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罗伯特-格兰姆AND诺奖精子库

值得一提的是，当塑料眼镜片发明家、百万富翁罗伯特-格兰姆在1980年创建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时，肖克利是第一个捐精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为此捐精的。然而，肖克利关于白人的遗传素质要高于黑人的观点给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打消了其他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捐精念头。
及至1983年, 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称有19位经常捐精的天才,包括肖克利及另两位匿名的诺贝尔(在科学方面)奖得主. 格兰姆于1997年辞世, 两年之后, 该精子库被其子女及遗孀关闭, 关闭时捐精者还包括一些体育名人。 该精子库至关闭时, 共有几百个妇女接受了精子,产生了218个小孩。
二十多年后, 英国《卫报》记者普劳茨(David Plotz)对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小孩进行了采访, 发现他们和普通小孩毫无二致。 之后, 普劳茨写了一本书,《天才制造工厂---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诡谲历史》。书中还描述了作者本人作为一个精子库的供精者的经历, 读后令人忍俊不禁.
令人玩味的是，国内在某些大城市竟也出现了类似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名人精子库”。几年前，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广东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时，部分常委会委员建议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硕士的多生一个孩子，以提高广东省的人口素质。这个建议与格兰姆的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质问过此措施的任何生物医学证据。
肖克利的后期经历表明，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改行转入一个与自己专业大相径庭的领域是多么不易。而如果改行研究又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及政治偏见，且罔顾客观事实，则所得结论很可能令人嗤之以鼻，贻笑大方。同时，如果社会及经济政策仅仅根据诸如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科学精英的一家之见而制定，将会多么不可思议。诺贝尔奖得主精子库的无疾而终，也证明天才未必出天才。
话说美国富豪葛莱姆担心美国人种质量恶化，而于 1970 年代末出资成立精子银行；他的理想是：收集并保存当代天才人物的精子，提供给健康、聪明的不孕夫妻，以孕育出更多的天才来。至于葛莱姆心目中的天才，是像华生、克里克一类的科学家，或是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同时，他们还必须是白种人。像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观念，当然是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对葛莱姆这个人多些了解。
葛莱姆出生成长于密执安州北部、面对密西根湖的一处避暑胜地：港泉镇；该地号称拥有全美最干净的空气(从湖面吹来的西风不带任何花粉及灰尘），中西部的有钱人家都在此拥有暑期度假别墅。葛莱姆从小就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当杆弟，看多了有钱及成功人士，也培养了他的野心。葛莱姆日后回忆道：「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没有什　工作要比当杆弟拥有更多接触杰出人士的机会；你可以学到他们思考与谈话的方式，也可以知道他们关心什　以及有些什　缺点。」
由于有这样的成长经验，葛莱姆也一心想要出人头地。他自律甚严，不烟不酒不赌，甚至连咖啡也不喝。他曾经学习声乐八年，但未能成角，因而改行学了验光及配镜学。这是门实用的学问，挣口饭吃不成问题，想要致富可不容易。但葛莱姆针对传统玻璃镜片易碎的缺点，致力于塑料镜片的开发。在自行创业，并投入所有老本后，终于取得成功。葛莱姆不单被称颂为「安全眼镜之父」，还因此致富。
然而，葛莱姆并不因此感到满足，他对于美国的民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抬头，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低下阶级的美国人生育过多，聪明之士反而实行避孕，导致美国社会的整体智力下降。他曾写道：「高智商基因的消失，是人类本质的斲伤，特性的挫败。如果像牛顿、华盛顿或林肯这种人没有子嗣、才女成为老处女的话，乃是生物的大悲剧。」由此片段，不难看出葛莱姆的使命感何在。
葛莱姆不只是个理想家，还是个实践者，也有财力做后盾。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说：「试想，如果拉瑟福德或巴斯德有 20 个或更多子嗣的话，对科学的进展会有多大影响；如果能让爱迪生多生几个孩子的话，对社会将有多大贡献。」1978 年，葛莱姆将他的公司以美金 7000 万卖给了 3M，正式从职场退休；在酝酿了将近 20 年之后，他终于可以着手实现他的理想。那一年，他已经72岁了。
葛莱姆给他的精子银行取名为「精种选择储藏所，但他经常称之为「天才精子银行」，只不过他对于天才的定义相当狭窄，他只看重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科技才能，至于艺术才华、心理洞见、政治圆滑等本事，并不在他的考虑。在葛莱姆心目中，当代的科技天才，非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莫属，因此他的头号征求对象，就是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葛莱姆的精子银行于 1980 年 2 月 29 日正式开幕，当天的《洛杉矶时报》刊出了头条采访报导，标题是：「诺贝尔奖得主精子银行：增进人类基因池计划」，一下子攫获了全球的注意。撰写该篇报导的记者埃德温陈事前采访了葛莱姆，也打了无数电话给加州地区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求证；其中 12 位说不知道有这回事，另外10位则承认接到过葛莱姆的邀请，但他们都拒绝了。最后，陈联络到 1956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萧克利，萧长考了一阵，承认他确实是捐赠者之一。因此，陈确定了葛莱姆的宣称并非空穴来风，他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新闻报导。
萧克利是个争议性的人物，他因参与了晶体管的早期发明而获颁诺贝尔奖，但他不算晶体管的真正发明人。他是最早将晶体管带到加州成立半导体公司的人，可说是加州硅谷的创始者；但他的公司却不成功，反倒是他最早招募的一批人员，自立门户后，成立了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公司，也才真正造就了硅谷。然而萧克利造成的最大争议，在于他是个彻头彻尾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他坚信智力测验的科学性，以及黑人智商普遍低于白人的发现（他没有想到智力测验具有潜在的阶级与文化歧视）。他公然鼓吹优生学，并呼吁政府补助智商不足者进行绝育手术；他无视反对者的示威，到处巡回公开演讲及进行辩论。因此，萧克利会认同葛莱姆的做法，并捐赠精子，并不让人讶异。
问题是：葛莱姆的这项实验，究竟成功了吗？到底「精种选择储藏所」在将近 20 年的存在历史中，制造了多少「小」诺贝尔奖得主？根据《天才工厂》一书作者普洛兹，其结果可是令人扫兴：一个也没有。一开始，葛莱姆确实收集到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子（包括萧克利在内）；但萧克利曝光后，引起的负面宣传使得另外两位打了退堂鼓，萧克利也变成葛莱姆的拒绝往来户。此外，还有个实际的原因：诺贝尔奖得主一般都上了年纪，并不是理想的精子捐赠者。因此，葛莱姆另起炉灶，在大学教授、研究员、医生、体育健将及商场成功人士中寻求捐赠对象（其中有几位「职业」捐赠者可是毫不杰出，甚至可说是骗子）。

至少，葛莱姆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礼遇捐赠者，请他们吃饭、送礼，但不付费；对客户也只收象征的精子保存费。他挑选客户，以保证其「天才精子」碰上「优质卵子」。但他对于精子银行这一行的最大贡献，是提供客户精子捐赠者的基本数据，除了祖籍、年龄、身高、体重、个性、嗜好、健康、血型外，还有皮肤、头发及眼睛颜色，职业及背景的简介等（不过其中多有夸大），打破了以往客户处于被动的黑箱作业。如今，这项做法已为所有营利的精子银行采用。
普洛兹从 2001 年起，追踪采访了十几位天才精子银行的「产品」，也帮忙其中好些人完成寻根的愿望；这些故事就成了《天才工厂》一书的骨干。甚至他自己还向一家精子银行申请成为精子捐赠者，亲身经验了一回。从书中的案例可以见及，多数寻求天才精子银行帮忙的家庭，比一般人更注重子女的教养，对小孩的期望也更高；同时，他们还多了一分希望与责任：这是「天才」的种，得更小心培育才是。
然而，这项实验所得出的教训也昭然若揭：人类智力的决定，是极为复杂的，成长环境与先天因素之间的互动，几乎无法分开；至于天才的出现，更是无从预期。寻求天才精子的妇女，追求的是一份肯定，但她们也都发现，子女的一切，常出乎自己的控制；这大概是生儿育女带给人最大的喜悦、惊奇与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