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大大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财政金融政策。 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通过几次物价斗争和“五反”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民自己的政府热爱掀起了建设的热潮，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重大问题上，运筹帷幄，有退有进，有理有节，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气慨大智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的。这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有些人的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在个别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的境况。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就曾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攻占张家口后，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对于在接管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且他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针，这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首先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在如说，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对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定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对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可见，党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就指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它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
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它国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总的来说，主要有“征用”，“代管”“转让”等。“代管”的对象主要是外籍经理出走后，无人负责的企业。大部分还是采用“转让”的方式，即外商将他们在中国的财产转让给中国公司，以抵偿他们在中国的负债。比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业都转让给了中国公司。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新中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其余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2、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这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不断指出我们应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了一代领袖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
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界的这些疑虑与困惑，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毛泽东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问道：“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时期在毛泽东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都是朋友，并且他还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毛泽东还特地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并且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
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报中写到“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
毛泽东还将电报中写到的“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上写了八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这时期对民族资本的态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让工人兄弟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业半失业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共700家，全部歇业，上海未倒闭的工厂，开工率也仅平时的20%，四川参加产联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失业人员已达400万人左右，还有不少是半失业的。
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以加重了失业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断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运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出号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在无法开工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工人、教员、职员们，则各尽所有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上海及各地失业工人之用。”这次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同时，除了社会救济以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1950年是工人失业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为止，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而经过社会救济的妥善安置，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已经得到救济，其中以工代赈78955人，生产自救74798人，还乡生产者62922人，发动救济金405775人，转业训练23157人，介绍就业81458人，共计727065人。
这样，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新政府的关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转，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满情绪也淡化了，以前对工会不信任，对政府不满，现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拥护政府。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许多新规章的出台，如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和《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
在旧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养家糊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设施十分落后的矿山、工厂工作，不小心就有飞来横祸，新中国建立后，一些旧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引发了一些工伤事故，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1950年6月21日，国家监委就发出处理河南新豫煤矿公司宜洛煤矿2月27日发生井下沼气爆炸造成伤及200人事件的通报，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法律或纪律处分，给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朱佩琼以警告处分，同时，政务院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规定了缴纳劳动保险金等具体细则。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1949至1952年这几年里随着生产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它巩固了新生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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