；五十五军部署于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当时蚌埠驻军还有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辖九十九军及九十六军。
淮海战役一天天不利于国民党军，宿县失守导致固镇被解放军占领，截断了徐蚌段交通。宿县的失守，是由于内部矛盾所致。在刘汝明最后一个团即三五六团撤离商丘过宿县时，曾奉令接替该地驻军交警十六总队。交警十六总队系军统局系统，当时回答说：“尚未接到上级命令。”迟疑不交，三五六团徐团长正巧不愿在此地防守，一心想返回刘汝明的大部队，即令部队乘火车向蚌埠开去。待交警总队接到移交命令时，三五六团已离开，刘峙再令刘汝明派部换防，刘以“军事指挥之反复是兵家之大忌”为词而不从。嗣后各方面电报往来商洽宿县防务的问题，未妥之际，解放军已兵临宿县，一举击溃正待撤防的交警十六总队，占领了该镇。夺得此重镇，解放军便可直捣蒋军徐州的后方，割断黄维兵团与杜聿明、邱清泉等兵团的联系，并可与淮淝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配合，所以固镇很快被解放军占领。刘汝明既不服从刘峙命令而致使宿县、固镇失守，蒋介石只得派原西北军将领、国防部顾问秦德纯，持他的亲笔信到蚌埠，面商刘汝明恢复固镇。同时南京新闻局长邓文仪亦衔命而来。刘汝明始命六十八军第四二七团攻取固镇，并携邓文仪乘铁甲车亲自前往督战，夺回固镇。
不久，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告急，刘汝明、李延年奉令各以一个军迅速赴援。刘部第五十五军、李部第九十九军从蚌埠地区出发，夹津浦路(五十五军在左，九十九军在右)正齐头并进时，忽然参谋总长顾祝同率其作战处长徐XX(陆大毕业生，无甚实战经验)飞抵蚌埠，令五十五军星夜撤过新马桥、并炸毁之，俟到达淝河南岸后再向西北前进，九十九军亦同时后撤。第五十五军在黑夜通过新马桥时，由于桥身狭窄，人心惶恐，秩序大乱，个个争先恐后抢过铁桥，被挤死者及落水者甚多。刘汝明知悉后大怒，于翌日上午令我面见顾祝同，询问何以无缘无故地撤回来，尔后又要前进?我面报后，顾祝同让我去问徐处长，徐打开作战地图说：“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4个纵队由泗县、灵璧向南挺进，威胁该两个军的侧背，所以命他们撤回，以淝河为依靠前进方比较安全。”其实后来确切情报表明，所谓飞机侦察的情况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豫东行署主任赵子力所率领的民团及许多散兵溃卒等数万人向东南方向盲目逃窜，结果被飞机误认为是解放军。五十五军经如此惊吓折腾，士气衰退，官兵满腹牢骚，只好旷费时日进行整顿，再前进时，行动就迟缓了。九十九军比五十五军行动更慢。刘汝明恐五十五军孤军深入，便要求刘峙打电话给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令该军迅速前进，勿使五十五军突出，胡接电话后根本不作答复，即把话筒放下。刘峙无法，只好笑笑了事。
同往双堆集赴援者还有从锦州溃逃出来的第五十四军残部几千人，由其一八九师师长张纯率领，另有锦州其他军队残部也归附张纯，逃至营口，乘船抵上海，又至蚌埠。这些残兵败将久战疲惫，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阻击下不能前进。由于九十九军及五十五军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应援，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只有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率3000人逃窜到蚌埠西面一带。
淮海战役终于以国民党军被歼，解放军胜利而告结束。刘汝明由于在这次战役中善于保存实力，执意要守“中心”不打外围，所部损失不大。在撤退时，刘汝明又令我向顾祝同要求第四绥靖区先期过江，不得作为最后掩护部队，顾只好忍痛同意。刘部于1949年2月由荻港等处先期过江，到达了芜湖等地，又沿长江防线担任了新的守备任务。
刘汝明一心事蒋
淮海战役期间，由于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刘汝明也一度受到徐州“剿总”刘峙的怀疑与注意。在1948年12月的一天晚上，五十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陈玉书因事从前方回蚌埠军部，并带了一个特务排同来。当他们乘车行至蚌埠西北附近的铁桥时，警备部队(九十六军)令其停车检查方能放行，陈未理睬，汽车—冲而过。陈玉书本是未将后方部队放在眼中才有此举，不料却引起“五十五军叛变了”的谣传，纷纷扬扬，煞有介事。第四绥靖区政治部主任罗春波即向南京的邓文仪传话，南京一时风声鹤唳也紧张起来。一天早晨，刘峙和李延年同来看望刘汝明。待他们走后刘问我：“你知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吗?”我摇了摇头，刘说：“据我的卫兵报告，昨晚警备司令部派了一个营秘密监视了我们一夜，拂晓才撤去。他们真太胆小了，这么一个营管什么用!”随后令我去南京，将这里发生的情况面报蒋介石。我见蒋后，蒋听了我的报告说：“一切有我，告诉他(刘汝明)不要管这些。”很快，向南京传话的罗春波被撤职，由王维绩接替第四绥靖区政治部主任职。刘汝明的胞弟、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在传言最盛之时十分不安，曾电请南京军统局委其为该局设计委员，以定军心。军统回电说，前方现役高级将领本局不便委任，兹委第四绥靖区副参谋长李诚一为本局少将设计委员，代替贵军长言事。后来我在南京见到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他对我说：“凡是刘氏兄弟有任何困难和要求，他们不便说的由你代替说。”可见当时蒋介石以及军统局对刘汝明、刘汝珍是很放心，也是十分器重的。
刘汝明对蒋始终忠心耿耿，共产党曾设法对他几次进行策反均未成功。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孙良诚部师长王清波以及第八十—军的参谋处长贾本甲曾派人送信来，分致刘汝珍及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后在江西起义)，敦劝他们起义。刘、葛二人将信交给了刘汝明，刘汝明便展览似地将信拿出来给大家看。1948年12月间，孙良诚被俘，在就地学习时派人持信到蚌埠，劝刘起义。刘与其第二处处长陶纪元(原孙良诚的军法处长)商量，决定借此机会将孙良诚“骗出来”。他令陶纪元写回信说，须孙亲自来蚌埠“共商大计”。他将回信交来人带走，把此计划告诉了刘峙，刘峙自然同意。孙良诚与刘汝明风雨数十年，深知刘的为人，接信后便领其意，在取得解放军的同意后，又派人赴刘汝明处商定了渡河地点(刘汝明之子刘铁钧团防地)及时间。原来孙良诚准备只身前往，临行时王清波及在孙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周镐亦执意同去。孙良诚劝周不要去．说：“刘汝明和我几十年袍泽关系，共患准，同生死，我个人去就行了，绝无问题。”但王、周仍要同去，只好3人同行。在会面地点，不仅有刘汝明等在那里，刘峙因不放心也亲自等候，本来知道只有孙良诚一人来，没料到王清波和周镐同至，刘峙即命人将王、周二人带走，令孙良诚随刘回总部。王清波和周镐以后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刘汝明曾派我去找毛人风，保孙良诚为国防部参议，免周镐一死。当我向毛提出后，毛人风严厉地问：“他也保周镐么?”我见气氛不对头，只好说：“孙刘二人数十午患难袍泽，当然保孙是主要的。”这样毛人凤表情才有所缓和。后来孙果然得委国防部参议。在这种事情上，刘汝明要比冯治安有胆量。
在1947年期间，原任二十九军参谋长的张樾亭据说因卖给解放军枪枝被南京通缉，避居于冯治安处，不久冯因怕受牵连让张到开封投奔刘汝明。刘汝明让我照顾张樾亭，以至于就在刘的眼皮底下，张的共产党员的弟弟和家庭教师自由来往出入，没出一点儿问题。
刘汝明虽然追随蒋介石参加内战，但他并不希望以自己的实力去和共产党拼，而是希望“中央军”和解放军去拼，让他们两败俱伤。当孙殿英在汤阴城内与解放军激战时，我和刘汝明及参谋长杨然正看作战地图，刘汝明脱口而出说出了一句：“哼，共产党应该打黄埔学生，打这杂牌的孙殿英干什么！”话音未落，突然想到我在一旁(我是黄埔学生)，看了我一眼，顿时满脸通红。
就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已快全线崩溃之际，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在电台广播中指名号召刘氏兄弟及曹福林等人及早起义，投向人民，指明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为他们干了几十年，仍不过是杂牌军而已等等。刘汝明在广播稿播发前就知道此事，曾邀我一同听，我未去。次日晨我们俩共进早餐时，他将内容详细告诉了我，我未表态。良久，他说：“这些话何尝不是真的呢?他们(指何应钦、顾祝同等)总是把我们当杂牌看待。不过蒋(介石)先生个人对我还是不错的。生我者父母，培育我者冯（玉祥）先生。现在冯先生死了，李德全又算什么！若冯先生还在，我今天只有不干了，两方都不得罪。现在……”言外之意是要跟着蒋介石干下去。
此后不久，刘汝明为进一步扩充实力，要我去南京见顾祝同，要求再增加6个团的番号。因为杂牌军每师均比“中央军”少一个团(杂牌军2个，“中央军”3个)，刘要与“中央军’，一样每师辖3个团。我到南京后曾找军务局长俞济时和毛人凤谈过，他们都同意。又找顾祝同谈，顾并不愿意再让刘汝明增加6个团，但却不得不答应，于是就说：“现在兵员困难，须自己去设法征兵。”我即在南京电话告刘。刘汝明遂令所部就地抓兵，弄得蚌埠、合肥一带鸡飞狗跳。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有—次和我闲谈时说：“我的那些老粗们真是闹笑话，合肥县一个村镇的士绅们请当地驻军的营团长们去吃饭，非常丰盛。岂知吃过饭后这些老粗们把大门一关，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伙夫杂役统统抓走充了军，闹得百姓哭天喊地，绅士们瞠目结舌，莫知所以。”由此可见刘汝明征兵扩军之一斑。
失败赴台
刘汝明在渡过长江，安排好防地之后，即于1949年1月19日向顾祝同请假4天，赴上海探望他的老母。时过40多天刘仍未回防，顾祝同多次打电话催他速回，他就是不理。顾祝同无奈，只好派我去上海请他回来。我到上海见刘后，刘表示只听蒋介石个人的命令(蒋当时因国民党军淮海战役中失败下野回奉化了)，别人不能指挥他。刘令我去奉化见蒋表示这个意思，蒋听了后当然还是要刘回防。3月中旬刘汝明动身返前线，在路过南京时拜见了李宗仁 (任代总统)，白崇禧也在座。白曾对刘说：“我们应为生存而战。”刘汝明根本不买他的帐，在这种时候谁都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告急的时候，蒋曾令白以一个军驰援，白未受命出兵，现在对刘大谈什么为生存而战，无非是让刘充当炮灰，刘岂能不知。
刘返驻地不久，便担任了第八兵团总司令，仍兼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总部驻安徽省青阳县。以五十五军部署于铜陵以西，六十八军置于九江以东，中间是九十六军(归第八兵团建制)。淮海战役后，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在一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曾忧心忡忡地问我：“刘汝明的子弟兵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意即刘部不会象其他军队与解放军作战一触即溃吧。刘汝明的实力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雄厚的，淮海战役中末受什么损失，又增加了九十六军一个军的兵力，因此他受到了国民党军高层人物的重视，连何应钦、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样一向对杂牌军不屑一顾的人物，到这种时候也必须倚重于刘了。
1949年4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李益智的电话，得知在其右翼的第八十八军与解放军接上关系，解放军已经渡过江了。刘汝明立即下令所部全线撤退，直至皖南屯溪才停下来，与我和参谋长杨然研究继续撤退的路线。杨然主张向广西方向撤退，我主张向福建方向撤退，刘汝明也是想退往福建，于是最后决定向福建沿海撤退。刘汝明率五十五军翻山越岭，于6月初抵达龙岩和漳州，沿途汤恩伯、顾祝同、朱绍良(福建绥署主任)令其在闽浙边界阻击解放军，刘均置之不理，除与阻击的少数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外，便是一股脑儿地南撤。
六十八军在南撤途中，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率全师起义，副军长王振声和参谋长杜允中也随同起义。余部一一九师及一四三师受到解放军进攻，损失惨重，该两师师长张勋亭和阎尚元被俘，军长刘汝珍率领仅余的一个团和一些零星部队逃到福建建瓯县，与五十五军会合赴漳州。第九十六军撤到福建后，也被击溃。
刘汝明在所部全部到达龙岩地区后，即赴台湾住旬日，回漳州后对我说：“他们(顾祝同、朱绍良等)都是些外行，有10多个电报说我叛变了，大总统不信。殊不知我到此地是为大总统守大门的。”
迄至9月份，汤恩伯任闽南总司令，以刘汝明为厦门防卫总司令。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之一一九师刘铁钧部守备厦门，刘汝珍率所辖之一四三师残部及八十一师孟恒昌部守备漳州。未几，解放军叶飞第六兵团在解放福州后乘胜南下漳厦，击溃刘汝珍在漳州的防守，刘泅水逃往厦门，残部两个团急待厦门总部派船接渡到厦门，但厦门警备司令毛森将所有船只控制了，未能及时开往，该两团即被解放军全歼。刘汝明大怒，声言“毛森贻误战机，应予以枪毙”。汤恩伯当即下令撤消毛森警备司令职务，由我兼任。我认为此时接职是火中取栗，辞而未受。
解放军很快发动对厦门岛的进攻。厦门守军除刘汝明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的残部外，还有汤恩伯率领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汤总部的后备部队一一六师(师长叶会西)及蒋纬国从台湾带来的7辆坦克。解放军善于夜战，经过7夜激战，七十四师李益智部的一个团被解放军驱赶出大陆。这是国民党军最后逃离大陆的一个团。在这前后，蒋介石乘兵舰由台湾到厦门，随行的有谷正纲、俞济时及侍从秘书曹圣芬。蒋在刘的总部说：“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打了这样一仗，本主席是以自豪也。我现在不当大总统了，可还是革命领袖，革命领袖比任何人权力都大，任何人都应该听我的……”谷正纲接着说：“李宗仁也应该听革命领袖的。”蒋介石这样说的意思一是说明他不准备放弃权力，二是对刘慰问有加，表示他相信刘汝明。
10月16日拂晓，少数解放军在一八一师(师长刘兴绍)防地登陆，我们问刘如何处置，刘生气地说：“尹俊的一个团已由金门到厦门，昨晚汤恩伯没有通知我又调回金门。李益智打仗向来不怯阵，昨晚叫喊得很凶。算了，下令撤退！”他当即以电话命令部队全部撤退，渡海到金门去。实际上李益智率七十四师起义了。他的参谋长许文钦在1947年守备兰封时被俘，接受教育数月被释放回七十四师。李益智的起义即是由许策动的。
l7日拂晓，汤恩伯、刘汝明乘小艇赴金门，我去送行，他们劝我一同走，我说原来答应与杨然参谋长同走，而他当时还未得到走的通知，只能晚走，刘遂嘱我：万建藩副总司令处还有小艇，可与杨然一同到金门。待我通知杨然后，海浪忽然大作，万建藩的小艇即刻开走了。后来我虽然又找到一条小艇，并且已经上了船，但思前想后，考虑到家有70老母和妻室儿女，境况又十分贫困，不忍就此离去，遂又下船，径直回到厦门，第二天便到解放军军管会登了记。18日，汤、刘由金门派船将所有的残余部队万余人接运到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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