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成文与朝鲜停战谈判揭秘
朝鲜战场开始最初的外交官生涯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遂平。1936年他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遂平组织平津流亡同学抗日促进会。同年入西南联大，后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1年任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起，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长，柴成文成为战争熔炉锻造出的“老情报”。全国解放了，“老情报”转型成为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柴成文离开重庆赴北京报到。同一天，朝鲜半岛爆发内战。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参战朝鲜。同一天的深夜，周恩来在西华厅接见了柴成文，同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这次紧急召见改变了柴成文的航向，他的人生大书也因此更为传奇与精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宣布参战朝鲜，而且派海军霸占台湾，并公开表示要大力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从而完成在亚洲下一步侵略行动的部署。这样，朝鲜问题就与台湾、与整个远东问题连到了一起。周恩来告诉柴成文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要尽快把驻朝使馆建起来，“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已有什么意见？”虽然事先完全料不到自己会将赴柏林改为赴平壤，然而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尤其是战火就要烧到边境，柴成文立即回答：“总理，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周恩来对柴成文说：“美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作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倪志亮同志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略作停顿，周恩来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其他人员由志坚同志负责挑选，汉夫同志帮助他们作准备，争取尽早出发。”经过紧急筹备，几天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除柴成文之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因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50年7月8日清晨，周恩来接见了当晚即将出发的柴成文一行，对他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他说：“朝鲜同志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只要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朝中两党、两国军委之间的联系，多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及时报告战场情况的变化。”柴成文一行人7月10日早晨到达平壤。金日成当天就接见了柴成文，并指示有关部门立即为中国使馆架通直线电话，让柴成文有事随时找他，还指定专人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8月12日，大使倪志亮身体尚未痊愈，即抱病赶到平壤上任。
9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遭到否决。其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或发出警告，希望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而，一切基于和平的声音都无法阻止侵略者的勃勃野心，朝鲜局势异常紧张。9月2日，柴成文接国内电召即刻回国汇报工作。和倪大使、武官朱光、参赞薛宗华等人一起商议汇报内容时，柴成文提出敌人很大可能将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判断，经过讨论其他人同意这个看法。两天后，倪大使和柴成文又争取和金日成见面，了解了一些前方情况。9月5日白天，柴成文动手整理所有了解到的朝鲜战场有关情况，写汇报提纲。还没来得及写完提纲，柴成文即紧急回国，于7日凌晨回到北京。
9月8日下午，柴成文即向代总长聂荣臻作汇报。其时，朝鲜人民军正与美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对峙，战局已处于相持状态。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与轰炸沿海港口。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地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部队调回日本，准备编组新的陆战师。“美军已在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以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而拉开反攻的帷幕”。不等柴成文继续汇报，聂老总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柴成文认为登陆地点很可能在仁川，“仁川，是汉城的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至关重要。拿下仁川，敌人可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部队相互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几个小时的汇报过程里，柴成文侃侃而谈，聂荣臻则在关键处提出问题。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荣臻将汇报提纲拿过去，说要呈报毛主席。柴成文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提纲是匆忙手写的，有些潦草，提出自己马上重新抄写一遍再上报。聂荣臻说不必重抄。当天，这份提纲匆匆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请周恩来约柴成文具体一谈。当日深夜，周恩来亲自听取柴成文关于战况的汇报。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难以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顶下去，十分不利。周恩来问道：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由此可见，这时中央最高领导可能已预见北朝鲜将会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时不久了。时隔一日，林彪找柴成文汇报，他提问：“如果战局逆转，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果然，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洛东江前线的美军也转入反攻。朝鲜形势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中国政府更加密切地关注着朝鲜半岛局势。9月20日，周恩来再次召见柴成文，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他们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这5人系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通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征得金日成同意，与柴成文一同赴朝工作。周总理宣布“入朝先遣小组”的任务是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之后说：“在中央就出兵朝鲜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宜用其他名义，你们对外均为大使馆武官，由柴成文同志安排一切。”9月27日，柴成文一行乘专机飞到沈阳，再分乘5辆吉普赶到平壤，金日成给5名“武官”批准签发了委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这时，敌人已基本占领了汉城，情况已很紧急。先遣小组原定去汉城的只好改变路线。据柴成文回忆，先遣小组在朝鲜前后有两周时间，由于情况紧急未及回使馆汇报便直接回国了。
10月1日深夜，柴成文与倪大使被金日成紧急召见。在首相官邸，金日成向他们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后来，柴成文才了解到，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倪大使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10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后讨论中国是否应有军事举措。然而就在10月4日这天晚上，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局势发展令人焦灼。朝鲜人民军仍在向北撤退，而越过三八线的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开始大举向北推进。10月5日，经毛泽东提议，彭德怀受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平壤陷落。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朝中边界的界河——鸭绿江。
平壤告急时，柴成文和倪大使携带电台和少数工作人员，按照金日成指定的地点撤到熙川，继续保持朝中两党之间的联系。10月14日，倪大使因哮喘复发，经国内批准，返回北京治病。柴成文接18日国内急电，赴德川金日成处转报志愿军及彭德怀入朝一事。后为安全考虑，金日成将与彭德怀会面地改为大榆洞。20日凌晨，柴成文在大榆洞见到了先于大部队入朝的彭德怀，得知彭总将指挥部甩在身后，仅带着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进入朝鲜，柴成文不禁连连后怕。看到眼前一身粗呢黄军装的彭总面颊消瘦，一头短而硬的花白头发，却有一种天生的英雄豪气，柴成文又敬佩不已。
彭德怀匆匆洗脸后，急切地向柴成文询问前线在哪里，朝鲜人民军指挥官在哪里。柴成文一一作答，并介绍了目前的战局情况。大敌当前之际，急于了解战场情势的彭德怀先于自己的士兵深入到变幻莫测的战场，而战争另一方的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此刻正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东京豪华官邸里享受着奢华生活。主帅如此，难道胜败不在其中？柴成文和彭德怀在那间草房里一直交谈，天亮时出来散步。走在通往大山里的田埂上，彭德怀突然问柴成文带没带剪刀之类的东西。柴成文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待彭德怀把自己的左手袖口亮出来，柴成文才恍然大悟——彭德怀的粗黄呢旧军装袖口已经磨破，长短不齐的线头露出来，还挂着一块布条，确实“不雅观”。况且，他一会儿要去见的是一国首相，于国礼也不符。于是，柴成文从裤袋里掏出一把指甲刀，给彭德怀的袖口进行“修剪”。可是，指甲刀作用不大，尽管彭德怀和柴成文努力“修剪”，袖口依然一副破烂模样，彭德怀索性不再理会了。
2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首次会面。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开始了3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并最终使战争停止在了它发起的地方。以后，柴成文两次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并多次参加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军情要务的会晤，彭德怀与金日成商议重大事宜的电报也由柴成文亲自转报。
1955年，柴成文出使丹麦。1年以后回到军队，任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1961年晋升少将。离休后，柴成文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历任朝中友协副会长、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副会长等职。
“开城谈判”使小小来凤庄名扬世界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747天，称得上是一次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漫长的停战谈判。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创造了两项历史纪录——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和持续最久的武装休战。时至今日，一条240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仍腰斩着朝鲜半岛，将这个民族一分为二。
从1950年10月25日发动第一次战役，到1951年4月22日的第五次反击战役，朝中两军将士浴血奋战，给傲慢不可一世的美军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了美军、南韩军一切攻势，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逐渐认识到武力统一朝鲜已不可能，如果继续打下去，美国将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之中。当时的美国国内更是异常混乱，国会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美国公众也对当局不满，它的主要盟国则担心美军深陷朝鲜从而削弱在欧洲的力量。1951年4月9日，杜鲁门下令撤销了顽固主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命令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杜鲁门通过苏联把想要谈判的愿望间接地传到了北京和平壤。中朝两国领导人经过磋商，认为这虽然可能是美国的缓兵之计，但也不应放过和平的机会，决定同意谈判。
停战谈判的结果关系到重大利益，因此双方都选派精兵强将组成谈判班子。根据协议，交战双方的谈判代表团各由一名首席代表及4名代表组成。
朝中方面直接出面谈判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金日成还指派了代表李相朝和张平山。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中共同组成了“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根据两国高层的协议，联合代表团由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领导。李克农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
“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先是指定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为首席代表，接着又推荐乔埃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远东空军司令克雷奇少将、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为代表，南朝鲜方面的代表是第一集团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谈判开始前，双方分别指派联络官先行通气会晤。毛泽东来电确定柴成文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联络工作，中校名义。同时，根据李克农建议，原名“柴军武”改为“柴成文”。改武从文，柴成文名字的变迁印证了他人生的这段传奇经历。
当时，柴成文没有军装，只好借穿解方的一套军衣参加7月8日联络官首次会议。前一刻，还是搏命的对手；这一刻，却要商谈和平——谈判双方自然互相提防，高度警惕。柴成文记忆犹新的是，南朝鲜联络官李树荣就位时竟一屁股坐空，摔倒在地，可想其多么紧张。当时，柴成文是现场唯一一个露出笑容的人。看到对方紧张，柴成文反而放松下来了，面对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等谈判对手，他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首次在开城举行，谈判地点位于三八线上朝中控制区域内开城的来凤庄，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此后在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坐标。柴成文回忆，谈判大厅里东西向摆放着一张铺着绿色呢布的长方形条桌，长条桌南面坐着对方的5名代表：中间坐着其首席代表乔埃，乔埃的右手边坐着白善烨、霍治，左手边坐着克雷奇和勃克。桌子的北面是朝中方代表：中间坐着首席代表南日，南日的右手边坐着邓华和解方，左手边坐着李相朝和张平山。双方代表的背后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朝中方面的条件是两国政府共同商定的：一、尽快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以三八线为界停火，双方各后撤1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并尽快遣返所有战俘；三、尽快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而“联合国军”方面达成停战的最低条件是：一、由双方人数相等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在全朝鲜自由行动监督停战。在该委员会发挥效能之前，停战协定不生效；二、以双方所占的阵地线为基础划定停战线，并在线两侧设20英里的非军事区；三、双方停战后不增加军队与装备；四、以一对一原则交换战俘。
谈判伊始，双方就陷入僵局。开完第一次会议后的第2天，在受到记者们提问质询的压力时，美军谈判代表便把这股子气转移到埋怨朝中方在联络官会议上拒绝了他们所提“沿着金川—开城—汶山公路建立一道10英里的中立区、双方武装部队让出开城”的建议。柴成文说，参加谈判的美国将军们大摇大摆在世界各地闯荡惯了，到了开城，最令他们难受的是谈判是在朝中方所控制的地区举行，警卫也由朝中方负担。“这让他们认为没有‘同等的出入自由’，没有‘享受平等待遇’”。柴成文承认，确实是由于代表团没有经验，处理这个问题时有缺陷，为此还曾遭到周恩来的批评。后来，朝中方采取主动，与对方达成了一个会场中立区的安全协议，排除了这项干扰。
在继续讨论议程的会议上，对撤退外国军队是否列入议程问题上又僵住了。于会场拒绝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也分别在会外声明拒绝把撤军列入议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朝中方代表在谈判现场逐一驳斥了对方拒绝将撤军列入议程的无理论点，然后提出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列作议程，把撤退外国军队提到停战后另一个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朝中方的原则性建议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三八线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南北两方原有的军事分界线，这已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公认。可是美方竟拒绝朝中方的主张，他们提出“海空优势论”，即他们在海空中保持的优势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要得到补偿。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方案”，他们不动一枪，不伤亡一人，就可以使朝中军队从自己的实际控制线退出1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无理要求自然遭到朝中谈判代表的严辞驳斥。1951年8月10日下午的一次谈判会议上，南日将军曾批驳对方“海空优势补偿论”、“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如果按照你方的逻辑，我方强大的陆军不是更应该得到补偿吗？是否可以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洛东江附近呢？对方谈判代表理屈词穷，只好沉默不语，引出了谈判双方相对默坐132分钟的故事。
之后，周恩来8月13日作出判断，对方的意图是就地停战，但又不愿自己提出。原来，5次战役之后，在临津江以东“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之志愿军在以西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积稍大，所以他们认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自己就吃亏了。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原则僵持不下，后面的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眼看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对方竟然威胁朝中代表团：“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并在刚刚达成安全协议的会场区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事件，一直发展到8月22日轰炸朝中方代表团驻地，迫使谈判中断。柴成文记得，当时毛泽东指示代表团，“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
对于对方的蛮横态度，朝中代表早有预料。彭德怀在布置谈判时要求志愿军有关人员：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很显然，美国对于这样的谈判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打败时想谈，谈判得不到便宜时又想打。
于是，战火重燃，1951年8月18日，美国地面部队发动了“夏季攻势”，空军也加强了从7月下旬开始的所谓空中“绞杀战”。但遭到朝中军队的狠狠还击。朝中军队在战场上连战连捷，给敌人造成巨大杀伤，使参加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无心恋战，美国国内也怨声载道。美联社记者观察战争现场后发现，“美军再次被手榴弹和步枪火力挡住了”。在战场上连续溃败的“联合国军”不得不被逼着在谈判桌上找出路。
“谈时想打，打时想谈，想打时横施压力，想谈时又羞羞答答”，柴成文说这便是谈判代表团成员观察对手心态的评语。谈判以来，美方在会场内的违约事件不断，包括轰炸朝中方代表团驻地在内，他们都矢口否认。可是到了9月10日，美方却对美机一次入侵中立区但未造成损失的事件连连道歉。21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可是，真要回到开城谈判会场时，美国将军们又迟疑了，提出了改变会场的要求，遭到朝中方代表的拒绝。于是，9月29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了“秋季攻势”，在西线以迂回开城向朝中方施加压力，结果到10月8日即付出22000人的伤亡代价，转而又向金城以南地区进攻，又付出了17000人的伤亡代价。
据柴成文回忆，杜鲁门和艾奇逊说服不了好战的美国将军们，只好通过美国大使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转达希望与朝中方重启谈判的愿望。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对李奇微建议改变会址的来函作出答复，严肃指出“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事件决不是迁移会址所能抹去的”，并建议将会场移至板门店。
“板门店签字”终结半岛战争风云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谈判在位于朝鲜半岛三八线中间的板门店复开。因为开城属朝中控制区，美方要求把新会址迁到不在任何一方单独控制下的地区，而板门店恰好位于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中间，从而被双方所接受。当时谈判室就建在军事分界线上，谈判桌的中线即为军事分界线，双方谈判代表从各自的门进出，坐在各自的一方椅子上而不越分界线，这是世界史上没有先例的特殊谈判方式。这次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调整，朝中方面以边章伍代替邓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对方李亨根接替白善烨。
1952年4月，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美国远东军兼“联合国军”总司令。当年5月，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哈里逊接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美联社在描写克拉克上任后的处境时说：“克拉克手里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药蛋。这个山药蛋太烫了，拿不好拿，丢又丢不得，因为丢出去可能又惹事生非。”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好不容易才解决了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等问题。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已徒有形式。当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资本，把“烫手的山药蛋”丢给下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意哈里逊，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中断谈判，堵死了达成停战协定的大门。
板门店是中立的会场区，本应得到双方的尊重和维护，但傲慢、无信的美方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多次炮击会场区，派特务渗透，更多的是派飞机侵入会场区。谈判破裂期间，美机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会场区的中立地位。柴成文分明记得，那时美机经常低空飞越会场区上空，对周围朝中方阵地轰炸、扫射，站在会场区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为此，双方安全军官频繁地在出事地点会晤，进行联合调查，以确定事实真相，但每次美方都赖得一干二净。
谈判中断，思乡之情也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柴成文说，每当有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有自己的信件。令柴成文没想到的是，继乔冠华的夫人龚澎来探亲后，他的夫人及解方的夫人也接电报特来板门店探亲。原来，他们夫妻相聚于谈判战场是细心的李克农安排的。亲人们的到来，使柴成文和其他参与停战谈判的工作人员感受到原本冷清的驻地有了些生气。
“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发起了“金化攻势”，出动6万多兵力和18个炮兵营，176辆坦克，并出动3000架次飞机对志愿军五圣山附近两个重要阵地攻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昼夜的顽强抗击，尽管敌人倾泻炮弹190万发，志愿军的阵地却岿然不动，并歼敌两万余人。另外，朝中军队第一线部队对所选好的目标（第一批18个、第二批23个、第三批14个）除4个没有拿下之外，均达到了“攻必克、克必歼”的要求，共计歼敌27000余人。
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我们是要和平的……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么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这个表态让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很着急。因为美国人希望停战，美国政府也拖不起了。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这项符合美国人民愿望的诺言在他击败对手的竞选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使他立即赢得了广泛拥护。
朝鲜停战谈判迎来了转机。艾森豪威尔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头年12月通过的一项倡议，指令克拉克于2月22日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4月26日，中断6个月零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并于6月8日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只待技术工作做好后签字了。是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李克农，慰问代表团全体成员。柴成文说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可是，艾森豪威尔摆脱这场战争的决心与李承晚反对恢复谈判、要求美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在美军某些将领的支持下，李承晚利用战俘营由他的军队看管的条件，于6月18日以“就地释放”为名，劫走了27000名战俘，其中绝大多数战俘后被胁迫至台湾。这一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了朝中方面的极大愤慨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已经从北京到达平壤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推迟签字，要求再歼李军15000余人。毛泽东当即指示：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再歼李承晚军万余极为必要。彭德怀说：“我一定会来的，这个李承晚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
为了打击李承晚的气焰，1953年6月25日，憋着一股劲的朝中军队发动了金城战役。以金城地区为主要目标在宽达200公里的正面上开始作战行动。强大的金城反击战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也是停战协议签署前的最后一次战役，歼敌7.8万多人，收复失地178平方公里，把军事分界线又向前推了300多平方公里。克拉克认识到，如果再拖延停战谈判，对美方来说，损失将会更加惨重。因此，在金城反击战役结束不久，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里逊奉克拉克的命令，不顾李承晚的反对，要求尽快与朝中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柴成文回忆到这里，显得特别激动，仿佛回到当时谈判桌上。他说，经过艰难斗争迎来的和平时刻终于来临。经过两年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朝鲜停战终于看到曙光。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不寻常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新修建的大厅举行。柴成文的印象里，签字大厅可容纳200余人，呈“品”字形，南北长，东西短。东端设小方桌一张，放着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议文本。小桌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上面分别置有朝鲜国旗和联合国旗帜，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大厅南北各开一门，供双方代表团各自进出之用。双方人员分南北两边面向而坐。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员居后排。凸出的部分是记者席，正好面对签字桌。
11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步入大厅。两位首席代表就座后，便在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个文本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再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10分钟。记者席上一片按快门声和镁光灯的闪亮。“大功告成”之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其中哈里逊在他协议上的签名为“海立胜”。按照双方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当天，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7月27日下午，彭德怀来到了开城来凤庄。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他在李克农陪同下步入办公室，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签字后的克拉克面对中外媒体的采访，沮丧地说：“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而彭德怀的声音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为何朝鲜停战协议最先是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订并生效，柴成文说这是根据李克农的提议。停战协定签字的头一天，李克农考虑到李承晚会不会破坏签字，甚至是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被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意见立即得到大家的重视。经过反复研究，李克农建议放弃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双方首席代表一旦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送签建议立即得到了北京的同意。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
历时74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以朝中的胜利落下帷幕。那一年，柴成文38岁。这一天，柴成文盼了无数个日夜。1953年7月27日22时，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在军事分界线上，在整个朝鲜，枪炮轰鸣声停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朝鲜停战后，柴成文又担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5年1月下旬才回到国内。
对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人来说，尽管他们知道面对的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谁也没想到竟会一谈就是747天。是什么原因使停战谈判延长这么长时间？柴成文一语中的：“主要是美国没有诚意！”柴成文分析说，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是当时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遭受到我志愿军的狠狠打击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
柴成文深有感触地说：“朝鲜停战谈判的胜利，是新中国外交谈判史上的首次胜利。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政府珍视和平，和平压倒一切，正义之战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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